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考到天津来上中学。住在哥哥借来的一间“篱笆灯”式的小平房里，那间小屋给我的感觉是除了能挡风和遮露水，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惹急了一脚就能踹个窟窿，甚至连声音都挡不住，或许还能从里向外扩音。因为无论我在屋子里做什么，比如说了什么话，哼了什么歌，哪个同学来找过我，乃至夜里起来几次……左邻右舍无不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旁边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家，他经常拿我夜里的活动取笑：昨天晚上你又说梦话了不是？白天你就不能少喝点水，昨儿个夜里起来一趟又一趟，搅得我妈妈一宿没怎么睡！
原来我这位同学的母亲神经衰弱，晚上关了灯就专听着我的动静。当时我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一间小屋子哪够我折腾的，于是就成了她老人家的“好莱坞”。
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随时都有“小打听”、“小报告”……
当时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这样的平房里，分布在天津西站附近：西域庄、邵公庄、同福庄、西北角……我刚到天津的时候还好生奇怪，这大都市里的地名怎么跟农村一个样，不是这个“庄”，就是那个“角”？其实这些地方并不是市郊，而在市区内。
我对城市的同情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城市里有着繁华的大街、堂皇的商店和大电影院，然而城里人却住在与他们说话的神态和穿着打扮很不相称的地方，说实话还不如他们鄙视的农村人的牲口棚宽敞。
刚开学的时候，天津市的学生往往都瞧不起从农村来的学生，他们根据我说话的口音给我起外号，“小侉子”、“小沧州”等。我在他们面前却有自己的骄傲，一是入学的考分比他们高，这是老师在开学第一天指派班干部时讲的，因为我的考分最高才让我当班长。另外就是我在老家住的房子比他们好，这就是农村的优势，他们城里的学生又怎么会知道。
就说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光是正房就有十几间，高房大炕，随你怎么折腾都耍把得开。即便是放粮食、堆柴火、养牲口以及磨面的南房，都比我现在住的这间小破屋强多了。难怪农村学生的考分普遍都比城里的学生高，城里人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你听我的墙根儿，我扒你的窗户眼儿，心里能清静得了吗？心里不清静又哪来的健康心理？
难怪城里人的心眼儿都曲里拐弯的花活那么多，是是非非也特别多。听说谦德庄有条胡同，住着不足百户人家，却有二十多个在精神上和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疯子、傻子、抽羊角疯的、得撞客的……人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跟居住条件有关系。
当我正年轻、敏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却在那间小平房里一住就是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只有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到农村老家，于是每学期从一开学就盼着放假，放假了则希望永不开学。经常想家就会经常在梦中回家，久而久之竟养成了一个做梦还乡的习惯。不想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了我大半生，至今我做梦最容易梦到的还是家乡的事情，极少会梦见城里的景象。除非是做噩梦，故事才会发生在城市里。
我想这就是当年住“篱笆灯”的后遗症。但，对个中的缘由却想不透彻。因此，关于那段住平房的生活，我一直封存着没有使用。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了城市里大面积的平房改造，要拆掉的大片大片的棚户区，正是当年我住过的那种“篱笆灯”。想不到我的感受竟是那么强烈，外部刺激和内心积存的东西相呼应，勾起了对过去住平房的回忆，结合长期以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思考，找到了一个使自己迷恋的故事……这就是“人气”。
居住着近百万城市最底层居民的一个个平房区，像一摊摊膏药贴在城市的各个部位上。你不揭它，虽然难看、有时还会难受，由于时间太长了大家就都能忍受，见怪不怪的也都能看得下去。一旦揭下这一帖帖的老膏药，便露出了发炎、发黑、肿胀变形、甚至还在流脓流血的地方。一片片几万、几十万平方米的平房，住着人的时候再难看也还是房子，一旦人搬走，偌大的一片住宅区立刻就不再像房子了……这让我无比惊奇：到底是房子护着人，还是人护着房子？
明明是人需要遮风蔽雨才搭建了这些“篱笆灯”，可是人气一散，房子不拆自毁，变成一个个巨大而阴森的垃圾场。这似乎是在证明，人需要房子，但房子更需要人。
人气，人气。我们在生活中，能一场场地度过许多灾难，原来是靠磅礴的人气在支撑。恰恰正是棚户区这些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勇气和韧劲儿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最普通人的生命的壮阔和悲怆。
就在那一刻，我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激情，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人气》。
《人气》，是一种生命的旋律。
我想写一部属于现实、属于生活的小说。实实在在地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真切可感的情节，有别于当下流行的“软性小说”。倘若虚虚乎乎地编织一些男人和女人的流行故事，恐怕撑不起这样的题材。
这就需以诚恳的态度进入生活，我自己首先要被说服。写作需要想象力，也需要判断力，先要能看得见自己的思想。假如你有思想，并能赋予思想以血肉。
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这样的厚重：有底层群众的至苦至乐，也有各类官员和商人的命运冲撞。他们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强大之处，像普通人一样会想些只属于自己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人相当困难地干着自己应该干的事情。现代人并非如民谣中所挖苦的那般消极和不可救药。
然而，现实又有其飘忽不定和难以捉摸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眼里会看到不同的现实，得出相反的结论。有时还很容易被迷惑，把事实看歪了、看浅了，甚或看不懂。因此我也写了一些自己不理解和不能接受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本身。你既然生活其中，就很难回避一些问题，看明白了要活着，一时看不明白也还得要活着。
现实不像历史那么善恶分明，却有一份切己的意蕴。
于是在小说完成后我郑重声明：《人气》是一部纯虚构的小说。我写的是“人物”，而不是生活中的某个人。无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有着怎样的缺点乃至罪过，无论他们比生活中的人更坏或更好，他们都是我的创造，骨血和肌肉都是我给的。
小说中的空间是主观的，尽管看起来很像现实的世界，其实它只是作家想象的舞台。
我一向是同情现实的，从不推卸自己对现实的责任。很高兴现实的包容性也在增大，没有腰斩《人气》，让对它有兴趣的人读到了它。我也由衷地对现实生活说声谢谢，谢谢它赐给我创作长篇小说的缘分。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是不能靠硬憋而写长篇的。一个作家能否写出长篇小说，能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命中注定的，要靠命运或者说是生活的恩赐，向他提供了这种缘分。
《人气》是如此，我的另外几部长篇小说也莫不如此。从触发灵感得到创作启示，直至最后小说完稿，仿佛都得自于一种命运般的机缘。所以，我写长篇从来不强迫自己，有这份缘，写起来顺畅自如，整个过程是一种享受。没有这份缘，便不强求。
蒋子龙
201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