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六。
日子是女方选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女方准备的。这地方的风俗，招女婿上门，和讨媳妇进门是一回事，女方要主动承办一切。
董健家是下放户。下放户在那里是吃不开的。董健的母亲李瑞萍一点也不能干，下乡这么多年了，农活还是做不来，下雨天还不会走路，连个家务事也料理不过来，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这婚事要是让男方主办，他们也办不了。
春英子看中董健，大家就晓得她是不会进董健家门的，反过来，如果董健到春英子家，以后生的孩子是不能姓董的，这一点，城里人好像比乡下人开通一点。再说董健不是长子，是次子，董家大儿子董克已经在乡下成家，也有了儿子，自然姓董，这就够了。
所以，董健和春英子的婚事，一切由春英子家说了算。
进入腊月，春英子那边就忙开了。她家在村上算是一户较有实力的人家，春英子的婚事自然要办得出众一点。春英子念到初中毕业，和董健是同学，在苏北乡下算是个女状元了，比一般的农村姑娘要高几等呢。家里按她的意愿，从镇上请来木匠，打了一套上海刚刚流行的捷克式家具，漆成奶白颜色，新房的布置也是淡雅为主，表现出主人的修养不同一般。村里性急的人早早地先饱了眼福，传了出去，老人们说，怎么是白的，白的不是喜呢，兆头不好呢。春英子听了这种话，只是鄙夷轻蔑地一笑，不以为然。
这一年春节前后，村里只有春英子这一对办婚事。大家早已翘首以待，等着吃喜酒，看热闹。
腊月二十五，是年前公社机关办公的最后一天，小俩口打算那一天去领证。
腊月二十，下放户们听说家乡苏州来了慰问团，挨家看望下放户和插青，到了腊月二十四，慰问团果真下来了。先看了几个插青，后来就到董家来了。
董健结婚，董家虽然不用大办，但多少要准备一点，比如弄几床棉被，打了几只马桶脚桶，像嫁女儿一样。
慰问团的人看见这些嫁妆，觉得奇怪，他们晓得董家大女儿董琪没有跟父母一起下放，在父母下放前，她就一个人去黄海农场了。现在准备的嫁妆是给谁做的呢？一问，才知道原委。
慰问团的一位面善心慈的老阿姨拉拉李瑞萍的衣服，示意要她到另一间屋去，有话要告诉她。
李瑞萍和老阿姨一起走进灶屋，老阿姨压低嗓音，带点神秘的样子说：“叫你儿子不要结婚了！”
李瑞萍不明白：“为什么？”
“马上要开始办上调了，下放户连子女都能回去了，过了年就开始，不过在乡下结了婚的子女是不能跟回去的……”
李瑞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骤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又惊又喜，立刻觉得心里又烫又辣，好像浇了一瓶开水进去。
慰问团的老阿姨同情地看着李瑞萍，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强调了一句：结过婚的孩子上不去了。
慰问团一走，李瑞萍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接着不等大家说什么，她就当机立断：“董健，你马上去回头春英子，先不要告诉她什么原因，防止他们破坏我们。”
董健心里很乱，近几年来，就是在梦中也常想着回苏州。小时候，苏州的每一扇城门，每一座城墙他都玩过，下乡以后，他最想念的就是那一段儿童时代的生活。后来听说城门都没了，只剩下盘门，他想再不回去，恐怕连盘门也看不到了。现在，无望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线希望，按照他的性格，他是要大喊大叫，又蹦又跳了。但此时，他却乐不起来，如果说苏州和春英子当中让他挑一个，他当然挑苏州。可是，他怎么能跑去对春英子说“我不结婚了”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
李瑞萍急了：“你，你这么不懂事，一结婚就完了，你今生今世再也不要想回苏州了，你不要为了一个乡下女人毁了你的前途，你要后悔的……”
李瑞萍的眼睛朝坐在一边扎鞋底的大儿媳妇粉宝溜了几下，粉宝虽不识字，但很聪明，也很知趣，连忙退了出去。
