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三个都有大名，但是大家不喊她们大名，喊她们姐姐、妹妹和小妹妹，喊习惯了，不仅家里大人喊，邻居也这么喊，同学里有熟悉这个家的，也都跟着这么喊。喊妹妹和小妹妹还说得过去，但是喊姐姐就要看人了。比如她们的爸爸妈妈也喊她姐姐，不了解的人，就会觉得奇怪；再比如邻居家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奶奶，也喊姐姐，姐姐哎，老奶奶说，你过来，你帮我怎么怎么。姐姐就应声而去，帮助老奶奶做些什么。姐姐是个热心的女孩，她喜欢帮助别人，她知道老奶奶每天大概什么时候要去公共厕所倒马桶，她一边踢毽子，一边守候在院子里，等老奶奶拎着马桶过来的时候，姐姐假装正好看到，顺便就帮老奶奶去倒掉了马桶，还刷干净了提回来，斜搁在台阶上，让太阳晒。
在妹妹心目中，姐姐就是姐姐的样子，姐姐就应该是这样的。姐姐跟妹妹说，妹妹，我们上街吧。在街上姐姐给妹妹买了一块奶油雪糕。姐姐说，妈妈给我钱了，妈妈说，我现在不能吃凉的东西，要吃点营养，我要去买一包龙虾片吃。她们还看了一场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电影散场的时候，姐姐唱道，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这是电影里的插曲。妹妹说，姐姐你已经会唱了？姐姐说，看一遍是不会唱的，要看好几遍才会唱。姐姐又说，我要是被敌人抓去了，我也不会投降的。
姐姐有时候和小妹妹一起出去，姐姐说，小妹妹，我们吃南瓜子好吗？姐姐买了南瓜子，她和小妹妹一起，坐在巷口的书摊那里看小人书，姐姐看的是一本《三国演义》，小妹妹看《桃花扇》，然后她们交换了看，看完了，天也快黑了，她们就回家了。
那一年姐姐十四岁，妹妹十一岁，小妹妹八岁，她们中间都是相差三岁。姐姐是妹妹和小妹妹的灵魂，她还是院子和巷子里的小孩们的灵魂，姐姐不仅带妹妹和小妹妹上街去，她也带其他孩子出去，他们也和妹妹、小妹妹享受同等待遇，如果钱不够多，只够一个人花的，姐姐就说，我今天不想吃东西，你吃吧，我今天不想看电影，你进去看吧。姐姐就在电影院外面等，等到电影散场，她和那个看电影的孩子一起回家。后来大家给姐姐起了个绰号叫她阔太太。
她们回家的时候，婆婆坐在马桶上哭。婆婆有便秘，每天要坐很长时间的马桶，她泡一杯茶，点一根烟，坐在马桶上哼哼，然后用手捶腰眼。婆婆说，要先捶左边的腰眼，捶四十九下，再捶右边的腰眼，四十九下，大便就出来了。可是婆婆捶了左边的腰眼，又捶了右边的腰眼，大便还是不下来，婆婆就哭起来。婆婆哭着说，日子怎么过哇，日子怎么过哇，我们要没饭吃了。
爸爸已经从这个家里消失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爸爸一起消失了的爸爸的工资。现在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工作，妈妈是个二十三级的干部，工资四十多元，妈妈总是把工资的一部分自己收起来，另一部分做菜金，就放在抽屉里。因为妈妈三天两头下乡去劳动，有时候一去就是几个月，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婆婆管菜金，婆婆从抽屉里拿钱去买菜买米，或者到食堂去打饭，抽屉里的菜金很快就没有了。婆婆说，钱不经用，也没怎么用，就没有了，你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妈妈从乡下回来了，又把钱放在抽屉里，妈妈跟姐姐说，姐姐，婆婆年纪大了，搞不清楚钱了，你把每天用的钱记下来，我回来看你的账本。姐姐就开始记账，但是她记得不准确，比如买了半斤兔肝，她就记一斤兔肝，还有半斤的钱，姐姐就自己拿去用了，不过姐姐从来没有独自去享受，她总是要带上谁一起去，但每次都只带一个，姐姐说，带多了，大家互相知道了，会说出去的。其实姐姐不知道，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姐姐偷家里的钱，只有姐姐自己不知道。
姐姐记的账后来也引起妈妈的怀疑，妈妈说，你们四个人，都是女的，三个小孩，一个老人，这么能吃？昨天吃了一斤兔肝，今天又吃了三盆炒素，这么吃法，也不见你们长胖起来。记账的事情仍然回到了婆婆那里，但是婆婆年纪大了，而且婆婆的注意力永远在大便上，菜金仍然搁在抽屉里，少钱的事情也仍然发生。妈妈开始用心了，这一阵妈妈不去乡下劳动了，她的眼睛露出怀疑的光，在三个女儿身上扫来扫去，当然她最怀疑的肯定是姐姐。只是姐姐不知道。
