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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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的接班人。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说：“救救孩子”，可见他对孩子的期望。翻阅鲁迅散文诗《野草》，我们却在《求乞者》中看到另一番景象：在四面都是灰土的路上，穿着夹衣的两个孩子向我求乞，我非但没有施舍，而且还带有憎恶的情绪。这是怎样的鲁迅？我们疑惑了。
仔细读来，我们的疑团自然而解。不是“我”无怜悯之心，只因“我但居布施者之上”，所以对孩子的求乞只会“烦腻、疑心、憎恶”。求乞只会带来内心的“虚无”。中国人并不是靠求乞为生的，嗟来之食是为“我”所厌恶的。
看看第一个求乞的孩子：拦着、磕着、追着，这是儿童的游戏吗？为了食物，把自己的童真廉价地出卖。乞怜得有些像出尽洋相的奴才向主子讨好来践踏自己的人格，没了骨气，只剩求饶，这是怎样的悲哀啊。
看看第二个求乞的孩子：舞动哑语，装模作样，是哑巴吗？为何落得如此下场？这不是的，它是孩子乞求的妙招。为一口饭，去做哑巴做的事，正常人想变残疾人，这扭曲的心理是病态的，是为健康的孩子所抗拒的，这是怎样的哀痛啊。
“人之初，性本善”。孩子一出生就是一颗钻石，闪闪发光。求乞的孩子在饭食面前丧失了他们的光亮。为什么呢？因为四面都是灰土的世界：破败、黯淡。社会像剥落的高墙那样萧条，人间似倒败的泥墙那样沉寂。孩子在死的人间里接受的是欺骗和伪装的教育，因此他们的骨自小就是软的，软骨长出的是媚骨，由媚骨造出的是卑微的灵魂。难怪为了求食，媚态尽显，这使“我”感到“秋寒”，人间凄冷。
救救孩子吧，孩子毁了，中国还有未来吗？对于这求乞，“无所谓和沉默”将是最好的处方，在空虚和无语中分明有几个人各自走路，无疑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滴血的伤口：麻木，冷漠。“灰土，灰土，灰土……”这最后的呐喊，响彻寰宇。是灰土蒙蔽孩子的眼睛，是灰土毒害孩子的心灵，是灰土扭曲孩子的心灵。灰土是罪恶的黑手——封建思想。
人活一口气，没了这口气，如同行尸走肉，与动物无异。作为先驱者的鲁迅找到了中国人的痼疾，无疑是十分痛苦的。心病还须心药医，要使中国人昂首挺胸，不做奴才，必须拨开灰土，铲除封建遗毒，重塑民族性格。从人做起，书写一个大写“人”字，特别是孩子。人活是为了一口气，一口精气，一口神气，那么这样的民族才会有希望。
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啊。”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啊。”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吧。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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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文章以风筝为引线，对“我”粗暴对待小弟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小弟这样的人的不觉悟表示出深深的悲哀。这无疑是对封建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进行控诉。
叙述往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是文章的突出特点。全文虽以叙事为主，但深深地融汇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关键的地方，则又通过凝练的语言，作了画龙点睛的点染，使文章感情的表达更加明朗。例如，文章开头“我”从北京冬季的天空中，看见一二风筝浮动着，引起了一种惊异和悲哀。为什么呢？下面作者就插入一段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故乡早春的景象，而且在这一景一物的描写中，都凝聚“我”对故乡的赞美之情。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直接抒发了这种感情：“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就将“我”对故乡的深切怀念更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不单纯是为了抒发“我”对故乡的深情，如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目的或落脚点是使“我想起幼时欺凌小兄弟之事”。“我”在这里进行了反思。透过这个小“我”，看到旧的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整个社会面貌——大“我”——家长式的管理、长幼尊卑的秩序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愚昧无知，它扼杀了儿童的天性。“我”的回忆是对封建宗族制度的摧残儿童的控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这不可挽回的过错后，心情无比沉重。这种忏悔意识，否定了旧“我”，催生了新“我”，“我”的思想演进轨迹明晰了，“我”的复杂心理状态显示了，正是这些原因，所以当“我”，看到北京天空中的风筝，而感到“惊异与悲哀”。
探究这篇散文，可以悟到这样一层道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指导，唯有这样，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后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也应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只有科学思想，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几笔就把人物形象、性格特点，传神地勾画出来。例如描写“十岁内外”，“多病，瘦得不堪”的小兄弟，“张着嘴，呆看着空中出神”，为别人放的风筝“惊呼”，“跳跃”，这就把小兄弟善良、活泼可爱、喜欢游戏的性格表现了出来。当他私自做风筝的秘密被发现后，作者描绘了他窘迫不堪的神情时这样写道：“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作者在这里写出了小兄弟的精神状态，是被封建礼教所麻木的自然流露，这不单纯是胆小的缘故，其深层原因更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依据。当“我”彻底毁坏了他即将完工的风筝，傲然走出时，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这里作者对其他并未着力渲染，只是抓住小兄弟的表情神态，简约的几笔，就将他进行正当游戏的愿望遭到虐杀后，那种惊惧、绝望的心情，极其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这些描写完全符合儿童的特点。与小兄弟的形象相对照，突出了“我”的粗暴、兄长的威严。
