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30万言书，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材料说明；另一部分是关于今后文艺运动方式的具体建议，于1954年7月，通过正常手续，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北大教授，1954年，毛泽东发动对他的著作《〈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认为是“唯心主义”。毛泽东是精通《红楼梦》的，与高级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谈到过《红楼梦》，只是他多是从政治上或哲学上来读的，因而读出的结论往往与众不同，时时妙语惊人。而俞平伯的办法则是纯学术性，多半是基于考证、校勘上的研究，因而得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即“《红楼梦》有自传的性质”的结论；关于作者的主观情感，他提出了有代表性的“钗黛合一”的观点。当然，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和某些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早在1952年，白盾就投书《文艺报》，批评俞平伯的观点。1954年9月，两位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他们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他们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他们的文章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通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的深刻憎恨。他们对俞平伯的某些非现实主义唯心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是不对的。在文章中，两位青年人也肯定了俞平伯的贡献，认为在考证学范围内的功绩，都是俞先生30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些刊登和转载李、蓝文章的刊物，在他们的文章前加上按语，希望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
江青进城后，很想找点事干，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但毛泽东不允许她担任过高的职务，只是安排她做他的秘书，将文化方面的信息过滤后送他阅看。有一天，江青躺在卧室的沙发上，看到她老家山东大学《文史哲》上登载的那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很是振奋。她感到作为消遣来看《红楼梦》是不行的，它是阶级斗争的手册。第二天，她兴致勃勃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文章和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向喜爱年轻人的勇敢精神，期望他们向“老的”“旧的”事物挑战。他说，这篇文章在怎样看待《红楼梦》这本书上有新的提法，叫江青去找《人民日报》转载。
江青怀着为“伟大事业”不惜病躯的心情，从床上爬起来，驱车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她告诉编辑，她和毛主席认为像这样的不知名作者写的有生气的批评文章应在北京第一大报上登载，借以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最后说要登的话，也只能登一点摘要。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主编冯雪峰为该文加的编者按说：文章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在《红楼梦》事件当中，重又精神焕发的江青意外地出现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毛泽东政权建立的5周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前来观礼。中共领导人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着。毛泽东站在中间，江青谦逊地站在一边。周恩来把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看见。毛泽东动作异常迅速地走到江青身边，把她引到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远些的地方。周恩来也许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悦，不再说话。江青也默默地站在毛泽东身边远些的地方，看着广场上的人群。
毛泽东既不喜欢赫鲁晓夫，也不喜欢江青与这位苏共领导人闲谈。他只希望江青做点“文化方面”的事情。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继续注视着《红楼梦》事件的发展。到了10月16日，他饱蘸浓墨，淋漓酣畅地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信中称赞李、蓝的文章“是对三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对《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对李、蓝及其文章的态度，不客气地指责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他强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必须开展批判斗争。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并通过间接的方式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精神。
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也出了名。李希凡还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李希凡是委员中少数几个青年之一，当时怎样握的手都激动得忘却了。人群簇拥着毛泽东走出了怀仁堂，李希凡仍呆呆地站在东廊上。这时，青年团代表小组组长胡耀邦拉着李希凡的手说：“走，去见见总理！”李希凡也看见总理就站在东廊出口，以他那习惯交叉双臂的站势，正和一位委员交谈，不时发出清朗的笑声。他跟着胡耀邦怯生生地走过去。听到胡耀邦的介绍，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打量着李希凡，可能看出他的拘束，先同他聊起家常，问他原籍哪里，哪年入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看来，他也是听到一些传言。他告诉李希凡，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
当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宴会开始后，李希凡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陈叔通、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心里痒痒的，也想向两位领袖祝酒。但想到自己是小字辈，又有点不敢。同桌的朱学范先生（时任邮电部长）大概看出了李希凡的心意，鼓励他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成员见小李还在犹豫，就拉起他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立和他碰杯，看着李希凡说：“谢谢你。”
毛泽东的记忆也是惊人的，这次敬酒的一瞥，就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春节团拜会，李希凡与聂荣臻和荣毅仁同桌。聂帅看到了李希凡的名字，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泽东在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一一和大家握手拜年。轮到李希凡时，毛泽东特别盯着他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他握手：“你是李希凡？”
李希凡兴奋异常，急忙说：“是我，是我。”
也许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第二年政协会上，当胡耀邦把李希凡介绍给主席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批判《红楼梦》研究之重视。
毛泽东的信一经披露，思想文化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时间，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批判，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在1954年10月的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成员们展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胡风作了两次发言，引出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主题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议的批判对象一下转到胡风头上。
其实周扬本身也是多灾多难。当时毛泽东对他印象不错，时常被召进中南海交谈。一次毛泽东问起江青的情况，江青当时在中宣部的职务是电影处处长。周扬告诉毛泽东，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毛泽东又问：有这样的事？但马上也说江青很聪明……这些话很可能传到江青耳朵里。“文革”一起，周扬成为江青最早的一批靶标。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比胡风轻。
然而，批判胡风的序幕却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