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叶冬心
不管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怎样百般地轻视和讥嘲现代法国人的决斗吧，反正它仍旧是我们目前最令人憟憟危惧的一种风尚。由于它总是在户外进行，所以参加决斗的人几乎肯定会要着凉。保罗·德卡萨尼亚克先生，那位习性难改，最爱决斗的法国人，就是由于这样常常受到风寒，以致最后成了缠绵床席的病夫；连巴黎最有声望的医师都认为，如果再继续决斗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除非他能够养成一种习惯，在不受湿气和穿堂风侵袭的舒适的房子里厮杀——他最终必然有性命之忧。这一事例肯定可以平息那些人的怪谈，他们一口咬定了，说什么法国人的决斗最有益于卫生，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户外活动。再说，这一事例也肯定可以驳倒另一些人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只有参加决斗的法国人以及社会主义者所仇恨的君主是可以不死的。
可是，现在要谈到我的本题上了。我一听到岗贝塔先生和富尔图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事随之而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冈贝塔先生相交有年，熟悉他这个不顾一切、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那么高大，但是，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遍体全身所有的地方。
我不等到他来找我，就立刻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的宁静之中。我说“法国人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有所不同。他正在那些砸烂了的家具当中来回疾走，时不时地把一个偶然碰到的碎块从屋子里这一头猛踢到另一头。不停地咬牙切齿，发出一大串咒骂，每隔一会儿就止住步，将另一把揪下的头发放在他已经积在桌上的那一堆的上面。
他挥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他腹部上方胸口，在我两边颊上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安放在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过来，他立即和我谈到正经事情。
我说，猜想他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当然是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就必须让我用一个法国人的姓名；那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缩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导：冈贝塔先生的助手显然是一个法国人。
首先，我们为决斗的人订立遗嘱。我坚持我的观点，一定要先办妥这件事。我说，我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一类的事情。他把遗嘱写好后，就要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了祖国，为了言论自由，为了文明进步，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要在临死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一个疾病患者来说，这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于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了许多种临死前的大放厥词，双方在选择上争执不休，但最后我还是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成为以下这样一句，他把它抄录在备忘录里，准备给背了出来：
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我说，这句话好像跟决斗缺乏联系；但是他说，联系在最后的话里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刺激。
依次办理，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武器。决斗的人说，他觉得身上有些不快，准备把这件事情以及安排决斗的其他细节都托付给我。于是我写了以下通知，把它带去给富尔图先生的朋友：
先生：
冈贝塔先生接受富尔图先生的挑战，并授权我向贵方建议：决斗的地点拟选普莱西一皮凯空场；时间订为明晨拂晓；武器将用斧头。
阁下，我是十分尊敬您的
马克·吐温
富尔图先生的朋友读了一遍通知，打了一个哆嗦。接着，他转过身来，用表示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您可曾考虑到，先生，像这样一场决斗，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那么，您倒说说看，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
“会流血呀！”
“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瞧，如果可以承蒙指教的话，请问贵方又准备流什么？”