另外，文章的心理描写也很出色。如作者在写“我”时，主要抓住人物“我”的心理描写，着重写了“我”的沉重的心情、谋求补过的方法，以及补过不成后的感受。这些心理活动，充分表达了“我”的悔恨与悲哀，尤其是当“我”向小兄弟提起儿时的这桩旧事时，弟弟却惊异地问：“有过这样的事吗？”显然，他已经“全然忘却”。这一笔的含义是深刻的，它意味着直到作者写本文时有的人对封建思想的奴役还不觉醒。这使作者深感沉重和悲哀！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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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士》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说，它“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野草〉英文译本序》）。
期间，“五四”运动已经退潮，新文化阵营已发生分化，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封建复古势力异常猖獗。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未停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在南方酝酿形成。北洋军阀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用暴力镇压革命人民，更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抗一切进步和革新，妄图引诱青年脱离革命斗争。对此，鲁迅写了《未有天才之前》《导师》《一点比喻》等文章进行反击。而后围绕女师大事件又写下了《“碰壁”之后》《我的“籍”和“系”》和三则《并非闲话》等文章。作为这一系列斗争的经验总结，鲁迅以散文诗的形式写了这篇《这样的战士》；通过战士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具有清醒的不为敌人任何阴谋诡计欺蒙的韧性精神。鲁迅刻画“这样的战士”的形象，也是号召革命青年必须具有这种韧性精神，做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士。
这篇散文诗可划分为六段：
第一段（包括第一、二自然段），描写“这样的战士”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姿态。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这句一开始就扣住题目，总领了全篇。首先领起的，是第一段对“这样的战士”的精神状貌的概写。同时这句的“要有”，也带有强烈的号召语气。
“这样的战士”有清醒的认识，他明白为什么战斗，不像受殖民主义者雇佣的非洲土人那样，虽然背着新式的武器毛瑟枪，却是“蒙昧”无知的。“这样的战士”也有旺盛的斗志，敢于冲锋陷阵，不像受清王朝雇佣的绿营兵那样，虽然佩着新式武器盒子炮，却是“疲惫”无力的。“这样的战士”不故作姿态，不借助“牛皮和废铁的甲胄”壮声势，当然也不依靠毛瑟枪和盒子炮作武器；“他只有自己”巍然屹立，所握在手中的是蛮人用来歼灭野兽的简单武器——可以“脱手一掷的投枪”。
以下，从第二段到第六段，描写“这样的战士”的战斗行动；从战斗行动，逐步加深和丰满战士的形象。
第二段（包括第三、四、五自然段），写“这样的战士”识破敌人的讨好和种种伪装，毫不受骗，坚决进行战斗。敌我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敌人是诡计多端的，“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这“无物之阵”并非真正“无物”，而是敌人把狰狞的面目隐藏着，布成似乎空无所有的阵地；也寓有鲁迅说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题〈彷徨〉》）的意思。而“一式点头”，更表现出敌人的阴险、狡猾，是形势不利于他们时使用的“软刀子”，企图以表面的讨好、点头哈腰，来麻痹战士，解除战士的武装。这正如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中所写的：“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啊。’”另外，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总结的辛亥革命后“咸与维新”的血的教训，都属于这种情况。但“这样的战士”有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他洞察“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同时还看穿了敌人的伪装——打着各样“好名称”的旗帜，披着各式“好花样”的外套。他根本不受这些伪装和诡计诱骗，他毫不妥协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我还不能“带住”》）。什么“学者”“文士”“雅人”“君子”……，都不过是用来掩盖实质的“好名称”；什么“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都不过是用来标榜自己的“好花样”。
第三段（包括第六、七自然段），写“这样的战士”针对敌人伪装“公正”的又一诡计，继续进攻。虚弱而狡猾的敌人为使人相信他们“公正”——“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竭力装出一副诚实无欺的样相，“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而且“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证明他们“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可是敌人的伪装“公正”或“公平”却往往成了他们偏私的反动本质的自我暴露和自我表演。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写的《答KS君》中就揭示过：“使我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间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当，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这种丑态，后来（一九二六年四月）在《现代评论》（第七十一期）的《闲话》中就有突出的表现。鲁迅对其思潮及根源，以先后的杂文做过多次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这里，鲁迅就是通过“这样的战士”对其更投掷出了锋利的投枪。
