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汪子琳
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少年时期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后来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教育，汤一介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延安的诱惑
问：汤老，能讲讲您的受教育经历吗？
汤一介：在小学和中学时，我都不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当然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一些主观上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两个小学我都没念完。1939年的冬天，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跟我母亲还有弟妹们要从北平到昆明去（因我父亲在昆明），因此我只上了小学六年级的第一学期。到昆明我就上了初一，而且是一所不大好的县立中学，学习受了一些影响，成绩不是特别好，而且我也不太努力。
后来我就转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就是西南联合大学附中，读初二，跟不上，然后又读了一年的初一。这样，当然对我心理上有影响，就觉得自己等于留级了（说到这儿，汤老很开朗地笑起来）！
有一个初三的同学，比我大一点点，我们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本书后，就觉得延安也许很有意思，就想去延安。那位读初三的同学就说，他带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从昆明偷偷地跑到贵阳，准备从贵阳到重庆，然后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在贵阳就被当时的警备司令部抓住了。因我们走后，昆明发现我们五个人不在了，大概在各个地方都下了通知：有五个学生逃跑。我们被抓后就被关在警备司令部。
当时我们正好带了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被查出来会很危险，带领我们的那个同学就更危险。正好头天晚上把我们关在一间地板很破烂的房子里，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撕掉，一张一张塞进去，并约好说我们要到重庆念书，为什么要到重庆念书？因我们对当时的训导长有意见，他不公正什么的……编了一套东西。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就一个一个问：“你们要干吗？”我们都说得差不多。问我们喜欢读什么书？我们当然没说读《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说我喜欢读巴金的书（汤老不禁为自己的机智颇得意地笑起来）。然后联大附中的教务长就把我们带回昆明。这样我就不能在联大附中读书了，因我们“逃跑”。
问：那学业岂不又中断了？
汤一介：后来因我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然后我就转到重庆南开中学去上学。但我跳了一级，不读初三，就读高一，学习非常困难，数学就考不及格，又要留我一级（汤老再次开朗地笑起来）。我就上了两年的高一，但我觉得很不自在，因我留级后跟我同班的年龄都比我小，我就不想读了，要回昆明。所以高一也没有读完，只读了一学期。
回到昆明，我也不可能再进联大附中了，那我就自学吧，同时在西南联大先修班旁听。但那先修班是为考大学做准备的，我连高一都没读完，就准备考大学，显然不行。所以1946年我考大学，没考上。那时我就很泄气，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就考虑这些问题。
不过，在没有上学的过程中有一个好处：就是读了很多书，比方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大家的书，还读了一些佛经，因我父亲是研究佛教的。再读一些中国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这个可能对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就是知识面比较宽一些。1946年11月我回到北京，北大办了一个先修班，也就是大学预科班，我就进了先修班，在先修班倒是正规地学了一年，所以到1947年我就升入北大哲学系。
我的求学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阶段，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吧，东看看，西看看。入了大学以后，我总的来讲比较努力。
教育太急功近利
问：您为何选择从事教育工作？
汤一介：因我对教书很有兴趣。一是受我的老师影响，我觉得我的老师都很好，像我的榜样似的。二是教学生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自己对读书很感兴趣，对做事不感兴趣，我愿意看很多书。还有我想我父亲也希望我做一个教书匠，因他给我起的名字就是“一介”，一介书生嘛！我应该做个书生，大概是这样的，我想他的意愿也是要我当一个老师。所以我这一生主要是教书、写书、编书这些事情。
问：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您的教学经验一定很丰富吧？
汤一介：研究哲学，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先要学好西方哲学，再研究中国哲学。为什么？因西方哲学注重分析。你自己应该锻炼出一套分析的能力来，也会分析。否则你不会分析的话，很可能你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你能分析，你思想才比较清楚。
第二条是你敢于提问题，要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来，那么你才能前进。你要老是做别人的问题重复别人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一定要自己提出新的问题来！
