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袁华
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有一个栏目，叫做《学者访谈录》，共访问了11位全国第一流的学者、专家。访谈的压轴人物，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67岁的汤先生在哲学家特别是中国哲学家里，无疑应该算是年轻的。哲学，曾被人称为“科学的科学”；其境界需要长久的穷思苦究和特殊的禀赋才能达致。所以，许多可以被认真地称为哲学家的人，其生理年龄往往都不是很年轻。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汤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训练的学者，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特别是魏晋玄学）和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地位尊崇。汤先生的夫人乐黛云教授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在同行及北大学生中声誉甚隆。
汤一介先生1983年曾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与1990年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90年获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学术兼职有：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主要著述有：《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此外还主编了《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等。
1996年1月，中欧企业家洽谈会在澳门召开。耐人寻味的是：本是一个企业家的会，却邀请了汤一介先生——这位一流的哲学家到会，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哲学正在走向实践。
致力于解答人类现实面临的共同课题：和平与发展
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发展经济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那么，哲学的地位又将如何？
汤一介：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是件好事，否则中国的经济也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从而使其对其他方面的追求包括对哲学的追求淡化，这是正常的，应当说是发展市场经济必有的过程，很难避免。
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哲学家都是极少数的。太多的人去搞哲学，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比如德国古典哲学家，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其哲学思想能为人了解的也就十多位，像康德、黑格尔、莱布尼兹、马克思等。哲学家是提出理念的人，即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方向。现阶段，人们逐渐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21世纪，无论对于哪个国家，和平与发展是共同的课题，那么，作为一个哲学家，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就应当从中国文化中找出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使其为此提供思想资源。
问：您是否能解释一下？
汤一介：比如，从对“和平”的贡献来看：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之不致为了利益的冲突而发动战争——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所表现的那样。而“发展”就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崇尚自然”观念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原则，使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对自然界的破坏，从而维护人类本身的生存。
当然，仅有这样的理念是不够的，必须要把理念落到操作层面上，才能实现。这不仅是哲学家的责任所在，也是所有科学家的责任。具体到哲学，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借助科学手段将观念上的东西转化为可操作的东西。
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创新
问：您出席这次在澳门召开的“中欧企业家讨论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汤一介：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是在亚太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那么，进入21世纪后，是否会出现第二个经济高速发展区呢？欧洲人认为很有可能在从欧洲经北非、中国澳门到中国内地这一区域出现。基于这样的判断，为加强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欧洲于1991年成立了跨文化研究院，并于1991年、1993年分别在广州、北京召开了文化研讨会，主题分别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间的误读”，今年4月，还将在南京召开第3次会议，主题是“文化的差异与共存——高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今年1月在澳门召开的“中欧企业家讨论会”虽然不是我们组织的，但我们很早就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原因是：我们认为，现在的大趋势从文化本身讲是跨文化、跨学科时代。比方说高科技，它影响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反之亦然。各种学科都在互相打通中间。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发展。因为二战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殖民地独立，原来西方文化中心论也为之消解，各民族既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又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世界的主要问题已从美苏争霸变为“和平与发展”，那么各个民族文化都要考虑，本民族文化对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起什么作用，以什么方式参与世界文化的进程，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如何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倘若不包括文化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这次我们去澳门开会，欧洲方面参会的除企业家外，也有一些学者和官员。他们在会上介绍欧洲的发展情况时，有些中方企业家却去逛大街了，这一现象从一侧面反映了我们的企业家只重短期即时利益，而无国际眼光，同时也说明中国还缺乏胸怀世界的大企业家。提高企业家的素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深刻文化意义的问题。
问：您以前在论及道教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当时佛教文化已进入到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华夏本土文化进行了反抗，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化。联系现在中国的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亦有相似的一面，即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也已形成了巨大影响力，那么，是否也会引起中国文化的反抗呢？是否也会有一种新的文化产生呢？
汤一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于公元1世纪末传到中国，对中国当时及以后的社会影响极大，汉唐时期文化受佛教影响极深，像文学、艺术等方面，甚至许多大思想家都信佛，如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在隋唐时期，除极个别时段外，佛经的流通数量数十百倍于儒经，但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并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变成佛教文化，因为我们吸收并消化了佛教文化。我常爱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这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他的先进的老师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至10世纪末，华夏文化完全吸收了佛教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大的飞跃，产生了宋明理学。现在的情形也很相似，关键在于中国文化能不能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飞跃打下基础。
问：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的支持，那么，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的走向是什么呢？
汤一介：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互补，各有其优劣。西方的超越需要借助外力，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东西，便于建立一套严格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引申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法治；但其弱点是道德约束松弛。传统的中国文化讲内在超越，讲求个人觉悟，西方有人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心脑一体、心智一体、崇尚自然、体证生生、道德实现”。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只重人治，不重法治，显然无法适应现实中国社会的需要。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内外超越并重的文化，即同时具有中西文化之长的文化，这也是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即呈现一体多样的文化发展趋势。
投身于文化实践活动：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问：我们知道您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如担任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等，这就决定了无论您是否愿意，也必然会常常陷入具体的事务和繁琐的应酬中，对这一切，您是怎么想的呢？
汤一介：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要做研究，参与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要有一种社会责任。何况参与社会本身也开阔眼界，沟通信息，反过来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切合实际。要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必须有一大批投身其间的人，所以，我们于1984年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民办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在，我们书院有五十余位导师，其中不少是第一流的学者，还聘请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学院的海外导师。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接轨，而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
最近，中国文化书院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达成协议，在中国文化书院下设中国跨文化研究院以实现对等交流，共同促进中欧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问：最后，您对《中国贸易报》的读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汤一介：《中国贸易报》的副刊能如此关心文化事业难能可贵。同时，文化事业需要有见识、有眼光的企业家真诚地理解和支持，希望你们的报纸越办越好！
问：谢谢！
原刊于《中国贸易报》，199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