这一下我把他问倒了。他知道自己一时失言，于是赶紧支吾其词地解释。他说刚才是一句玩笑话。接着他又说，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很喜欢使用斧头，确实认为它比其他武器更好，可惜法国的法律禁止使用这种武器，所以我必须修改我的建议。
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心里盘算这件事情，最后我想到，如果双方相距十五步，用格林机枪射击，这样也许一切可以在决斗场上见分晓。于是我把这主意提了出来。
但是这项提议没被采纳。它又受到法律的阻碍。我建议使用来福枪；此后，是双管猎枪；此后，是柯尔特海军左轮手枪。但是这些—一都被拒绝了；我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就含嘲带讽地建议双方距离四分之三英里互相扔碎砖头。我一向最恨白费力气，去向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说幽默话；所以，当这位先生竟然一本正经地把最后这条建议带回去给他的委托人时，我心里感到难受极了。
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说他的委托人非常喜欢采用双方相距四分之三英里扔碎砖头的办法，但是，考虑到这样做会给那些在当中走过的闲人带来危险，他不得不谢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我说：
“啊，这我就没办法了。要不，可以烦您想一种武器吗？说不定您早已想到一种了吧广”
他脸上闪出了光，一口儿回答说：
“哦，当然，先生广”
于是他开始在口袋里掏——掏了一个又一个，他有很多口袋——同时嘴里一直在嘟咬：“啊，瞧我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啦？”
他终于找到了。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了一对小玩意儿，我把它们拿到光亮地方，断定了那是手枪。它们都是单管的，镶银的，1分玲找可爱。我没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我一声儿不言语，单把其中的一枝挂在我的表链上，然后把另一枝递还给他。这时候我的伙伴拆开了一张折叠着的邮票，从包在里面的几粒弹药中拣了一粒给我。我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委托人只可
115以打一发枪。他回答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不可以打得比这更多了。于是我请他继续指教，就烦他提议双方应当相距多远，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紧张，这时候我的头脑已变得越未越迟钝和胡涂了。他将距离指定为六十五码。我差点儿失去了耐性。我说：
“相距六十五码，使用这样的家伙？即使距离五十码，使用水枪，也要比这更容易死人呀。想一想，我的朋友，咱们这次共事，是为了要人家早死，不是要他们多活呀。”
然而，凭我百般劝说，多方争执，结果只能使他将距离缩短到三十五码；而且，即使是采取这一折衷办法，他还是勉强迁就的，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件屠杀的事从此与我无关系；让罪责落在您肩上吧。”
再没其他办法可想了，我只得回到我的老狮心那儿，去向他汇报我有失身份的经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冈贝塔先生正把他最后一绺点发放在祭坛上，他向我跳过来，激动地说：
“您已经把那件玩命的事安排好了——从您眼神里我看出来了。”
“我给安排好了。”
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他就桌边靠稳。他急促地、沉重地喘息了一会儿，因为他情绪太激动了；接着，他沙哑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么，武器呢，那么，武器呢！快说呀！使用什么武器？”
“使用这个！”我拿出了那个镶银的玩意儿。他只朝它瞟了一眼，就笨重地晕倒在地上。
等到苏醒过来时，他伤心地说：
“以前我是那样强作镇静，以致现在影响了我的神经。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表现软弱了！我要正视我的恶运，像一个男子汉，像一个法国人。”
他爬起来，做出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塑像极少能够比它更美的雄壮的姿势。接着他就扯着一条低沉的粗嗓子说：
“瞧呀，我镇定自若，我准备就绪；告诉我那距离。”
“三十五码。”
不用说，这一次我可没法挟他起来了；但是我把他就地翻了一个身，然后用水泼在他背上。他很快苏醒过来，说：
“三十五码远——没一个可以扶着的东西？可是，这又何必多问呢？既然那家伙存心谋杀，他又怎么会顾得上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可是，有一件事您必须注意：我这一倒下，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法国骑士是怎样慷慨就义的。”
沉默了好半晌，他问：
“我个子高大，你们没谈到那个人的家族也站在他一起，作为一种补偿吗？？可是，这也没关系；我可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如果他风格不够高，自己不提这件事，那么就让他占点儿便宜吧，像这样的便宜，高贵的人士是不屑于占的。”
当时他已坠入一种迷惘的沉思中，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打破了沉寂，说：
“时间呢——决斗约定在什么时间？”
