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李白
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
二
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时间，足迹遍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此行为我深入探究这位大诗人的奥蕴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祖于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唐时在安西都护府辖区内），五岁前后随父亲内迁至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属四川江油市）。这种丰富的阅历，为他形成创造性思维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盛唐时期繁荣、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李白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从小便树立了建功立业，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二十五岁那年，怀抱“四方之志”，出蜀远游，开启了后来三十几年的漂泊生涯。先后曾寓居湖广的安陆、山东的任城，漫游了祖国中、东部的许多地方，结交各方面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员锐身自荐。尔后，又移家皖南，并终老于此，前后住了六年时间。
天宝元年春天，李白从东鲁南下来到皖南的南陵，秋天离开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年，也就是在长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后，又经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大笔淋漓的点染，更凸现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三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的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谪仙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咏，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盂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虽然我来时已是黄叶飘飞，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浓春逸趣。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世嫉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在这里，我也效仿诗仙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
我忘情地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一时间，仿佛冲破了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诗人一道亲灸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诗人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像现代诗人汪静之笔下所描绘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
《侯鲭录》载：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诗仙的神韵，真实地刻画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四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子》和《离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这两种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禅以及神仙、游侠等方面的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且逐渐臻于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将它们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确确实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实现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宏伟抱负，就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首要的是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因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始终未曾付诸实践。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以其长才异质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六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他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感到万分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角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瞞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瞞，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瞞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瞞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七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李白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第二种意见是，李白看错了人。本来，唐玄宗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厚望，最后，希望当然要落空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认为，两种意见，殊途而同归。
关于李白“从瞞”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缺乏准确的分析，就是说，他把局势的动乱看得过于严重。他在诗中写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瞞”的真正原因所在。显然，在李瞞身上，他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其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八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高自期许，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至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来到京城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为了“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唯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九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十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升之路；他也不满足于做个普通僚属，而要“为帝王师”，以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前提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是彼此平等的。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士”属于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种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升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审时度势，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自然就免不了到处碰壁了。归根结底，李白还是脱不开他的名士派头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十一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尽管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李白在长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锦山秀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尽管他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泻。
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咏诗述怀，大加赞赏，于是把他邀请过来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将军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由于诗是有感而发，所以，就显得格外凄婉动人。
