兴中会时期，1900年孙中山的活动最为丰富多彩，而致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为其中引人注目的大事。由于行动隐密，当时各种记载均闪烁其词，事后回忆又含糊不清，相互矛盾，以至于国内外有关著述或语焉不详，或彼此抵牾。此事涉及孙中山对内对外的方针策略及其政治属性，澄清动机过程等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孙中山的宗旨和策略，为分析判断其思想和活动提供依据。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孙中山致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主要有三说，即六七月间、7月24日和7月底8月初。
《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持第一说，其底本为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订，1912），编者注称：底本说明此件写于香港舟中（7月中旬），而《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文原本则谓在此之前，因而酌定。[1]后一书名即前引平山周书日文原本的标题，该书1911年11月出版于东京，平山周并未明确指出孙中山上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只是说“孙于舟中仍不忘此事”，致函港督。参照上下文，平山周至少这时认为上书卜力是1900年7月18日李鸿章北上过港之前所为。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根据《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名山出版公司，1944）的底本，将此事置于1900年6月间进行叙述，认为是何启按照卜力的授意，与陈少白密商，要兴中会领导人联名向卜力上书，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予以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孙中山在横滨得到电告，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陈少白约集在港兴中会领导人草拟上书，交由何启、谢缵泰译成英文，由孙中山等人具名后递交卜力。其时间过程的判断描述，显然是综合了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的有关记载。此说将平治章程的提出和孙、李合谋广东独立事联为一体，认为李鸿章最终北上及英国政府表示反对，标志着合作活动的中止，从而使得上书之举变得毫无意义。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看法与此大体相同。
7月24日说曾一度被学人普遍接受。台湾编辑出版的《国父年谱》《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大陆编辑出版的《孙中山年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均持是说。不过，台湾各书声称依据《国父全集》第1册，而《国父全集》仅记为庚子年，没有具体日期。《孙中山年谱》于是条页下注称引自《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2～56页，细读后书，亦未标明日期，所注当指内容，时间或者仍然依据《国父年谱》。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编辑《国父年谱》时，不知根据何种资料定出7月24日这一确切日期。对此《国父年谱》未加说明。
在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情况下，可以从上书的内容加以判断。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列举清廷“现在之凶顽”的罪状时，责以“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2]，当指1900年7月28日清廷杀害许景澄、袁昶之事。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致卜力书稿的拟定，不可能在8月以前。鉴于此，《中华民国史》第1卷（李新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的编者在叙述上书过程时，特意加以说明，认为上书的定稿当在杀许、袁事件发生后不久。这样一来，上书行动绝不可能在7月24日及此前进行。
对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一事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力求拨云见日，提出新见解者首推美国的史扶邻教授（后任教于以色列）。在1968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他充分利用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档案，参照各种资料，认真排比鉴别，最后指出：“何启的这个叫做‘平治章程’的声明，不是李—孙谈判的产物，而是孙中山后来通过何启向卜力提出建议的结果，是对总督上述建议的答复。”卜力与革新主义同情者的会见是在1900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上书及提出平治章程显然应在此后。不过，史扶邻教授缺乏进一步的资料对其观点加以充分论证，因此他谨慎地将自己的看法称为“暂时的结论”。[3]或许由于语言文体不相适应，以及对相关的史料史实缺乏具体认识，学人似乎没有把握住史扶邻教授分析陈述的要点和关键，许多参考过该书英文本甚至中译本撰写的论著，仍然沿用旧说。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伦倪霞博士1986年提交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4]认为，致港督书和平治章程发出的日期可能是1900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她对《国父全集》署期7月24日提出疑问，认为如果这是应卜力建议所写的请愿书，应在8月3日以后所写，但也有可能当卜力致函张伯伦时，该声明已经在他手中，不过要先了解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才能将声明寄出。
