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67年成功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就用到了比普通氢几乎要重两倍的氘化锂。
1公斤铀的能量大约可以使一列火车运行4万公里，而1公斤氚化锂通过热核反应放出的能量，相当于燃烧20000多吨优质煤，比1公斤铀通过裂变产生的原子能多10倍。
锂还可作为核聚变的燃料和冷却剂，天然锂和氢化锂是原子反应堆的屏蔽材料，可用作反应堆保护系统的控制棒。
此外，没有了锂，火箭、飞机和潜艇就没有了高能燃料，因为锂和锂的化合物具有燃烧度高、速度快、火焰宽、发热量大等特点，是极好的燃料。
没有了锂，导弹、火箭、飞机、卫星和飞船就没有了理想的结构材料，因为锂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抗冲击性能好、延伸性大、弹性大、抗高速粒子穿透力这样良好的材料性能。
没有了锂，飞机、坦克的寿命就会大为降低，军用仪表、雷达就无法在严寒、酷热等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正常工作，因为锂还是性能很好的军用润滑脂的主要原材料。
任何一个帝国的霸权，不仅有政治与经济优势，还具有超前的军事优势。
只有坚船利炮才能为原料掠夺、经济殖民和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外交是一个国家的上下两层嘴，经济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强大的军队与武器装备则是一个国家的肌肉。
即便在外交、经济手段失去作用后，军事打击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比如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
巴菲特作为美帝国主义统治精英中的一员，一定对锂矿的价值具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比亚迪股份的长期持有未必没有要染指西藏锂矿的长远考虑。
锂是稀土资源中的一种。
所有的稀土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与高新技术工业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在军事装备方面对一些高精确度毁灭性打击武器来说不可或缺。
美国的35个战略化学元素和日本的26个高技术化学元素，都包括了全部稀土元素。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南巡时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中国拥有全球95%的稀土，全球供应量有97%来自中国。
然而，稀有的资源却未能被自己所用，却为他人作嫁衣裳。
就拿日本来说，约83%的稀土来自中国，日本进口的中国稀土被储存在日本海的海底，这些储备足够日本使用20年。
而美国、澳大利亚等稀土资源国却封存自己的矿藏，作为长期的战略储备。
当然，我国决策层也站在战略性高度上看到了稀土资源对国家军事与政治策略的重要性。
2002年8月1日，国家计委发布实施《外商投资稀土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强化对外商投资稀土的管理。
2005年，商务部和海关开始禁止“稀土原矿”出口，并大幅上调了稀土的出口税。
2009年4月，国土资源部进一步采取降低国内产能等措施。
众所周知，日本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不能够发展进攻性武器，在军事上对我国不具有直接的对抗性。
而美国则不同，它每年的军费占到全球总军费的一半以上。
它在军事上对我国是一个最为直接最为严重的威胁，最近的美韩黄海军事演习离我国京津心脏地带不过几百公里而已，这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
因此，美国对我国稀土资源的虎视眈眈，我们的相关部门必定会小心警惕，尽力与之周旋。
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美国要规避我国对稀土资源的控制，就必须采用一些极为隐蔽与巧妙的迂回手段与策略。
军事与经济的直接对抗是实力与蛮力的争斗，军事与经济的间接对抗则是智力的争斗。
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推测，巴菲特持股比亚迪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美国要控制我国锂矿资源的一种间接战略。
可能有人会说，巴菲特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成功的资本家或资本运作家，巴菲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他怎么会成为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附庸呢？实际上，美国与我国不同，它的政府本身就是由大资本集团控制的。
高盛的总裁可以去做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长又可去投资银行做总裁。
即便是奥巴马的总统选举，也需要罗杰斯、巴菲特等大资本家的金钱支援。
它就是一个官商一体的国家，资本支配了政治权力。
因此，绝不能用普通国家中的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来看待巴菲特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隐蔽性来说，巴菲特个人的行为比美国政府的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
从美国国家利益到巴菲特，从巴菲特到比亚迪，从比亚迪到西藏矿业，从西藏矿业到扎布耶高科，我们看到了美国人的老谋深算与巴菲特的邪恶本质。
民国时期的国立安徽大学教授陈谵然在《迁都建藩议》中曾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仅应该考虑目前一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更应该在矿物资源与能源方面有长远的考量。
俗话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
太阳能是地面和大气的能量源泉，也是地球生物链最低端的植物与藻类光合作用所生成的生物能的来源。
此外，太阳能能够使大气发生环流产生风能，使水蒸气上升构成水的势能。
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能源的主要来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更是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后经过数亿年的积累而成。
尽管太阳能的物理学基础是核聚变反应，但目前来看，在50年内，人类都无法以可控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来代替现有的各种不可再生能源。
如果在几十年内，数亿年积累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耗费殆尽，现代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要土崩瓦解。