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緿楼，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惊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缘情状物，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悖俗违时的见解，难免招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独坐敬亭山》只有二十个字，却把他在宣城时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这种寂寞的情怀反映得尤为深刻，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见。这还不算，他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难于找到同怀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结无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远的云空重见。这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侧身天地，踽踽凉凉之感。
十二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这类“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拟态、述志达情，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愤慨与深深的绝望。他要彻底地遗落世事，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丘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对这种心境作了如是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是最终成就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是翰林待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要标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没有挂上这个不足挂齿的官衔，而是直书“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出自诗圣杜甫之手，终竟不愧为他的知音。
十三
当代著名诗人羊春秋度曲《折桂令》，为我们塑造了诗仙李白的高大形象：
谪仙更复酒仙。笔扫千军，鲸吸百川。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至尊开宴。为寒儒添了颜面，给权贵打了气焰。屈贾哀怨，陶谢酸寒，磊落如公，谁堪比肩？
诗人傲睨一世，目无余子，而对于普通民众，倒显得比较可亲可近。特别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带结识了许多普通劳动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晖，五松山的田妇荀媪，宣城的酿酒工纪叟，桃花潭的隐士汪伦，不仅交情甚笃，而且都有诗相赠。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农夫田媪，牧竖樵苏，行役征人，孤孀弃妇，撑船汉，捕鱼郎，采菱女，冶铜工，都留下了鲜明的美好形象。同下层民众的接近，使他的达观旷朗的性格得以恣意的张扬，怀才不遇的苦闷和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此，我想到了谪居海南的苏轼。他初入儋州时，面对被目为蛮荒瘴疠之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做了“必死南荒，葬身异域”的准备，情绪极为消沉。可是，在谪居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逐渐地适应了环境，交上了许多真诚的下层朋友，最后，竟得出“风土极善，人情不恶”的结论。他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临深履薄般地谨言慎行，可以完全放浪形骸，抒怀达志，自由自在地以诗人气质、名士本色示人。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在三年的放逐中，之所以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得以生还中土，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从善良质朴的当地民众的热诚关怀、实际救助、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
十四
李白的豪气冲霄、汪洋恣肆的诗才，他的“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制，王公大人不能凌辱”的伟岸形象和独立人格，历来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仅在元、明、清三代上演的戏曲中，就有乔梦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屠隆的《彩毫记》、尤侗的《清平调》、李岳的《采石矶》、无名氏的《沉香亭》《李白捉月》等许多种。
有关他的传说与遗迹，更是遍布他足迹所至的每个地方。我在皖南一带，接触到历代许多根据李白诗意创设的人文景观。像黟县的问余亭，歙县的碎月滩，宿松的对酌亭、饯客岭，泾县的云锦堂、凌风台、绿竹亭、踏歌岸阁，采石矶的十咏亭、横江馆、醉月斋、怀谢亭，等等，数不胜数。至于太白楼、太白书堂更是随处可见。
因为同情李白落拓终生的际遇和景慕他的人格、才华、风采，大约从唐代开始，在人民大众中就流传开了关于他跳江捉月、骑鲸归天的神话传说，并在采石江边堆起了他的衣冠冢。有些诗人更是踵事增华，坐实其事。唐人殷文圭即有“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之句。明代诗人李东阳概括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
不仅诗仙本人，就连与他有过交往的普通民众，人们“爱屋及乌”，推爱以及其身，也都尽心竭力地保存其遗迹。我在泾县水东乡龙潭村就曾看到了汪伦的墓地。汪伦是个隐士，在桃花潭东岸建有别墅，由于深慕李白的高风逸韵，特意修书相邀：“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见信欣然前往。汪伦解释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渡；“万家酒店”指的是桃花潭西有个姓万的人家开设的酒店。李白听了拊掌大笑。在这里，诗人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正如他在诗中所记述的：“池馆清且幽”，“捶糓列珍羞”，“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临别时，汪伦与村民踏歌相送，依依不舍。诗仙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在这里，我还听到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桃花潭东岸有个翟村，西岸有个万村，两村共用一个渡口，都争着要以本村的村名来为渡口命名，相持多日不下。后来，万村人以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为据，说千尺就是万寸，“万寸”与“万村”谐音，所以还是应该叫作“万村渡”。翟村人一听说李太白有话了，只好心服首肯。
十五
当然，众多古迹中最令人低回无尽的还是当涂的青山。这里距县城二十华里，山势盘陀，林壑幽深，溪水潺潺，风光秀美。李白“一生低首”、衷心敬服的南齐诗人谢緿在任宣城太守时曾结宅于此。青山左带丹阳湖，右面和重九登高的胜地——龙山隔河相对，李白曾两度登临龙山，愤抒其逐臣与黄花共苦之情。李白死后，原曾葬在龙山东麓。过了五十余年，他的生前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任职当地，按照诗仙“悦谢家青山”的遗愿，迁墓至青山西麓。
那天，我沐着淡淡的秋阳，专程来到青山，满怀凭吊真正的艺术生命的无比虔诚，久久地在李白墓前肃立。风摇柳线，宿草颠头，仿佛踊身千载之上，亲承诗仙謦縕，同他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许梦熊《过南陵太白酒坊》）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当然，诗仙自己并不作如是想。他临终时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哀吟，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那种双目至死难瞑的深悲剧痛，闻之令人心酸气噎。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三尺孤坟里面，就这样埋下了一具凄怆愤懑，郁结难平，永恒飞扬、躁动的不灭的诗魂！
遗编一读想风标
一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孟子》的怀古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亚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家境贫困，父亲早丧，强毅而有卓识的母亲，“三迁择邻”、“断织劝学”，煞费苦心，将他抚养成人。孟子私淑孔子，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史记》本传称，他游说齐王，未能见用，转赴梁国，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远离实际，不合时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对于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只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无法“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楚辞?招魂》），只能想望其风标（品格、风致）于《孟子》遗编了。“何妨”一句，道尽了孟子、也包括诗人自己雄豪自信、卓尔不群的气概与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意志。诗人引孟子为知音与同道，最后以沉郁之语作结：毕竟还有这位前贤往哲足堪慰我寂寥！