由此可见，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有必要依据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新史料，在史扶邻教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订和阐述有关的过程和细节，使之更加清晰准确。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时，根据有关资料，本来将孙中山签署上书的时间定于1900年8月中旬。不知何故，出版时不仅时间有所变动，而且将有关内容肢解成两截，“身首异处”[5]，变成7月17日和8月中上旬两次上书，容易引起误解。同时，签署文件不等于实际递交，其间变化甚多，限于《长编》的体例和篇幅，只能简略注释。而且此事牵扯的问题甚多，要想深入了解和说明，应有专篇详论。
二、两广独立
查证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时间，首先应当澄清此事与孙中山、李鸿章合谋两广独立活动的关系。要言之，这两件事虽然首尾相连，却没有直接关系。而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均将二者混为一谈。陈少白、平山周系当事人，冯自由则长期追随孙中山左右，还一度负责国民党历史资料的征集事务，他们的记述当然不能忽视。但是，上述三种资料均系事后回忆，大的格局不差，具体细节则不免疏漏舛错，相互抵牾，特别是冯、陈二人的文字，不当不确之处甚多。如陈少白所述时间前后颠倒混淆，他将上书事放在李鸿章北上之前，与联李谋两广独立相联系，又称“际此中央无主”云云，似指8月15日八国联军入京，清室西逃之后。至于冯自由的记载，有时将上书时间置于6月上旬孙中山离开横滨之前，有时又系于6月17日到达香港之际，莫衷一是。
将上书港督及提出平治章程与联李独立事相联系，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一，如前所述，上书言及7月28日清廷诛杀许、袁之事，而李鸿章7月18日已经北上，上书不可能预知未来。其二，尽管李鸿章北上后，孙中山并未完全放弃联李意图，但是，通观上书全文及平治章程内容，丝毫未提及联李之事，似不合情理。因为按照冯自由等人的陈述，上书及提出平治章程的目的，就在于联李谋求两广独立。其三，实现何启、陈少白等人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港督卜力，据史扶邻教授考证，1900年4月至6月，卜力休假离港，直到7月2日才返任到港。[6]因此，即使孙中山曾为与李鸿章合作一事上书港督，也绝非目前所见包括平治章程的这份文件。詹森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日本人与孙中山》一书中已经明确指出，由何启起草的文件即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只是勾画出一个未来的民族政府的轮廓，而未提到两广独立。这一事实，便将该文件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区分开来。史扶邻教授也断定，虽然不排除早些时候为了李鸿章的利益提出类似建议的可能性，平治章程应与李、孙交涉无关。
孙中山是否曾就与李鸿章合作事上书港督卜力？1900年7月24日孙中山在神户对来访的记者谈话时透露：“在香港因5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8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并得其答书。总督意为将两广合并，举李鸿章为大统领，孙为李的顾问，均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7]则孙中山当就5年禁令内在香港登陆问题致函或由何启带口信给港督，后者乘机建议实行有利于英国的联李独立。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孙中山此次南下，来去均经由香港，与港督联系在前抑或在后？其二，谁是李、孙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计划的始作俑者？对此邱捷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一文中做了细致的考证，认为1900年6月孙中山离日赴南洋途中，在香港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等与刘学询商谈之事，并非双方联合实现两广独立，在李鸿章是一种怀柔手段，在孙中山则是因粮于敌的策略，即想借机获得一笔活动经费。策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应是孙中山6月8日离港赴南洋以后由何启和陈少白酝酿提出的。
不过，究竟哪一方动议合作，还可进一步探讨。据前引孙中山对《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是出自港督卜力之意，孙致函卜力，只是要求解除禁令，以便上岸活动，卜力则乘机提出以与李鸿章合谋独立为先决条件。孙中山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均坚持这一说法，如7月18日在“佐渡丸”轮船上告诉宫崎寅藏：“日前我有一个朋友××（何启）曾和香港××（太守，按即总督）秘密会晤，商议了一件事。（太守）想使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用我来施行新政，他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他曾以此事劝李。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8]回到日本后，在神户与来访者谈话时，又对港督“怂恿李鸿章以孙逸仙为顾问，出掌两省之主权”的提议评判道：“总督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张其利益范围。”[9]7月孙中山等人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海面时，宫崎寅藏亦称，孙中山得到港督默许，即将潜入广东内地，后因康有为制造的宫崎寅藏等人新加坡“刺客”事件的影响，行程无法实现。[10]可见上书的初衷并非联李而是登陆。