“明儿破晓的时候。”
他好像大吃一惊，抢着说：
“发疯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在这么早的时刻出门。”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选定了这个时刻。您意思是说，要有一批观众吗？”
“现在可不是拌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富尔图先生竟然会同意采取这样标新立异的办法。您立刻去要求对方，把时间推得更迟一些。”
我跑下楼梯，猛地打开大门，差点儿撞在富尔图先生的助手怀里。他说：
“回您的话，我的委托人极力反对选定的时间，请您同意把时间改成九点半。”
“凡是我们力能循规尽礼之处，先生，我都愿意为您高贵的委托人效劳。我们同意您建议更改的时间。”
“请您接受敝方委托人的谢意。”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人说：“您总听见了，努瓦尔先生，时间改成九点半了。”努瓦尔先生当即鞠躬，表示谢意，然后离开了那地方。我的同伙接着说：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贵方和敝方的首席外科医生可以按照惯例，同乘一辆马车去决斗场。”
“我认为这完全合适；感谢您提到外科医生，因为，说不定我真会把他们忘了。那么，我应当请几位呢？我想，两三位总够了吧？”
“按照一般惯例，人数是每方各请二位。我这里指的是‘首席’外科医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委托人的崇高地位，为了体面，最好是我们每方再从医学界最有声望的人士当中指定几位顾问外利医生。这些医生可以乘他们的自备马车去。您雇好灵车了吗？”
“瞧我这个木头人儿，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我这就去安排。您肯定觉得我这人太没见识了吧；可是，这个请您千万别计较，因为以前我对这样高尚的决斗毫无经验。以前我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倒为决斗的事打过不少交道，可是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很粗鲁的玩意。还谈灵车哩——呸！我们总是让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四仰八叉横倒在那儿，随便哪一个高兴用根绳子把他捆扎起来，然后用辆车给运走了。您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只是办理丧事的几位主管要像通常那样一起乘马车去。至于那些下手以及雇来送殡的人，他们要像通常那样步行。我明儿早晨八点来跟您碰头，咱们那时候再安排行列的顺序。现在恕我要向您告辞了。”
我回到我的委托人那里，他说：“您来得正好；决个是几点钟开始？”
“九点半。”
“可好极了。您已经把这条消息送给报社了吧？”
“老兄？咱们是多年的知交，如果您竟然转到了这个念头，认为我会卑鄙地出卖——”
“唷，唷！这是什么话，我的好朋友？是我得罪了您吗？啊，请宽恕我吧；可不是，我这是在给您增添太多的麻烦。所以，还是去办理其他的手续，就把这件事从您的日程表上取消了吧。杀人不眨眼的富尔图肯定会处理这件事的。要不，还是由我自己——对，为了稳当起见，由我递个条子给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努瓦尔先生——”
“哦，对了，这件事可以不必叫您费心了；对方的助手已经通知了努瓦尔先生。”
“哼！这件事我早就该料到了。那富尔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是要出风头。”
早晨九点半钟，队伍按下列顺序向普莱西一皮凯的决斗场移近：走在头里的是我们的马车——上面只坐了我和冈贝塔先生；接着是富尔图先生和他助手所乘的马车；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有两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演说家，他们胸前口袋里露出了那张悼词稿；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的是几位首席外科医生，以及他们的几箱医疗器械；再后面是八辆自备马车，上面载的是顾问外科医生；再后面是一辆出租马车，上面坐有一位验尸官，再后面是两辆灵车；再后面又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位治丧的管事；再后面是一队步行的助理人员以及雇用来送殡的人；在这些人后面，在雾中向前磨蹭着的是长长一队随同大殡出发的小贩、警察、以及一般居民。那是一队很有气派的行列，如果那天的雾能较为淡薄，那次队伍的出动必将蔚为大观。
没一个人谈话。我几次向我的委托人搭讪，但是，我看得出，他都没注意到，因为他老是在翻他那本笔记簿，一面茫然无主地嘟哝：“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抵达决斗场后，我和那位同行助手步了步距离是不是够三十五码，然后抽签挑选位置。最后的这步手续只不过是点缀性的仪式，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无论挑选哪个地方反正都是一样。这些初步的手续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走到我的委托人跟前，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身体尽量扩展开，厉声地说：“准备好啦！上子弹吧。”
于是，当着几位事先妥为指定的证人装上子弹。我们认为，由于气候关系，进行这件细致的工作时最好是打着电筒照亮。接着我们就布置自己的人。