李瑞萍指着董克说：“你自己是完了，你劝劝你弟弟吧，他不能再走你的路了……”
董克咳嗽了一声，说：“道理是不错，可是现在马上回头春英子，于情理上……”
“屁个情理！”李瑞萍生气地指责两个儿子：“你们真是一对宝货，没出息，眼光这么短浅……”
董健不服：“去年是你劝我早点和春英子结婚的，你说看起来我们今生今世不要想回家了，今生今世要做农民了，能找到春英子这样的姑娘，这样的家庭，是我的福气，你不是这样讲的么……”
李瑞萍说：“你不要嘴硬，反正你是不能同春英子结婚的，幸好还没有去登记，乖乖，只差一天，好险啊，你不去？好，你不去回春英子，我去……反正……”
董健挡住母亲：“你再等一等，你这样去，人家……”
“嘿呀，还顾得上人家呢，先顾自己吧！”李瑞萍回头对一言不发的丈夫董仁达说：“你这个木头，呆货，你养出来的儿子，和你一样，头脑拎不清的，你去跟儿子说，这婚是不能结的，也是老天开了眼，早一天来了消息，要是迟一天……你说呀，你这个人？”
董仁达也觉得不好说话。
李瑞萍见父子三人这副熊腔，不再同他们啰嗦，一扭身，自己到春英子家去了。
春英子家正在忙碌，杀了一头肥猪，里里外外堆满了办酒席的用具和食物，一派喜气洋洋。李瑞萍看到这情形，不由得犹豫了一下。后来，她咬一咬牙，绕开春英子的父母，直截了当地对春英子说：“你们不要弄了，这婚，结不成了！”
春英子一家还有帮忙办事的人都以为李瑞萍发了疯，吃惊地瞪住她。还是春英子自己镇静一点，她压抑住愤怒的心情，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结婚？”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李瑞萍围住了，恨不得咬她几口。“你说呀，你说，为什么？”
李瑞萍天生没有说谎的本领，又不能说真话，脸憋得血红，想走却走不脱，只听四周一片叫嚷：“说清楚再走！”
春英子见问不出什么，连忙奔到董家去，看见董健垂着头，她大声责问他：“你这个东西，你妈跑来，说什么不结婚，你知道不知道？”
董健抬头看看她，无力地点点头。
“啊！”春英子叫起来，大出意料，她原以为只是李瑞萍对她有什么看法，想不到董健也——她追问董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董健无力地摇摇头。
春英子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紫：“你不说清楚，我吊死在你门上！”
董健知道春英子是烈性子，怕她真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只好将事情和盘托出。
春英子听了董健的话，浑身瘫软了。她一向是十分拎得清的，晓得这下真的完了，跌跌撞撞往回跑，未进家门，“哇”地一声哭开了。
这边的人围住李瑞萍，正在等春英子的消息，见春英子哭着回来了，知道事情不妙，愈发不让李瑞萍走了。
李瑞萍不知怎么办好，竟也哭了起来，一哭就收不了场了：“你们行行好，开开恩，放我们走吧，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下来十年了，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好容易有了盼头了，你们不能把我们一家人吊死在这里呀……”
一边哭一边说，眼泪鼻涕滚了一脸一身，也不擦，头发也散乱了，看上去很可怕。乡下人也有些害怕了，他们还没见过李瑞萍这样失态过，连忙让开了道。
李瑞萍一走，这里春英子的哭声更响了。春英子的大哥说：“没这么容易，不能放那小子过门！”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还没有领证呢，领了证，他是逃不脱的……”春英子的父亲说。
“去告他，告他个狗日的！”
“告什么呢，有什么好告的呢……”这个问题同时提醒了几个人，春英子的大哥也顾不得其他了，问妹妹：“那小子有没有和你睡过！”
春英子瞪了大哥一眼：“没有！”
“我不信，不可能，那小子！告他强奸！”
“是没有！”春英子一口咬定。
“你个贱货，被人家蹬了，你还包庇他，你这贱货！”
春英子边哭边说：“没有就是没有！”
春英子父亲劝儿子：“别追问了，春英子不会瞎说的，你告了人家，到时候要验身的，反而出春英子的丑……”
大家一时无言以对。