阿长与《山海经》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chang）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象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加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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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长，鲁迅称她为长妈妈，浙江绍兴东浦大门楼人。她是鲁迅儿时的保姆。长妈妈的夫家姓余，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叫五九，是做裁缝的，她有一个女儿，后来招进了一个女婿。“长妈妈只是许多旧式女人中的一个，做了一辈子的老妈子（乡下叫做“妈妈”），平时也不回家去，直到临死。”长妈妈生前患有羊癫疯，一八九九年四月“初六日雨中放舟至大树港看戏，鸿寿堂徽班，长妈妈发病，辰刻身故”。鲁迅对长妈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朝花夕拾》中，有好几篇文章回忆到与长妈妈有关的往事，其中《阿长与〈山海经〉》是专门回忆和纪念她的。其实，这个来自东浦的长妈妈身材矮小，周家原先的保姆：章福庆的妻子阮氏——“庆太娘”才是真正的长妈妈，个子高大。更换保姆后因为叫惯了，也把东浦的那位叫做长妈妈。
这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散文，作者按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时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刻画出一个真实、生动、鲜活的普通劳动妇女——长妈妈的形象。她饶舌多事、不拘小节，有许多繁文缛节，但为人诚恳、热情，有着淳朴、宽厚、善良、仁慈的美德，文中表达了作者的深切怀念之情。其词恳切，其情真切，十分感人。作者在人物刻画方面是颇见功力的，主要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善抓细节。写人物最怕把人物的鲜明性格淹没在一般性的叙述之中，俗话说，于细微处见精神，写小说需要如此，写记人散文又何尝不需如此呢？鲁迅就是善抓细节的高手，为了表现长妈妈爱啰唆，爱说闲话，作者写她“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为了表现长妈妈的粗鲁和不拘小节，作者写她“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有关“元旦”早晨的一段描写也十分生动，“我”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当“我”忽而记得了隔夜长妈妈的提醒喊“阿妈，恭喜”时，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这些细节都传神地写出长妈妈对“我”的关心和祝福。
详略有致。写人的散文既忌琐碎，又忌粗疏。鲁迅在写长妈妈时就既有简笔，又有繁笔。第二部分写“厌”长妈妈时略写了她的啰唆和对“我”的管制，而详写了她的睡相；这一部分写“烦”长妈妈时略写了长妈妈所教的生活中的一般“道理”，而详写了过年的“规矩”；第三部分写“敬”长妈妈时，虽两件事都用了繁笔，但第二件“《山海经》事件”写得更为详尽。由于详略得当，文章就显得错落有致，人物也显得血肉丰满。
欲扬先抑。这是本文构思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文章从一开始就表达出作者对长妈妈的厌烦和不满，厌她啰唆，厌她限制“我”的自由，厌她睡相不好；烦她规矩太多，烦她道理太多。就在读者似乎感到长妈妈一无是处时，作者笔锋一转，详细叙写了两件令他敬重的事。由于前面“抑”得太多了，后面的“扬”就给人以奇峰突起的感觉，人物形象霎时间就高大起来。我们再回过头来探究一下本文的题目，看看作者有没有什么玄机在其中。“阿长”是作者在憎恶长妈妈时才这样叫的，因此，“阿长”代表的是作者在文章前半部分所表达的情绪。“山海经”事件是彻底改变“我”对长妈妈看法的重要事件，也正因为有了“山海经”事件，“我”才真正由“厌烦”长妈妈变成了“敬重”长妈妈。因此，“山海经”是敬重长妈妈的代表性事件，“山海经”代表的就是文章后半部分所表达的情绪。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地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地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得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阅读指南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写于厦门大学。它主要记叙了一九〇四年夏末至一九〇六年初春作者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学习与思想经历，重点回忆了与这段经历有重要关系的藤野先生。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二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别祖国，到日本留学。一九〇四年八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想用医学“救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医”，为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出力；还想以医学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启发人们社会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但是，现实的教育，使他终于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于是一九〇六年秋便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去东京，决定用文艺唤醒人民，使祖国富强起来。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期间，结识了藤野先生，并建立了深挚的情谊。
