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残酷的
2015年6月8日，是素有“步行者天国”之称的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7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民众纷纷到现场献花寄哀思。7人死，10多人轻重伤。战后日本空前的大惨剧。当年25岁的凶手加藤智大先是用2吨货车冲撞5名路人，再跳下车，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刀疯砍路人，又造成2死10多人受伤。“这个世界没有人与我说话。”“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都比我过得好？”带着孤独带着仇恨带着疯狂，凶手加藤实施了有计划的犯罪。当然犯的是死罪。今年2月日本最高裁判所驳回了加藤的上诉，确定死刑。等待他的将是死刑的执行，日本战后悲剧的一幕也就宣告结束。
但真的结束了吗？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加藤智大的弟弟，在去年2月自杀了。为什么自杀？为谁自杀？这一下子又牵住了日本国民的视线。原来，加藤的弟弟在自杀前一周，将写了6年的手记文稿寄给《现代周刊》，吐露多年来如何活在“杀人犯弟弟”的阴影下。事发后记者没完没了地追问，不断地搬家换工作，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也离他而去，并留下一句刺痛心灵的话：你们一家人都不正常。他在手记里写道：“加害人的家属，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幸福？”显然自杀前的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加害者的家属是罪犯吗？加害者的家属能有自己的幸福吗？
但答案是残酷的。
即便在一个文明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即便在一个法治已深入人心的国度，一个家庭冒出了一个杀人犯，对不起，这个家庭就必须毁掉。这是最终的无可选择的宿命。你看，“逃不掉”的绝望最终还是让罪犯的弟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最令人心寒的是，在死之前寄给周刊的手记都不敢用真名而用了“优次”的化名，这表明他对这个社会胆战心惊到了何等程度。这也是在事发后加藤的父母面向社会大众再怎么低头道歉，母亲甚至哭到腿软下跪都无法收拾事态的一个原因。弟弟自杀。母亲因为精神崩溃而住院。原本在银行工作的父亲，也因为客户纷纷解约和不断接到恐吓电话而无法工作，不得不离职隐居。在监狱里等死的加藤智大，如果知道了这一切，将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情赴黄泉呢？
追问投向这个国家的精神底部
对杀人犯和杀人犯家人表现出的不宽容、不原谅、不克制，应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一个共通的价值取向。在这点上日本并不孤立。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么一种排斥，这么一种隔离，这么一种加害，这么一种歧视，日本人似乎做得更彻底更有章法也更毫无顾忌。这又是为什么？这又与什么有关？我们的追问不得不投向这个国家的精神底部。
记得那位出生于希腊，最早将日本文化介绍给西方的小泉八云，曾写有一段描绘日本人对罪恶感认识的小文。事情发生在熊本车站前。一个打死狱警企图逃跑的盗窃犯被押送到熊本，车站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警察把狱警的妻子叫过来，对她背上背着的男孩说：你看清了，这就是杀死你爸爸的犯人。听了这话，狱警的儿子大哭。这时只见犯人连声求饶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孩子。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爸爸的，我跟他无冤无仇。我只是想逃出监狱。没有别的。对不起呀，孩子。我真是罪恶滔天。为了赎罪，我这就死去。孩子，你可怜我这个混蛋吧。求你了，饶了我吧。
