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张炜与畸零人同行
采写/朱又可（特约）资料供图/张炜
张炜
男，1956年11月生，山东龙口人，原籍山东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发表诗歌、1980年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远河远山》《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半岛哈里哈气》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中国最美的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年度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
张炜的《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宁伽，无聊时喜欢让街头的人算命，有一次被人用“揣骨法”算过：摸按头部和其他部位，以判断命运。当算命先生按过他的脚时，马上叹息一声：“你长了双流离失所的脚哇！”
“其实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当时听了那声长叹真是害怕，看看四周围观的人，赶紧走开了。”张炜说。“我后来故意不出远门，以便躲开那句危险的预言。可是我这人从小走惯了，真的闲不住。”
他回想这几十年来，小时候生在海边林子里，大多数时间在荒野林中奔跑；十几岁时又离家去了山东南部山区，从那时起就常常是一个人了，许多时间都是奔走在旅途上的。特别是近二十多年在东部半岛上来回行走，一方面是为《你在高原》做些实勘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停不下来。
“这些年来我遇到多少有意思的、难忘的人与事，它们都算我一路的酬劳。”
张炜在二十多年间游走半岛，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比如他在小说中有个人物，是一位知识分子，父亲是一个高官，但他抛弃了如花似玉的妻子，跟着一群乞丐去流浪，不知所终。就像意大利亚西西的圣人方济各一样，赤身裸体地离开富商的家庭去当一名贫僧。
张炜在游走中，颇为羡慕那些背井离乡的流浪汉，他有时跟他们籍天席地而卧，当然，游走时，他是带着帐篷和一副地质队员的野外装备的，里面工具齐全，能应付一切不虞之需。他赞赏和怀念那些社会难以理解、极其顽强和乐观的人。他往往在后来条件相当好、有小车接送的情况下，走到半路上，弃车而行，拐进山里，一个人翻山越岭重新体验孤独穿越的况味。张炜说他有这么个癖好。
他爱跟脱离正常生活轨道的流浪汉、畸零人为伍，跟逃离社会的隐士同行。他觉得这些人才属于真正的民间。张炜考察他们大约是这么几个原因形成的：一是逃避计划生育，再就是身上有什么案子；还有的是跟整个家族闹纠纷，因为械斗打散了才跑出来的……反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世隔绝了。这一类人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特殊的部落，中间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像酋长一样管理大家的生活。
他曾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离家几十年，当年是因为一个政治事件，一直跑到了深山老林里。后来社会发生巨变，当年的案件都不成立了，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当他胆战心惊摸回老家去，一看家里人全都不在了，就跪在地上哭了。他在外面的几十年多不容易，简直就像鲁滨逊。
为了完成《你在高原》这个艰巨的写作任务，朋友给他找了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房子——筑在大山深处的一处废弃不用的变电所管理房，它建在山岭的一小块平坦地方，又沿山势修成了一个大大的院落，里面有救火池，有几棵巨树。一溜宽敞的大房子都空了，里面有几张陈旧的办公桌，几件破损的大皮沙发。