可就在这当儿，警察注意到人群已经聚集在场子左右两方，因此请求将决斗的时间推迟一些，好让他们把这些可怜的闲人排列在安全的地方。
这项要求被我们接受了。
警察命令两旁的人群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这时空中更是浓雾迷漫，我和另一位助手一致同意，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之前吆喝一声，好让两位斗士能确知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不觉心里凄惨起来，因为看到他的勇气已经大为低落。我竭力给他壮胆。我说：“说真的，先生，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糟。想一想吧：使用的武器是这样的，射击的次数是受限制的，隔开的地方很宽广，雾浓得叫人没法看透，再说，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另一位决斗者是斜眼兼近视，照我看呀，在这场决斗中不一定会出人命事故。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所以，振作起未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啦。”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委托人立即伸出手说：“我已经恢复正常，把家伙给我吧。”
我把那孤零零的武器放在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他直瞪瞪地盯了它一眼，打了个哆嗦。接着，他仍旧哭丧着脸紧瞅着它，一面结结巴巴地嘟哝：
“咳，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呀。”
我再一次给他打气，结果很是成功，他紧接着说：“就让悲剧开演吧。要支持我呀；别在这庄严的时刻丢下了我不管呀，我的朋友。”
我向他作出保证。接着，我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那是他敌手所站的地方，并且嘱咐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此后就根据那声音确定方位。接着，我用身体抵住同贝塔先生的背，发出促使对方注意的喊声：“好——啦！”这一声喊获得从雾中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应，于是我立即大叫：
“一——二——三——开枪！”
我耳鼓里触到好像“卟哧！卟哧！”两声轻响，而就在那一刹那里，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下了。我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旧能听出从上面传来轻微的人语声，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为了……他妈的，我的死到底是为啥呀？……哦，想起来了，法兰西！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探针的外科医生，从四面蜂拥而来，都把显微镜放在冈贝塔先生全身各个部位，令人高兴的是，结果并没找到创伤的痕迹。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位斗士扑过去搂住对方的脖子，一时自豪与快乐的泪水有如泉涌；另一位助手拥抱了我；外科医生、演说家、办理丧事的人员，以及警察：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彼此祝贺，所有的人都纵声高呼，整个空中充满了赞美的颂词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快乐。
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与其做一位头戴王冠、手持朝笏的君主，毋宁做一位参加决斗的法国英雄。
这一阵骚动稍许平息之后，一群外科医生就举行会诊，经过反复辩论，终于断定，只要细心照护调养，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负伤后仍旧可以活下去。我受的内伤十分严重，因为显然有一根他们都认为已经折断的肋骨戳进了我的左肺，我的许多内脏都被挤到了远离它们原来所属的部位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不知道它们今后是否能够学会在那些偏僻陌生的地点发挥它们的功能。然后，他们给我左臂的两个地方接了骨，把我右大腿拉复了臼，把我的鼻子重新托高了。我变成大伙深感兴趣的对象，甚至成为备受赞扬的人物；许多诚恳和热心的人士都向我自我介绍，说他们因为能认识了我这位四十年来惟一在一次法国人的决斗中负了伤的人而感到自豪。
我被安放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救护车里；于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我被一路护送到巴黎，成为一次洋洋大观中最显赫的人物，然后，我被安置在医院里。
他们将一枚荣誉十字勋章颁赠给我。虽然，不曾身受这一荣宠的人倒是为数不多的。
以上如实地记录了当代最值得纪念的一次私人冲突。
我对任何人都无可抱怨。我是自作自受，好在我能承担一切后果。
这并不是夸口，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怕站在一位现代法国决斗者的前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头脑仍旧保持清醒，我永远也不肯再站在一位决斗者的后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