妈妈使出的第一个心眼，就是一个厉害的杀手锏，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拿钱的人肯定栽在妈妈手里。这天早晨她们还没有起床，妈妈就守在她们的床前了，妈妈说，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数过抽屉里的钱，但是今天早晨起来，就少了一张钱，你们谁拿的，说出来吧。
钱到底是谁偷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谁也没有告诉妈妈，没有叛徒，也没有内奸和特务，不像那时候社会上，一会就抓出一个，一会儿又抓出一个。她们是一边的，妈妈是另一边的，婆婆的态度总是很暧昧，谁也搞不清她到底是哪一边的。
妈妈说，你们不要说是外面的人进来拿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家的门开也没有开过，不会有人进来偷钱。你们谁要是觉得难为情，也可以等一会悄悄地告诉妈妈，还给妈妈就行了。但是仍然没有人吭声。妈妈又说，要是不肯说出来，那就把你们的皮夹子拿出来，让妈妈看看。
她们每人都有一只皮夹子，都是姐姐用报纸折的，起先姐姐自己折了一只，后来她又给妹妹和小妹妹每人折了一只。皮夹子的形状是一样的，但大小不一样，姐姐根据年龄的差别，折出了大中小三种皮夹子。
毫无疑问，妈妈认为那张钱正躺在其中的某一只皮夹子里，它很快就会被捉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妈妈尖锐的眼光可以看出来，妈妈已经断定它是躺在姐姐的皮夹子里。可是妈妈想错了，姐姐的皮夹子里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空空荡荡。胜券在握的妈妈颇觉意外，愣了一会才说，姐姐，你的皮夹子里没有钱，你要皮夹子干什么？姐姐说，我夹糖纸。妈妈说，也没有见你有糖纸呀。姐姐说，我送给张小娟了。当然妈妈也检查了妹妹和小妹妹的皮夹子，妈妈肯定也是一无所获，只有小妹妹的皮夹子里有五分钱。
妈妈失败了，但是妈妈并没有甘心，失踪的那张钱，成了妈妈的心病，她决心和三个女儿斗争到底。妈妈沉着冷静地想了想，又说，你们把鞋脱下来让我看看。把钱藏在鞋里，也是聪明的一招，隔壁的张小三，再隔壁的李二毛，他们都使用过这种办法，但是姐姐却没有用这一着，她的鞋子里，除了有一点汗臭，什么也没有。姐姐还把袜子也脱下来给妈妈看，姐姐说，妈妈你看，袜子里也没有。
但妈妈还有办法，妈妈的办法总是层出不穷，妈妈每想到一个办法，她都以为这一回姐姐肯定要暴露了，可姐姐却一次次地躲过了妈妈的盘查，一次次地让妈妈败下阵去。败下阵去的妈妈，最后竟还笑了起来，妈妈笑着说，好了好了，不说钱的事情了，你们出去玩吧。妈妈的笑里藏着阴谋诡计。
妈妈果然不再提这个话题了，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这一阵姐姐很小心，她始终没有喊妹妹和小妹妹出去消费。谁都知道，妈妈其实并没有把这件事情丢开，妈妈还在跟女儿们玩计策，只是不知道妈妈下面的手段是什么。那一段时间里，妹妹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她看到婆婆坐在马桶上便秘，就去试探婆婆的口气，妹妹说，婆婆，你知道是谁拿的钱吗？可婆婆总是含混不清地说，唉，你们的妈妈，唉唉，我大便大不出来，我要胀死了。
后来就发生了高国庆主动上门认账的事情。高国庆胆子很大，他去买萝卜，穿上他爸爸的衣服，腰里扎一根皮带，萝卜在他手里挑来挑去，就顺着袖管滚到腰里，在皮带那里停住了。高国庆的办法，让院子里的小孩吃了较多的萝卜，但是萝卜很刮油，本来没有油水的肚子，吃了萝卜就更饿更馋。高国庆说，别着急，我再去偷。这一点上，高国庆和姐姐很像，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一个是大哥大，一个是大姐大。高国庆还去撬人家窗上的铜褡裢卖到废品收购站，有一次还引来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走进院子的时候，妹妹吓得两腿直打哆嗦，差点瘫倒下来，但高国庆一点也没有害怕。