鲁迅与藤野先生分别二十年后的一九二六年，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是鲁迅世界观发生伟大飞跃的前夜。这年秋天，在反动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下，鲁迅离开北京，来到厦门。他在一封信中曾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使有些准备。”所谓“休息”和“准备”，乃是回顾自己走过的革命路程，清理和解剖自己的思想，总结斗争经验，以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藤野先生》就是这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写成的……
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的中国，正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中国人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爱国志士，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远渡重洋，赴先进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以便学成归来好振兴自己的祖国。这就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当鲁迅先生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向，远渡东瀛，来到了东京，目睹盘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赏樱花、学跳舞，有着说不出的厌恶和心痛。这些“清国留学生”，全然忘却了灾难深重，困苦不堪的祖国，却在异国风花雪月，安逸享乐。他们分明是一群附庸风雅，思想腐朽，不学无术的败家子，真是家门不幸。看到这些人，鲁迅先生就很痛苦，很愤懑，无法安下心来求学。后来，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同时，为了自己能潜心求学，学得真本领好报效祖国，就决定到别的地方去，“眼不见心不烦”。
文章开头部分运用了衬托手法，用“清国留学生”来反面衬托鲁迅先生，突出了鲁迅先生可敬可贵的爱国精神。而正是这爱国的精神，才赢得了藤野先生的关爱与尊重，同时，这又为鲁迅先生到仙台见藤野先生做了铺垫。
在去仙台的路上，鲁迅先生只记得两个地名。一个是日暮里，一个是水户。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日暮里”这地名，让鲁迅先生很自然地想起唐代诗人崔颢的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也就让鲁迅先生想到了风雨如磐，任人宰割的祖国，想到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兄弟姐妹，他忧虑，不安，痛苦，也许他还会想到那群不肖子孙和败家子的“清国留学生”，愤激之情充盈于胸际。
而“水户”是明末遗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对明王朝一片丹心，誓死效忠明王朝，他这样做，是忠君爱国的体现。朱舜水的爱国思想，引起了鲁迅先生内心的共鸣，所以，他能记得“水户”这不起眼的地名。
鲁迅先生到了仙台，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差。夜晚睡觉，他没有蚊帐，而蚊子又多，他只能用被子把全身捂住，只留鼻孔在外面，“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竟然睡安稳了。”而吃饭的地方是兼办囚人的饭食，虽然后来换了个地方，可每天都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鲁迅先生在写这段极其艰苦的生活时，是用诙谐幽默的笔调来写的，让人读之忍俊不禁。这就充分表明鲁迅先生不以环境的恶劣为意的。因为他到日本来，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求学，即学好医术，好回去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曾如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求学将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像这样的学生，在老师藤野先生眼里，自然是很优秀的了，对他也就会另眼相看了。我想，不仅是藤野先生，而且是每一个老师都会这样做的。
鲁迅先生在仙台，还受到仙台医专的几位职员对他食宿的关心，反映出日本人民善良的心地和友好的情谊。这是从正面来衬托藤野先生高尚的品质。
接下来，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所作的直接描写，浓墨重彩，细腻传神。
文章通过对藤野先生的外貌描写和有关掌故的介绍，刻画出了藤野先生是个生活俭朴，治学严谨的好老师。
文中具体写了四件事：1.主动关心“我”的学习，认真为“我”改讲义。这件事表现了藤野先生自始至终认真负责的精神。2.为“我”改正解剖图。这里体现了藤野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循循善诱。3.关心解剖实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藤野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一直惦记着“我”的解剖实习。4.向“我”了解中国女人裹脚这件事表现了他对骨学的兴趣和求实精神。这四件事，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
这以后发生的匿名信事件，作者通过日本的“爱国青年”，这些有着狭隘民族偏见的日本学生，因怀疑是藤野先生漏了题，鲁迅才考及格的，就写了封匿名信给鲁迅，学生干事还托辞检查鲁迅先生的讲义，严重伤害了鲁迅先生的民族自尊心。文章在这里通过“爱国青年”，从反面衬托藤野先生毫无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
最后看电影事件，促使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
那一次是看枪毙中国人的电影，说是由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使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促进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这就是鲁迅先生与藤野先生惜别的原因。
