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莽
要我写我的初恋，这实在使我为难得很，并不是担心写了以后，发表出来被我的太太看见，赌气从此不做饭了，而是直到现在，连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何年何月，跟一个名叫什么的少女有过初恋。倒是这个题目成了一张免费的电影票，它让我兴冲冲地走进一个人的电影院里，从头观看我很早以前的故事片。我笑了起来，因为故事开始了，我不知道这个长得像只小蜻蜓的女孩儿是不是爱上了我，那是在我快满六岁的时候，我在母亲工作的一个名叫蔡家坝的地方上小学一年级。小女孩儿姓蓝，跟我同班，她爱我的方式是喜欢跟我一起走路，放学时她总是一跳一跳地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上学时也常常站在一座双木桥的石墩桥头等我，这是我们上学必须要经过的桥，她家离这座桥比我更远，她在这里等我说明她起得比我要早。她还喜欢帮我洗书包，我的书包很独特，是我的保姆给我买的，别人的书包都是用竹片编的一个扁圆的夹子，背在肩上，惟有我的书包却用手拎着，有些像现在男士上班拎的公文包，不过主材料不是牛皮之类，而是很厚的白帆布，上面印着一些红绿花色，提手是黄塑料做的，形状和如今阳台上的晾衣架相似。我曾经为这个书包跟保姆进行过若干次斗争，坚决不要这个书包了，理由有三点，第一它是花的，男孩子怎么能用花书包呢？第二它不能背，拎在手里多麻烦呀！第三它还特别爱脏，一不小心就染上了墨水。但是每次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保姆的态度比我更加坚决，她说这个书包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别人想要还没有呢，你这个不识货的东西，是不是有人捣弄你想跟你换呀？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第二天只好又提着这个书包上学，心里觉得很委屈的，只想早些把这书包提烂，提烂了总得给我换一个吧。
长得像小蜻蜓的姓蓝的女孩儿，以后我就叫她蓝蜻蜓吧，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我洗一次书包，夏天放了晚学，我们一道走过双木桥，走下桥头的大青石墩，双双坐在河边的石滩上，我把书包里的书本和文具盒都倒出来，把倒空了的书包交给她，她就像个大人一样给我洗着书包，在手里搓搓，又在水里摆摆，举在阳光下面照照，然后再搓。我想不通我的书包有时并没有脏，可她为什么老要给我洗，不让她洗不行，洗这么干净干什么，她怎么这样讲卫生呢？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我不想了，洗就洗吧，早些把这个鬼书包洗破了，好让保姆给我换一个新的。她洗完书包，把它铺在石头上面晒着，不久就晒干了，我就把倒出来的书本和文具盒重新又装进去，用手提着向家里走。在她给我洗书包的时候，洗好了铺在石头上晒的时候，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好像并没有说什么话，好像她给我洗书包的目的就是洗书包，洗完就完了，就没有别的话和别的事了，就像是鲁迅先生三十年代批评一些青年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一样。这样一直过了四年，到四年级上学期结束时，母亲决定把我和弟弟转到父亲当右派后劳动改造的老家去上学，说父亲一个人很孤独，让两个儿子去陪一陪他。我自然是很不懂事的，连声招呼也没有跟蓝蜻蜓打一个，也没有留下地址，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到了新的学校也不给她写一封信。我只是记着千万不要带走我的书包，我简直有些恨它，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恰恰是应该把它保留下来的，它上面记载着我的初恋故事呀。真是奇怪，这个从苏联运来的花书包太结实了，蓝蜻蜓给我洗了四年也没洗破，不过我趁这次要走的机会，总算是把它给扔了。
从此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系，直到后来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慢慢想起蓝蜻蜓来，我想当她在下学期开学才知道我走了，她会不会生我的气，会不会哭起来呢？我不知道蓝蜻蜓算不算我的初恋，在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里，很多男女的爱情都从洗衣服开始，或者至少与洗什么东西有关，洗书包大概也算吧。但是我们之间却什么也没有，从六岁到十岁，她只是给我洗了四年的书包。
