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鲁人生活在西新几内亚中部山谷中的密集的村子里。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仍完全未受外界的影响，保留着令人费解的分食战争中敌人尸首的习俗。
贾鲁人军事行动的目的，既不是为掠取领土或控制资源，也不是为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压倒别人，更不是要强迫替代别的民族。所有的武装冲突，往往都是由于错误的加害或杀戮引起的，为了严惩通奸、盗窃或违反义务的行为。
贾鲁人认为“面熟的人不能吃”。可见，食人习俗在邻村间的战争中一般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在侵入敌人领土时杀死了一个敌人，他们就会尽力把尸体带回，起码也要想办法弄回一部分肢体。他们将尸体呈献给在战争中身亡者的亲属。作为回报，这些亲属献给他们猪，并举行庆祝胜利的舞会。跳舞的时候，在村子附近挖坑煮那敌人的尸体，煮好后，便由参加舞会的人分食。
庆祝宴会结束后，还要举行把被食的敌人的鬼魂赶出他们村子的仪礼。这时，伴随着有节奏的惯用语和口哨声，一支男子仪礼队携带一支特殊的箭走进森林，在不冒险的情况下，尽可能深入敌人的领土。司仪将一小块肥猪肉附在箭上，最后由弓箭手把这支箭射入敌人的村子里。贾鲁人相信，这样就把那敌人的鬼魂赶离了他们自己的村子。
贾鲁人的这种食人习俗，引起了人类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然而，在究竟如何解释这种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习俗时，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贾鲁人野蛮性和病态欲的反映；有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这是贾鲁人出于报复心理而采取的一种最高复仇行动；但另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考察来看，亚、非、欧、美、澳诸洲的先人与原始部落，都存在过“食人猎头”现象，贾鲁人的食人习俗动因有待于对这一较为普遍的人类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才能探明。
据文献记载，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描述过黑海一带的食人部落。1863年出版的赫胥黎的名著《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有“16世纪非洲的吃人风气”一节，记载刚果北部的安济奎人，“不论朋友、亲属，都互相要吃的”。同时期的达尔文在《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中，记载了火地岛人杀吃老年人的情景：“在冬天，火地岛人由于饥饿的驱使，就把自家的老年妇女杀死和吃食，反而留下狗到以后再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说：“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10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中国古籍也不乏类似记载，如《太平寰宇记》载：僚子专欲吃人峒溪县志载，僚人“报仇相杀，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笼之竹，鼓噪而祭，谓可迎福”。
20世纪30年代的爪哇昂栋曾出土12个人头化石，头部枕骨损伤、面部缺损，考古学家孔尼华认为，这是食人脑习俗的受害者。考古发掘也表明，北京猿人化石产地的头骨特别多，躯干与四肢很少，头骨上有棍棒或器物打伤的痕迹。这说明我们远古的祖先也曾有食人之俗。
从对现存的原始部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考察看，据1955年出版的约翰根室《非洲内幕》说，卢拉巴河下游附近的撒拉姆帕苏人，当时还存吃人之俗。北罗得西亚人虽已不吃活人，但食尸情形仍非常普遍。据人类学与民族学家考察，直到20世纪中期，太平洋地区、澳洲、印度尼西亚的某些海岛，至少还遗存数十个食人或食人脑（猎头）部落。
由此可见，把贾鲁人的食人习俗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比较研究，更有利于破解其谜。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贾鲁人的食人习俗固然重要，但要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必须将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这一习俗的有用材料编纂起来，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广泛研究与制度化的食人习俗相联系的生态学可变因素与文化可变因素。看来，要彻底揭开贾鲁人的食人习俗之谜，尚期待着人类学家们的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