说到孟子的风标，最显眼的是其政治抱负远大，高自期许，非常自负。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指出：从尧、舜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条圣人、王者绵延相承的根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尧、舜至商汤，商汤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余年，“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接下来，他直白地挑明：上天若是不想让天下治平，那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一次，门人公孙丑将他与管仲、晏婴相比。因为二人都是齐国著名的政治家，辅佐君主，富国强兵。孟子却大不以为然，说：你真是一个齐国人，只知道这个管、晏！当年曾子的父亲曾晳，鉴于管仲得到齐桓公那么专一的信任，执政那么长久，功业却如此卑微，因而很不高兴同他相比。连曾晳都不肯，你以为我就能愿意吗？其实，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常理而言，功业并不能说卑微，只是由于他只兴霸业而不施仁政，所以，不为儒学宗师所认可。在另外场合，孟子还曾说过：齐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齐国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举安”。时人景春认为魏国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兵戈止息）”。孟子同样不以为然，并斥之为“以顺为正（以顺从为正宗）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雄强善辩，傲岸不群，在君王、权贵面前，尤其注重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一天，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一个人来跟孟子说：我本应该来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便也临朝办公。孟子觉得齐王是摆架子，“感冒”云云，不过是托词。于是，他对使者说：请你回去跟君王讲，我也闹病了，不能前去朝廷。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吊丧。公孙丑提醒他，说：老师，昨天您托词有病，谢绝齐王的召见，今天又要出去吊丧，这大概不好吧？孟子说，那有啥！昨天患病，今天好了。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人来探视，并带来了医生。这将如何处置？跟着孟子学习的孟仲子只好出面应付，说：先生的病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了，不晓得他是否已经到达。接着，孟仲子就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告诉他不要回家，赶紧上朝。孟子没有办法，只好躲到齐国大夫景丑家去借宿。
景丑就便同他交谈，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这是重大的伦常关系。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可是，我只看见齐王对你很敬重，却没看见你怎么尊敬他。孟子说：在齐国人中，没有谁以仁义之道向齐王进言；他们并非认为仁义不好，而是觉得其王不足以谈仁义。这才是最大的不敬！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以之进言，所以，要说尊敬君王，没有谁能赶上我。景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礼》云：臣子听到君主召唤，应该立即动身，不能等待驾好车子再走。你本来准备上朝，一听说齐王召唤，反而不去了，这于礼不合吧？孟子引证曾子的话作答：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不过，他们凭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们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义。我为何会觉得欠缺什么？随之，孟子阐明：天下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齿、德行。在朝廷上，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齿；至于辅佐君王，当以德行为上。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遇有要事请教，应该亲自前去，以彰显其尊德敬贤之诚。
孟子清高自持，刚正不阿。齐国大夫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右师（齐之贵臣，六卿之长）王驩往吊，一进门，就有人趋前与之交谈，入座后，还有人跑到他的旁边献殷勤。孟子当时也在场，他们原本相识，却“独不与驩言”。右师不悦，怪他有意简慢。孟子听了，说：《礼》云：“朝廷不历（跨）位而相与言，不逾（越）阶而相揖也”，我是依礼而行。
也是在齐国，齐王馈赠百镒上好的黄金，孟子拒绝接受。弟子陈臻诘问，答曰：这笔钱送的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送钱，等于用贿赂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二
孟子这样做，不只是维护一己的身份与尊严，而是代表了士这一阶层的群体自觉，体现着士的主体性。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认为，孟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士人的独立品格，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升华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在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方面，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先师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列国纷争，为实现富强、完成霸业，不仅凭恃武力，还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撑，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这样，诸侯之间便竞相“养士”，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形成了剧烈的竞争态势，许多士人都趋之若鹜。士，作为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本身却并不具备施政的权势，若要推行一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思想独立性、心灵自由度的丧失为其代价的。许多士人为致身富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荀子语）。与此相对应，孟子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倡导并坚守了一种以仁义为旨归的士君子文化。所谓士君子，也就是士阶层中那类重节操、讲道义、有风骨的优秀分子。
孟子像先师孔子一样，十分厌恶“乡原”，对这类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不讲是非、原则的欺世盗名之辈，斥之为“阉然媚于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不怕惨遭杀戮，弃尸山沟），勇士不忘丧其元（不怕丢掉脑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为了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灿若群星，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孟子的影响。
论及士人的独立品格，在封建时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明君应“亲亲而仁民”、“贵德而尊士”。周游列国过程中，他常常不留情面地公开批评一些君主。在会见梁惠王时，当对方谈到“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国内民众却不见增多时，孟子一针见血地直戳要害，说：“狗彘（猪）食人食而不知检（制约）；涂（途）有饿莩（饿死者）而不知发（指开仓救济）；人死，则曰：‘非我也，岁（年成不好）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凶器）也。’王无罪岁（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斯天下之民至焉。”这还觉得不够劲儿，紧接着，孟子又直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还有一次，他对弟子公孙丑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为了争夺土地，驱使老百姓打仗，结果，尸横郊野，骨肉糜烂。
在齐国，尽管孟子出任那里的客卿，但是，对于齐宣王，他也毫不客气，竟然当面揭露其“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虚假仁慈。他们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您有一个臣子，他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出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您说：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又问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