据史扶邻教授援引英国殖民部档案，港督卜力于7月2日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代表（可能是何启）就前来与之联系，然后卜力开始为密谋者发电报向伦敦呼吁。其第一封致殖民部的电报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在介绍了刘学询和孙中山谈判的情形后，卜力断定，关于起义计划的报告看来是可靠的，因此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
7月13日，卜力得知孙中山已经离开新加坡前来香港，又电告伦敦，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鸿章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卜力获悉李鸿章表示要武装革新，担心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认为提出的协议对于南方的安定是个保证。[11]显然，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最符合港英当局的利益。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记述了孙中山告以港督的计划后，大发感慨道：
香港（太守）在义和团事件初期欲推动李据两广独立，拥护孙执掌政权这个企图，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计划。（太守）认为若能控制两广于自己的手中，则华南之事便不足为患，并可制先机于法国。进行的方法，莫过于拉拢李，如果李同意，则进行反清运动的力量在秘密帮会。因此必须拉拢孙逸仙，必须使李、孙握手。如果李、孙能够握手，则不费一兵一卒，两广即可独立，而自己便可在上驾驭。[12]
当然，尽管港英当局希望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提出合作建议。前此孙中山一直通过刘学询与李鸿章有所联系，6月过港时，还派代表与之正式谈判。李鸿章出于安抚广东的需要，以及北方大局动摇、东南各省互保的影响，改变戊戌政变以来的高压政策，对起义在即的革新势力采取羁縻之法，对清廷则略显离异之心，以留退路。卜力得到有关情报，李鸿章向革命党卖弄风情，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确有其事，不仅仅是谣传。在广州的毕永年致函平山周道：“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13]粤绅即刘学询。
担任孙中山与卜力联系人的何启，虽是孙中山的挚友，却是革命党的局外人，政治倾向相对温和，独立计划符合他们的意愿和利益。所以，该策略极有可能是何启与陈少白、刘学询等人协商的结果，然后传达给卜力。其时刘学询经常往来于省港澳之间，从1899年8月到11月，李鸿章、刘学询屡次企图捕杀康有为，与保皇会结下深仇大恨。保皇会勤王以两广为发动地，“刘豚肥贼”为实现该计划的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保皇会澳门总局组织人力，多方策划暗杀，终于在1900年4月诉诸行动，刘学询中枪，幸免一死，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刘、李全力对付保皇会，势成你死我活，而保皇会策划的勤王规模很大，李鸿章从各方面不断接到线报，自己掌握的兵力又十分有限，无力在防范保皇会的同时分心戒备革命党。利用孙中山对付康有为，以分化反对势力，是刘学询和李鸿章的一贯方针，现在不仅故伎重演，还能收狡兔三窟之效。刘学询往来省港之际，与韦玉等人有所联系，很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将广东当局的意向传达给港英政府。
可是，港英当局的默许不能完全反映英国政府的意旨。这时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在对待中国局势的态度和策略上认识明显有别，前者重在考虑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局利益，后者则主要顾及与其关系最为直接密切的华南，特别是两广的形势。这种分歧在对李鸿章去留及两广独立的态度上表现更为突出。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英当局关于李、孙联盟的建议，却强调只有当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时，才准备撤销驱逐令。[14]这个前提条件实现的可能性由于李鸿章的北上而不复存在。
孙中山向《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表示，与李鸿章联盟一事，完全由卜力发起。即使李鸿章同意，他也不愿接受。这一说法遭到卜力私人秘书的否认。[15]孙中山虽然认为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亦看透”[16]，对于后者的政治影响力却不能不充分估计。如果能够争取李鸿章，对南方各省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将产生重大影响，可以动摇清朝统治的半壁江山。因此，他不仅表示接受合作的建议，而且在李鸿章北上以后仍然没有放弃争取的意向。其实，在6月离日南下之前，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已经包含迫使一些省份的督抚参加或承认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这类策略考虑，只是尚未具体落实到李鸿章的头上。孙中山对记者的公开谈话，当有格于形势的隐讳掩饰。而港英当局不敢承担策动中国分裂的责任，因为这不但涉及列强在华的复杂利益关系，而且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李、孙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动议的提出，在反映有关各方所持的态度背后，可见各自的利害取舍。
