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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车轮急速向前。有着严密学科建制和理论体系支持的西学东渐了，而儒家，作为一个知识与信仰相统一的社会精英群体退隐了。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后来，我的这种想象就消失了。”
传统断也难，续也难，而这断续之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情却去而未返。汤一介先生以76岁的高龄，却在冷静观照一部百年“西方哲学东渐史”。内中意味，未免绵长。
问：首先，恭喜您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出版并入围国家图书奖。的确，在20世纪这个风云激荡、变革频仍的年代，中国哲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痛苦的嬗变。那么，西方近代哲学在中国哲学的这种转型中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汤一介：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哲学，或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中西古今之中，它是在西方哲学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下发展起来的。严格说来，把哲学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从西方角度看，从黑格尔开始就不承认有中国哲学，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中哲学系往往也没有中国哲学，只在东亚系讲一点中国思想。任何学科都要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系统化，才能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经学、子学还有百家思想中含有很多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由于没有将其剥离，致使西方历来存在“中国无哲学”的误解。西方哲学东渐后，促使中国学人自觉地将哲学从儒学以及百家思想中分离，中国哲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和方向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是思考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话，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则是思考人性与天道的关系；如果说西方只是在找一个知识系统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寻求的发展方向除了一个知识系统，还有人生境界的追求。
问：诚如您所言，中国哲学的很多思想是从儒学（经学、子学）中剥离出来的，但是，如果儒学只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中的一个分支机构就好了，日益的知识化、专业化会使它进一步地“规范化”。问题是，它还兼有精神、文化的传统和历史、生命的情蕴的特质，也就是您所说的“人生境界”。那么，这种嬗变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蜕变？
汤一介：应该是一种进化。从历史上看，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在一世纪佛教传入到隋唐的六百年间有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隋唐间出现了许多佛教的宗派，探讨一些深厚的哲学问题，如华严宗、禅宗所讨论的“佛性”的问题。其实早在先秦，孔孟就已经探讨过“心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受到华严宗和禅宗的冲击下才有以研究“心性”问题为主的宋明理学呢？主要是因为先秦经学并没有将其作为中心问题突出。佛教也是外来哲学、外来文化，但它进入中国却被中国化了，并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宋明理学到19世纪末，儒学也罢，中国哲学也好，一直没有多大变化，这其中的原因还是值得我们深究的。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进入，在它的冲击和推动下，产生了如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冯友兰等一批现代中国哲学家。中国传统哲学原来是缺乏认识论的，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认识论和道德就没有分开。所以，到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希望可以藉西方哲学严格的逻辑推理、细腻的概念分析来补足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问题，使得中国哲学更加丰富。西方哲学长于思辨，中国哲学更注意修养。现代中国哲学家希望可以在思辨和修养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中国哲学。任何一种学说都会有它不足的地方，儒学如果死守它的“道统”就很难发展。
而且，现在看来，儒学进入现代教育体制似乎是它得以延续的最好的选择。的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法，儒学是完全从生活中传授的。但是，那样一个“全民趋儒”的年代毕竟是过去了，如果不将其系统化、知识化，传授就比较困难。而且，一个人从一生来说，要做学问、成专家，必须偏重某一方面，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但做人不一样，可以不受学科分科的限制，按照儒家的“融通”的这样一种理念来做人，追求人格精神的建树。传统儒家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慷慨气度现在渐渐丧失了，是非常值得惋惜的。
问：不过，原来围绕“人伦日用”而展开的儒学，现在反而远离了生活，进入学院。毕竟，学院化的儒学会使它的发展失去生活的源头活水，民间传统也会失去“文化托命”的引导和提升。那么，还有没有让儒学正常的良性发展的渠道呢？
汤一介：还是可以从多方面解决的。首先，要在大学里加强人文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的学院教育，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都专业化了。但是，应该让所有的大学生都受到文化经典的人文教育。应该告诉他们，每个学科取得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有一个做人的基本问题。例如，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于人类，有它的理想，但它现在往往成为追求利润、追求权力的工具，偏离了它自己的方向。所以，讲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人文教育，科学也离不开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做“国学启蒙”的活动，让小孩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里好的东西。例如，让孩子们知道，孝顺父母是应该的，但还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人家的父母也应该有爱心。我们在朝阳区办了一个“国学启蒙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希望能把中国文化的精华普及社会，让大众知道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并保持一种面向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成为沟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桥梁。同时，也希望能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样和世界文化接轨。现在都是西学东渐了，诚然“拿来”是很重要，但是“送去”也很重要，要送到国外，送到民间。
问：西学东渐了，那样一种有严密的学科建制和理论系统的学问似乎更适合日益走上现代化进程的当下中国。那么，传统儒学在当代社会还能不能长期延续呢？
汤一介：其实，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基本上就是一个教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做人，首先要有爱心，没有这颗仁爱之心，任何外在的东西都很容易流于虚伪的形式。无论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这样一个方向会长期存在下去。我想，传统的儒家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强调等级制度、文化专制，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道统的儒学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学统的儒学应该是开放的。学问不应该有排他性，历史多次证明，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一次交流就推动一次发展。要有容纳百川的气概，别的学问，好的你都可以去容纳它。中国哲学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能不能使它对人类社会做出特殊贡献，就要看它能不能做到“反本开新”。但我相信作为学统的儒学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有会通其他文化的创新能力，经过我们一代又一代对它做现代诠释，它不仅能长期延续，而且会对当今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3-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