这里安静得就像另一个星球。无数的野物一天到晚光顾这个院子，竟然不怕突然住进来的这个客人。兔子和獾，一群群的喜雀，有时会互不相扰地在窗外转悠。一些鸽子飞到窗台上往里看，想知道客人的一些秘密。张炜只有一些书、一叠纸和一支笔，它们歪着头瞅来瞅去，一时不得要领。他向它们打着手势，它们并不害怕。
到了夜里，这里的天空清湛得没法形容，星星又亮又大，仿佛从未有过地逼近了地面。张炜心里充满了感激，不光是感激朋友，还有另一些说不出的东西——它们也许是遥远的神灵之类，是无限远处的什么。他说：“我多年来被纠缠着的一些东西，这会儿都在心中化掉了。我可以安静下来了。”
张炜说，他要避免自己成为腐殖质，而提醒自己从腐殖质中努力长成一棵大树。“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占领会被占领物腐蚀掉，而在山野间跋涉、推敲，甚至与畸零人为伍，才会不忘一个人的初衷。张炜说，《你在高原》里这方面的内容有60万字删掉了，他打算再版时补上：
“事实上这种痛苦是很沉很沉的一根弦，任何杰出的书里都应该埋一根老弦。中国的弹拨乐有中弦、子弦、老弦——子弦就是最细的弦，老弦就是最粗的那根弦。光有细弦的尖音，拨响了很刺激人，很多人听了以后会振作，很提神很惊讶。但是老弦弹拨一下，会把心底振动，会轰击心灵。所谓的1950年代生人的悲凉、痛苦、绝望、沉沦，让我们站在边上的第三者看起来，都会有一种大痛。删去60万字，影响了这根老弦的鸣响。不过这根老弦仍然在弹拨，它仍然引起那种震耳欲聋的和声。老弦自己会鸣响起来，低低的，有人会在午夜里听到，并且坐起来望着窗外的夜色……”
我经历了几十年的写作之后，很想让作品“回生”
《青年作家》：1980年代初，当时你为写《古船》去跑，和后来写《你在高原》的“跑”，两者有什么不同？
张炜：那时候的跑，着眼社会层面比较多，比如要了解四十年代那些变革的过程，其失误和动荡，惨烈程度等等，要搜集很多资料。再到后来就不完全这么简单和直接，这与个人的文学演变及发展有关。四处游走，到各地去，打捞的不再是单纯的层面，而是全面了，比如说民间文学，天籁自然。这就跟少年和童年的很多感觉接起来了。这跟《古船》时期是不一样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差别也在这里。1980年代是依附和依赖当时的社会气氛，后来经过了跌宕、经过了漫长的所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文化界经历了反思、松弛和进一步的视野开拓，想得就多了。个别人有可能将少年生活、青年奋斗，还有写作和阅读，整个一摊子文学现象和历史源头一下子衔接起来。
写《古船》的时候，去半岛地区搜集材料，直接到胶东的粉丝厂，了解它的收入如何、领导结构如何、一个镇子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它的历史。比如具体到土改，死了多少人、重要的事件有哪些、冲在前边的人是哪一部分、这部分人现在到哪里去了。目标明确，而且社会性很强。
今天走到海边或山里，对海浪的声音，迷茫的山雾更加留心。晚上在帐篷里看天空亮着星星，它们像燃烧一样，一颗一颗，这在城里是看不到的，因为灯光污染，不会有这种感受。在旷野里，一下子唤起了少年的记忆。这一切作为文学的因素，显然无比重要。尽管与社会层面的东西拉开了距离，却更有意义了。
《青年作家》：1980年代跑的时候，也看到山林、自然，但对这个留意多吗？
张炜：当年出发的目的过于明确，再加上没有那样的觉悟和情怀，会忽略掉重要的东西。人的情怀决定了许多，过去有一句话：看山则情满青山，说的是人的感情把大山包容了弥漫了。当一个人情怀不够、觉悟不高的时候，同样到一个地方，收获就不会太多。当然后来的走和1980年代的走，也有一个延续性，是更加走向了深入，有了大量重新探索和注意的角落，对于民俗部分、海洋动力学、植物学、考古学，包括造酒，都感兴趣。我把各个门类的学问功课和实地勘察结合起来。而以前行走的趣味性不如后来，包容性不够，大量与当时的写作似乎没有关系的东西，不太注意。
《青年作家》：怎么去想到要写这么一个大的东西？有什么文本参照？
张炜：文本参照没有。尽管阅读中也有像《追忆似水年华》、《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这些作品，但都不是作为范本对待的。当年写完了《古船》，《九月寓言》也基本完成了，暂时不太想去写一般的单行本。心里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几十年来的行走所积累的，需要有一次大的释放。
