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那你的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对于77岁高龄的汤一介来说，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去做的。
那就是构建卷帙浩繁的《儒藏》工程。《儒藏》编纂工程的雄心是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这是一项10到15年，甚至20年的巨大工程，大全本预计编4000部~5000部，共8亿~10亿字，编辑总量不少于著名的《四库全书》。《儒藏》被分成两部分，由汤一介先编出《儒藏精华》，即把最主要的儒家经典汇集在一起，共500部，汤一介准备用6年时间来完成。
中国已经有《道藏》和《佛藏》，却始终没有一部收藏儒家思想著作的文库。明清两代都曾有学者提出修撰《儒藏》，最后都因为工程过于浩瀚而放弃了。现在汤一介和他的学术同道一起发起构建《儒藏》的雄阔的工程，作为策划者和统领者的汤一介由此受到社会和传媒的关注。
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在汤一介先生飘游着煮沸的中药气息的寓所里，记者面对一个清癯的老人，探究他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疆界。
一个家族，两代哲人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沙滩的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生炉子，冷得要命。但这些身外之事，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他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汤一介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还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汤一介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老师教的，冯文炳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废名”。具有文学气质的汤一介喜欢废名的散文和诗，也喜欢他很有诗味的小说。废名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就说：“我比鲁迅对《狂人日记》的了解更深刻。”废名所讲授的国文课和废名坦诚直率的个性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汤一介也慕名选修了他的课。此外，西语系开设“英国文学史”的俞大缜教授，哲学系开设“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的胡世华教授，以及国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的杨振声先生都使汤一介获得过教益。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负责帮助整理他的著作。
汤一介受父亲影响很深。汤用彤早年毕业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1922年，汤用彤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出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至1927年，汤用彤到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据传，此前，胡适出版有关中国哲学史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他被汉魏两晋以来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中国哲学史学者每每写到此处就触礁，致使中国哲学史中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领域一直是空白。1930年，汤用彤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四易其稿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中国哲学史的“关卡”被汤用彤打通。
汤用彤在北大执教30余年，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等。
时隔多年，汤一介回忆起父亲所给予的“身教”：“1948年至1949年，我听过父亲的两门课：‘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父亲教这两门课已经20多年了，但他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准备，重新写讲课提纲，把一些有关的英文著作拿出来再看看。当时他担任北大的行政领导工作，白天要坐办公室，只能晚上备课到深夜。他讲课，全都是根据原书，所讲的内容，几乎每句话都可以在原著中找到依据。他要求学生认真读哲学家的原著，并常常把原著中的疑难处一句一句解释给学生听。这种扎实的学风，对学生有很大影响。”
汤用彤先生在做学问时的认真态度有时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的两篇论文，《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尽管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了《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等上千卷经籍。
“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是汤用彤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风。汤先生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
1954年汤用彤因脑溢血而长期卧床，在燕南园很难再见到他的身影。1963年5月1日，他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说自己读过他写的所有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但是一年后，汤用彤就因为心脏病而过早逝世了。
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
读高中时，汤一介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他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
“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
从1950年代起，中国全盘学习苏联，包括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停了，都集中到北京大学来思想改造。斯大林式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为指导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南。按照那个框架改造哲学家，简单地把哲学家划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成进步和反动，每个哲学家都被贴上标签。
对汤一介产生影响的，除了思想的禁区，还有就是生活的厄运。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
乐黛云因为创办一份所谓的“同仁刊物”，被打成极右派。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乐黛云被下放了。汤一介不知道，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兴县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和孩子。回到家里，他只看到孩子睡在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
“我就看见我的孩子，一个孩子睡在小床上，一个人。当时我就把我的儿子抱起来，他才几个月啊，几个月！抱起来，我满眼含着眼泪，脑子里就一个思想，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残酷，把一个孩子留在这个地方？”
“文化大革命”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每天都要被批斗，举一个上边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手里的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他还常常被拉去作为冯友兰先生的陪斗。冯友兰每天都被拉出来批斗，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汤一介站在边上，因为他们住在隔壁。
“那时候最担心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要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动作不好的话，那一定要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什么也不敢做，就只是老老实实站在一个地方。”
政治的厄运一直伴随着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直到1978年汤一介才获平反，此时他已经51岁了。
“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汤一介说。
“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那你的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国学”在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把一代国学大师看成是文化之根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道、释。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说。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们学术辉煌的时代，但到五六十年代就没有什么建树，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第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在创造哲学体系。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在创造一个思想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基本上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借助了佛教的一些理论；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有一些了解，但是了解得并不是特别多，他借助了西方哲学的一些学说，特别是柏拉图的学说，来建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新理学，是承接宋明理学的。这些学者被称为哲学家。另外一类就是王国维，他们可以说是学者，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没有创立思想体系，但是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开创了学术的方向，这两类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到50年代以后除陈寅恪以外，冯友兰和熊十力等人就没有再创造什么新的哲学思想，陈寅恪还可以继续做，可以开一些学术方向。虽然已经非常艰难了，但他还在做，冯友兰和熊十力就没法做。”
“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的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1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文明的冲突正在世界剧烈演进，强权国家推行危险的单边主义，世界地区危险加剧，恐怖主义猖獗，文化的欧风美雨也正在飙袭东方社会，消融和瓦解东方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找回和坚固自己的根。独立的国家就要找到独立的身份，独立国家的独立身份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个文明的新的飞跃常常要回到原点，然后燃起光辉的火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汤一介把《儒藏》的编纂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迎接未来挑战所构建的一项重大工程。
“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虽然明清两代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时代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刊于《南方人物周刊》，2005-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