像藤野先生这样一位生活简朴，治学严谨，正直热忱，毫无民族偏见的好老师，在鲁迅先生心里是“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文章结尾写道：“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由此可见，藤野先生永远会给鲁迅先生精神上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
记念刘和珍君[1]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2]、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阅读指南
“三·一八”惨案是继“五卅惨案”后，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大屠杀，它的直接导火线是三月十二日的大沽口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为了帮助奉系军阀张作霖消灭冯玉祥统帅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日本海军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舰被迫退往塘沽。大沽口事件发生后，三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准备武力进攻。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三月十七日，部分学校，团体代表到国务院请愿，执政府卫队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广大群众更加愤怒。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到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群众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打死打伤二百余人，制造了屠杀爱国人民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都在遇害者之列。
三月十八日下午。鲁迅先生正在西三条寓所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噩耗传来他无比愤怒，在文末特地注明了时间，并把三月十八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师生和北京各界人民隆重追悼刘和珍，杨德群烈士，鲁迅亲自参加了追悼活动。对烈士牺牲的悼念，对反动罪行的愤慨，对未来战斗的渴望，交织在鲁迅心中。四月一日，他饱蘸着血泪，用愠怒而悲愤的笔调，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感人至深的不朽文章，本文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第四期，后由作者编入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之中。
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主要是评述“三·一八”惨案。
读这篇文章，只要分析一下描述的几个方面，概括一下鲁迅对每一方面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就不难把握全文内容了。作者对反动势力、爱国青年和处于中间状态的所谓“庸人”，分析得非常透彻。反动势力包括段祺瑞执政府（或称“当局者”）和“几个所谓学者文人”（或称“有恶意的闲人”“流言家”），当然也包括“惩创学生”的“八国联军”，还有“中外的杀人者”，但本文锋芒所向主要是段政府和流言家。对爱国青年，鲁迅突出地描写了刘和珍，还提到杨德群、张静淑和“四十余被害的青年”，再扩大一些是数百死伤者，再扩大一些是请愿的群众。
处于中间状态的“庸人”，鲁迅又称他们是“无恶意的闲人”。
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愤怒地控诉段政府杀害爱国青年的暴行，痛斥走狗文人下劣无耻的流言，无比沉痛地悼念刘和珍等遇害青年，奉献他的悲哀和尊敬，一方面告诫爱国青年要注意斗争方式，另一方面颂扬“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勇毅，激励人们“更奋然而前行”。
“奋然而前行”的方向、目标是哪里？作者在本文中没有直述，可以从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控诉中领悟得到。“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这世界是“似人非人的世界”，作者痛心疾首地说“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他痛心于我们民族的“衰亡”，痛心于衰亡民族的默无声息，渴望“爆发”，呼唤“爆发”，用“血战”来消灭黑暗势力，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在这世界里没有暴力，没有侵略，没有纷争和流言蜚语，人们都合理地生活，幸福地做人，安心地劳动和读书。
《记念刘和珍君》在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把记叙、议论和抒情交错起来，熔于一体，使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高度的说服力。如对刘和珍生平和死难时的情况，作者都作了简要的叙述，描绘了刘和珍坚毅英勇、和蔼可亲的形象；对烈士的悲哀与尊敬，对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的凶残下劣，则抒发了非常悲痛、愤怒的感情；对斗争的方法和烈士死难的意义，也有深刻的议论和分析。这三者，在文章的各个部分，虽有所侧重，但基本上是三者交错运用的。如第二部分，作者讴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在第三部分则集中笔墨描写了刘和珍在女师大学潮中的高大形象，让刘和珍这座“猛士”的丰碑矗立在读者眼前。第五部分，先记叙了刘和珍等遇难的情景，描绘了爱国青年英勇斗争的形象，揭露了反动派的凶残。接着反复抒写“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这是在记叙之后，作者悲极愤极的感情的总的抒发，强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反动派的憎恨，对死难烈士的悲痛。“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又是与记叙和抒情相交错的议论，增强了揭露的深刻性。由此看来，记叙可给抒情和议论作基础；而在记叙基础上的抒情，可引起读者共鸣，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以事实作根据的议论，则把记叙的内容加以深化和升华，从而把读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语言简练，深刻有力。