新的学校叫三合小学，右派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大伯曾是这所学校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在这里的第一年我什么故事也没发生，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上到五年级时，学校调来一个教音乐的女老师，姓黄，家住在县城里，好像是刚从哪所学校毕业的，长得漂亮，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会唱歌，还会按脚踏式的风琴，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钢琴，觉得风琴就是最了不起的伴奏乐器了。这个女黄老师一来就表现出喜欢我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认为我的歌唱得好。我小时候的音乐课成绩一直不错，只是后来过早地离开学校，离开女黄老师，失去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文革中又不得不唱那些疯狂的吵架似的语录歌，才渐渐变得五音不全的。她每个周末要回一次县城，我每周也要到我住在县城的保姆那里去一次，那时候因为我们兄妹都长大了，我的保姆已经离开我们家，回到她过去住的县城里，我和女黄老师就常常在县城里碰面。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买了一本书送给我看。从那天起我就爱上了她，这种事情猛一想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但再一想就觉得一点儿也不荒唐了，首先是因为我从小就太爱书，谁送我书我就爱谁，何况女黄老师长得又好，又会唱歌，还把我带到她家去玩儿。
人们都说爱是自私的，专制的，排他的，同性间充满忌妒和敌意，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然而我对女黄老师的爱不是这样，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带体育的男老师，姓何，也是县城的人，年龄比女黄老师略大两岁，但在男老师中他却是最小的，我们都把他叫小何老师。小何老师上体育课喜欢教我们玩单双杠，跳高跳远，还有篮球和乒乓球。这些课都是在操场上的，碰上下雨天没办法上，小何老师就在教室里给我们讲瓦岗寨上的英雄好汉，罗成秦琼单雄信程咬金什么的，等天晴了再出去上，因此我们都希望上体育课时下雨，下得越大越好，洪水泡天回不了家才好呢，这样好让小何老师把肚子里的故事一次性地讲完。小何老师会骑自行车，女黄老师不会骑，下课后他就在操场上教她，同学们围在操场边上看着，我们都被他们那种忘我的精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感动了，有的同学就展开想像的翅膀，叽哩咕噜地建议说，小何老师怎么不跟女黄老师谈恋爱呢？他们两个多像是一对儿呀！听了这话我很高兴，说这话的同学提醒了我，后来我就天天盼着小何老师和女黄老师谈恋爱，至于恋爱到底是怎么谈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一点儿都没有，但是我盼着他们两个快些去谈，哪怕下次上体育课时又下大雨，我宁可不听瓦岗寨的故事，也情愿把教室让给他们谈恋爱。
然而最终他们两人也没有成为一对儿，女黄老师跟我们学校的谁也没有成为一对儿，她不久就调走了，音乐课和那架脚踏式的风琴，都扔给了我们的班主任肖老师。直到我后来考上了县城一中，住在我保姆的家里，因为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所有课都停了，有一天保姆在锅里做饭，我正帮她在灶门口烧火，忽听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叫着我保姆儿子的名字，说是通知他晚上去工总司令部开会，我一边回答说我哥哥不在，一边抬头一看，竟愣住了，原来她是女黄老师。她也认出了我，同样一愣说，呀，你是彭润波的弟弟？他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说呀？接下来我们又说了一些什么，现在我都忘了，她是怎么走的我也忘了，我送没送她我也忘了，我只是记得她那一声“呀”，还有后面对哥哥的那句女朋友似的亲切的埋怨，心想这个县城总共有二十多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她居然跟哥哥在一个司令部里，这说明他们的革命观点是相同的，那么她会不会跟哥哥谈恋爱呢？小何老师算是没有戏了，我总想她跟与我有关的人成为一对儿，而那个男人跟我越亲近越好。晚上哥哥从司令部开会回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谁知他把我瞪了一眼说，你没见人家的肚子都大了吗？我脸一红，顿时惭愧起来，我只注意看女黄老师的脸，并没有注意看她的肚子，不过我再一想，我当时不过才十四岁，怎么能够看我喜欢的女老师的肚子呢？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姓侯的女生喜欢我，喜欢我的原因是我的作文写得好，常常得到教我们语文的肖老师的大力夸奖。问题是我对她的喜欢毫无所知，每次她找我说话我都大大咧咧，问我问题我也很不耐烦，有一次因为一件什么小事，我还当着同学的面骂了她，她很伤心，一边哭一边说放学了要去报告老师。这下子可把我吓得要死，准备一放学就一跑了之，但是我要出去的路早已被她用身子挡住了，看来她真要下我的毒手，心里正打着鼓，没想到她却悄悄地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手里，然后一扭身就跑走了。我当时还没看清是什么，我们班一个姓雷的男生一把就将它抢了过去，姓雷的男生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力大无穷，全班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打开了，原来是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上面写着，×××同学，请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把你骂我的事告诉老师，刚才我是故意做给同学们看，其实我的心里是喜欢你的。