孟子又问了：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该怎么办呢？
“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十分尴尬，只好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一边去。
在孟子看来，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都是合乎正义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废弃他，改立别人）”。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他断然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提倡“君臣有义”，反对“愚忠”，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要看值不值得为他尽忠，看他怎样对待臣下。孟子明确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他还说过：游说诸侯，要敢于藐视他，不要把他那一时的煊赫看得怎么了不起！他们的殿堂阶基几丈高，屋檐几尺宽；菜肴满桌；姬妾数百；饮酒作乐；驰驱田猎，跟随的车子上千辆。我如果得志，决不会这么做。他们所有的那些腐化享乐的事，都是我所不为的；我所做的都符合古代的规制。我为什么要畏惧他们呢？
他的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主张，招致历代封建卫道者的口诛笔伐，刺孟、非孟、疑孟迭出，有的竟列出十七条罪状。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批评孟子，首要一项便是“不知君臣大义”。他说：“孔子，圣人也；定（公）、哀（公），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意思是，对于君主，哪怕他们是庸君，至圣先师孔子都是那样的毕恭毕敬，而你孟轲却架子十足，真是不成体统！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声言：“此老”（孟轲）要是活在今天，难免会遭受酷刑的。同时指出，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于是，对《孟子》原文进行删节，达八十五条之多；还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罢其配享。
孟子由坚守士人独立品格，进而发展为“民本”思想，为儒学理论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政在得民”。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民之）所恶，勿施尔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民贵君轻”之说，在先秦诸子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了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三
孟子十分重视心性修养、价值守护与精神砥砺，体现了士这一群体的主体自觉。
一是“养气”。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指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用正义去培养而不加损害），则（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疲软了）”。这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而产生的，不能靠突击的正义行为来取得，更不能揠苗助长。
浩然之气就是人间正气，表现为优秀的心性修养、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把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极致，彰显了作者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死生不渝的崇高信念，可说是对于孟子浩然之气的最佳诠释。诗中列举了十二位古人气贯山河、名垂竹帛的壮烈行迹，激情洋溢地歌颂了历史上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志士仁人，显现浩然正气所发挥的维系天柱、地维、人伦的巨大威力——“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前面有个小序，特意标出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还说，“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就义之前，作为绝笔，他写了一个自赞，其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除了生死关头，激励广大志士仁人，舍生取义，临难不苟；在日常生活中，“浩然之气”也曾发挥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讲过一则故事：1950年代，台湾大学经济拮据，办学条件艰难，师生生活十分贫困。傅斯年校长向学生推荐了两本书，其中第一本就是《孟子》。时值寒冬，又冷又饿，于是，大家就念《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诵读着，议论着，就不感到冷了，肚子也忘记饿了。后来从这里走出很多知名专家、学者，他们身在域外，还经常忆起大学时代读“浩然之气”的情景。
二是“尚志”（使自己志行高尚）。孟子反复强调“从其大体”——“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按照朱熹《集注》的解释：“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可以引申为：大体，指道德修养、高尚人格，亦即居仁由义；小体，指声色货利、物质欲望。他把慕仁向义还是逞欲逐利看作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当年子贡在谈到老师孔子的学问时，曾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之说，当与此同意。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总是教人“先立乎其大”。结果有人讥讽他：除了“先立乎其大”一句，全无其他伎俩（本事）。他听了不以为忤，反而说：这个人真了解我。
三是“反求诸己”（反躬自责）。孟子传承、发展了孔门关于“自省”的圣训，进而强调：出了问题，要从自身查找原因。他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说，“反身而诚（反躬自问，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乐莫大焉”。
四是历经艰苦磨炼。孟子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所以动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他特别强调忧患意识与危机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他的名言。他还说过：人的德行、聪明、道术、才智，往往来自危险的处境，亦即种种灾患。只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方能通晓事理，练达人情。
五是升华人生境界。孟子有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段话意蕴丰富，不太好懂，其实说的是人生的六种境界：第一层是善——值得喜欢，使人觉得可爱，这就是善（也就是好）；第二层是信——好处实实在在，令人信服、信任；第三层是美——那些好处充满于他本身，当然美；第四层是大——不止充实，而且辉耀四方，发扬光大；第五层是圣——大而能化，融会贯通，是为化境；第六层是神——圣德到了神妙不可测量的高度，此乃至上境界。
四
孟子很看重士君子的社会责任，说：士人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这是他的职业。士之出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政治清明，道为己所运用）；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政治黑暗，不惜为道献身）”；士君子应该“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偕同百姓循着大道前行），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与列国争霸、以攻伐为能事形成尖锐的对立，孟子坚持仁政学说、德治思想，把修身与为政、伦理与政治、仁政主张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走“仁者爱人”、“以德服人”之路。倡导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取民有制；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办法治民施政，这样才能得民心，无敌于天下。呼吁君王“贵德尊士”，“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强调重教育，“觉斯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奉为人生至乐。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见，建立理想型社会，孟子终其一生，宣扬教化，尚志笃行。学成之后，先是在邹国授徒设教；过了四十岁，开始其政治生涯，出邹、游齐、过宋、适梁、访滕、入薛、至鲁，为卿于齐，最后归邹。期间，他曾会见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多位君主。每至一国，都曾积极建言、热情论辩、肆意批评，但其政见、主张终竟未得施行，不免到处碰壁；最后，只好黯然归隐，二十多年致力于教育与著述。这一经历，与先师孔子相似，但二者相较，还是孔子的际遇差强一些，毕竟出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还曾代理过相职；而孟子只当过短期的客卿，空有壮志宏图，未曾得偿于百一。在致力于帮助各国诸侯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实施仁政，亦即推行其王道主义的理想政治方面，无疑他是彻底失败了。