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感情色彩浓烈，悲、愤、赞、斥，字字鲜明。文中有很多警策性语句，不仅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力量和艺术感染，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发人深省、启人深思。例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它仿佛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昭示我们奋力前行。“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作者发自肺腑的呐喊恰如晨钟暮鼓撞击我们的心灵。此外，文章成功地运用“反语”“反复”“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方法，也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范爱农[10]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11]，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12]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13]，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14]，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15]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
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16]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17]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18]，来接的不就是子英[19]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20]烈士，被害的马宗汉[21]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22]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23]，接着是绍兴光复[24]。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25]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26]。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27]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28]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29]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30]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31]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32]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33]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34]，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35]。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十一月十八日
阅读指南
鲁迅与范爱农是绍兴同乡，年若相仿，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并维持深厚的友谊。在范爱农死之后，鲁迅写过许多回忆范爱农的文章。范爱农的死，成为鲁迅心中不可磨灭的痛，影响着鲁迅的思想发展以及文学创作。鲁迅作品中表现的回忆情绪和死亡意识，无不浸透着范爱农的影子。
《范爱农》是鲁迅先生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写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而范爱农则死于一九一二年七月间），收录于《朝花夕拾》。在《范爱农》一文之前，鲁迅还曾以“黄棘”的笔名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绍兴《民兴时报》上发表了《哀范君三章》的悼亡诗篇：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本文追叙了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辛亥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的现实、追求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受人迫害，郁郁不得志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同乡会上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在当时浑浑噩噩的国度里，范爱农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满现实、不屈不挠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范爱农的悲剧就不是孤立、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具有典型社会悲剧。因为，在范爱农身上集中了那一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处于彷徨苦海中的身影。
《范爱农》是《朝花夕拾》里最末一篇，可算是鲁迅对自己大半生的一个小总结。从儿时的友情，到成年后的友情，鲁迅无不用自己真诚的心去谱写伤心的歌。就连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可说是带着自己的痛苦回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