第三条是你要扩大你的知识面，不要都限在你的哲学里面。比方说你可以弄点历史，弄点文学，甚至可以弄点社会学、人类学、自然科学，你都去涉猎一点，这样你才能跟上时代。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时代。文化你不能只了解你自身已有的文化，你一定要了解其他系统的文化，你必须了解西方，了解印度，了解阿拉伯，特别是西方，西方现在是强势文化。搞哲学的还需要了解一点科学，了解科学前沿的问题是什么。我父亲曾说过：“一个第一等聪明的人，如果他不努力，他可能连第二等、第三等的成绩都做不出来。但是，一个第二等聪明的人，如果他努力的话，他可能做出第一等的成绩。”对此我是难忘的，所以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问：您认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汤一介：主要的是急功近利。对应用学科投入很大，在基础学科上投入很少，而且不受重视，一直是重理轻文。而理科里头常常像数理化这些基础学科也不受到重视。现在北大的文史哲就不受重视，政经法比较受重视。我们现在文科那么多系，连座大楼都没有。生物，有生物大楼；物理，有物理大楼；化学，有化学大楼；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当然科学很重要，但你没有文化底蕴的话，科学是飘浮的。而且培养出来的人，很多人并不爱自己的文化传统。
最近，我看到的一份报纸上说：“中国可以称为生物学家的大概有三百多人，美国有一万多人，而美国这一万多生物学家里，有三千人是中国人。他们不回来，因回国的条件没有美国的条件好……”我就想，中国要设法把他们吸引回来才行。要政治宽松、学术自由的环境，这样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来。
问：您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您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汤一介：孔子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学习就不要有厌烦，要不断地学习。
诲人不倦，因为我是老师，诲人不要懈怠。我想这两句话很有意义。
我们都不追求名利
问：您平常除了教书治学之外还有什么爱好？
汤一介：我喜欢听音乐，而且主要听西洋古典音乐，比方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还有巴赫的那些东西，现代音乐不听。你看我那些CD都是西方古典音乐，晚上睡觉以前我都听听音乐。
我还爱好旅游，但我旅游地方不多，时间也不多。有机会我就旅游。比方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教了半年书，赚了一笔钱，我就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处去旅游。我在美国一个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就到欧洲去旅游了七国。去年在瑞典开会，同行的人都回国了，我就到瑞典海边上的一个旅馆，跟乐黛云单独住了几天。国内昆明，特别是丽江这些地方特别好，我希望能多去那里，但没有时间。
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格？
汤一介：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平和，优点就是能团结人，即使跟我观点不同的人，我都能团结。比如我办这个文化书院，我当了17年的院长，现在我退下来又当名誉院长。不同学问的学者我要请他，他都参加。因为我不跟人家争啊，我没有争名誉、地位的要求。我不争什么，自然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中国文化书院里有激进派的学者，有保守派的学者，有自由主义派的学者，什么学者都有。我希望大家和谐共处，不要发生很多矛盾，特别是不要为个人的名利和别人发生矛盾，没有意义。《易经》里讲“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实我觉得人就应该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谐。
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事情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较好，所以就比较累。比方编纂《儒藏》我大小事情都要过问，我总怕出错误，而且常常想到一个最坏的可能，那我就很紧张。因编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非常大的工程。我们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现在有22个学校跟我们合作，由我担任首席专家。这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又是一个最坏的可能，我怎么办？所以我很担心，很累，这影响我的身体。这一点是我的缺陷。乐黛云这一点比我好，她想做的事情，她常常想最好的可能，当然这也危险，因为最后可能也达不到最好的可能。
问：那在您眼中，您的夫人乐黛云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汤一介：她这个人非常开朗，没有很多城府，直来直去，所以有时也容易得罪人，但她确实也不追求名利。另外就是她也容易认人不准确，有些不怎么好的人，她认为很好，我常常说她：“这人并不怎样，你别相信他，相信他麻烦。”但她确实开朗，她胸襟也很开阔，不大计较那些小事。她比我勤奋，每天都坐在电脑前工作。当然她的生活也很坎坷，她当了20年的右派，所以她真正搞比较文学是1980年才开始的，比较文学带头人应是她。虽然我与她性格不同，但我跟她相处得很好，很少吵架，不和谐的地方很少。当然急躁的时候也有，但不会因为急躁而吵架。
问：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汤一介：如果没有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快乐（说到这儿，汤老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儒藏》给我的压力很大，我希望它做好，但很多条件不具备。因做坏了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北大的，也是国家的事情，可我现在经费不够，人手也不够，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不好办，所以感觉到有压力。
原刊于《现代教育报》，2004-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