犯人的求饶悔恨声撕心裂肺，但最后警察还是把犯人带走了。围观的人群中突然传出哭泣声，连警察的眼里都挂满泪花。显然，围观者的哭泣不仅是怜悯那个这么小就失去爸爸的孩子，而且对表示忏悔的犯人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众人眼里，孩子与犯人已浑然一体了。在日本写有学术畅销书《撒娇的构造》的作者土居健郎说，这是发生在明治时期的令人动情的场面，如今当然是难以再现了。但我们相信，日本人的情感深处，依然存有这种心理，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顺着土居健郎的思路，我们发现日本人同情加害者是有文化基因的。从源头来看，如果问日本恶的元祖是谁？那就是伊邪那岐的儿子须佐之男命。这位恶神专做恶事。《古事记》里记载，须佐之男命对姐姐天照大神撒野。姐姐耕作的田地被他破坏，祭神的新稻米被他掺上粪。他抓了一匹马驹，剥了皮之后，爬到神殿顶上，将屋顶打出一个大洞，再把马尸丢到织女们织布的地方，吓得织女们四处逃散。其中有一织女被织布梭子刺破性器而死。面对这样的恶神，众神最后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仅仅是剪掉其胡子和手足的指甲，永远放逐高天原。但他就在离开之前还杀害了食物女神。
神话系谱往往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原点。这在其他国家的神话里绝对是个大恶魔的须佐之男命，在日本的神话里却成了受人尊崇的神。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生出了日本人自古有之的一种心向：善神恶神，共生共存。他们相信这样的逻辑：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善的灵魂与恶的灵魂之别，而是柔和的魂与凶猛的魂之别。这两个灵魂不存在谁下地狱谁上天堂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善的。他们相信，人即便是做了坏事，或许就是在“着魔”的时候，或许就是在一时冲动之际而为之的。日本语就有“出来心”（偶发的邪念）的说法。这就在观念上注入了原本的或本质上的恶人，在日本并不存在的看法。因为不存在恶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恶事。
由此故，日本神道也讲“罪”，但这个“罪”字的语源“tumi”，意谓从外部而来的罪恶，是后天带来的污秽。这和基督教讲的“罪”，有本质的不同。基督教的“罪”，是先天的原罪，是不能被神救助的。
要消除原罪，唯一的方法就是赎罪，终身赎罪。这是西方人的遐想。要消除外来之罪，唯一的方法就是祓禊，只要祓禊，就能洗净罪恶。这是日本人的发想。
这一发想所带来的一个思考深度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心灵中所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相信呢？所以在日本有为妓女树碑有为小偷立传的文化传统。
不净不洁离得越远越好
问题的费解之处在于：既然善神恶神，共生共存，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歧视和排斥犯有杀人罪的加害者的家人呢？这又是什么文化心向所导致的呢？原来日本人在同情加害者的同时，又生出清明自洁的文化心理。
日本人相信日本人所犯的罪不是一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一种污秽，是一种人的心物两面的不净和不洁。面对污秽，面对不净不洁，该如何净化如何自洁呢？日本人想到了祓禊。最初的祓禊是用水进行的。寻找原典的话，也在《古事记》那里。
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结婚，前后生下日本国土等诸神。最后在生下火神之际，伊邪那美的阴部被烧伤死去。深爱妻子的丈夫伊邪那岐急于想见伊邪那美，便追至黄泉国。伊邪那岐等啊等啊，等了老半天，就是不见妻子返回。不耐烦的他终于偷偷溜进了黄泉国的宫殿，终于见到了妻子的身姿容貌。这令伊邪那岐魂飞魄散。因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一面让他看到了——妻子伊邪那美全身爬满蛆虫，身体高度腐烂。不能看到的东西看到了，被禁忌的东西破禁了。惊恐万分的伊邪那岐转身便逃。由于去了不净不洁的地方，觉得浑身充满了污秽，伊邪那岐便来到九州日向一个叫作阿坡岐原的地方，用这里的河水清洗全身。
这就是历史上日本人祓禊的开始。流水洗去的污秽以及被丢弃的衣物，都化作了各种神祇。最后伊邪那岐开始清洗左目，生出了天照大神；清洗右目，生出了月读命；清洗鼻子，生出了须佐之男命。三神同时诞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孚众望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既不是性交得来，也不是处女怀胎得来，而是从流水的祓禊行为中诞生的。它的象征意义在于：污秽也好，不净不洁也好，就像流水一样会自动流去消失，代之以完全一新的形象：清洁明净。既然流水能带去不净不洁，那么罪过也属于不净不洁。这样在逻辑上就能导出流水也能洗净罪过的惊天结论。
