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以人际关系为现实基础，反映并反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变动。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人际关系的变动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人们的交往对象多是“固定”的某些人或自己的熟人，社会整体的变动幅度比较微小，仅凭直觉很难感受到这种变动带来的显著影响。鉴于其社会结构的高度稳定性，有人将它称为“熟人社会”【1】。然而，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明显加快，人际关系的变动也随之加剧，就个人生活体验层面来说，呈现出迅速“流变”（利奥塔语）的突出特征，介入大众生活的陌生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称之为“陌生人社会”【2】。人际关系的变动直接导致了伦理关系的变革，从而带来了传统道德学说和伦理实践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当下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究竟有哪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道德理论和伦理实践提出了哪些革命性的挑战？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有效推进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能给出回答。
在当下的社会中，“陌生人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学术术语。我们对陌生人社会之人际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对陌生人的研究入手。那么，何谓“陌生”？“陌生”即不熟悉、不认识。“陌生”的主体必定是人，而“陌生”的对象则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陌生人被解释为自己不认识的人。它属于一种哲学认识论的解释范畴。在这里，陌生人被视为自己（主体）认识（或将要认识）的对象——一种客观存在的认识客体。通常说来，“认识”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俗生活场景下的概念，即熟知或了解；另一种是哲学认识论中的概念，即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等知识的逻辑抽象。在价值哲学中，认识与价值往往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作为主体的人去认识某种客体，必定是因为客体相对于该主体具有某种价值。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地域血缘等因素的不同，人们对陌生人的价值评价往往是截然不同的，这种价值评价可以通过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而直观地显现出来。一种情况是，那些有着好客风俗习惯的国家或民族，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善待陌生人，把陌生人当作自己熟悉的朋友。另一种情况是，采取怀疑乃至敌视的眼光看待陌生人，把陌生人当作想象中的敌人，从内心深处拒斥陌生人、惧怕或者防范每一个陌生人。例如，民间有“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说法。不过，从学术史来看，人们尚缺乏关于陌生人问题的理论研究，仿佛这些陌生人生活在世界的边缘或某个角落，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产生了某种消极的后果（如危害性等），人们是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及意义的。尤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的极度闭塞，人们与陌生人之间几乎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狭小的圈子里，即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与遥远的陌生人之间都有一堵厚厚的“墙”。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陌生人及其相关问题始终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陌生人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因为陌生人始终生活在我们身边。然而，把陌生人和陌生人社会作为哲学问题或伦理问题加以研究，却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在文化哲学视野中，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y Simmel）最先关注并研究陌生人问题，在他看来，毋庸置疑的是，“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3】。作为现代性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现代社会中的陌生人做出了大量的分析和专门的论述。以伦理道德分析见长的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则深入研究了后现代伦理中的陌生人及其特有的伦理困境。德国思想家米歇尔·鲍曼（Mi-chael Baurmann）在《道德的市场》一书中，论证了开放社会中的陌生人对于市场美德形成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一书中，基于对人文关怀与和谐生活愿望的思考，论述了我们对陌生人所负有的道德责任，阐释了尊重区域差异和全球化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不难发现，陌生人问题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地域性局限而成为备受思想家关注的、带有某种普遍性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问题。
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稳定，人际交往关系单一而且有限，所以陌生人的出现仅仅是零散的、个别的，对人们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故而未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在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也未见到关于陌生人问题的专门论述。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传统伦理中的“伦”和“理”主要反映家庭内部的基本人伦关系。即使涉及家庭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关系，如朋友交往乃至与陌生人的关系，其形成的相关道德规范也仍旧带有家庭伦理的烙印，如儒家伦理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即是把个人与他人（主要是陌生人）的关系比喻为具有血缘亲情般的兄弟关系，也就是具有把陌生关系血缘化、亲情化的特质，目的是赋予这种关系“亲人般”之“亲近性”的特质。这里除了能显示自己待客的热情真诚之外，还能弥补社会伦理之不足的某种尴尬。从伦理的最初含义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的含义是伦常、辈分，“理”是规范日常人伦关系的道德习俗。一般说来，儒家伦理中的“五伦”规范足以规约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人伦关系，即它本身近乎是完满自足的系统，因而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或批判性检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不同地区、部门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人际互动和人员交流的不断增多，在社会公共生活的不同层面和更多的领域中，人们切身体验和感受到来自不同地域、种族的，具有不同国籍、肤色、语言、宗教的陌生人涌入自己的生活，甚至成为自己的邻居、同事、伙伴、顾客、朋友等，以往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家族性的伦理道德规范显然不足以规范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我国学术界对陌生人及其伦理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