当然，若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他同孔子一样，立德立言，垂范后世，功在千秋，又确是伟大的成功者。已故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说过：“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在讲学、著述中，孟子总结前代与当世治乱兴亡的规律，在如何对待人民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提出了“民贵君轻”、“保民而王”、以仁政与民本为核心的富有民主性精华的思想，首倡心性之学，确立士人独立品格，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指出：在孟子那里，仁爱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他把原来孔子重点放在个人道德、修身这方面的仁，扩大到整个社会。在社会的层次上来讲仁爱，这个就是仁政，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法则，变成一个社会的价值。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价值有六条，其中的第一条、第二条：讲仁爱，重民本，都跟孟子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孟子思想对于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提供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源泉与基础。
孤枕梦寻
一
自由飞翔的愿望和现实的种种羁绊之间，仿佛永远有一道无形的穿不透的墙。古人喜欢用“心游万仞”、“神骛八极”之类的话语来状写人的心志的放纵无羁。可是，实际上却是，或则被弃置在灵魂的废墟上，徒唤奈何；或则被拘禁在自己设置的各种世俗陈规的樊篱里，不能任情驰骋，像一只笼鸟那样，即使开笼放飞，也不敢振翮云天。
倒是酣然坠入了黑甜乡之后，神魂在梦境中，可以凭借大脑壳里的方寸之地，展开它那重重叠叠的屏幕，放映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画面。既不受外界的约束，自己也无法按照计划加以规范，完全处于一种自在自如的状态。而由于任何人在梦中都会撤下包装，去掉涂饰，从而显露出各自的本来面目，因此，梦境中的那个自我，往往比清醒状态下的更真实，更本色。梦境是一部映射心灵底片的透视机，可以随时揭示出人的灵魂深处的秘密。
说来，梦境也真是奇妙无比。哪怕是天涯万里，上下千年，幽冥异路，人天永隔，也可以说来就来，要见就见。梦中似乎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也不大考虑基础和条件。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之句，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可是，梦境中却能够实现。当然，梦境也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甜美的固然不少，但凄苦、忧伤的梦也常常碰到，有的还会使人震怖，遑遽。而且，经常是幻影婆娑，扑朔迷离，像日光照射下的枝间碎影，像勉强连缀起来的残破的网片，又像是迸落在岩石上飞流四溅的浪花，不仅错乱复杂，不易解读；而且，有的竟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更主要的是，现实中得不到的，梦境中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所谓“绮梦难圆”者也。
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贾宝玉到了潇湘馆号啕大哭一场，意犹未尽，还想在梦中见上一面，细话衷肠，于是，诚心诚意地独自睡在外间，暗暗祷告神灵，希望得以一亲脂泽，孰料“却倒一夜安眠，并无有梦”。大失所望中，只能颓然慨叹：“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一次愿望没有达成，又寄希望于第二次，结果，照样是一无所获。
大抵人们做梦，不外乎由内在与外在双重因素促成。所谓内在，是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想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梦是心头想”，“昼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外在因素，即是指身体上、生理上的物质原因，比如，心火盛即往往夜梦焦灼；四体寒凉则梦见风雨交袭。古人把前者叫作“想”，把后者叫作“因”。二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做什么梦。
现代人说，梦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生活中某种想望与追求的反映。歌德说过：“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是在含泪上床以后，梦境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安慰他，使他从悲伤中超脱出来，从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看来，德国的这位大诗人是善于做梦的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一位大诗人最懂得在梦境里讨生活。我敢说，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南宋的陆游堪称是最善于做梦的一个，而且，许多梦中情境又能通过诗篇记叙下来。在现存的八十五卷《剑南诗稿》中，专门纪述梦境的诗达九十九首之多，里面记叙了许许多多现实中未能实现而在梦境中得到补偿的快事。当然，这仅仅是他的纪梦诗的一部分。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四十二岁之前，他大约作诗一万八千多首，经过自己两次删定，只留下了九百首，其中纪梦诗只有一首。料想在人生多梦的青年时期，他一定会做过更多的梦，写过更多的纪梦诗，可惜，绝大多数都已删除，后人已经无缘得见了。
二
读过了陆游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和关于他的几部传记，仿佛觉得这位老诗翁就在我的身旁，倾吐着他的“忧国复忧民”的积愫，愤切慨慷地朗吟着他那豪情似火的诗章；凌晨起来散步，耳边也似乎回响着老先生情深意挚的娓娓倾谈。但诗翁的形象却并不十分鲜明。虽然他的诗里有“团扇家家画放翁”之句，但我却没有见过几幅他的画像。按照明人黄道周对他的形象的描述，“供之千佛经前，又增得一幅阿罗汉像也”，我想象他的个头不会太高，面相是和善的，甚至看起来有些憨态可掬，没有诗仙李太白那种丰神俊逸、潇洒出尘之概。但是，应该说，两人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却是一致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在欣赏陆游诗作过程中，我习惯于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透过那些炽烈喷薄的诗章，看到了诗翁的盘马弯弓之姿、气吞残虏之势，感受到的是诗人的雄豪雅健；可是，同时却也体味到了他的英雄失路、托足无门、壮士凄凉、宝刀空老的悲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祖国、对爱情的执著坚定、之死靡他的精神，简直可以说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他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这股热潮有时甚至泛滥到梦境里去。即使是残年老病，政治上遭受重重打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诗翁也从不叹老嗟卑，仍旧期待着勇跨征鞍，披坚执锐，奔赴杀敌的前线。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但是，命运对于他实在过于苛酷，终其一生，也难得一遇大展长才以酬夙志的机会。他的仕途十分坎坷，直到三十四岁，才谋取一个福州宁德主簿的职位，后来又担任过镇江府、隆兴府的通判，却又屡遭弹劾。许多愿望只能靠梦中结想，梦中追忆。他在七十七岁时，回思征西幕中旧事，有“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之句，可说是很好的概括。
四十九岁这年秋天，他在嘉州以权摄州事身份，成功地主持过一次军队的秋操检阅。整齐的队伍，赫赫的军威，使他联想到，国家并不是没有抵抗侵略的武装力量，自己也不是不能用武的文弱书生，只是没有很好地组织，也没有这个机会。否则，“草间鼠辈何劳磔，要挽天河洗洛嵩”，那是毫无问题的。凭借这个“想”和“因”，半个月后，他做了一个梦：大军驻扎河东，抗击入侵之敌，声威所至，望风披靡，当即派出使者，招降敌人占领下的边郡诸城，“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尽管不过是黄粱一梦，但是，当时那种称心快意的劲头，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这类令他快然于心的梦，后来还做过。一次，梦中随从皇帝车驾出征，全部收复所失故地。“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沦陷区人民兴高采烈投入祖国的怀抱，不仅重睹“汉家威仪”，而且，连梳妆打扮都与京城趋同了。
