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50年里，就在科学不断深入探究自然奥秘的情况下，1995年在美国还召开过一个大会，讨论捍卫科学的途径，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为什么要捍卫科学呢？因为相当部分受过教育的公众正在与科学渐行渐远，转而信奉各种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奇异信条。
尽管对科学和技术有不少负百看法，21世纪的公众还是普遍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MP3、DVD之类的灵巧设备。即使在观赏山顶自然美景的徒步旅行者也要随身携带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手机、电子记事本，甚至膝上电脑，没有科学和科学家，这一切技术都不会存在。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所述，“来自美国各地大约200位深感不安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参加了这次在纽约科学院召开的为时三天的集会，交换观点、筹划策略。会议亮出的口号是‘借助科学和理性起飞”’。该报的解释是，“科学方法论的捍卫者被迫奋起抗击信仰疗法、占星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超自然的庸医术”。
当天发现这样的新闻，读者想必尝到了某种时间之旅的奇异滋味，好像世界倒退到100多年以前。从表面上看，世界肯定是处于20世纪。就在2001年，在科学和技术的作用之下，日常生活的景象远非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所能想象。汽车飞驰在繁忙的都市街道上，街道两侧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在建筑物的上空，喷气式飞机把旅客从一个机场运送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在建筑物的里面，办公室人员和住户居民用无绳电话或手机给顾客或朋友打电话、通过电视看新闻，用笔记本电脑或掌上电脑向世界各地发送电子邮件，还可以从几千英里外立即收到报纸和杂志的电子版。人类可以在月球上漫步，也可以打碎原子，运送机器人探测器去探测行星，人的寿命比以前延长一二十年。
那么，这200位参加纽约会议的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以及更多没有参加会议、但也同样深切关心的人，他们忧虑的是什么呢？
根据1990年盖洛普民意测验：49%的美国人相信超感官知觉，21%的人相信有来生，17%的人相信他们曾经与死去的人接触过，25%的人相信有鬼神，14%的人相信闹鬼，55%的人相信魔鬼实际上存在，14%的人在最近曾经咨询过算命先生，25%的人相信占星术，46%的人相信巫医或精神治疗，27%的人相信过去外星人曾经访问过地球。2001年做的更近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中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精神治疗方面增加到54%，与死者通信增加到28%，相信闹鬼的人增加到42%。还有人估计，美国人每年花几十亿美元用于草药、针灸疗法、顺势疗法，以及其他各种身体和心理的产品和服务，这些统称为另类健康疗法。
显然，当21世纪来临之际，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或者对科学感到极度不安，或者反对科学。这不仅是对科学的攻击，也令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感到不安，而且还是对科学方法论本身，以及对诸如“客观真实性”、“理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有效性的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在那篇会议报道中继续写道：“许多人说，危险正在日益逼近，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再有……在美国和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这种抵毁科学的认知障碍，最终甚至会摧残民主本身，因为民主正是依赖于公民达到理性认识的能力。”
有一些争论涉及局势是不是真有这么严重，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认真考虑放弃科学或把它作为废弃的思想扔到垃圾堆里去。然而，参加纽约会议的与会者大多同意，此种关切有深层次的原因。尽管“理性的构架已经四分五裂”的说法过于严重，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毋庸置疑，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确实已将矛头都指向了科学。
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认知障碍”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它的症状一目了然，原因却各不相同。然而，大多数观察家普遍指出这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被称为“新世纪”的流行社会现象，在20世纪后半叶席卷西方世界；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大体上是一种纯理论哲学，在同一时期占据了许多学院和大学。