与传统社会零星的、个别的陌生人不同，“作为复数”的陌生人或整体意义上的陌生人，显然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做过精彩描述，在他们看来，“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开放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社会成员极富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的频繁出入，即人际关系处于永恒的变动不居和动荡不定之中。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曾把“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来自《共产党宣言》的名言简缩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自己一部著作的名称，以阐发自己对资本主义现代变迁的切身感受和主观体验。按照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说法，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短暂、瞬间即逝和偶然”等个体感受或体验。然而，现代性绝非仅仅等同于个人的某种主观感受或心灵深处的情感激荡，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某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反映着当今世界进步的某种规律性。在这种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面前，人们唯有顺应它的存在及变革，根本无法改变其发展的最终方向。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只是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征兆，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日趋深入且影响逐渐增大的背景下，世界上各个民族、地区之间以往形成的那种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凝固的生活方式已然成为历史，被不断涌入我们生活的陌生人打破。匿名的陌生人的持续性介入，给人们的生活注入了色彩和活力，激发了人们无限的道德想象力。当然，人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本民族（国家）的陌生人，而且还有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的肤色、种族、性别不同的他者，这些他者不仅是我们的同类，而且还直接或间接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因此，这些陌生人注定将成为我们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陌生人打交道将逐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会成为他人的陌生人，他人也是我们的陌生人，由此形成了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既有陌生人之间的共处与合作，也可能存在彼此间的争议乃至冲突。但无论如何，每一个陌生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恰如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所说：“与陌生人的接触，永远是和具体的陌生人的接触。”【5】因此，面对这些“客观存在”，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感和伦理态度。“如果陌生人不再是想象的存在，而是真实并且就在你面前的人，他们与你一同分享社会生活，你可能喜欢他，也可能不喜欢他，你可能认同他的观点，也可能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如果这是你们双方都希望做的事情，你们最终就可以真正地理解对方。”【6】
从概念上看，陌生人与熟人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在自己十分短暂的人生旅途中，能够接触、认识、熟悉的人注定是极为少数的或者说是非常有限的，因而对于每个人来说，陌生人的存在注定是一种常态或恒态。就日常生活的范围看，人与有些陌生人可能一辈子没有交集，对他们的态度也多是不闻不问；有些陌生人则可能会变成自己的熟人、朋友乃至知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缘分”这个独特的概念，即认为相逢便是某种“缘分”，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对“缘分”二字的理解，远非情人或者恋人的关系那么简单，它具有深远的文化底蕴和现实生活旨趣，已经涉及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与自己的生活世界发生联系的一切陌生人。实际上，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概念，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囊括殆尽。由此看来，认知意义上的“陌生”并不只是人际交往中的一堵“墙”，它还是人与人联结的纽带和桥梁。人们彼此间的认识和交往，就是打破这堵“墙”的钥匙。更多的时候这堵“墙”是个纯粹的心理学概念。况且陌生与熟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往的陌生人由于某种机缘可能会成为自己的熟人乃至知己，而以往的熟人也可能变成现在的陌生人——熟悉的陌生人。在社会生活的当代流变中，一切都将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变动”乃是一种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现象。陌生人与熟人之间的界限也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把二者绝对化、凝固化的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社会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环境被区分为“公”与“私”两种类型，即有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明确区分，二者之间的界限由此变得明晰，这也是陌生人问题得以凸显的某种缘由。尽管不乏陌生人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介入和影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伦理道德困境，但在总体上看，因为陌生人主要属于公共生活领域的话题，它对应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某种调整与变换，即从原有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法，转换为公共生活领域的理性诉求。