力大无穷的雷劳动委员手里拿着这封信，当场像朗读课文一样向全班朗读了，于是全班都知道了侯女生喜欢我，我也知道了她喜欢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觉得她的秘密被公开了，又一次伤害了她。侯女生第二天对我的态度大变，她一定误以为我故意把信交给了雷劳动委员，心里一定恨死我了。从此以后直到小学毕业，她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两人在教室里或者操场上见着，她把头一扭就走开了。我也没有向她赔礼道歉，说明真相，心想不理就不理，谁请你给我写的？那个时候我真是糊涂透顶，愚不可及，毫无怜香惜玉之心，长大后我才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想和她消除误会也不行了，小学毕业她没考取中学，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回忆起来，这都是我少年时代对我所喜欢的女性藏在心里的一些情感上的秘密，非常纯洁，非常美好，非常微妙，它可能不算恋爱，而应该算友情才对。而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男女之间的友情却被野蛮地革掉了。我原本考取的是县城一中，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母亲把我转到三中，一年后我再转回一中时，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已经由竖着的四排，变成长长的两排，紧靠着教室的两边墙壁，左边坐的是女同学，右边坐的是男同学，中间空出一大片场地，像是楚河汉界一样，两边人马遥相隔离，彼此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连话都不说一句。然而这种无比严肃的现象是虚伪的，事实上表面越不说话，心里越是有着丰富而又热烈的对白，女同学那边阵营的情况我无从了解，而在男同学这边阵营里，他们居然在不让对方知道，不征求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根据男女同学的相貌、身高、年龄、性格以及其他诸种条件，合并同类项似的，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两个两个都配成了夫妻。班上的女同学本来就少于男同学，我又是中途转学来的，当我进入这个班的那一天，被蒙在鼓里的女同学们，早已经糊里糊涂被分光了。想不到这些人的眼睛很毒，后来鬼使神差，当初私下里配的好几对，不知怎么竟真地搞成了，结了婚又生了孩子，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策划。
因此在初中读书期间，这类事情在我的身上一直都没有发生，只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的父亲早已替我定好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是我母亲娘家的远房侄女，小名叫翠兰子，长得很漂亮，不过比我要大两岁，我应该叫她表姐。翠兰子表姐的父亲是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改造，这位书记不仅不把他当阶级敌人对待，而且要他的女儿把我的父亲叫做姑父，要我把他叫做舅舅，而在一切公开场合，他则与我的父亲以郎舅相称。尤其是不让我的父亲干体力重活，只分配我的父亲做一些记账填分之类的差事，运动一来，上面号召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他也总是把我的父亲保护起来，每逢过年过节，必请我的父亲到他家去做客，吃饱喝足，临走还送一些吃的东西，带回家来给我享受。后来我的父亲每次去他家时，就索性特意把我带上，每当此时，漂亮的翠兰子表姐就在我的面前活泼地走来走去，黑黑的辫子，红红的脸蛋，带着一丝少女的羞涩和甜蜜，时而偷偷地看我一眼，一笑又避开了。
当时我绝没发觉其中的秘密，直到有一次我的父亲在他们家里又喝了酒，回家正式告诉我说，翠兰子表姐将来要给我做媳妇时，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表示了坚决的不同意，宁可与父亲作彻底的决裂，他问我翠兰子表姐有哪点不好，我说哪点都好，他问那你为什么不要，我说不为什么！喝了酒的父亲勃然大怒，站起身来大骂我是狗子坐轿不识抬举，一个右派的儿子能够娶到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做媳妇，你应该夜里做梦都笑醒啦！我也站起来大声反抗道，你想报答人家你自己去报答好了，何必要拉上我！说罢转身就走，只听着背后我的右派父亲气得呼呼地出气。