三、拟定与递交
李鸿章北上，使得李、孙合作实行两广独立的计划流产，革命党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7月20日，孙中山乘“佐渡丸”离开香港之前，在船上召集全体随行人员举行会议，决定了有关起义的组织和军事方略，决心无论如何要举事，并派代表将此决定通知卜力。以防止中国南方发生暴乱影响西方在华人士生命财产为决策依据的港英政府，对任何力量、任何形式的武装起义均不赞同，认为这样会引起对外国人的攻击，招致列强干涉，从而威胁英国在华南的独占地位。也许是了解到革命党发动起义的坚定性无法改变，卜力向孙中山的代理人提出了一项替代性建议，即“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感到为难的任何行动，希望在做出最后安排时，他们的要求，将在没有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必然伴随武装起义而来的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和承认”。[17]卜力这一建议的目的，已经不是劝阻起义，而是希望孙中山事先向列强表明态度，以免起义后的骚乱使列强借口出兵，妨碍英国在华南的地位。
根据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何启会见卜力的日期应是7月20日或21日，因为孙中山离港时，只是讨论了起义计划，而未涉及请愿书。像史扶邻教授描绘的那样，何启将计划通告卜力，后者不赞成武装暴动，建议他们起草一份致列强的请愿书，以避免届时引起国际干涉。卜力的答复留给何启的印象是，港督“支持中国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国”。7月21日，他将这一信息带给兴中会驻港负责人，显然得到后者的同意，起草请愿书的工作很快着手进行。8月1日，何启在《德臣西报》上发表文章，谢缵泰称：“该文是以我们的政治纲领为依据的。”8月2日，谢缵泰又与何启“讨论了我们的纲领和向列强呼吁的措辞”。[18]所说的政治纲领和向列强呼吁书，应当就是上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
关于上述文件的起草人，陈少白说是何启用英文起草，冯自由则称由陈少白召集会员研究后用中文起草，然后由何启、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译成英文。[19]史扶邻教授认为，何启毫无疑问是该声明的作者，因为其中包含有他一贯提出的建议。从谢缵泰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有关记载看，何启、谢缵泰等人都参加了函稿的拟定，但这只是指起草以及重要原则的协商而言。目前所见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应不仅仅反映何启个人的意愿。据史扶邻教授的研究，9月24日卜力呈报给英国殖民大臣另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包括中文原件和英文译文，将两份请愿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几点差别：
1.前者上书对象为港督，请英国将所拟平治章程六则转商列强各国，后者则请求联军强制在中国进行改革。
2.前者提出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后者则首先请求让光绪复位，如其不愿，则挑选一位总督处理国家事务，新政府实行类似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
3.后一请愿书未署名，呈递者害怕自己的亲友祖坟遭到报复，要求各通商口岸的领事保证各界人士的安全，然后才能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批评康、梁维新派向保守派复仇比对实行改革更有兴趣，因此史扶邻教授推测可能是孙中山一派试图遵照卜力建议所写的请愿书。不过，这份请愿书更有可能反映以何启为代表的一些香港改革人士的意见。何启在《德臣西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曾建议保留光绪皇帝，并赞同把该计划作为向联军推荐的方针。[20]何启另外上书，应是为了全面表述自己的意愿。
从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拟定的过程看，7月24日作为签署日期的可能性显然极低。这一天孙中山刚好由香港返抵神户，他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于7月20日乘“佐渡丸”离开香港，航行期间别无他人伴随[21]，孙中山不可能代拟文件，也不可能于归抵日本的当天就接到香港寄来的有关文件，并且领衔签署。
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拟定后，经过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兴中会领导层的慎重审阅，至于是否正式提交港英当局，则大有疑问。1900年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突然离日赴沪，关于此事，日本外务省档案有两则对于论证上书港督和平治章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告。其一，明治三十三年8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57号：
为与孙中山见面而等候在门司的平山周，上午7点钟上船与孙中山会谈了30分钟，其谈话用英语，且声音极低，听不清楚，就清国革命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可确定谈话中有下列各项：一、迁都至某地；一、公布地方自治；一、改革学制；一、为维护国家主权，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平山周对为维护主权而给各国公使以参赞之权一事持异议。