高国庆还有个绰号叫高盖子，他喜欢打玻璃弹子，但他水平不高，又没有钱买弹子，就到机关的会议室里，把茶杯盖子偷走，然后把盖子上的滴粒子砸下来当弹子打，最后他的杯盖滴粒子也都输掉了。那天高国庆来的时候，不像一个偷了别人家钱的孩子，他像个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勇敢地说，冯阿姨，我偷了你们家的钱。妈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高国庆，你是怎么进来的呢？高国庆说，我爬窗子进来的。妈妈说，可是我们家的窗子上装了栏杆，你钻不进来啊。高国庆说，噢，我记错了，我是从你们家的门进来的。妈妈说，可是那天晚上门是我锁的，到第二天早上也是我开的锁，钥匙一直在我手里，你怎么进来的呢？高国庆说，我是隔天就躲在你们家床底下的，等第二天你们都出去了，我再爬出来。妈妈点了点头，她相信了高国庆的话，说，那你把我们家的钱还给我们吧。高国庆说，可是我已经用掉了，我请小三二毛他们去溜冰，送了一个蟋蟀盆给大块头，买了三块夜光毛主席像。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既然已经用掉了，就算了，我也不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了，但是以后不可以了，听到了没有？高国庆说，听到了。高国庆走了以后，妈妈说，姐姐你以后少和高国庆来往，从小偷偷摸摸的孩子，长大了没出息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高国庆是姐姐让他来的，高国庆说的那些话，都是姐姐教他的。看起来妈妈是相信了高国庆的话，可妈妈是假装的，她还让姐姐少和高国庆来往，完全是为了迷惑姐姐。千万不要相信妈妈，妈妈根本就不相信钱是高国庆偷走的。因为高国庆走后，妈妈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一次搜查了女儿们的皮夹子。皮夹子里仍然空空荡荡，头一次检查时，小妹妹还有五分钱，现在连那五分钱也没有了。
那张失窃的钞票，就像在人间蒸发了，始终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眼里。
许多年之后，妹妹已经是一位检察官了，她负责审理一件受贿案，贪官的家属用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给被关押的贪官传递东西，她将一只新脸盆敲出一个洞，然后用橡皮膏粘上，她要传递的东西，就被夹在两层橡皮膏中间带了进去。当然她要传递的不是钱，而是信息。但是这种自以为巧妙的做法，在检察官眼里，简直是雕虫小技，当场就可以被揭穿。那天下午，妹妹撕开粘在脸盆上的橡皮膏，发现了那张纸条，妹妹的思绪忽然就飘忽到了从前，妹妹想，这一着，当年姐姐有没有用过呢？可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她还记得，那时候脸盆漏了不是用橡皮膏粘的，而是到街角拐弯处的生铁铺，请修搪瓷家什的人熔化一小块锡将这个洞搪起来，所以，那时候姐姐还不能从洗脸盆或洗脚盆里想出些什么办法来。
妈妈终于彻底失败了，妈妈日益暗淡下去的目光让女儿们预感到，妈妈不想再斗下去了。催促妈妈回“五七干校”的通知已经来了三次，妈妈说，他们在我的床头上贴了揪出历史反革命的标语，不知道是不是贴的我。
妈妈终于上路了，她走出院子的时候，还回头向里边挥了挥手。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妹妹心里，终于有一块石头落地了，她不再心慌意乱，不再手心里出汗，笼罩了多日的阴云终于散去了。
中午家里吃了姐姐从面馆里买回来的面条，一碗猪肝面，加两碗光面，拌在一起，就都是猪肝面了。姐姐吃得很少，姐姐说，婆婆，你多吃点猪肝，猪肝有营养。妹妹和小妹妹都分到了猪肝。吃过面，婆婆又开始了她这一天的第二次坐便，姐姐在洗碗，妹妹和小妹妹在等姐姐喊，她们不知道今天姐姐会喊谁出去。姐姐最后决定带妹妹去，姐姐说，小妹妹，今天我们要去采桑叶，会走得很远，还要摆渡，你就别去了。小妹妹说，好的，我陪婆婆大便。当然，如果反过来，姐姐喊了小妹妹去，叫妹妹不要去，妹妹也会像小妹妹一样听话，因为姐姐就是她们的灵魂，姐姐说的任何话，姐姐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至高无上的。