尽管精确的描述往往会因人而异，不过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步入正轨。它起初发端于许多学院和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是对“现代主义”哲学及其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一种反作用，这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已初见端倪。尽管它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贴有不同的标记，但其核心却是这样的主张，人们不可能通过自己不够完善的感知能力来真正认知这个世界的实在。因此，我们对于世界所做的任何陈述，无论科学还是文学，最多只是我们关于世界所做的一些解说，或者是一些故事，基于我们学过的文化和语言，它们教我们如何观看和描述世界。我们认为我们知晓这个世界，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或其他文化关于“真理”和“真实性”本质的假设。所以当人类感知它时，人们能够感知的唯一方式——宇宙只不过是叙事体系的一种庞大集合，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依赖于产生它的文化先天就有的偏见。既然不存在一个唯一“普遍有效”的真理（因为每一个关于“真理”的命题，其含义和解释必定植根于它所处的特定文化之中），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立哪一个“真理”凌驾于其他之上。我们能做的顶多就是认识到，每一个叙述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真实的，它不能凌驾于其他叙述之上，包括被称为科学的叙述。这样一来，在极端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都是合理的科学，美国土著的原始传说也和现代“西方科学”所提供的解释一样有效，而与鬼魂谈话也和电话里的谈话一样真实。
参与纽约会议的科学家所关切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许多学生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在他们通过学院或大学进入日常世界时，往往采取了后现代的态度。正如一位持有批评态度的观察家所谨慎指出的那样，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可能在教室里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但它顶多只是“在真实世界里绝对没有用处的……智力泡泡糖”。尽管这种说法也许太过粗糙——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里谨慎地使用它，有可能是对傲慢自负和沙文主义的一种纠正，但当推向极端时，这种态度有可能会使批评能力走向丧失。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加上“新世纪”的社会时尚，产生出一种哲学上的混合物，它不仅向科学家，而且也向20世纪末许多其他思想家发起警告，只要他们仍然相信人类具有理解世界的理性能力。
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不存在普遍真理，而“新世纪”的追随者坚持说有一个普遍真理，但不能被理性思维发现。取而代之的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放弃理性，采用灵性。
和后现代主义一样，要精确定义“新世纪”运动也有困难，但是可以大致将其定义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一种广泛多样化的联盟，这些人都相信通过灵性觉悟可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转变。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传统宗教的，但作为一条普遍规则，“新世纪”信徒都相信，宇宙并不是没有内涵和目的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灵性上的相互联系。“新世纪”也许看到了社会、政治和精神混乱的尽头并因此而展望一个社会、政治和精神和谐的新时代。至少，那是许多“新世纪”追随者的哲学保护伞。
尽管追溯这样一种分散无序的运动的历史最多只能通过偶然事件（许多“新世纪”的信念，例如信仰疗法、转世和个人寻求特殊灵性和通灵“能力”，可以追溯至好几个世纪之前），但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它主要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在年轻人中盛行的反传统文化，媒体称之为“嬉皮士”和“佩花嬉皮士”，这些人以占星术中的“宝瓶座”作为自己的象征符号，因为根据占星术中的流行说法，宝瓶座代表和平与和谐。因此，每当日历翻到新的宝瓶座时期，许多人相信世界将会经历一场巨大的精神觉醒——这一觉醒将会带来和平与和谐，首先是对个人，然后通过个人行为影响世界。有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样唱道：“这是宝瓶座时代的开始。”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在吸毒和媒体炒作的氛围中自我消亡，它的许多追随者返回到社会中，承担了传统的社会角色，然而他们却继续持有这场运动的许多信念，并且仍然支持其许多要旨。