陆游一生中最称心的岁月，是从军南郑那段时间。当时，抗战派首领王炎任四川宣抚使，驻节南郑，掌握着西北一带的兵权和财权。陆游此时正好在他的幕下。过去，虽然他也喜欢谈兵论战，划策筹谋，但毕竟都是纸上空谈；这次，亲临前线，而且深得主帅的信任，正是一展长才的机会。除了建言献策，帮助首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还经常巡视各方，传达指令，并且到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和仙人原上的仙人关，这两处都是宋、金对峙的最前线，有时身披铁甲，骑着骏马去追击敌人；有时还行围打猎。一次，正在催马扬鞭，纵横驰骋，突然一阵风起，一只猛虎蹿出，陆游挺起长矛戳去，正中老虎的喉管，“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一场令人惊怖的搏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可惜，这样的战斗生涯只过了半年，随着王炎的调回临安，他的欢快生活亦告终结。虽然像一场短梦那样，还没来得及仔细地玩味就惊醒了，但却刀刻斧削一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九年后，他已经回到故乡山阴赋闲，当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写道：“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又过了十年，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在一首《怀南郑旧游》的七律中，再次惋叹：“惆怅壮游成昨梦，戴公亭下伴渔翁。”
反复慨叹往事如烟，旧游成梦，一方面说明这段生活的短暂，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段美好经历是何等的珍视。西线陈兵，简直成了陆游的一个永生不解的情结，因而不但反复忆起，更是多次结想成梦。他自己曾说过：“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慨然此夕江湖梦，犹绕天山古战场。”一部《剑南诗稿》中，记载这方面内容的梦中之作不胜枚举，有的在题目上还直接标明“梦行南郑道中”、“梦游散关渭水之间”。如果说，往事如梦如烟，那么，这段往事再进入梦境之中，并且把它形诸笔墨，那就真正是梦中说梦了。
三
陆游胸中的另一个情结，就是同爱妻唐婉的那段短暂的情缘。这使他梦绕魂牵，终生不能去怀。
二十岁这年，陆游和舅舅的女儿唐婉结婚了。唐婉是一个美貌多情的才女，对于诗词有很好的修养，和陆游兴趣相投，因此，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情深意笃，以白头偕老相期；又兼亲上加亲，按说家庭关系也应该处理得很好。谁料，陆游的母亲竟然对自己的内侄女很不喜欢，最后甚至蛮不讲理地硬逼着儿子和她仳离。如果处在今天，夫妇完全可以不去管它，至多离家另过就是了。可是，在那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在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威压下，陆游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抗“慈命”的，他只能向母亲婉言解劝，百般恳求，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之后，就只好含悲忍痛，违心地写下了一纸休书。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就这样生生地被拆散了。后来，陆游奉父母之命另娶了王氏，忍辱含垢的唐婉也在叩告无门的苦境中，改嫁给同郡士人赵士程了。
光阴易逝，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在一个柳暗花明的春天，陆游百无聊赖中，信步闲游于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偶然与唐婉及其后夫相遇。尽管悠悠岁月已经逝去了三千多个日夜，但唐婉始终未能忘情于陆游。此时，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踽踽独行，情怀抑郁，唐婉心中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酸是苦，分外难受。赵士程为人还算豁达洒脱，当下已经觉察了妻子痛苦的心迹，便以唐婉的名义，叫家僮给陆游送过去一份酒肴。
陆游坐在假山上的石亭里，呆呆地望着伊人的“惊鸿一瞥”，转眼已不见了踪影；温过的酒已经变冷，肴馔也都凉了。他眼含清泪，一口口地吞咽着闷酒，体味着唐婉深藏在心底的脉脉深情，心中霎时涌起一丝丝的愧怍；想到人世间彩云易散，离聚匆匆，不禁百感交集，顺手在粉墙上题下了一首凄绝千古的《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鄊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上阕透过眼前的实景，忆述当日美满姻缘的破坏经过及其沉痛教训；下阕写春光依旧而人事已非，昔日温存仅留梦忆。
原来，古代诗文有口头与书面两种传播形式，题壁属于后者。当诗人意兴淋漓、沛然发作之时，往往借助题壁的方式，来发抒磅礴的逸气，浇洗胸中的块垒。这种“兴来索笔漫题诗”，就古代文人自身来说，自不失为一种富有艺术情趣的生活内容和抒怀寄兴的方式，其间总是蕴含层次不一的非语言的信息；而对于普通读者或曰观众，则是一种近乎大众化的免费的精神享受，包括对于诗人襟怀的解读以及诗情、书艺的欣赏。
有人考证，题壁始于汉代，已见于《史记》的记载；到了唐、宋时期，便成为骚人墨客惯用的一种写作方式，几乎达到无人不题、无处不题的程度。陆游是题得最多的诗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去有文无卖处，等闲题遍蜀东西”，“酒楼僧壁留诗遍，八十年来自在身”。
相传，唐婉后来重游沈园，看到了陆游的题壁词，不胜伤感，当即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噎佯欢。瞒！瞒！瞒！
不久，唐婉便悒郁而终。
清代诗人舒位游观沈氏园亭时，曾就陆游、唐婉的这场爱情悲剧写过一首七绝：
谁遣鸳鸯化杜鹃？伤心“姑恶”五禽言！
重来欲唱《钗头凤》，梦雨潇潇沈氏园。
寥寥四句，下笔如刀，无情地鞭挞着以“恶姑”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揭露了造成这场人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四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做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陆游五十九岁这年，正隐居于故里山阴。一次夏夜乘舟中，他听到岸边水鸟鸣声哀苦，像是叫着“姑恶，姑恶”，当即联想到他和唐婉的爱情的悲剧结局，随手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最后四句是：“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
九年之后的一个深秋，陆游重游沈园，看到蛛网尘封中当年的题词尚在，而伊人已杳，林园易主，流风消歇，不禁怅然久之。于是写下一首感旧怀人的七律：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晋朝的潘岳曾任河阳县令，后人遂以“河阳”来指称他。潘岳写过三首悼念亡妻的诗，在文学史上很有名。陆游的这首诗，寄托了对已故去多年的唐婉的深切怀念，同样属于悼亡性质，因而便以“河阳”自喻。诗翁满怀深情地说，林亭回首，泉路无人，如今幽冥异路，重见难期，只能心香一炷，遥遥默祷了。
陆游七十五岁这年春天，再一次来到沈园，目睹非复旧观的园亭景色，感叹好梦难寻，韶光不再，四十载倏忽飞逝，回思既往，益增唏嘘。于是，怀着更加沉痛的心情，为这位无辜被弃、郁郁早逝的妻子，写下了两首七绝：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光阴易逝，诗人已届八十一岁高龄。而爱侣仳离，劳燕分飞，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周甲子，连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但是，唐婉的音容笑貌以及寄托着他们无限深情的沈园，却时萦梦寐。这天夜里，诗翁梦中重游了沈氏园亭，醒后写下两首纪实七绝：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倍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对于美好的事物，人们总是无限追恋的。当残酷的现实扯碎了希望之网时，痛苦的回忆便成了最好的慰藉。一年过后，一个暗淡的秋日，他写下了一首忆旧的七绝：
城南亭榭锁闲房，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直到八十四岁高龄，他在《春游》诗中还写道：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在恋人的眼里，唐婉永远是美目流盼的丽人。诗中的“幽梦匆匆”，乃是追叹他们夫妇美满生活的过于短暂；“美人作土”云云，似是哀婉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逃不脱陨灭的厄运。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此刻的诗翁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死神随时都在向他叩门；但是，他那深沉、炽烈、情志专一的爱的火焰，却伴随着生命之光，始终都在熠熠地燃烧着。一年过后诗翁也辞别了人世。
“尚余一恨无人会”，“但悲不见九州同”。晚岁的诗翁念念不忘沦陷的中原，念念不忘地下的唐婉。正是这两个情结，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感情完整、境界高远的诗翁形象。
（1985年初稿，1997年二改，2014年三改）
骆宾王祠联
一
日昨，浙江义乌作家潘爱娟女士折柬相告，骆宾王纪念馆已经落成，大厅里悬挂上由我撰拟的对联与匾额，她还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并寄来。感慰之余，浮想联翩，绵绵思绪霎时飞扬到了数千里外的义乌江畔——
那一年出访义乌，可说是事出偶然；但我对于这里的思慕却是由来已久的。说来，人的情感的发生确也十分奥妙。比如说，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向往，常常不是像故乡那样，由于曾经同她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从而留存下浓烈的意缕情痕；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缘悭一面者居多，纯属意念中的遐思畅想——或者肇因于一则诗文、一幅画面，或者联结着一段有趣的逸闻往事，甚至可能出自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绪无端”，结果弄得魂梦相牵，萦萦难以去怀。我的“义乌情结”的形成也正是这样。
大约是四十几年前吧，我在高校读书时，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一幅中国画：开阔的江面上，一叶扁舟荡漾在金光潋滟的清波里。岸旁挺立着两株高大的乔木，红叶灼灼，像是两支硕大无朋的烛天烈炬。斜阳一抹中，整个树冠的轮廓和劲拔的躯干透出斑驳的绀紫。在一般的作品中，黄昏暮色总是被涂抹得凄清、萧瑟；老树孤村，昏鸦数点，似乎成了深秋薄暮的特有景观。可是，在这幅画面上却大异其趣，洋溢着撩荡心魂的亮色，呈现出一种格调高华的丰赡与壮美。更加显眼的是，画的左上方的“留白”处，题着一首郁达夫的七绝：