姐姐牵着妹妹的手，她们去开门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门却从外面被推开了，姐姐和妹妹一抬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吓得魂飞魄散。
是妈妈。
谁也没想到妈妈杀了回马枪。
妈妈微微笑着，可她的眼睛却尖利而警惕地盯着女儿，妹妹顿时听到心里“咯噔”一声，只是她一时间辨别不清，是谁的心在狂跳，是自己的，还是姐姐的，或者，所有的人心都在狂跳？
可妈妈还是扑了个空，临出门的姐姐，身上竟然没有钱。妈妈的回马枪就像是铁拳砸在棉花上，棉花没有疼，铁拳却打疼了。
妈妈闷声不响，在床沿上坐了半天，妈妈的眼睛里，渐渐地有了一种近似疯狂的东西，只是孩子们还小，看不出来。妈妈呆坐了一会之后，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就不相信，妈妈说，我就不相信，它能藏到哪里去。妈妈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一直坐在马桶上的婆婆终于看不下去了，别找了，婆婆说，是我拿的。妈妈说，你别搅和进来。婆婆说，你说给我配开塞露回来的，你没有配回来，我就自己去买了，我大便大不出来，我要胀死了。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报账。婆婆说，我回来用了开塞露，大便大出来了，我就轻松了，我就忘记了。妈妈说，你大便大得出来也忘记，大便大不出来也忘记，你是存心跟我作对。妈妈这么说，看起来她是相信了婆婆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妈妈并没有相信，警觉性仍然在大家的心里坚守着，不敢离开半步。果然，片刻之后，妈妈说，开塞露多少钱一个？你买了几个？婆婆说，我买了三个。妈妈冷笑一声，说，你以后把账算清楚了再跟我说话好不好。婆婆说，你到底丢了多少钱？妈妈说，两元钱，是一张绿色的两元钱，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放在抽屉里，最上层。婆婆说，我买了三个开塞露，药店里的人说，吃猪头肉滑肠，好大便，多下的钱，我买猪头肉吃了。
可能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钱是姐姐拿的，但谁也不知道姐姐到底把钱藏在哪里了。后来妈妈也真的走了，没有再杀第二个回马枪。妈妈也许真觉得是自己搞错了，冤枉了姐姐，或者，她已经不想再为了那一张两元的钞票和女儿无休无止地斗下去了。
这件事情最后到底被大家淡忘了。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小孩都偷偷摸摸拿大人的钱，被大人捉到了算倒霉。但是无论捉到捉不到，也无论捉到了会受怎样的惩罚，会丢多大的脸，会吃多痛的皮肉之苦，这样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生生不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的，许多年以后，妹妹曾经问过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朋友，妹妹说，你们小时候，偷家里的钱吗？可怜的他，想了半天，仍然一脸茫然，说，钱？那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钱，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到哪里去偷的？但他也不甘落后，说，虽然偷不到钱，但是我们偷其他东西。他就说了偷萝卜和偷茶杯盖子的事情，这些事情后来就算是高国庆干的了。也就是说，小孩能够偷家里的两块钱，这种人家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
不知道是不是妈妈的一再盘查，不甘罢休，把姐姐吓着了，一直到妈妈走了很长时间，姐姐也始终没有拿出钱来花。妈妈丢失的那张绿色的两元钱始终没有出现，到后来连姐姐都怀疑起来，姐姐说，到底有没有那张钱啊？大家听姐姐这样说，无疑都会想，难道连姐姐自己都忘记了，难道姐姐自己都不记得那张钱到底藏在哪里了？或者，姐姐早就花掉了它，所以妈妈永远也找不到它了。