其二，明治三十三年9月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74号：
日前孙逸仙潜处香港之际，曾与香港总督密议，所图稍成熟，即刻返回我国。后港督有通告前来，略谓密商之事，当可接受（平山周称可能是英国的策略）。孙的同志已将各事项草成一纸建议，拟提交香港总督。其事项如下：一、迁都至中心地带，上海或汉口；二、公布自治制，中央政府征求各国公使对施政的意见，地方应征求各国领事对自治的意见；三公平刑政；四、废除科举，作专门之学。平山周此次到长崎，因第二项征求各国公使意见，将导致丧失独立，故商议取消。孙抵上海后，将通过英国领事与港督商议，此次采取召开国际谈判的办法，以达到目的云云。
这两份报告给上书的时间和平治章程的内容提供了新的信息。首先，与目前所见平治章程不同，条款由六则减为四则，缺第三项公权利与天下和第四项增添文武官俸。其原因可能是日本侦探未听清全部谈话内容，报告有所遗漏，或由于日方劝阻等其他因素，而取消了其中的两条。因此，一般所见平治章程的版本很可能只是拟定的底本，而不是最后呈递的文件。其次，上述资料表明，直到8月下旬，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仍未正式呈递。据谢缵泰的记述，致卜力书和平治章程最早在8月上旬完成草拟，然后寄或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审阅、修改、签署。9月以前，这一文件尚未交给英国有关方面。
向英国正式提交平治章程，必然引起日本有关各方的不满，主要还是依靠日本的孙中山因此有所顾忌，迟迟没有送交英方。同时孙中山眼光不是局限于华南一隅，他对长江流域的大举计划也有所寄望，不能仅仅考虑英国的态度。8月中旬，华北局势骤变，联军相继攻陷津、京，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鉴于“必将谈判媾和，华南独立最终不能实现，且改革后的善后工作也颇费周章”，感到“达到希望的时机显然尚未到来。当前应以扩张势力为主”，态度明显改变，除宫崎寅藏“继续支持孙文，以达彼此素志”外[22]，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将关注中心转向北方，田中侍郎、铃木力等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言论，指责孙中山现在起事为无谋之举，对东亚或日本不利，柴田麟次郎等人主张调查后再定方针。另据内田良平称，一直资助孙中山的平冈浩太郎也略失锐气，犬养毅则袖手旁观，他们觉得孙中山在国内缺少实力，又不能与康有为通力合作，成功无望。[23]负责起义筹备事宜的近藤五郎和福本诚突然从香港撤回，而活动经费却被这些浪人消耗殆尽，受到追究的福本诚一气之下向传媒披露孙中山的计划。面对日本人士的临阵动摇和内讧，孙中山大失所望，宣布停止行动，解散人员，自己亲赴上海。
孙中山冒险归国，目的不止一端，目前所知，至少有三重：其一，与北上途中滞留上海的李鸿章及刘学询继续接洽两广独立事宜。其二，应梁启超之约，准备相机赴汉口参加中原大举。[24]其三，鉴于日本朝野对自己的态度渐趋冷淡，转向其他途径寻求外援，利用前此与港督的联系，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与英方洽谈，内容之一，当是呈递致港督卜力书和平治章程。孙中山离日赴沪前曾经表示：“在此之前希望依靠日本人实现宿志，但最终不可，只得离开日本，决定依靠别国。”[25]“我的归国一事，将会得到日本领事和另一国领事的间接保护。”[26]所谓“别国”、“另一国”即指英国。孙中山此行“预先商定告知英国驻沪领事关于孙的归清”。8月29日孙中山到沪后，的确与英国领事有过接触。“翌日夜，孙上岸与英领事秘密会晤，并视察当地情形。”[27]
不过，港督卜力从未承认过收到上书和平治章程，更未将它转送伦敦。其可能性有二：一是孙中山通过英国驻沪领事转交，而后者既未交到卜力手中，亦未上报英国政府。二是由于日本人士的劝阻，加上抵沪之际国内政局急剧变化，自立军起义失败波及上海，清政府严密搜捕孙、康两派，英国领事劝告有关人员赶紧逃走，以避风头。而且英国政府的态度与港英当局明显有别，英国驻沪领事对于孙中山的反应不会积极，所以孙中山未将有关文件呈上。目前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史扶邻教授等人在英国档案中搜寻多年，迄未发现踪迹，亦可旁证。
联英不成，孙中山转而与刘学询继续商讨联李合作事宜。其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依然在上海观望风头，对清廷的离心倾向有增无减。孙、刘会谈的结果，议定“车驾回京”和“车驾西迁”两套办法，后者即以武力攻占广东，成立政府，由刘学询请李鸿章出面担任主政，并设法联合或胁迫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28]值得注意的是，刘学询自称其会谈时“频频忠告孙，他的企图不合时宜，劝其暂时设法停止。李鸿章奏请皇帝、皇太后两陛下无论如何必须返京，但至今尚未批准。至于计划拥李经芳在广东自立，到时率同志会合，孙亦答应。”[29]将广东独立与孙中山的其他企图区分开来，赞成广东独立而反对其他办法。
孙中山此次上海之行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英国驻沪领事转交致列强的呼吁书和提出平治章程，以及相机参与中原大举，与刘学询继续接洽广东独立事还在其次，而前两件事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卜力建议孙中山提出呼吁书和平治章程，本意是企图阻止革命党和保皇会同时在广东发动起义，希望孙中山以请愿方式要求列强帮助中国实行改革。因此，上书的直接对象虽然是港督，影响的目标却是全体列强，即“恳贵国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所以平治章程的内容是关于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30]史扶邻教授推断：“孙中山的集团可能已在考虑推迟计划中的惠州起义，希望依靠入侵北方的军队取得政权。”[31]这显然是不了解孙中山的全部计划及其行动的一贯准则。孙中山虽然千方百计地谋求外力的支持，但从不指望单纯依赖外援实现变革的目标。