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有一个重要因素来源于对东方宗教的借鉴和改造。这一兴趣在70年代跟一种所谓的“超个体心理学”的趋势相结合，把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到极端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新世纪”运动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60年代反传统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曾经的逃避现实者现在不仅有了稳定职业，而且，在社会上占据要职，这些情况起到了为“新世纪”现象推波助澜从而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效应的作用。
确实迎来了轰动效应，1980年，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1938—）的《宝瓶座同谋》（TheAquarian Conspiracy）一书论证说，世界正转向精神和谐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通灵”（与精灵接触，精灵就是不再活着的个人——这是19世纪通灵术运动的现代形式）、水晶球、意识提升和其他各种活动，发现他们的个人灵性。这本书的畅销令人吃惊。这是上百本类似流行读本中的第一本，它们塞满了整个80和90年代书店的书架。1983年电影明星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1934—）写的自传《超级女绑匪》（Out on a Limb）据说卖出了300万册以上。麦克雷恩在随后出版的书中详细叙述了她个人参加“新世纪”运动的经历和她的强烈信念，从通灵、轮回、超感知觉和太空来访者到草药、神游太空和信仰疗法。她还叙述了下列信仰，如预感、鬼魂、水晶球的神奇功能以及一度贴上“神秘的”、“超自然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等标签的好几种其他思想，这些思想现在都在“新世纪”的更“值得尊敬的”标签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麦克雷恩的《超级女绑匪》还改编为电视，由她主演，后来还写了另一本关于影片制作的书。显然，“新世纪”成了一桩大事情！在《宝瓶座同谋》出版之后的几年里，弗格森、麦克雷恩和其他“新世纪”作家开始占据书店里越来越多而且显著的部位，要比那些科学书籍引人注目得多。也许它们正好代替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占据了同样的书店中曾经被称为“神秘学”的部分。
麦克雷恩等人主持的信息和“灵感”讨论会吸引了大量参与者（麦克雷恩的讲座一个听众席收300美元）。不止一家的大型公司邀请“新世纪”发言人向它们的雇员作演讲或者主持讨论会。
弗格森在《宝瓶座同谋》中把“新世纪”称为“没有领导人但有强大的网络……是给美国带来根本变化的运动。它的成员已经跟西方思想的某些因素决裂，他们甚至割断了与历史的继承关系。”
到了2002年，美国有线电视中最流行的两个节目：“与约翰·爱德华一起超度”及“与詹姆斯·范·普拉一起超越”，涉及一对超凡魅力的人物正与听众中死去的亲属“通灵”。这些“新世纪”的灵媒成了国内杂志的主要作者，撰写畅销书并且在网络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作现场访谈。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报纸和杂志广告、电视商业广告和“商业信息片”大肆炒作下述现象：从“心灵热线”到“心灵治愈”课程，以及冥思、草药与针灸的奇迹。“假日讲座”和周末“精神聚会”吸引数以百计的出席者。许多正规的护士学校和医务学校开始讲授“治疗性按摩”，这种治疗方法只需要从业者感觉患者的“气味”，在不接触患者身体的情况下，仅靠操纵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能量场给病人治病。
少数丑闻也许会使这种行骗伎俩的高额效益打点折扣。200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克劳小姐”在她提供的“免费朗诵”的心灵热线业务中，利用虚假广告、假票据，募捐活动等形式，使顾客耗费过多电话费。然而由此产生的丑闻引起的仅是同情，认为那是被告的公关事务。
“新世纪运动”尽管没有领导者，却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一运动只不过是捡取了历史长河中的各类秘术和超自然信念进行重新包装以适于现代消费而已。和“治疗性按摩”一样，“新世纪”信念的许多基础涉及科学上仍然未知的力和普遍的能量，信徒却声称它们存在于每个生物体中并渗透于所有的存在之中。正是这些力，通过冥思而释放，用于康复治疗，因超感知觉而唤起，被水晶球和锥体所引发或放大并且集中。
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新世纪”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古老的迷信和庸医，只是换上了新的包装，差别就在于“新世纪”的思想向公众中受教育阶层的渗透程度大大提高，它更容易被这些阶层接受了。极为非理性的想法，以前只是躲躲闪闪，或者在具有相似思想的一小群人中说说，现在却成了餐馆里、机场沙发上和电视访谈节目中的热门话题。以前曾经被冠以“神秘的”（意即“隐晦的”）事物，在20世纪末竟成了思想交流场所的日常话题。
正当纽约会议把注意力聚焦在后现代主义和它对科学及科学方法论的直接打击时，“新世纪”在社会各个阶层里用它无所不在的影响以某种方式发起了更大的恐吓。正在新潮的购物中心里采购的普通夫妇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后现代主义”或者“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方法），或者在学术界中如此常见的任何其他什么主义，但他们仍然会偶尔停下来看看健康食品柜台、挑选各种草药，这些草药号称能够治疗百病，从肌肉酸痛到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能集中。走过几家店铺，他们可能会多看两眼磁性鞋垫，据说这种鞋垫有助于减轻双足的疲劳。然后他们会停下来进入一家书店看看，买上一本由最新的流行电视“频道师”所写的书，或者被一家音像商店吸引，租一套录像或者DVD，据说它提供了UFO绑架者或者通灵宠物“真实而精彩”的故事，或者租一套可以为提高个人超感知觉能力提供指导的录像。
