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杨瑞春
在哲学教授眼中，西方文明固然值得学习，但传统才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所在。
问：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在西方文化冲击如此猛烈的今天，这是为什么呢？
汤一介：因为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都要寻找他自己的传统。这不属中国独有，不少国家都是如此，比如以色列经济越发达越强调犹太教的地位，而马来西亚建国之后，又推行本已不太流行的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都是这种情况。一个国家要立国，要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就必须要找寻自己的根，它的根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传统。
问：我们看到传统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汤一介：因为这是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东西，想要改变当然是很难的。
传统中的有些东西乍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深究起来却未必，比如说春运，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不仅造成了交通问题，而且还带来了社会治安等问题，但实际上，人们都去寻求自己的家，这也是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基本方面。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总体上是个积极因素，它可以增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增强自信心，才有力量吸收别人的东西。建国后我们有相当长的阶段全盘吸收苏联的东西，在与苏联破裂之后开始自闭，不敢吸收别人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传统不自信，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重新学习西方的东西。当然，传统中有些东西仍然在阻碍我们的发展，比如我们受专制主义的影响一直很深，人治大于法治，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显得非常缓慢。比如目前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我们历史上长期地方割据势力起作用也很有相似之处，再比如我们历史上的政治监督机制很差，这也是我们的坏传统，到今天依然造成很多弊病。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怎样发扬好的传统、去除坏的传统依然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如何能够把它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去。
问：在我们的印象里，上个世纪的种种思潮，更多是在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弊端，我们似乎一直处于“破”的过程中。
汤一介：今天看来，我们的传统上个世纪的时候被破坏得太厉害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当然有不可抹杀的很大的功劳，破除掉很多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1949年以后，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批林批孔”，对传统伤害更大。今天，有些东西看起来有恢复的趋势，形式的东西恢复容易，但传统的精神接上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学术界来说，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50年来没有出现真正的国学大师，今天我们比起冯友兰、熊十力、胡适他们是没法比的，他们是中西根基都很强的人。
当然，我们今天谈继承传统不仅仅是要了解几部经典，而是要予以现代的诠释，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今天我们大多数学者没有这样的学养。
问：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人担心各个民族的传统会受到很大冲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汤一介：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应该意味着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要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而会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不敢设想，是不是在更远的未来有着所有民族的大融合，但21世纪前半叶我看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趋势。
问：您的观点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的观点非常接近。
汤一介：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会有冲突，但他解决的方案是错误的，他把文明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他认为，要保持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有两条路，一是要挑起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冲突，二是要把非西方文化国家纳入到由西方控制的组织中。这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那么怎么解决呢？孔子几千年前就说过“和而不同”，《国语》中也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和谐才能创造新的东西，如果完全一样就不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应该在和谐的交流中间互相吸收，使各种文化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问：我们的文明是一个五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那么它自我更新的能力有多强呢？
汤一介：在隋唐时代，佛经曾经数十百倍于儒经的数量，民间佛教的力量非常强，包括像王维、柳宗元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信佛的，但经过三四百年，理学建立起来了，它吸收了佛教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于是新儒学又统治了中国八百年。我们吸收佛教文化几乎用了一千年的时间，而吸收西方文化，我们从19世纪算起也只有两百年，要真正消化它，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是需要经过长期复杂的文化融合过程的。融合外来文化，建立适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做到的。很多民族没有这种文化的力量，也许传统文化就消失了，而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怎么会中断呢？
问：我们的传统对于今天的社会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汤一介：我认为儒家哲学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面很有作用。他讲“仁，人也”，讲“亲亲为大”，讲仁爱，要从热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出发，但并不停留于此，要推己及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提倡的“忠恕之道”对于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有好处。儒家并不一般地反对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利益，但应取之有道，还强调“天下归仁”，如果真正做到每个人自觉地以仁爱之心遵守社会制度，那么这个社会就稳定了。这自然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他强调，一个社会除了其他的东西，还应该是一个道德社会，靠刑律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这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而在我看来，道家的思想在治国方面甚至是国际关系方面很有用处，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像烧鱼，你老翻就翻烂了，而统治者也不要老去折腾人民，追求的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朴”的境界。国际关系也一样，强国不要老去折腾弱小的国家，干涉小国，越干涉越好不了。
现在国际的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一是发展问题。刚才说的就是和平问题，在发展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环境问题，而道家崇尚自然，强调“道法自然”，就是不要过分破坏自然。这是合于环境保护问题的。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是有用的，而且对整个世界也都是有用的。我们经常提倡“拿来主义”，这在今后仍然是很必要的，我们还要不断吸取其他文化中好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认为也应该提倡“送去主义”，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不强调“送去”，在贫弱的时候不能送去，在很强盛的时候也没有送去，比如说汉唐时候，中国学习印度的佛学，有法显、玄奘去取经，但是却没有把中国文化主动地传到印度去。西方从16世纪就通过传教士传播文化到中国，后来又通过强国力量强制进入中国，我们吸收他们吸收得很快，从进化论、实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分析哲学，到后现代主义全都进来了。同一时期，我们也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海外去学习，但是我们主动输出自己的文化太少了，我们自己并没有有计划、有系统地去传播我们的文化，我觉得到“送去主义”的时候了。
问：那么我们应当如何重建我们的传统？
汤一介：首先，我们应有个自信心，在重新重视发挥我们文化的内在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以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原刊于《新闻周刊》第4期，20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