围绕这件事情，我跟我的父亲以后又进行了几次顽强的斗争，最后他闭上眼睛长叹一声，嘴里说了一句怎么对得起人家呵！从此以后他就不再逼我，我也不再跟他一道上人家那里去了，逢年过节，我的父亲就只好独自一个人去，独自一个人回。不过他每次回来，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带回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的父亲从翠兰子表姐家里回来，突然难过地告诉我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舅舅被撤职了，上面说他立场不稳，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从话里的语气到脸上的表情，都充满着深深的自责。过了几年，这位阶级立场不稳斗争观念不强的舅舅就死了，又过了几年，翠兰子表姐就出嫁了，嫁的是几十里外的一户人家。
初中毕业以后，我本可以随着城市知青一道上山下乡，却听母亲的话错误地回到父亲身边，去跟身心孤独的右派父亲相依为命。在那里接受了贫下中农两年的教育，我长到了十七岁，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一位在《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的姑娘喜欢上了我，但究竟是友谊还是恋爱，我还是不怎么划得清界线。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我在一座水库上拉土筑坝，这个姑娘姓洪，生于一个国家干部家庭，父亲是国家干部，祖父也是国家干部，小脸蛋儿长得很秀气，很好看的，在当时修水库的娘子军中排名第二。不过我觉得那个第一名并不见得超过了她，无非是比她白一点，胖一点，那是在饥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如果现在这个瘦身时代再来评选，说不定她就能够荣获第一。只可惜现在她快老了，别说进入决赛，连入围都不可能了。那时候江青同志正在全国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第一个样板戏就是京剧《红灯记》，指挥部在满满一水库的人中选拔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以及磨刀人、王连举和贼鸠山等的扮演者，演其他人物的都好选，就是李铁梅迟迟定不下来，所有的姑娘都心痒痒地想当李铁梅，但是李铁梅只要一个，最后通过反复研究，李铁梅非洪姑娘莫属。
李铁梅的扮演者对我的态度，全水库的姑娘都看出来了，包括那个排名第一的小美人儿，为此小美人儿暗中和李铁梅闹起了对立，然而我自己还没看出来，是一个扮演叛徒王连举的打炮手助人为乐地告诉我后，我才慢慢看出来的。其实王连举心里很爱李铁梅，但他觉得自己不配，说出来李铁梅也不会答应，就退而求其次，决定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只把李铁梅当成她要保护和成全的小妹妹，帮她寻找一个她有可能爱上的人，比方说我，他觉得整个水库上的人只有我才配得上李铁梅，其他的人都是做梦。我就按照王连举的说法，开始注意李铁梅了。我发现她每次经过我这里时，双眼皮下的两只明亮大眼都要斜着扫我一眼，接着装作脱口而出的样子，轻轻地唱一句京剧道，“年龄十七不算小”，喝完这句戛然而止，又那么扫我一眼，然后就走开了。这是《红灯记》著名唱段中的一句，在李奶奶痛说了革命家史，李铁梅开始懂事以后唱的，再往下唱应该是：“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儿心，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我就要帮你挑上八百斤”，当时全国人民都会唱这一段，据说这段词儿是江青亲自修改的。我奇怪她怎么前面也不唱，后面也不唱，每次都单单唱这一句，莫非是唱词儿忘了？要不就是忘了谱子？可是王连举又告诉我说，呆子，还是城里的中学生，她是专门唱给你听的你还听不懂，你今年多大了？她的意思是“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谈点儿爱？”他骂我是呆子，这话用今天北京人民的话说就是傻逼，经他这么一解剖，我才觉得是这个道理，从此一见了她我就脸红，就好象我是叛徒王连举，因为贪生怕死出卖了她的爹爹李玉和似的。
她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见了我仍然只唱那句“年龄十七不算小”，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沙，和电影里李铁梅那高吭圆润的嗓子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声音沙点儿也有沙点儿的味道，同时还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穷人的孩子那么早就当家，整天在寒风中提篮小卖拾煤渣，哪有那么多的工夫去吊嗓子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更新，事实证明我当时对音乐的理解完全是正确的，目前中国歌坛最走红的歌手，恰恰就是那英、田震这些沙喉咙，唱“马儿呀你慢些走啊”的马玉涛反而不吃香了，她的马儿走得太慢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我在水库上的工作是用一辆土车拉运黄土，从山坡下拉到堤坝上，自挖自装，自拉自卸，上坡的时候像牛一样，下坡的时候则像飞马，辛苦而又危险，一天要拉好几十车才能达标，拉一车路上有人发一张车票，到晚上少一张车票就不能收工，经常都有人累得吐血，还有人摔成工伤。