对此戊戌政变后一直鼓动外强救上复辟的保皇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共识。1900年6月康有为致函唐才常，表示请英兵救上南迁固大佳妙事，但四面皆借洋兵，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吾甚忧之”。他主张“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我若无军，亦不可不从权为此。今吾南北之师已集，正宜借此作威，以著吾新党之力，然后外交可图，而内奸知畏。”[32]
将孙中山赴沪的两个主要目的联系起来，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孙中山赞成和支持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并不仅仅是以惠州起义响应自立军，而是兴中会直接参与自立军的组织和起义。自立军依靠的会党，正是参加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林圭等人作为联络机关设于汉口的义群公司，则奉孙中山为首，毕永年、容星桥、王质甫等人参与自立军，也是孙中山和兴中会的组织决议和安排。在孙中山看来，自立军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党合作的产物。他接受梁启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谋略，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使用勤王旗号，还在广东积极争取保皇会的合作，平治章程的内容，反映了这些策略性变化。此外，平治章程提议迁都汉口或南京，正是长江大举计划的两个中心城市。由此可见，上书和平治章程较原来设想有所变更：1.地域由广东或两广扩展到长江流域和全国；2.内容适应勤王旗号；3.对象由港英当局或英国扩大到全体列强；4.依靠者由兴中会一家转向各派联合阵线。
四、宗旨与策略
关于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种种细节的分析，绝不仅仅是个别史料史实的考订，而涉及对孙中山策略行动的理解甚至政治宗旨的鉴别评估。平治章程和1900年10月孙中山致刘学询函，至今仍被引为论证孙中山依然依违革命、改良之间的论据，之所以被文本误导，重要原因在于对有关语境和本事的详情不甚了然。例如致刘学询函中，孙中山表示愿将原定由李鸿章担任的主政一职奉与刘学询，至于称皇帝还是总统，由其自定。如果不考虑有关内容的来龙去脉和写信的时间背景，很容易理解为孙中山至此尚未彻底解决政治宗旨的归属。然而联系前后左右的各种相关史实，情形可能完全改观。
是函孙中山署期为“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于台北”，《孙中山全集》定为夏历，换算成公历10月下旬。其实明治纪年均为公历，不会混用，信中提到“今惠军已起”，应写于10月6日惠州起义爆发之后，而不可能是9月。此函系派平山周亲往会见刘学询而作，经查证，平山周于10月15日离开台湾，10月19日抵达长崎[33]，考虑到孙中山须经由香港获取惠州起义的消息，则此函当写于10月15日前的一两天，孙中山自署的日期或系笔误。如果这一变更成立，表明孙中山将主政一职让刘学询承乏，甚至听其称总统或帝王，一是素知刘学询有帝制自为之心，二来惠州义军既起，事先预定的饷械接济办法全数落空，各项应急措施亦无法实现，如不速筹办法，只能眼睁睁坐视失败。而刘学询拥有巨资，又掌握李鸿章所购大批军械，为了让其“速代筹资百万”，以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投其所好，暂时满足其部分野心。
义和团事变令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齐凸现，空前激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行动起来，试图扭转危局，实施政见，扩大实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促进事态发展，争取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抢占有利地位。由于事起突然，各派均无取代清廷控制全国的实力，不得不寻求合作与妥协，甚至相互利用，因而产生许多变数和机会。孙中山抱负远大，实力却有限，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充分运用灵活策略。其首要战略目标，应如他6月离开日本前所表示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4]对此，他后来在新加坡等地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至于实现的方式，则不拘一格，孙中山在不同场合，表述有所不同。如对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称：希望法国同意通过越南向广西起义者运送武器，以便在广西建立革命政府，在其领导下向广东挺进，然后威胁湖南、福建边界，迫使这些省份的督抚参加或承认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35]
其实建立割据政府只是直接目标，而非最终目的，除了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外，孙中山还着眼于“推翻北京政府”。正如内田甲后来所说：“孙逸仙及其一派的目的，是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建立独立的共和政权，逐渐向华北伸张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氏政权，以达到合纵中国十八省创立东洋一大共和国。”[36]以兴中会的实力，不要说全国性目标难以企及，建立华南独立政权也是力所不逮。孙中山在广东力争保皇会的支持，又与湖南革新派联手大举兴师于长江流域，有无外界的援助，无论是独立行动还是联合共举，对于增强实力地位，提高成功的概率，均有重要意义。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列强和统治者内部的利益分歧及矛盾，尽一切可能争取援助或改善条件，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成为孙中山的首选策略。