事情却并没有就此了结，第二天，董家吃早饭的时候，门外闹了起来，春英子家叫来了一大帮亲戚朋友，上门评理算帐，杀气腾腾，有几个还手持棍棒。
董健一出门，就被他们拖拖拉拉的，吓唬并要揍他，李瑞萍追出门来一看，以为儿子被打了，心里一乱，双腿一软，就倒了下去，嘴角全是白沫。
董仁达慌了手脚：“不好了，不好了！”
春英子家的人看看躺在地上的李瑞萍，说：“装死，装死，昨天也是装死，倒把我们吓住了，今天不受你的骗了……”
董仁达大叫：“不是装的，不是装的，她都……没气了……”
粉宝连忙去喊了赤脚医生来，一听一查，也紧张起来，取出一根银针，对准人中扎了一针。过了半天，李瑞萍才舒出一口气，慢慢地醒了，眼角滚下两颗泪珠。
“怎么样？你怎么样了？”
李瑞萍看到丈夫、儿子、媳妇都围在自己身边，很想安慰他们，却说不出话来，心里像浇了一瓶开水的感觉又来了，又烫又辣，她不由得有点害怕，这种感觉近期来已经出现好几次了，不知是不是什么病兆！
李瑞萍的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听见外面吵闹，拄着拐杖出来，一看见女儿躺在地上，老太太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啊呀，瑞萍啊，你作的什么孽噢……”声音抖抖颤颤，听了让人心碎。
春英子家的人又一次被吓退了。
这桩婚事总算还是了结了，经过和平谈判，女方降低了要求，要董家拿出八百块钱算是春英子的名誉损失赔偿费。
李瑞萍硬撑着衰弱的身体，四处奔波，借的借，卖的卖，最后连家里鸡下的蛋都倒光了，凑足了数，给春英子家送去。
春英子拿着这八百块钱，大哭了一场。
董健自由了。
可是董克惨了。
董克跟着父母下放时已经十七岁了。如果当时再坚持半年，也就初中毕业，说不定可以安排工作了，当时有人劝过李瑞萍，顶住不要把董克的户口迁下去。李瑞萍自己没有主张，回去和老母亲商量，老太太说：算了，把小人一个人留在城里，看又看不见，照料又照料不到，不放心的，还是带着走吧，老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董克就这样跟着全家一起下来了。
在苏北乡下一晃过去好几年，上门说媒的不少，李瑞萍却一直没有松口。
前年冬天，老太太病得很重，一天要打两次针，赤脚医生王松忙不过来，不可能天天上门诊治，王松的女儿粉宝见董健董克天天用独轮车把老太太推到合作医疗站打针，天寒地冻，老太太直打抖，有时下了雪，路上滑，还翻车，把老太太折腾得半死，兄弟俩也累得够呛。粉宝自告奋勇上门去打针，王松答应了，以后粉宝一天两次跑董家。她虽然不识字，但父亲教会她打针却派了大用场。粉宝脾气温顺，待人亲和，除了打针，还帮助给老太太喂药喂水，服侍她大小便。
一个月以后，老太太病好了，粉宝便不来了，两天不见粉宝，老太太居然很难过，她对女儿说：“和阿克说说，讨粉宝吧，这样的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李瑞萍也觉得粉宝确实讨人喜欢，和董克说了。董克虽然对粉宝不乏好感，但毕竟谈不上什么爱情，开始自然不同意，可是老太太很生气，说：“你不讨粉宝，我是不闭眼的。”
董克生性懦弱，像父亲。既然家里这样坚决，而且粉宝也不令人讨厌，他服从了。
结婚以后，粉宝更加贤惠，一切家务都由她包下，把全家老小服侍得十分周到。平时的家庭生活中，听不见粉宝粗声大气地说话，不管受到什么委屈，她也不计较。第二年就给董克生了个大胖儿子。
粉宝的温柔把董克的心也融化了，他后来倒是真心地爱上了她。小夫妻感情很好，十分恩爱。
慰问团带来的消息，董健和春英子的事，在董克和粉宝心里投下了一层阴影。连续几天，粉宝不敢看董克，董克不敢和粉宝多说什么话，两个人心照不宣，默默地紧张地等待着。
董健的事情解决以后，李瑞萍心情好了一些。可是一想到董克，她心里又不得安宁了，当初是她把董克带下来的，现在要把董克一个人丢在乡下，做母亲的怎么能安心噢。
李瑞萍责怪丈夫，说他当初主张董克和粉宝结婚是昏了头。董仁达真是冤哉枉也，在这个家里，他是没有说话余地的，几十年来，每次一发生什么争执，李瑞萍母女总是联合起来对付他，天长日久，董仁达被磨得失去了一个男人的自尊。
董仁达因为吃惯了冤枉，也不在乎了，实在急了，也不过反问一声：“你再想想，当初是你和老太太极力主张的，你们喜欢粉宝……”