有些人论证说，正是科学的成功导致许多人离它而去。当科学不断剥去这个世界上的幻想和迷信时，许多人感到需要在宇宙及其个人生活中寻找更多的意义和目的。技术，尽管使亿万人生活变得更容易，但也使很多人感到失落，在现代世界的熙熙攘攘中感到自已无足轻重。
现代医学的巨大成功，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失去个性化的例行公事。当家庭医生那双给人带来安慰的手被远距离的，并且出于经济考虑的卫生维护组织的官僚体制所取代时，他们感到被遗弃了。随着医学变成庞大的事业，许多人开始感到失去了与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个人接触，从而失去了个人对自己健康需要的控制。另类医学——“新世纪”中心理念之一，似乎令他们再次体验到治疗师那双能带来平静和保障的手，从而对自己的健康恢复信心。
传统的宗教在20世纪末对许多人来说也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原教旨主义者和富有魅力的教会人士发现自己争取到了皈依者，但大部分公众不再把自己当做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者其他传统宗教团体的成员。民意测验表明，西方世界大多数人仍然声明自己是“相信上帝的”和信教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把自己归为“年轻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人们，宣称他们没有传统宗教信仰。
我们对“为什么”和“之所以”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是对大多数对此关切的人来说，直接的问题乃是：科学和理性思维正处于直接和间接的严重打击之下，不仅在局部，而且遍及社会的大部分。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如何行事呢？在纽约会议上有一个坚定的声音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哲学教授格劳斯（Barry Gross）。他经常写文章捍卫科学和理性思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认为科学家和支持理性思维与科学方法的人们应该挺身而出。他在会议上论证说，科学的捍卫者应该跟“反科学的队伍”战斗到底，并且“动员人群中的其他人起而反之”。格劳斯强烈地反映了许多与会者的观点，他强调说：“科学家必须把一部分力量用于系统地反抗科学的敌人上。”
蒙特利尔的马克吉尔大学哲学教授和基础与哲学研究组主任本纪（Mario Bunge，1919—）直接针对某些大学部门热心于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现象，说道：“有些教授是被雇佣、被唆使，或者得到权力认可来教授这样的内容：理性没有价值、经验证据没有必要、客观真理不存在、基础科学沦为或者是资本家的或者是男人统治的工具……拒绝一切知识的人在过去的500万年中照样努力地学会了许多东西。”
许多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采取坚定的立场。1976年，由当时的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库兹（Paul Kurtz，1925—）领头，参加者还有若干著名科学家，他们共同组建了“对于超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CSICOP）。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活跃和坦率直言的组织，有多达100多个分支机构。除了出版名为《怀疑的调查者》（The Skeptical Inquirer）的月刊和发起一系列针对伪科学和超自然声明的科学调查之外，还成了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世纪思想的公开反对者。它召开的讨论会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其中包括世界上一流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进行有价值的意见交换，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坚定地与他们所认为的非理性与反理性这一社会上的危险势力进行战斗。再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平常因过于专注自己的工作而难得有机会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到了21世纪初，都开始大声抗议对科学和理性的攻击。
未来将会获得胜利。世界将会继续重视理性思维、科学和一切辛苦得来的进步吗？这些进步是由热心的人们从启蒙运动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奠定的。21世纪的“新世纪”会不会逐渐倒退到黑暗和迷信的时代呢？
还有，21世纪的复杂世界能不能保存这个传统，或者人类最大的希望是不是还在于持续不断的奋斗——利用所有的智慧与理性力量来面对并且理解来自自然界的挑战，有时则是来自那令人迷惑的人性的挑战。
对于科学，回答是清楚的。但是，当时钟敲响新时代的黎明时，要赢得它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仍然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