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大的成果，孙中山不仅坚持兴中会在广东发动起义，还与各种势力交涉周旋，以开辟更多的途径，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避免陷入孤注一掷或受制于人的困境。他签署平治章程，既想换取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支持，又有助于防止日方的操纵。上书过程和时间的细微变化，反映出孙中山在复杂形势和不利局面下善于把握利用甚至制造各种机会。他几乎同时试图与保皇会在两广联合采取行动，支持长江流域的中原大举，与汪康年等江浙人士互通信息，与李鸿章、刘学询洽商合组独立政府，向英、法政府和殖民当局求援，向列强提出改造中国的全盘计划，以及依靠日本的援助发动惠州起义，尽管最终无一成功，但以相对弱小的政治实力，毕竟以高度灵活的政治智慧增加了行动的能力。只是政坛角逐凭实力取胜，技巧再高，终究无法取代力量决定输赢。
孙中山施展其高度灵活的策略时，也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一是始终未曾放弃独立的武装反清筹备，许多相关的行动，不仅是权宜之计，其目的更在于创造发动起义的条件。二是反对继续维持清朝的统治，他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审时度势，因时变通，同意长江联合大举“借勤王以兴民政”[37]，却不隐讳与康有为的政见分歧，“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38]上卜力书与何启提出的计划及请愿书相比，正是对待清王朝的态度明显有别。作为策略，孙中山甚至可以形式上接受汉族帝王，却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便旗帜鲜明地表明反清宗旨。起义爆发后，香港《孖剌西报》刊登广东归善县的来函，内称：“某等并非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39]这显然是兴中会所为。
孙中山的另一信条，是新政权必须实行以代议制为形式的民主宪政，不容许皇权专制。即使后来让刘学询自定主政的名号，也是君主立宪的内阁制。这方面何启与孙中山似有共识，何启虽然主张保留光绪皇帝，但前提是后者必须同意成立立宪新政府，否则就挑选一位总督来取而代之。[40]
影响上书和平治章程的内容、对象及提出时间的因素相当复杂，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变数。孙中山的活动目标若限于华南，其主要争取对象是英国，一旦扩展到全国，则须考虑列强诸国的利害关系。而日本作为孙中山依靠的主要外援和活动基地，其朝野人士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对孙中山的抉择取舍发生制衡作用。孙中山最初接受卜力的建议和何启等人撰写的请愿书，旨在消除港英当局对兴中会即将发动的广东起义的疑虑，避免英国的干涉阻挠。在日本方面继续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对于是否正式提交英方，显然持谨慎态度，两份文件在他手中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旦日方转趋消极，孙中山的策略天平自然倒向英国，“孙逸仙愤于多年辛苦的计划顷刻瓦解，势将离开日本，决定依靠英国。犬养、平冈、头山等先后极力劝其留在日本等待时机方为得策，而孙对此不同意”。[41]这时上卜力书及平治章程就成了对日本自立和与英国讨价还价的本钱。
日本人士反对平治章程的理由之一，是有关条款的实施将导致中国独立主权的丧失。而孙中山认为，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发动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地位和命运。早在1897年、1898年与宫崎寅藏笔谈时，为了阻止欧洲联盟制我，他就提出：“必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后我从而复合之。……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而解决内政问题的方针，则为静观清廷动静，“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42]庚子年包括上书港督卜力和提出平治章程在内的一系列活动，都旨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方针。
政坛角逐以利害为准则，要得到援助、默许、承认甚至仅仅是为了分化瓦解对立面，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争取外援，不得不以利权为允诺，孙中山也不例外。1900年6月他向法国驻日本公使表明一旦革命成功，将在南中国给予法国某些特许权，以换取法国的武器和军事顾问，以及同意经越南向广西运送武器。8月在日本又答应租借满洲给日本作为报酬，以获取日本帝国妇女协会会长下田歌子的资金。[43]9月赴台湾发动起义，临行前抱怨日本政府对他态度冷淡，赶到马关送行的平冈浩太郎解释说是出于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考虑，而且孙中山对日本无所裨益，反复劝说其到台湾后，协助儿玉总督平定闽粤人士的反抗活动，声称“此君对我国唯一之厚意”，如能办妥，“以儿玉总督为首，我等必为君尽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达到宿志”。孙中山当即允诺尽力而为。因此他到台后“大受欢迎，极获优待”。[44]而当形势变化之际，孙中山能够审时度势，很快调整策略。在台期间，孙中山知道若强行劝阻台湾人士反日，反而有害于自己的事业，所以始终没有实行。[45]那些色彩纷呈、波诡云谲的活动，像多棱镜和万花筒一般，在灵活多样的策略变化中显示出孙中山为实现政治宗旨而不懈努力的执着。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1页。
[2] 《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92页。