李瑞萍大吵大闹，要死要活，说日子没法过了。老太太就在一边帮女儿的腔，指责女婿不讲理。
慰问团带来的是一桩天大的喜讯，却弄得家里大哭小叫，好像得了什么噩耗。
夜里董克躺在床上唉声叹气。粉宝低低地哭了，问丈夫：“你妈这样闹，是不是想要我们……离……”
董克心里一刺，他也实在搞不清，母亲从前是很有涵养的，很自重的，现在变得这样粗俗，他接受不了，也弄不明白，他暗暗拿定主意，不管母亲怎样闹，他也不和粉宝离婚。
粉宝自然明白丈夫的心思，心里踏实，安全多了。
可是李瑞萍的无理取闹却越来越频繁，连一向不问青红皂白袒护女儿的老太太也觉得不可思议，全家人都觉得李瑞萍变得烦躁不安，自私卑琐，不近人情，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场大病，或者说是李瑞萍生理上的一个大变化。
这一日，大清早，李瑞萍又指桑骂槐，责怪粉宝拖累了她儿子，说粉宝当初上门打针就是一个阴谋。
董仁达看粉宝很伤心，忍不住劝了一句：“你不要多想了，少说几句，养养神吧。”
李瑞萍一跳三丈高，骂丈夫：“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倒会心痛她呀，你说说清楚，你心疼她打算怎么样……”
话越说越难听，粉宝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一边哭，一边往外跑，董克一把拉住粉宝：“你不要走，怕什么，有我在！”回过身来，铁青了脸对准母亲，“呸”了一声，说：“你不要脸，你算什么东西，你的良心给狗吃了，你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你还有什么脸说话……”
李瑞萍呆呆地看着儿子，好像没有听懂什么话。
董克继续说：“你从前老是讲做人要有人格，你原来全是假面具，你的人格呢，一个城市户口就可以买你的人格。哼哼，你这种母亲，不像个母亲！”
李瑞萍只觉得心里又像浇了一瓶开水，又烫又辣，她“哼哼”了两声，往地上一栽，什么也听不见了。
李瑞萍病了，病得很奇怪。
毕业前几天，和她通了一年信的那位志愿军战士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厚厚的嘴唇，黝黑的皮肤，身材高大，虽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英俊，却也不失男子的风度，更重要的，他是英雄，胸前挂了几枚奖章，对于五十年代初的少女来说，这恐怕是爱情的最大的动力。
此时董仁达已经复员，回到老家苏州，在机关里做事，他希望李瑞萍跟他到苏州去。李瑞萍答应了他的请求，毕业分配前，她向领导汇报了思想，谈了董仁达的要求，得到了校方的支持，学校主动帮她在苏州联系工作，很快就联系好了，到一个区级机关做文书工作。
于是，年轻漂亮的女师毕业生李瑞萍远离故乡，来到苏州，和董仁达组成一个小家庭。
很快，几年中，他们有了三个儿女，李瑞萍虽然把母亲接来一起过，以便照顾孩子，可还是忙得转不过身来。到了六二年，国家动员精简机构，董仁达在单位是积极分子，就回来做李瑞萍的工作。由于当时生活条件不高，董仁达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也足够了，李瑞萍考虑了几天，终于退了职，领了一笔退职费，从此再也拿不到国家一分钱了，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居民，后来许多年，她一直为此怨恨丈夫。
孩子慢慢长大了，上学了，李瑞萍闲下来，就开始闹病，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酸，一天到晚躺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人，瘦骨伶仃，弱不经风。文革中街道上来人动员下放，几个老阿姨一看，说，哟，这种样子，老弱病残，不要叫她下去了吧。其实那时李瑞萍才三十几岁。可是工宣队说：不行，就要让这种娇生惯养，不劳动的人下放，不能再让她做吸血虫了，让她去劳动，自食其力，锻炼锻炼有好处。