“换一句话说，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生活越来越严格地被区分为私下的、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人的秘密的和公开的行为方式。”【7】这就是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甚至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其行为的社会强制性都在不断地增强。社会强制必须通过自我的理解、认同并转换为自我强制的方式，即如埃利亚斯所说，“随着人的行为逐渐地被分为在公开场合中允许的和不允许的两种形式，人的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社会认可的戒律被培养成了个人的自我强制”【8】。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于，“熟悉”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透明和可信度高，“陌生”则意味着不透明、半透明和可信度低。进入私人生活领域的陌生人，不仅应当与这个生活圈子的为人处世方式相适应，而且还必须使这种方式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或强制，即成为自己圈子里的熟人。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对于来自不同地域的陌生人来说，外在的社会性规范就足以约束他们的行为。因此，关于陌生人问题的研究主要限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当然，每个人如果都以自己为中心画一个大圆圈，那么就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随着自己公共生活实践和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即生活的半径不断延长和拓宽，介入自己生活圈子的陌生人会越来越多。对于个人来说，有些陌生人会成为自己的熟人甚至无话不谈的朋友抑或知己，更多的陌生人则是素不相识的，他们的存在与自己无甚关联，甚至不必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总之，这些人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与自己无关。有时候在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凭借逼真的图画或场景观察那些远在天涯的陌生人，把他们奇特的肤色、种族、性别、习惯、爱好等当作自己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当今网络媒体的极大普及，使得人们能够便捷地与遥远的陌生人相遇，甚至与之成为从未谋面的朋友——网友。来自世界各地的、操着不同语言的网民，可以平等地借助互联网这个技术平台，相互交流思想和感情，分享共同的爱好、经历和志趣，甚至结交成为某种网络共同体，如驴友、棋友、票友等。在对方有某种需要（或者身陷困境）的时候，大家能够及时了解真相并伸出援手。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陌生人之间的相遇、相识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彼此间的互通和交流不必了解对方的真相，甚至他们永远也不曾谋面，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网络上的朋友，不影响他们对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改变了人们对陌生人的看法，彻底颠覆了许多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即使思想家西美尔、齐格蒙特·鲍曼等人也未对“比特世界”里的陌生人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相信，网络世界在改变以往人们对陌生人的习惯性看法的同时，也能够推动并实现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向。
对于人际关系的变动与文明进程之间的关联，埃利亚斯显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理性认知，在他看来，“人的生活被织进有着巨大力度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人的本能，人的行为方式也会随之采取了不同的形态；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灵整体结构中，或者行为标准中有了不同。这种质的变化尽管有时有反复，经过一个长期阶段，变化便会向着同一方向运作，成为持续不断的、朝着某一方向前进的进程，并非只是一种毫无规则可言的变迁”【9】。那么，就这种变迁的实质来看，就是向着新的文明形态迈进的过程。可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过程中，不乏暂时性的曲折、倒退或局部性的退却，即表现为零零碎碎的偶然性，但总体向上的潮流是无法改变的。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文明本身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作为社会整体中的构成要素，无论经济的变动还是政治的、文化的变动，都会不同程度地触及个人与作为“网络的”社会的关联，使得二者的互动链条变得更长。“每一次都意味着，在个人身上相互交织的依赖依靠的网络变大了，其结构也变化了；每一次，与这种相互依赖网络完全相应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和整个精神生活的样式，人的心灵整体的形态也都发生了变化。‘文明’进程，从行为和本能生活的角度来看正如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样，是相互联系愈益紧密的过程，是社会职能日益多元化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是，逐步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依赖关系，越来越大的整合单位，个人的境况与活动范围就有赖于这种整合单位，不管你意识到与否。”【10】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和陌生关系的形成，正是这种变迁的结果，同时又是走向新型人际关系的一个必经阶段。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2】同【1】10.
【3】Geory Simmel.The Stranger［M］.Free Press，1969：23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404.
【5】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世界主义［M］.苗华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44.
【6】同【3】.
【7】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M］.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4.
【8】同【5】.
【9】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卷［M］.袁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98.
【10】同【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