[3]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 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902～9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221、227页。
[6]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4页。
[7] 《大阪每日新闻》，1900年7月26日。
[8]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4页。
[9] 明治三十三年7月25日兵发秘第410号。
[10]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1页。
[11]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5页。
[12]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5页。
[13] 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14]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76页。
[15] 1900年8月13日、18日《德臣西报》，［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0页注3。
[16]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214页。
[17]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1页。
[1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310页。
[1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189页。
[20]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4～185页。
[21] 明治二十二年7月25日兵库县报兵发秘第412号。
[22] 明治三十三年8月20日乙秘第442号。
[23] 明治三十三年8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00号。
[24] 宫崎寅藏称：日本人从华南撤出后，“孙先生意气甚为消沉。他认为日本的首脑人物如此归来，同盟的士气必将沮丧，中国同志们的士气也将大为低落。他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三十三年之梦》，218～219页）。
[25] 明治三十三年8月25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5号。
[26]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9页。
[27]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95号。
[28] 《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202～203页。
[29] 明治三十三年9月5日驻上海代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
[30] 《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193页。
[31]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3页。
[3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42～143页。
[33] 明治三十三年10月15日台湾总督致内务大臣电机受第3101号；明治三十三年10月20日长崎县报高秘第416号。
[3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89页。
[35] Jeffrey G.Barlow：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中国研究专刊》第14期，伯克利大学1979年版，13～14页。
[36] 明治三十三年8月26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8号。
[3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38]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
[39] 《广东惠州乱事纪》，《中国旬报》第27册，1900年10月27日。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所载内容稍异。《清议报》第62册（1900年11月2日）转载香港《西字日报》则作“本会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重立新君，以兴中国”。
[40] ［以色列］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5页。
[41] 明治三十三年8月26日福冈县报高秘第848号。
[42]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1～182页。
[43] ［日］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655页，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
[44] 明治三十三年9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00号；明治三十三年10月14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53号。
[45] 明治三十三年12月4日警视总监报甲秘第1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