工宣队的话倒是说准了。李瑞萍病歪歪地下了乡。那时董仁达的工资也取消了，一家几口没饭吃了，她倒振奋起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身体也一日一日健壮起来。虽然田里活不大会做，但因为她能写会画，常常被大队、公社抽去帮助搞宣传，搞中心，赚的工分倒也不少。
有一年，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她还担任了副队长，每天深更半夜还在大队部研究阶级斗争新动向。由于工作队过火的斗争，一个三反对象上吊死了，家属把死人抬到大队部，谁也没办法解决，最后还是李瑞萍说服了他们，把死人抬回去了。从此大家都服贴李瑞萍，说她有水平，是做干部的料子，反而把董仁达看低了。
李瑞萍带着全家在乡下苦了十年，倒把身体苦好了，这是她的一个意外收获。谁能想到，如今回城有盼了，她却病倒了。
董仁达陪着李瑞萍四处求医，从市里的大医院到乡间的土郎中，从进口的西药吃到自配的中药，各种心脑电图，超声波，X光全做过了。什么东西也查不出，病却越来越重，成天哼哼地叫嚷，问她哪里不舒服，竟是说不出，全家人给闹得走投无路。
粉宝回娘家去和父母说了，王松也从未见过这种病例，粉宝的母亲却突然想到了，她怀疑是春英子家在捣鬼，在念咒。粉宝回去问董克，董克自然不信。可是老太太相信了，她坚持要李瑞萍上春英子家赔罪。李瑞萍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根本顾不上什么面子里子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她就要抓救命稻草，于是，董仁达哭丧着脸搀住李瑞萍来到春英子家。
春英子家门一开，李瑞萍跪下来就磕头，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后来，村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李瑞萍是精神病，这当然是春英子家在背后造的谣。可是这个谣言倒提醒了董仁达父子。
董仁达立即带着李瑞萍，赶到上海，到精神病医院求医。
李瑞萍一见到医生，照例是哭着闹着喊：“医生，救救我呀，医生，救救我呀。”
叫她讲述病情，她却颠三倒四。
精神病医院那位年轻的女大夫却不嫌她啰嗦，耐心地听她讲，然后很简要地查了一下，就很有把握地开起药来。
董仁达以为老婆真的患了精神病，又急又怕，紧张地问：“医生，是不是精神病？”
女医生不满地横了他一眼：“你怎么瞎说，不是！”
“那，那是什么病？”董仁达象遇见了救星。
女医生说：“更年期综合症。”
李瑞萍和董仁达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病，一起追问：“更年期综合症，是什么病？”
女医生笑了：“说是病，又不是病，说不是病，又是病，这是一种生理变化引起的病态，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体，你们可以放心了，只要保持心情愉快，过了这一段时间，自然会好的……”
李瑞萍还不放心：“大概要多长时间？”
“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女医生问。
李瑞萍愣了一会，说：“下放户。”
女医生“哦”了一声：“在苏北？快了，都要解决了。”
李瑞萍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女医生又关照：“现在有这方面的书，你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紧张，要有信心，会过去的……”
李瑞萍不知怎么感谢她才好，反反复复地叨叨：“好人，好人，好人……”
女医生又笑了，末了说：“我也是下放在苏北的，后来上了医大……我给你开了一点镇静药和谷维素，谷维素常吃，镇静药么，你自己掌握，不到必要时尽量不吃，如果实在觉得心里焦虑烦躁，控制不住时，小剂量用一点，千万注意，不能多用，相信你会安然度过的……”
李瑞萍走出医院大门，顿时觉得精神状况好多了，那种说不出地方，说不出味道的难受也减轻了。
回到旅馆，女儿董琪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母女相见，难免又是一场悲悲切切的叙述。