1953年，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哈波特（KingHubbert）成功预测了美国石油生产顶峰将发生于1970年。
石油生产顶峰，也称“哈波特顶峰”（Hubbert'speak），是易于开采的石油供给达到顶峰的术语，石油储备评估主要也是基于易于开采的石油供给。
还有一些难以开采的石油来源，生产这些石油需要高得多的成本，换而言之，是低得多的能源-投资回报纸币。
19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油田的发现达到顶峰，然而，新发现油田的平均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
除了石油以外，任何一种有限的资源，在开采的初期，其开采量主要取决于需求，因而其累计开采量呈指数增长；随着累计开采量的增加，资源极限对开采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增长率将越来越低，直至降为零。
于是可以用生物种群演化的逻辑斯蒂函数来拟合其累计开采量数据，进而预测逐年产量，这就是哈波特曲线（HubbertCurve）。
不可再生的一次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的供给都可以用哈波特曲线来拟合和预测。
根据哈波特的方法，国际知名的能源观察组（EWG）和能源所（IFE）认为，亚洲煤炭产量在未来5~15年可能到达“顶峰”。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过了产量顶峰，剩下的大部分储量主要是质量较差的烟煤和劣质褐煤。
用哈波特曲线推算中国的煤炭产量，可能在2027~2036年达到年产30万吨左右的峰值，此后年产量的大趋势是逐渐下降。
以1949~2005年的煤炭产量数据作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中国煤炭总产量的统计拟合曲线及对未来的预测。
根据这种方法，世界银行分析的结果是，到2020年，煤炭需求将达到44亿吨。
因此，到2020年，煤炭供需缺口将高达14亿吨左右。
除了煤炭资源，现有的所有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经过推算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将下降。
如果能源政策没有任何改进，到本世纪后半期，我国的社会经济系统将无法运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BerkeleyNationalLab）对中国能源问题初步研究的分析结果也与此不谋而合。
他们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将在未来数十年内面临严重的能源紧缺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能源主要以煤为主。
也许有人认为，只要不断地发展高新技术，就可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然而，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问题。
就拿信息技术来说，信息并不能脱离物质属性的大脑、书籍以及计算机而独立存在。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消耗了电力的13%，2000~2004年美国填埋3亿台电脑，每台电脑所含的有毒金属在3.175~4.536千克之间，每3台电脑进入市场就有2台电脑报废。
那么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何可以保持能源的充足供应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呢？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E.Daly）早已指出：“不发达国家将会保持对发达国家作为出口市场的依赖。
此外，当最丰富的和最容易获得的资源首先被开采完后，仅剩下较贫乏的和不容易获得的储备作为以后的发展所需。
后者需要更多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为此，不发达国家必须一再依赖于发达国家……出口主要的地质资本以换取上层社会奢侈消费品的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同样陷入灭亡的困境。
”原来，发达国家是以落后国家的能源短缺来支持他们自己充足的能源供给，以落后国家的生态危机来支持他们自己花园一般的世界。
这是血淋淋、赤裸裸、弱肉强食的能源帝国主义与生态殖民主义。
如果中国的决策层与企业界受到巴菲特的蒙蔽，一意孤行地发展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我们可想而知，中国的能源紧缺在未来几十年将更加严重。
前文提到，中国的汽车技术发展方向应该提高燃料经济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非小汽车。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未来的交通主要依靠小汽车的话，有车必有路，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占用良田、森林与湿地来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大约侵占了2.5亿亩良田、森林与湿地，约占目前耕地总面积的14%，而国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是对汽车使用者的巨额隐性补贴，是鼓励购买小汽车的行为。
于是，有路就有了更多的车，结果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Downs）所提出的著名的唐斯定律（DownsLaw）。
每位乘客所分担的道路等基础设施成本由高到低，依次为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公共汽车。
从消耗的能源来看，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其人均交通能耗比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高出2.5~4倍。
全球第二大城市、人口多达1800万的墨西哥城集中了全墨西哥一半以上的工商业与金融业，为保证公共交通的发展，墨西哥政府每年从市政建设费中提出37%~44%用于公共交通建设。
在城市客运交通量的构成中，公共交通提高到80.7%。
而日本则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大力建设轨道交通，使之承担了城市60%以上的客运交通量。
很多出过国的人往往会惊讶于国外道路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破旧与落后，甚至有人惊呼，“美国人的穿着打扮粗糙无比，还不如上海人时髦乖巧”，“美国是个大农村”。
殊不知，这是美国控制世界大战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