而李铁梅在不演出的日子里，只在土坝上担任一些轻巧的，在我看来是很好玩儿的工作，比方说八个姑娘围着一个小小的石夯，一边唱歌一边把石夯提起来，落在堤坝的黄土上。我看出她很同情我，她的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这是个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如果不搞上山下乡，如果他爸爸不是右派，他才不会来吃这大的苦，受这大的罪呢。这样想着，她就装作对拉车很好奇的样子，提出跟我交换，要我替她打夯，她替我拉一车土试试。谁知她拉一车土回来，却塞给我一大把车票，原来她在发票的人那里连哄带混，来来去去都能多要一些，发票的人认出她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也乐得向她讨好，送她人情，就这样她替我拉一车土，我一天的指标都完成了。她有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大的女伙伴，跟她是一个姓，比她还要高一个辈分，就像是崔莺莺身边的红娘，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就也学着她的样子替我拉车混票，一时间打夯的姑娘都来了劲儿，学习铁梅好榜样，掀起了一个替我拉车的高潮，一人一车，回来纷纷把大把小把的车票往我手里面塞，其中有几个胆子大的，还笑嘻嘻地把车票直接塞进我的裤子兜里。于是我以后的日子好过极了，每天拉辆空车放在姑娘们那里，加入她们的队伍嘻嘻哈哈地打着小夯，她们就轮流着去给我拉车混票。直到现在我还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怀念李铁梅和她身边的红娘，还有那一群善良的姑娘给予我的同情和援助。
窗户纸是多管闲事的叛徒王连举捅破的，他觉得再不捅破就不行了，因为水库马上就要修好，一修好人员就要解散，到那时李铁梅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告诉她的家里，让我们早些结婚算了。他一心要成人之美，做好人好事，就自告奋勇，跑到李铁梅的家里说了这事，先说了我一大堆的好话，最后落脚到我和他们的女儿相好，而他们的女儿不好意思对家里讲，特此把这事托付给了他。这一下立刻完了，李铁梅的爷爷是公社的一个什么干部，鼻子是红的，像圣诞老人，一听说我是一个右派的儿子，粉红色的鼻子顿时气成了紫红色的鼻子，他说，不行，我的孙女儿将来要给也给个无产阶级，给个工人！红鼻子爷爷的阶级觉悟很高，敌我阵线分得非常清楚，知道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儿子当然也属于资产阶级。王连举出师不利，觉得对不起我，回来又是仰天长叹，又是骂那个该死的红鼻子。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不仅不感谢他这个媒人，反而还责备他说，谁要你去说了？谁请你去说了？谁想扎根农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娶媳妇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知道我的媳妇在哪里吗？王连举生了气道，难道还在北京不成？我点头说，你说对了，她就在遥远的北京城，目前年龄还小着呢！
此话一出，我就果断地和李铁梅结束了关系，无论她怎么唱“年龄十七不算小”，我也不理她了，我心想你别恨我，要恨你恨你的红鼻子爷爷吧。我更不让她和她的女伴红娘替我拉车，正好这时水库修好了，也不用拉车了。我的心里既不痛苦，也不遗憾，因为我对王连举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战斗过一冬一春的地方。后来又是农业学大寨，层层改梯田，山顶造平原，一个生产运动接着一个生产运动，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年冬天从外地调来一个年轻的公社书记，姓薛，听说了我写小说，大吃一惊，带一干子人到我家来，看我是个什么人，一看还是十多岁的青年，很是欣赏，他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的，让我别劳动了，在工地指挥部里搞搞宣传，写写表扬稿子。梯田和平原还没有改造完毕，他又让我去一所学校教书。有一天我教着教着，发现有一个学生长得很像李铁梅，下课后就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果然得知李铁梅是他的姐姐，心想你这个学生呀，你的老师差点儿就是你的姐夫！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年头，估计他可能有姐夫了，又问他说，你的姐夫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二汽的工人。我就马上想起了王连举告诉我说，她那个红鼻子爷爷说过的话了，他到底把他孙女儿给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红鼻子爷爷，这个公社干部。
故事讲完了，我不知道以上几位女性现在哪里，她们还记不记得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