倒是小妹妹活得轻松，她好像完全不知道在姐姐和妈妈之间，曾经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布满计策的拼搏，小妹妹这一阵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她的一件宝物上。这是一个彩色的绒线团，比鸡蛋小一点，比鸽蛋大一点，是用各种颜色的绒线接起来，然后绕成线团。这些绒线都是小妹妹精心收集起来的，张家织毛衣，她去讨一段，李家织围巾，她去讨一段，一段一段的，竟然就绕成了一个绒线球了。小妹妹说，等到再多一点，她要学着织一副彩色的手套，是没有手指的那种手套，她要送给姐姐，因为那种手套，又暖和，又不妨碍劳动，婆婆年纪越来越大，家务事大半都是姐姐做的。
绒线球小妹妹是不离身的，有时候她高兴起来，把它拿出来，当成毽子踢两下，又赶紧收起来，但后来绒线球不见了，小妹妹急疯了，一边哭一边趴在地上到处找。姐姐说，小妹妹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回来。姐姐的感觉灵敏准确，她带着妹妹和小妹妹找到了那几个男孩，他们正在河边把小妹妹的绒线球当皮球一样扔来扔去。姐姐说，把绒线球还给小妹妹。男孩子中的一个就是高国庆，他把绒线球拿在手里，一会儿扔上天空，一会儿又抛到另一个男孩子手里，一会儿又拿回来，当球踢它两下，他每玩一次，小妹妹就喊一声，我的绒线球。他再玩一次，小妹妹又喊一声，我的绒线球。高国庆说，姐姐你上次还叫我承认偷你妈妈的钱呢，你说送我一副癞壳乒乓板的，你说话不算数。姐姐说，可是我给你买过很多东西吃。高国庆说，那不算，我又没有叫你买给我吃，是你自己要给我吃的，但乒乓板是你答应我的。姐姐说，乒乓板我会给你的，你先把绒线球还给小妹妹。高国庆狡猾地说，我才不上你的当，你拿乒乓板来换。姐姐不说话了，她咬了咬嘴唇，就上前去抢高国庆手里的绒线球，高国庆把绒线球高高地举起来，姐姐够不着，她急了，张嘴就咬了高国庆一口，高国庆被咬疼了，也被咬愣了，愣了好一会他回过神来，气急败坏地说，你咬人？让你咬，让你咬。他一边嘀咕，伸手一甩，就把小妹妹的绒线球扔到河里去了。小妹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又凄惨又尖利，她边哭边喊，我的绒线球啊，我的绒线球啊。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当时的感受还一直萦绕在妹妹的灵魂深处，妹妹当时就觉得，小妹妹反应过度了，一个小小的绒线球，值得她这么号吗？绒球绕得不紧，所以分量不够重，没有一下子沉下去，姐姐赶紧捡来一根树枝去打捞，可树枝够不着它，反而使绒线球在水里越荡越远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快点，快点，要沉下去了，沉下去就拿不到了。姐姐急了，往前一冲，整个人就扑到河里，扑下去的时候，她的手正好抓住了绒线球，姐姐笑了，她“啊哈”一声，就呛了一口水，这时候她才发现河很深，她的脚够不着河底，姐姐慌了，姐姐一慌，就吃了更多的水，很快就沉下去了。留在妹妹最后印象中的是混浊的河水里姐姐飘起来的几缕头发。姐姐沉下去的整个过程，妹妹看得清清楚楚，她想跳下河去救姐姐，她又想大声地喊救命，她还想转身跑去喊大人，可是她像中了魔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就这样妹妹和岸上一群吓呆了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姐姐沉下去，水面上咕噜咕噜地冒出泡泡，冒了一阵以后，水面就平静了，姐姐好像藏了起来，就像孩子们藏起从家里偷来的钱一样，藏到了水底。不多久姐姐又出来了，她是浮起来的，那时候，姐姐已经死了。
后来姐姐被大人打捞起来，她手里攥着绒线团，本来就绕得松松的绒线团，被水一泡，就彻底地松散开来了，里边露出一张折叠得很小很小的纸头，差不多只有大人的指甲那么大，因为被绒线绕着，绒线湿了，纸头却没有湿。妹妹慢慢地将这张纸头展开来，竟是一张纸币。只是这张纸币肯定不是妈妈一直在追查的那张绿色的两元钱，因为那张绿色的两元的钱是我偷的，而且早就被我藏起来了。你们已经知道了，我是这个家里的老二，我就是“妹妹”。