董琪是一个人到农场插队的，三年前，被推荐到上海上了大学。临上学前，董琪从农场赶到父母下放的地方，和家人道别，全家大喜，唯有李瑞萍，总感到女儿的笑很勉强，笑中夹着痛苦。李瑞萍也知道，凭女儿的背景，推荐工农兵学员，不大可能轮得到。她几次想问一问女儿，可欲言又止，假如女儿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让她埋在心中烂掉，忘掉，不应再去挑出来，刺痛她。夜深人静，母女同床齐卧，李瑞萍只对董琪说了一句话：“过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但过去不再属于你了，你把眼睛朝向明天吧。”
董琪听了母亲的话，放声大哭，吵醒了全家人。李瑞萍说：“睡吧，睡吧，琪琪开心煞了，疯了……”
三年过去了，董琪快要毕业了，她告诉母亲，已经有对象了，是大学同学，也是苏州人，他们正在争取毕业后一起回苏州工作。
董琪要陪父母在上海玩几天，可是李瑞萍惦念家里，想到一家人为她的病吃了不少苦，今日总算有了名目出来了，她急于要回苏北乡下。
董琪送父母到长途车站，买了几盒外婆最喜欢吃的酥糖，还拿来一张她和对象的合影，要带给外婆看看，从小，外婆最喜欢这个外孙女。
汽车发动了，李瑞萍泪眼朦胧地对女儿挥手，心里念叨着：快了，快了，快了……
老太太却等不及了。
她没有等到回苏州，甚至没有等到女儿从上海看病回来。
就在女儿回来的前一天夜里，几十年未见面的老伴突然来了，喊着她的小名说：巧儿，跟我去吧，我一个人过，孤单得很……老太太舍不得女儿，又放心不下丈夫，二十几年来，她跟着女儿出来后，就没有回去过，对老头子又恨又想。老头子当初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害苦了她，也害苦了女儿，她是反革命家属，女儿就是反革命子女。女儿不管怎么困难，每月都寄钱给父亲。几年前，老太太突然得到一个什么暗示，好象老头子已经不在人世了，问女儿，女儿说她瞎想，并把每月寄钱的收据给她看。她总是半信半疑，总想着什么时候该去看看他了。
这一夜，老太太就跟着他走了。
李瑞萍满怀喜悦千里迢迢奔回家来，刚进村口遇上村上一个农民对她说：“你可回来啦，你家老太太昨天夜里去了。”
李瑞萍如雷击顶，只觉得心里那种说不出的难受，又烫又辣的感觉又上来了，她“噢”地叫了一声，又瘫倒了。
那个农民吓坏了，连忙和董仁达一起连抱带拖把李瑞萍弄回家。
李瑞萍睁开眼睛，最先看见的就是直挺挺躺在门板上的白发苍苍，干瘪瘦小的老母亲。她哭嚎着扑过去，被大家拉开了。
董克董健跪在母亲身边，董克说：“外婆去的时候很安静。”
李瑞萍哭着问：“她，她，说了什么？”
“她说要去看看外公，说外公一个人太冷清了，别的没有说。”董健扶着母亲：“你看，外婆没有什么牵挂了，她很安详……”
安详也好，不安详也好，母亲就这么去了，从此再也没有母亲了，李瑞萍活到四十五岁，几乎还没有离开过母亲，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她结婚后刚刚怀孕，母亲就从老家出来了，那时父亲躲过了“镇反”，没有被定罪，当时还在一所中学做教导主任。家底基本没有动过。母亲从家里带出来许多东西。到了五五年“肃反”，父亲出事了，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判了五年刑，李瑞萍曾几次劝母亲回去，母亲怕连累女儿没有回去，后来父亲刑满释放，母亲还是没有回去。几十年来，母女相依为命，特别是全家下放农村后，日子很苦，母亲却无怨言。一直到老人家过世，她从家里带出来的那些东西，已经全部变卖完了。
老太太苦了一世人生，临走时却一无所有。
最使李瑞萍伤心的就是母亲终于没能回得苏州，母亲的尸骨就埋在这里了。
埋葬了老太太，李瑞萍的病更加重了，大剂量地服用镇静药也不见效。
下放户回城的消息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近。
终于有人来调查摸底了。
李瑞萍填了发下来的表格，送到公社下放办，下放办的邱主任当年曾和李瑞萍在一个工作组工作过，产生过一点小矛盾，女人气量小，一点小事也挂在心上，现在李瑞萍撞在她手里，虽说政策她改变不了，但谈话时给她点颜色看看也可以出口气。
邱主任斜眼看了一下表格，说：“好，老李，你放着吧。”
李瑞萍想打听一点确切的消息，还没有开口问，邱主任却说：“哎，老李，你下放前是哪个单位的？”
