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艺术家的退缩，蜕变，和退化，多一个会怎样？多一个应亮会怎样？这大概是我采访应亮真正想得到的答案。
在与应亮讨论的过程中，我想他并不知道我的这层意图，令我高兴的是，话题是可以深入的，深入至“坦白”，而不至沦为一出表演者自讲自话的故事会。
也许我们仍然不能洞悉未来，但这种坦白至少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承诺。
在现下的世界里，“坦白”即是美德，需要勇气。
一谋：听说你刚刚从宋庄回来？应亮：对，去宋庄是因为后面的影展，栗宪庭基金会 9月 1号有个“北京独立影展”。
会放我最近的 3部短片。
而且彭姗现在也在那边工作。
一谋：你怎么看宋庄这种艺术家“集体归隐”的方式？北京这种艺术家扎堆的“圈子文化”？应亮：其实我对当代艺术了解很少，跟他们联系也很少。
只是因为每年参加影展，才知道一些。
我觉得是两个领域。
不仅是跟他们不熟，而且跟北京的各种电影圈也都不熟。
只是知道一些人，听说过一些事，很多人都还没见过。
比如拍《二冬》的杨瑾，还有彭涛，其实都是北师大的校友，但也是在去年才认识。
就是也挺乐意不在北京的吧。
有一个自己生活的空间，相对边缘一点，这样挺好的。
一谋：在中国，似乎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圈子，做电影的圈子，做记者的圈子，做艺术的圈子，你采取这样一种离群索居的方式，也许意味着无法生存，也许什么也做不了。
应亮：就拍电影而言，过去是因为还要依赖工业，做一个电影很难。
大家还需要讨论用什么胶片，是用 35还是16，特别机械，仅仅一个摄影组，就要三四个人才能操作那个机器，一个剧组就得一二十个人。
但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一下子改变了，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用 PC电脑就可以剪辑了。
所以我选择边缘是应运而生的，是技术发展到这一步了。
也许我当时下了点决心，比别人多一些勇气，那也是因为我相信未来技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过去器材掌握在电影厂手里，电影是一个昂贵的集权话语，它必然是不民主的。
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从传播学的角度，小众传播是可以打败大众传播的，它是可以倒着来的，当你进行DVD发行，网上流传，盗版大面积铺开的时候，你的受关注程度是会提高的。
拿我的《背鸭子的男孩》来讲，现在网上可以看到。
但其他许多体制内的独立电影，他们要顾及体制，要收回一些成本，要进院线，而院线有它的商业法则。
所以反而我的电影发行得比他们的好，更多人能够看到。
很多人是从土豆上看到《背鸭子的男孩》，我觉得就可以了，我没有其他要求，传播到就可以了。
所以技术的革新和革命给了我很大支持。
一谋：这其实是一种个人归隐的姿态，当初你是怎样做这个决定的？应亮：各方面吧，既有客观条件，也有性格方面的。
其实让我在一个大剧组工作，我可以去做，我在那种环境里工作是挺出色的，但是那会对我造成伤害，那种等级式的环境，我很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不是很信任中国这个产业体制，比如体制里一级的摄影师啊，或者是一级的灯光、美术，我认为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所想的。
我还是希望一部电影的大多数，最好100％是从我这儿出来才好。
一谋：其实很多体制内的导演做的是一个协调工作，去协调各种人的关系，其实是个政治家。
你不喜欢这些，而喜欢更纯粹的表达？应亮：就是更干净的环境吧。
比如自贡那个环境就比较单纯，它有一种孤独，了解电影的人很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吗，我只能努力去解释；工作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工作人员，比如外地的朋友过来帮帮忙，搞搞灯光什么的，但那样不累，不会是像片场里那样一个大生产的状态。
我可以很灵活的，我很喜欢这样。
比如，今天本来计划在这边，但发现对面的楼更好，就可以去试一下，或者今天大家都累了，那就不拍了吧。
就出去玩一下，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没有压力，不需要看别人脸色。
来的人也都是陪我玩的，尽管人也只有六七个，但是人家都来陪着我玩，帮我消遣，实现我的理想，对这些来帮忙的人来讲没有实际利益，尽管我会给一些报酬，但很少，等于没有。
所以大家要玩得高兴。
一谋：那如果有机会进入主流，说给你个 200万人民币，你就随便拍，你会选择拍不同的电影吗？应亮：我不会。
一谋：即使是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应亮：那样也不会。
对电影，我还是想保留一种朋友的关系，不想弄得太累。
进入主流毕竟意味着一个工业环境，不管是制作，还是销售，所谓的没有任何要求也是不可能的。
它总是会有一些商业或政策方面的要求，起码是沟通，这样的方式我不是特别愿意。
电影我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更个人的表达。
那么在我现在这个空间里，不管是拍，还是传播，我觉得做得还都可以。
如果是宁浩，他会觉得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很不满意，因为制作方面的约束太大了，一个班子只有五六个人，利用当地社会资源的效率就会很低，发行方面会有特别多的障碍，不能进院线，出 DVD价格也不会很高。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很严重，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可以不选择电影，我也可以选择独立音乐。
一谋：国内还有其他人和你一样吗？应亮：其实在中国还有其他选择个人归隐的人。
比如刘家英，我也是他的粉丝，他也不在任何圈子里。
我是很偶然看到他拍的《牛皮》，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也在做影展，我就找到他的老师，问到他的 Email，给他发信，大概介绍一下影展的情况，喜欢他的片子云云，结果他就不回，他是个性很强的那种人。
我在影展结束后，再把所有的信息发给他，还是不回。
嗳，我就觉得，很值得尊重吧，其实跟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样陆续联系，一直到今年，才同意在重庆的影展上放一下。
他的这种归隐很深，制作也就是他一个人，连演都是自己演。
一谋：你怎么看中国的电影教育？也有人讲，上北电也学不到什么，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一帮人，进入那个圈子。
应亮：我觉得做剧情片需要一定的学习和训练，要有一定的技术上的积累。
我学得还可以了，在北师大确实学到了东西。
因为北师大的课程是培养个人操作的，每个人，每个环节都会涉及到，从编剧到导演，到录音和剪辑，每个学生得到的都是相对全面的培养。
可能别的地方是教学生怎样适应电影工业，怎样去花钱，而北师大恰恰是教学生怎样去省钱，用最少的钱拍一个电影，那样的培训给了我未来的机会。
一谋：这套操作方式像周传基的观点。
应亮：周老师也是我的一个启蒙老师吧。
他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他在北京的时候，北师大每个班的第一堂课都是由他来带，但我们好像是最后一个班了。
他的观念就是：现在是电影第四次的技术革命，软硬件都掌握在个人手里，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做完了不给别人看都可以。
这种观念他那个时候就有。
一谋：不给别人看？应亮：对，你自己享受就行了。
那个时候我也就开始接受这种观念。
我也去过一些剧组，做做场记啊，副导演啊，我觉得那个环境我不喜欢。
我觉得那样拍出来的东西不是电影，很遥远，我离它很遥远，它也离我很遥远。
我愿意和电影更近一些，有时候宁愿累一些，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做摄影，录音，搬东西，但我觉得我离电影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