我需要极其浓烈的奔放的、更为吸引我的什么——它除非是巨型的创作而不能够完成。人生经验、激情，全部的文学手段的使用，是它们的一次集合。1988年之前就有这种想法。我1975年发表作品，从写诗，那么凝练的形式，最后到散文，再到短篇小说，再到中长篇小说，从篇幅上看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再往前走就是这样庞大的计划了。一开始我以为十年就可以完成。
《青年作家》：当时设计十卷？
张炜：我知道大约有几百万字，结构起来才知道有多少卷，觉得这个工作可能要干十年——那时候年轻，敢想敢干，同时会把困难想得比较少。但是巨大的劳动量放在那里，具体做起来会发现许多地方需要投入相应的劳动，那是减省不得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两方面在改变，一是个人劳动的速度在减慢，再就是对于各种事情会想得更细更周到。这两个方面的改变就使这个书拖了很长时间，再加上疾病，身体更加不如过去，结果最后写了二十二年。
《青年作家》：那时候有了想法之后，开始动笔写了，还是要跑？
张炜：我从1986年写《古船》、《九月寓言》的时候就在做这部长卷的准备，当时还写过一些片断，一些笔记本积了一大摞，行走的间隙里要写，回到书房里也要写。那都是比较激动人心的片断、一些突如其来的思绪。直到写了很多本笔记以后，就到了1988年下半年，可以正式工作了。第一本是写《家族》，这中间也写了别的东西——因为这个长卷太大了，处理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长达二十二年里其他什么工作都不做。如果有一个新的构思，在故事、气韵和审美方向与正在进行的写作差异很大，那就需要写下来。当然主要精力是写这十部。
《青年作家》：像《柏慧》是单独的长篇小说。
张炜：《柏慧》单纯从故事上看，似乎与《你在高原》有连接，但那种气质、叙述方式二者差得还是比较远，我还是让它独立成书了。还有《刺猬歌》，无论如何不能归到这十部之中。每本书像人一样，有自己的气质。作为单行本来说，《外省书》、《刺猬歌》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技法、思想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数较高的。
《青年作家》：包括它一开始就吸引住人了，比如像主人公说话用的那种独特的语言。
张炜：当然，那些单行本无论怎样，还是替代不了《你在高原》的容纳——尝试了很多表达方式、多种元素、多种的可能性。要看局部的技艺、精妙和凝练，可能是《外省书》、《刺猬歌》等。但是《你在高原》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就像一位评论家说的，它全部的缺点也就是全部的优点。它在更开阔更巨大的物质层面，展现自己的精神。
《青年作家》：行走主要接触农民？
张炜：各种人都有，山里看山的老人，海边上打鱼的人，还有逃避计划生育跑到河汊子里住的人……书里写了很多。如果仅仅为了写作去搜集材料，过分注重社会层面的东西，目的性太强，思路就会封闭，就会过滤掉很多重要的东西。这需要完全放开，不要管自己的书用上用不上，只是自然地行走和生活即可。这个过程将接受很多启发，使人想得更多，使心情变得饱满，原来没有预料的，会全部涌进来。
有一次走到了一条大河汊中，那里全是芦苇——书中写到了这个场景。那里遇到的人可能是逃避计划生育的，开始是两个身上涂满了泥巴的小孩，他们走我就跟上，直走到一个隐蔽的住处：利用发大水漩出来的一个小沙洲，顶上搭一个棚子。走进去，见到里面有锅碗瓢盆，一男一女两个人……
一切故事都需要发现，它们并不在城市的窝里，不在网络中。城里的窝既有电脑又有电视，现代化的装修，仿佛很精致——这种现代家居生活是狭窄的，和许多虚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阻隔了更丰富的存在。而大山里的独居者，就那么住了一辈子，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却是直接连通了大地天籁。那种连接是更大的真实。
我经历了几十年的写作之后，很想让作品“回生”。长期不再做案头工作，在外面跑久了，有一些字和词都忘记了，也就是有了职业上的生疏感。但是一旦投入工作，会很有冲劲，很有力量。《你在高原》这十本书，从结构到文字表述，跟我过去的作品已经有很大的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