李瑞萍说：“我是居民下放，老董是……”
“老董是老董，你是你……”邱主任打断她的话：“老董有单位，没问题，很快就能落实的，可是你……上面有个精神，没有单位的，恐怕要缓一缓呢……”
李瑞萍很急：“我不是没有单位，我是居民下放，居委会就是单位么。”
“居委会算什么单位，我说的单位，要能安排你工作，安排你住的，居委会能吗，不能的。再说你下放前也没有工作，现在下放户关键是有原单位，原单位会负责的，居委会就不行了……”
李瑞萍差一点哭出来：“我，当初，又不是我要退职的，说过退职不吃亏的，一样待遇的……”
邱主任冷笑了：“谁叫你退职了呢，你若是好好地工作，怎么会叫你退职呢……”
李瑞萍不由自主地说：“是的，大概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后来才明白的……”
“不见得吧，”邱主任更加得意：“我党的政策历来是不唯成份论，不会因为你父亲的问题叫你退职吧，我倒是听说，那时候犯了错误才退职呢，现在是开除，那时候叫退职……”
“犯了错误？犯了错误，犯了错误……”李瑞萍双眼直愣愣地盯住邱主任，一迭连声地重复：“犯了错误，犯了错误，犯了错误……”
邱主任看李瑞萍不对头，连忙笑起来：“老李，你当真呢，我同你开玩笑的……”
可是已经迟了，邱主任也想不到这几句话会使李瑞萍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瑞萍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并且一笑再也不可收拾了，她指住邱主任，嘴里不停地说话。
在公社办公的人闻声都围过来看，有人说：“疯了，疯了。”
公社一位领导问邱主任：“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刺激她了。”
邱主任很害怕，连连摇头。
大家上来劝李瑞萍，有人倒来开水让她喝，有人让她坐下歇一歇，都一概被李瑞萍的大笑弄得不知所措。
邱主任自知闯了祸，连忙跑到公社卫生院请来一位有本事的老医生。
老医生稍事检查就明白了：心应性反应，精神分裂症的一种。
李瑞萍大笑不止，浑身乱颤，医生开了大剂量的安眠药，肌肉注射后，过了好一阵，也不见起效，医生正感到奇怪，董仁达和儿子董健闻讯赶来了。
李瑞萍见了董仁达，突然不笑了，一本正经地说：“啊呀，老董，恭喜你啊，你可以回去了。”只几秒钟，随后又大笑起来。
董仁达告诉医生，李瑞萍已经有一个阶段每天服用镇定药，医生“哦”了一声，说：“先到卫生院去，还是要让她先安静下来。”
李瑞萍在卫生院又打了一针，才慢慢地止住了笑，睡了过去。
医生告诉董仁达，这种情况，恐怕要住一阵医院，最好是住到苏州的精神病院去，他可以写信给他的一个学生，帮助解决床位。
董仁达父子回村去筹集医疗费，家中几乎已是倾家荡产，只有去借债。可是当地农民也都很穷，何况都知道下放户要走了，谁肯做这样的傻瓜，万一借了不还，要讨债还得花费一番功夫呢。
董健毕竟年轻，不好意思开口，到邻村几个知青和下放户那里转了一圈，垂头丧气空手而归。
走到村口，突然听见有人“喂”了一声，抬头一看，竟是春英子。董健觉得没脸见她，想避开，春英子却走近来，拿一个纸包往他手里一塞，不说什么，转身走了。
董健捏着沉甸甸的纸包，晓得包的是什么，心里一热，眼眶红了。
董仁达和董克也在外转了一天，几乎没什么收获，春英子这八百块钱帮了大忙。可董健一想到这八百块钱就是他家赔春英子的钱，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了看病方便一些，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由公社出面，派出了专人负责，帮李瑞萍把户口先办回了苏州。
离别整整十年，终于回家了。可李瑞萍却无家可归，丈夫和孩子还在下面，要等着按正常手续办调动，没个半年一年的，至少也得一两个月，还有，母亲，永远地留在乡下了。
这一天，李瑞萍由丈夫和小儿子搀送着，来到她回苏州后的去处——苏州精神病医院。
迎接她的，是一群真正的疯子，李瑞萍看着这些傻笑着的，哭着的，唱着语录歌，跳着忠字舞的，还有被绑在床上的人，不由又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