祓禊的宗教行为，其对象物最初被设定为河水。随着后来对祓禊的概念理解朝着宽泛和实用性上的发展，就生出了只要是针对污秽行为的任何言行，都是祓禊的一种的结论。从这个视角来看，日本人对杀人犯家属之所以加以难以想象的排斥与歧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是宽容、原谅和克制在美德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用一种言行的祓禊宗教行为，达到清明自洁目的。或者让加害人家属搬家，不住在我家的隔壁；或者让加害人家属离职，不在我的公司上班；或者让加害者家属离开这所学校，不在我的学校里上课；或者与加害人家属破弃婚嫁，因为不净是千万不能带回家的；如此等等。加害者的家属就在社会的异样目光下度过每一天，在歧视的伤痛下夹着尾巴做人。而日本人又大都不堪忍受来自于同等视线和对等共同体的耻，并将蒙受的这类耻辱视为做人的最大失败。当这个不堪忍受发展到生不如死的时候，自杀就不再是一个虚幻了。而一旦自杀，周遭之人便偃旗息鼓，周遭便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因为污秽已除，不净已涤，晨曦中的晨浴又将继续。
这里，实际上出现了新的加害者——周遭人的异样目光，周遭人的热嘲冷讽，周遭人毫无同情心的举止，杀死了原本的加害者家人。但问题是，日本人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们能成为这样一个新的加害者的角色的可能。原因在哪里？还是在于日本人只有耻意识，没有罪意识。而没有罪意识的最大问题就是产生不了加害者的意识。由于没有加害者的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在罪恶中寻求赎罪的宗教需求。原本的加害者没有这个需求，也就决定了新的加害者也没有这个需求。
日本的文化学者作田启一写有《耻文化再考》（筑摩书房，1967年）一书。他在批评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时指出：羞耻感不仅是怕丢失面子，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极为纤细的内向人格。而罪恶感只是给人自责：当时不这么做就好了。表现出的是后悔而不是反省。所以西方人情愿承认罪恶感而不承认耻辱感。在作田启一看来，耻辱感才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涉及本质的反省。但这个反省的结果，往往走向自杀，而不会走向更为极端地复仇。这也是日本的加害者家属，在遭遇外部世界打压的时候，几乎没有因为被羞耻而再度杀人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们感叹的日本人难以理解的一个方面。
这让笔者联想到奥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2015年的3月是东京地铁沙林杀人事件发生20周年。这一天，麻原的三女松本丽华在讲谈社出版《停止的时钟》。书中披露，事件发生时刚11岁的丽华，背着父亲是杀人恶魔的重负，无法上小学，无法上中学，无法上高中。大学倒是考取了好几所，但最后都被拒绝入校。20岁的她走投无路，将原本给她发放过入学通知书的文教大学告上法庭。麻原的四女更是因为“出身差别”被多次炒鱿鱼，自杀的念头始终伴随着她。这里，麻原是罪恶深重的。但这个罪恶深重也必须要由家属一起承担吗？
实际上这不是问题的切入口。日本人一般也不会做这种层面的思考。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一种去除污秽的祓禊行为，带有文化和宗教的意味：不净不洁离得越远越好。
哥哥你还好？我决定放弃你
2006年，人气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发表小说《信》（文艺春秋出版）。这部发行量超过150万册的小说，直言这个世界建立在谁都会有黑暗的过去这个基本点上。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有兄弟俩，哥哥叫刚志，弟弟叫直贵。在母亲过劳早死之后，他们相依为命。刚志后因工作受伤失业，无法供弟弟上大学。为了弟弟，他潜入豪宅行窃，却失手杀死了屋主。从此刚志入狱服刑。失去了经济支柱，直贵也上不了大学了。打工，就职，爱情，甚至医疗，直贵都背负“杀人犯弟弟”的烙印，处处受人歧视。哥哥刚志在监狱当然什么也不知道，照样还是每月一封信寄给弟弟直贵寄托思念。想不到的是狱中来信成了直贵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每个月他都要承受一次良心的煎熬。直贵怎么也不明白，坐牢的反倒享着清福，没有坐牢的反倒在无形的囚笼里备受折磨。最后，直贵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女受到影响，决心和哥哥断绝关系。小说的结尾处写独生女看录像。直贵责怪自己愚蠢，没有发现她的样子有些怪异。女儿虽然去了幼儿园，可没有一起说话和玩耍的伴儿。大概是为了忍受孤独，她才迷上动画片的吧。一想到她那小小的胸膛里埋藏着这么多痛苦，直贵的眼泪就要出来了。