那一天妈妈疯了，她没有参加劳动，也没有去开会，而是一直躲在“五七干校”的床上，她放下蚊帐，两只手紧紧地揪住帐子的门缝，不断地说，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我是日本特务。妈妈的同事说，冯同志，你出来吧，没有人说你是日本特务。但是妈妈始终没有出来。
姐姐的死讯正走在去往“五七干校”的路上。
后记
妈妈的疯其实是有预兆的，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小，看不出来，婆婆也许是有感觉的，可是婆婆被便秘折磨得痛苦不堪，生不如死，许多事情就被忽略了。
妈妈从来都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妈妈，她看我们的目光从来都是那么的慈祥温和。可是那一段日子，妈妈把我们当成了她的敌人，她用尖刻的、警觉的，甚至仇恨的眼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不折不挠地和我们做斗争，尤其是和姐姐斗智斗勇，她还其乐无穷，这肯定就是妈妈疯的预兆。但是妈妈真正的预兆还不在这里，其实那天晚上，抽屉里丢失的不止是一张绿色的两元的钱，还丢了一张黄色的五元钱和一张红色的一元钱。也不用猜了，五元的钱是姐姐偷的，一元的钱是小妹妹偷的，我们连偷钱也都按照年龄的大小顺下来，真是人有多大胆有多大。
姐姐的五元钱早在妈妈搜查的日子里就已经花掉了，但她仍然没有独自一人花这笔钱，她已经不敢带上妹妹、小妹妹或者带上其他任何一个小孩，她带上了院子里那位孤老奶奶，她陪着孤老奶奶上公园、下馆子，给孤老奶奶买了一顶绒线帽子。老奶奶后来说，可怜的姐姐，她自己就吃了一包龙虾片。姐姐其实最喜欢吃雪糕，但是妈妈关照过她，月经来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那一阵我在专心地做一件事情，把我收集的许多烟壳纸，一张一张地粘到一本书上，不言而喻，我是为了藏我偷的那两元钱。我的行动引起了姐姐的怀疑，她问我，你为什么要把烟壳纸粘到书上，我说，怕人家偷，粘上去人家就偷不掉了。姐姐比我看得远，她说，要是想偷，干脆连一本书都偷掉。我把两元钱粘在其中的一张烟壳纸下面，我相信谁也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可是后来我始终没有找到它，我把粘到书上的烟壳纸，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最终也没有看到它。我知道，是姐姐拿走了。
姐姐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这件事情是死无对证的，请姐姐原谅我，但我知道是你拿的。小妹妹虽然会把一块钱绕在绒线团里，但她不会偷我的钱，她很怕我。一直到现在，她已经很著名了，看见我还是有点畏畏缩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和我当检察官没有关系，她从小就是这样，这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比她大三岁，姐姐比她大六岁，但她不怕姐姐却怕我。小妹妹后来进了演艺圈，她演了很多角色，成为实力派演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演什么像什么。一转眼她也四十出头了，她说，剩下来的时间，我要找一个制片人，请他做一个片子《我的妈妈》，我演妈妈。四十岁的小妹妹，和四十岁的妈妈，简直就是同一个人。我的外甥女今年十四岁，和我十四岁的姐姐一样大。
妈妈后来写了《干校日记》，看了妈妈的日记，我才知道，那时候妈妈为什么忽然对钱抠得那么紧，妈妈写道：“我那时候，一心想买一条羊绒披巾送给工宣队长的太太，这条披巾要花去我整整两个月的工资，我决心从全家人的嘴里抠出来。我对孩子很苛刻，我老是怀疑她们偷我的钱，老是翻她们的皮夹子，我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很苛刻，她买两个开塞露我都要叫她报账。我到底是凑够了那笔钱，可是我到底没有买成羊绒披巾，因为我疯了。”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