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
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
诗句为这幅画作加上点睛之笔，增添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义乌在公元前20年建县时，曾取名“乌伤”，源于秦孝子颜乌葬父献身，乌鸦衔泥相助，嘴为之伤的动人传说；唐高祖武德七年，改为今名。“骆丞”即“初唐四杰”之一、大名鼎鼎的骆宾王，晚年他曾做过临海县丞；“宗爷”指的是北宋抗金名将、著名民族英雄宗泽。这一文一武，都是义乌人，他们有如并峙的双峰屹立在浙中大地上。1933年晚秋，郁达夫曾有故乡之行，途经义乌，写下了这首七绝，时为11月11日。这在他的散文《杭江小历纪程》中有过记载。其时正值东北三省沦陷，祸深寇急，国运衰颓的存亡绝续之时，举国上下亟待振作精神，抒张正气，共赴时艰。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诗人才想到这两位古代英灵的。
那幅国画的作者为谁，已经记不得了。可是，那丽景，那氛围，那轩昂的气势，却像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心中暗自思忖，有朝一日，一定要坐在义乌江畔，静下心来，饱看一番实实在在的红树，夕阳。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几句诗文，一幅画面，就会引发出他乡游子神奇的憧憬，播下思恋的种子。其实，这种情况是所在多有的。当我还没有机缘踏上“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时候，就已经久久地钟情于她了，原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在脑子里翻腾。我多么渴望亲自站在瘦西湖畔，五亭桥边，直接体味一番那迷人、月华如练的景色啊。还有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不仅着实打动了陈伯之，重新撩拨起他的久经淡漠的故国之思；也使我这个塞外学子，在千载之下随之而心旌摇荡，尚值童稚之年，就对于祖国的江南春色满怀着无边的向往。
那次访问义乌，因为时届初夏，自然没有看到“夕阳红树”的胜景，心中未免感到几丝缺憾；但更大的收获是乘便凭吊了骆宾王的枫塘墓地，还寻访了坐落在城市公园中他的故居遗址，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二
对于骆宾王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桑梓先贤，当地人民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们赏赞其逸群超凡的文学天才，耿介拔俗、刚直不阿的品格，炽烈的正义感和惊人的勇气，也深情地哀悯他那充满着悲剧性的不幸遭遇。他们把这位千古奇才引为故乡的骄傲，以他的姓名命名驰誉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宾王路”、“宾王大桥”等纪念性建筑设施布满市区内外。其时，一些学者、名流正在倡议扩建骆宾王纪念公园，重修枫塘古墓，而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义乌的文友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尊重这位旷世英才，喜欢他，也了解他，便委托我为拟议兴建的骆宾王纪念馆撰写一副对联，我也乐于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一次暌隔千古的两个灵魂的慧命交接。
骆宾王，可以说是个倒霉、晦气的文人，生前没过上几天顺心日子，迭遭不幸，备受颠折，死后却依旧得不到安宁，不停地被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由于受儒家正统观念所支配和政权更迭的影响，强加于他的人格面具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时而被贬斥为“狂悖躁进，落魄无行”的狙侩之辈，时而又被尊崇为“义诛诸吕”的周勃和光复唐祚的狄仁杰一流人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南明小朝廷的弘光帝，也要抬出这已死的亡灵来大做文章，封他为“文忠公”，还写了一篇《唐文忠公像赞》，意在以骆宾王匡扶唐室的“义举”为号召，作为苟延残喘的强心剂。
千余年来，骆宾王以一个“陪衬人”的对比角色，始终被捆绑在武则天后的“龙车凤辇”上，随着这位女皇帝的荣辱、浮沉而起伏跌宕，一忽儿鹰击长空，一忽儿鱼翔浅底。当武则天被定谳为篡位窃国，大逆不道时，他便被打扮成“心存故国，不忘旧君”的义士忠臣，一时间大红大紫，闹得沸沸扬扬；而当这位女皇帝的历史被包装成金光璀璨、振古励今的七彩华章时，骆宾王又一变而为开历史倒车的“反面人物”，以致在“大革文化命”的“史无前例”时期，竟遭到挖掘坟墓、焚毁文集的惨劫。
明末清初，有人曾为骆宾王祠题过这样一副联语：
讨伪周在窃器之初 义揭中天 奚待虞渊方夹日
恢唐室于颁文以后 功扶坠地 终教仙李再盘根
说来说去，总是重复着“功”啊“义”呀那一套用滥了的词语，脱不开“伪周”“仙李”封建传统的干系。这和前面提到的周勃、狄仁杰式的“义士忠臣”，或者什么“狙侩之辈”、“反面人物”的论定，同出一辙，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种种色色的现实政治需要，是由旁人强涂硬抹到他的脸上的油彩。
其实，骆宾王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才华出众、富有文誉的大诗人，一个正气堂堂、有血有肉有骨气的男儿汉，一个行高于人、刚直不阿而饱遭忌恨、备受煎熬的悲剧人物。我们应该剥掉一切强加给他的“伪装”和“时装”，除去罩在头上的各种“恶谥”与光环，还他以本真的面目。
于是，我草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露重风高 一檄雄文沉巨响
潮残日暮 三生老衲向孤檠
横批是：
一代文宗
按照一般规则，联语应该对事主的多彩人生加以高度的概括，而这又是颇费周章的。因为骆宾王的阅历极为丰富，在他近七十年的生涯中，值得记述的事件不知凡几，而联语的容量十分有限，只能择取其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二三经历。由于他是一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讲述他的经历又必须对应其诗文创作，使这些诗文与其生命进程的发展链条紧相联结。
经过一番覃思苦虑，我在二十二字的联语里，集中讲了他的三段经历：上联讲他的遭谗系狱和草檄声讨武则天这两件事情，其一生浮沉荣悴、祸福存亡，可以说尽系于此。将近两年的缧绁生涯，对于骆宾王无疑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但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循，这次劫波也使他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是五言律诗《在狱咏蝉》这样的代表作。同样，参与扬州起事，为李敬业草拟雄文劲采的《讨武曌檄》，使他遭遇了灭顶之灾。但也正是这篇檄文，不仅使这次“昙花一现”的军事行动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玉成了这位失意的文人。人以文传，骆宾王凭着这张含金量很高的“入场券”，得以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殿堂而傲睨千古。下联主要是讲了他最后兵败“逃禅”的悲惨结局。
作为“一代文宗”，骆宾王同旧时代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其前进道路是呈双线式发展的：在诗文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于仕进一途，则极为崎岖坎壈，可说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但这两条轨迹又是紧相纠合，密切联结，相互影响，交错进行的，而且总是呈反向发展。每当仕途颠踬，政治上备受打击、迫害的时候，创作业绩便显现直线发展的态势。这一沉一显，一起一伏，似乎相互悖反，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诗才塑造、创作生成的规律，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验证了骆宾王人品、文品和志行的高度统一。正是那社会的裂变、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造就出他那义薄云天的磅礴情怀，氤氲而成一腔郁塞难抒、愤懑不平之气，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赋予他以旺盛的生命激流，持久的创造活力和空前的艺术张力。
三
西哲有句传世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验之于骆宾王，大体上也是准确的。从个性特征来看，他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迂阔；二是刚直。
唐代科举场中重视私人引荐，注重考生声望，存在着请托、私谒、通关节、场外议定等流弊。小骆宾王二十多岁的陈子昂，对于“个中三昧”倒是摸得一清二楚。赴京应试时，为了扩大知名度，他特意在长安街头以重金买下一把名贵的胡琴，引起在场人群的惊异。他解释说：“我擅长此技。”人们请他当众表演一番，他说：“明天我在宣阳里举行宴会，到那里去听吧。”众人如期赴会，酒肴毕具，那把新买的胡琴也安放在那里。酒菜餍足之后，他手捧着胡琴，当众致辞：“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华，风尘碌碌，不为人知。说来可叹！至于摆弄这种乐器，本是贱工之役，实在没有价值。”说罢，当众把胡琴砸碎，并将百轴诗文遍赠与会人士。一日之内，便声溢全城。（见《独异记》）可是，骆宾王对于这里面的诀窍却缺乏研究，也可能虽然了解这种流弊，但不肯屈从俯就，结果就屡挫科场。