这是个辛酸的故事，是为加害者写的故事。这里无关乎宽容，无关乎原谅，更无关乎道德。因为如果一旦纳入宽容、原谅和道德的问题域，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追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做了自己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了没有察觉之下伤害了他人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做了跟随共同体摇旗呐喊的事情？然后再发出这样的感叹：做人真难。
其实，对日本人而言，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一切的歧视，一切的排斥，一切的隔断，总之一切的所谓罪恶行径，都是为了在明天的晨曦，如何更好地迎接清明净身的晨浴。虽然小说中的直贵没有像秋叶原杀人犯的弟弟一样去自杀，但东野的思路显然是：让加害者的家人走自杀之路，还不如最终将他们的生命慢慢地吞噬殆尽的好，这岂不更具杀伤力？岂不更直透事情的本质？所以，小说的最后几行字，小说家东野圭吾让直贵呼喊：哥哥，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哥哥，我们还有幸福之日吗？我们还有互相聊谈之日吗？我们还有一起剥栗子壳的那一天吗？
这里又连带生出这么一个问题，即从机制上说，比起刑期，比起坐牢，吞噬殆尽加害者家人生命的那种无形文化杀手，能迫使罪犯在犯罪之前思考：为了你的家人，你还杀人吗？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你能背负如斯之重吗？所以，“怎么可以轻易犯罪？”这种罪与罚的机制，在日本确实起到了加重犯罪成本的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不是事先由谁来设定的，而是属于设想外的“附属品”。但这种反向制裁、反向排斥倒也让人领悟犯罪的不堪忍受之重。日本的犯罪率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低的，这种“不加害”与“不侵犯”的理性自觉，是否也是这个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正如《信》的后半部写平野社长与直贵的谈话。平野社长说：
“我们必须要歧视犯罪者，这样做是为了让罪犯知道：犯罪会使自己的家人痛苦，他们被法律宣判了罪行，而他们的家人则是被社会宣判了罪责。”
“歧视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人人都想离犯罪远远的。所以，排斥罪犯和与罪犯有关的人，是一种防卫的本能。”
何以理解是一种“防卫的本能”呢？
不就是怕犯罪的污秽带来不净不洁，带来作祟吗？所以歧视是没有办法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既然是一种本能，再讲宽容再讲原谅显然会遭遇本能的抵抗。所以，当《信》被改编成电影，其票房突破了12亿日元。电影的海报就是这样写的：
“哥哥你还好？我决定放弃你……”
还有比这更沉重的枷锁吗？还有比这更迷茫的世界吗？
或许是日本民族的群体洁癖太强，不容自己身边的人有任何的污点。否则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为好呢？早在明治时代的大文豪岛崎藤村，就著有小说《破戒》。主人公濑川丑松就是一个“新平民”出身的教师。何谓“新平民”呢？原来他以前从事的职业是做鞋，一定会接触到死的污秽。而能接触死的污秽的人，其身份是低下的。日本人从中国引进“皮革”二字，但取“kawa”的发音，意味“河川”。从事皮革行业的人因为污秽的理由，被当地人赶出居住的村町，迁移至河的对岸。身份歧视由此产生。岛崎藤村用“新平民”和“部落差别”的概念，曝光了日本人精神深处的痛——对死的污秽的嫌厌和对怨灵的恐惧。而这个视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接近问题的正解：日本人为什么热衷对加害者再施加害？
2015.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