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陈漱渝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他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难以界定，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洁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具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1921年6月18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上，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即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或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或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或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或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1935年8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作家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即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早在二十年代，朱佥霞先生与陈源先生讨论传记文学时，曾谈及这种文体中“史”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结合的艰难。他以撰写孙中山传记为例指出：“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死板，令人读了头痛。”（《西滢闲话·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朱先生的上述见解可谓是经验之谈。但在怀人散文的作者笔下，“史”与“诗”的矛盾却往往迎刃而解。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可以拾贝为纸，折柳当笛；跟传主之间又有着直接的交往，素材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对其人的生平史实可说是烂熟于心，因而又可以立碑写人，刻简记史，使作品不仅富于文学性，而且富于史传性。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卷三十《答蕺园论诗书》）。怀人散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传真，即再现缅怀对象真实的生活片断，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人物的真实语气，真实神态，真实气质，使读者如睹其形，如聆其声，如结交其人。怀人散文不等于人物的功德碑或编年史，而只是透彻剖析人类心灵与行为动机的载体。因此作者不仅要写出缅怀人物的业绩或平凡处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应讳饰人物的弱点、缺点、局限性，以生动的细节立体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血肉之躯。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得好：“美德或者恶行并不总是在最光荣的事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通常倒是某些细微的举动，只言片语或一颦一笑，较之阵亡数万人的会战，千军万马的调动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出人物性格。”
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分支，怀人散文在艺术性上自然也有自身的追求，如语言的生动精炼，结构的精巧缜密，情节的繁简有致……凡此种种，都应围绕着一个重心，即刻画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示人物人格形态的生动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传神”。“神”者，个性也。无论是以形写神，略形写神，或形神兼备，都只是为了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不过，跟人物传记比较起来，怀人散文并不追求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往往只是抒写作者情感激流中的一幅倒影、作者记忆林荫下的一片残叶、作者心灵潭水中的一朵行云，因而对传主个性的揭示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鲜明的主观色彩，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修养情趣、秉性气质。
怀人散文贵在“传真”，重在“传神”，而志在“传情”，即抒发作者对缅怀对象的敬仰、思念或悼惜之情。《罗丹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怀人散文与一般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和描写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感情纠葛，由于两地暌离，或生死乖隔，情感的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奔突汹涌，不可遏止。完全可以说，怀人散文的写作过程，就是感情流泻的过程，就是以思念使故人形逝影留，以追怀使旧友音容再现的过程，所以跟其他文体的创作相比，怀人散文的情感应该更鲜明、更真挚、更强烈。这是决定创作成败得失的关键。
怀人散文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跟其他散文门类相比，其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突出。历史是由千百万民众的多方面活动谱写的，任何人的生平，只要是如实加以记叙，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怀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文化人，其抒怀对象也往往是文化圈里的知名人士。为研究这些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生平提供第一手的生动资料，是怀人散文具有的独特功能。美国传记文学大师欧文·斯通在谈到创作杰克·伦敦传的体会时写道：“凡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访问，从他们取得资料。我有时觉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才都活在世上了。”（《马背上的水手·序》）感谢那些优秀怀人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旷达的人间情怀，而且以其提供的大量素材丰富了无数杰出人物的传记，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可敬。
如同西方传记文学的繁荣始于冲决教会精神罗网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国现当代怀人散文创作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打破偶象的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确认和尊重，怀人散文的花朵才有赖以生长繁茂的社会土壤。怀人散文倍受读者青睐的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本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经历了使不少善良人为之目瞪口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中国人民遭受的内患外侮似乎更多一些。为了迎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明天，为了替子孙后代谋求一个更为合理、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无数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或其一生中的若干真实片断，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大时代风云翻卷的真实而壮阔的历史画面。这将促使现代史学突破御用史官的既成模式和从个人直觉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让历史一步步贴近于它的本来面貌。可以断言，怀人散文为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门学科提供的滋养，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
本套丛刊选收的怀人散文，均出自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手笔。但由于不同作家政治倾向、写作风格不同，也由于所收诸篇写作时期不同，不同的选集呈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有的词藻富丽，有的冲淡自然，有的激越奔放，如浩浩江流；有的含蓄委婉，如潺潺泉水……对人物的品评因作者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也会有得当、不尽妥当和失当之分。因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评价不能完全以作者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因资料所限，对诸文篇主的注释有详有略，亦盼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