这位七岁时就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妙语天成，在乡里博得“神童”美誉的奇才，京城应试，却名落孙山。后来虽然勉强入仕，没过多久便遭到了罢黜。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经人举荐，充任了豫州道王府的幕僚。道王李元庆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特意下了一道手谕，要他“自叙所能”。岂料，这个“迂夫子”却不识时务地说，“大谈个人的长处，掩饰自己的行迹，贪禄冒进，是可耻的行径，既扰乱了邦国大计，也败坏了个人名节”，因而明确表示，不能奉命。之所以如此决绝，固然由于他看重节操远胜于追逐名利，因而面对宗室重臣的赏识提携，不为所动；也和他多年来对于官场上那种“炫媒自售”的恶习极端愤慨有直接关系，于是便借助这个喷火口，放言高论，大张挞伐。后果自然是招惹了道王的不快，此后一段时间，只能坐冷板凳了。
又过了十多年，已经年届半百的他，经过再度对策考试，被授予唐时九品三十个官阶中第二十九级的奉礼郎，虽然也算个京官，但品秩极其卑下，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小股长或者办事员吧。职责是遇有朝会与祭祀典礼时，负责君臣版位的安排和祭器的摆设，仪式开始时做些赞导与鼓吹的事。造物主也实在是有意捉弄人，竟让一位文坛巨擘整天从事这些无聊的琐事，真还不如索性回家去“扪虱”窗下。可是，饥寒累，稻粱谋，又使他下不了那个决心，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不料，即使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有坐稳，三年过去就又遭人排挤了。
他后来曾经几度从军，但都无功而返。吏部按绩考核，量功补过，重新授职，几经曲折，终于爬上了御史台侍御史这个比较像样的位置。这是朝廷的监察官，职责是“纠举百僚，推鞫狱讼”。骆宾王一向疾恶如仇，刚直狷介，敢于秉公行事，直言纠举，现在又恰好在这个位置上，自然要不断地开罪于人。特别是当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他出于正义感，屡次飞章讽谏，结果遭到了武则天的忌恨，上任不到半年，这个职司纠举贪官的侍御史，就遭人构陷以莫须有的“贪黩”罪名，一变而为阶下囚。这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骆宾王来说，自是痛苦万分。狱中，他借着咏蝉来抒写自己的愤懑：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蝉，在全诗中属于整体性象征，一开局便采用比兴手法，以凄婉的蝉声来领起他这身陷囹圄的囚徒（南冠）的悠悠思绪。他在想些什么呢？想的是书剑无成，半生潦倒；想的是时世艰危，仕途险恶；想的是高洁受污，沉冤莫白，前路不堪设想。由于首联像倒挽银河一般打开了阔大的局面，下面就如飞流直泻，一发而不可收。次联的特色是物我合一，一句说蝉，一句讲他自己。此际，骆宾王已是满头白发，自然会感叹大好年华在多重的政治磨难中黯然消逝。三联纯用比体，表面说蝉，实际上是暗喻社会人生，也正是他悲惨遭际的写照。“风多”、“露重”是说政治环境的恶劣；“飞难进”说他仕途艰难；“响易沉”比喻言论上受钳制，也说明苦心进谏并没有获得丝毫的效果。最后以问句作结，造语凄凉。在举世皆浊的大环境中，纵然像秋蝉那样餐风饮露，也无人信其高洁，没有谁会为之辩诬、昭雪的。到头来，只能和这高洁的鸣虫相濡以沫，惺惺相惜了。
四
骆宾王在狱中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赶上唐高宗立英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侥幸获释，第二年夏天出任临海县丞。又过了两年，高宗驾崩，太子嗣位，是为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这个权欲极强，野心忒大的女人，先王在世时就已久操国柄，现在，哪里肯把朝政合盘交出！于是，找个借口，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幼子为帝。这样，她就实实在在地总揽了朝纲。一时，武氏私党气焰熏天，诬陷、告密之风盛炽，酷吏横行，用刑日滥，李唐宗室和元老勋臣诛戮殆尽，到处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
这一年的春天，骆宾王因事晋京，耳濡目染了这般般情事，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凄苦难言，从他《与程将军书》中也许可以窥知一二：“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心事，劳生无晷刻之欢。”实在是伤心人语。在返回临海途中，得知原眉州刺史李敬业兄弟准备在扬州举兵起事，他激于冲天的义愤，当即主动投军，共同密商讨伐武后的大计，并以艺文令的身份，起草了檄文，传布各个州县，号召天下勤王，匡复唐室。
实际上，朝廷权力的争夺与转移，对骆宾王来说，原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几十年间，李唐王朝并没有给过他玉堂金马，高官厚禄。他之所以慷慨从征，自是基于反抗邪恶势力与残暴统治的强烈的正义感和“经国济民”的参与意识，当然，封建士子的正统思想和伦常观念也起了一定的心理支撑作用。
以他那种激扬踔厉的气质，怎堪如此长时间的沉沉重压！在看似静默中，一种郁勃已久的生命激潮，正狂奔怒涌般鼓荡在渊深的灵府里，等待着一场极度残酷的野性搏击。时机终于来到了，个体生命的强悍张扬，人格气质的直接外化，总算有了着落。他悲慨，他震怒，他把满腔怨愤全部倾泻到这篇战斗的檄文里，嬉笑怒骂，恣肆披猖，词锋锐利，气势雄浑。正如郁诗所言：“骆丞草檄气堂堂。”一个“气”字包容着丰富意蕴：正气堂堂，元气淋漓，怒气贲张。因此，檄文一出，就像震天号角一般，发挥出极大的鼓动作用。
檄文从武则天的出身、品性讲起，胪列她的种种秽行劣迹和残害勋臣、窥伺神器的阴谋祸心，在“用事实说话”的前提下，极力铺陈，层层剖断，剥去其“母仪天下”的伪装，破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天后”的偶像崇拜。而当谈到当朝公卿将相所肩负的责任时，则词严义正，合情入理，极具感染力、说服力。文中说，诸公世袭爵禄，或与皇室为宗亲，或曾受命于朝廷，值此高宗坟土未干，中宗就被废逐的艰危时世，你们自应“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
据说，武则天初览檄文，还不动声色，及至读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为之击节感叹，说：“人有如是奇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当然，这也不过是自我解嘲，或者一时动情说说而已，奸雄欺人，大抵如此。她早已把这个“糟老头儿”恨得牙痒痒的，一旦抓到手，不把他千刀万剐才怪呢。不信，且看扬州起兵失败后，她是如何疯狂报复，残酷镇压的。对于参与起事的，不问主从轻重，一律诛杀务尽，连已经死去二十七年的勋臣李都不放过，只是因为他是李敬业的祖父，也要毁坟戮尸，哪里表现出半点的豁达胸怀和容人雅量！
勣
早于“天后”四百七十年的曹丞相，有时也要扮扮“红脸儿”，他不也曾极度赞赏过孔融、杨修、祢正平的才华吗？可是，这些人的下场如何？还不一个个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不该否认，一些明智的君主爱惜人才是真，但他们所看重的往往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人才的实用价值——有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前提条件必须是为我所用，供我驱使。当他们发现情况与此相悖时，总是要一杀了事。过去两军交战，粮草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但是，待到此地无法落脚必须撤离时，首先就要忍痛把它烧掉，再有用也不能留下。原因何在？防其资敌也。人才的情况也是如此。
扬州起事的军队，尽管檄文中称为“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尽管满怀着必胜信念，声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但众寡之势悬殊，加上决策出现某些失误，面对着武则天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夹击，不出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一檄雄文”也随之而沉咽了它的宏音巨响。
五
关于扬州兵败后骆宾王的结局，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略，只说是“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结果，千余年来，聚讼纷纭，产生多种多样的说法。大别之有三类：一说为其部将斩杀；一说投水自尽——应了他从前的诗谶：“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一说匿迹潜逃。
我相信最后一种说法。唐中宗复位后，朝廷曾责令郄云卿搜集骆宾王的诗文，并结集印行。郄在文集序言中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的话。郄云卿与骆宾王同时而稍后，而且是奉旨寻查，他的结论应该有足够的根据。至于逃亡的下落，也所传不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遁入空门，即“灵隐为僧”说。唐人孟蓕《本事诗?征异》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之问（初唐诗人）被贬黜后放还，游览杭州西湖的灵隐寺。夜月通明，他在长廊里乘兴行吟，以《灵隐寺》为题，吟成了起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一联却苦吟至再，终不如意。这时，发现一位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接谈之后，老僧帮他续就：“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听了，异常惊愕，没想到这个方外之人竟有如此高的诗才。接下去就顺势展开，斐然成篇。但老僧的续句，实为全诗之警策。次日清晨，披衣往访，则不复见矣。经过问询寺里的人，才知那位老僧原来就是名闻四海的骆宾王。这样一个难得的机缘，竟然交臂失之，宋之问感到深深的怅悔。
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骆宾王诗集中载有两三首赠宋之问的诗，说明他们过去有过交往，日后邂逅灵隐，竟然晤面不识，似乎有悖常理。但是，见过面就能永记不忘吗？岁月淹忽，世事沧桑，形貌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即使早年见过面，打过交道，此刻，月下猝然相逢，很难说就一定能够辨认出来。何况，社会上早已传闻骆宾王兵败伏诛，纵然尚在人间，又怎会想到他已出家，且在灵隐！
《本事诗》中这段故事，曾被宋、元之后的文人多次引用。我在联语里也櫽栝了这则逸闻，并借助骆宾王续句中的“沧海日”与“浙江潮”两个意象，以“潮残日暮”象征其悲剧下场。“老衲”且又“三生”，意在表明其僧人身份，暗喻他有佛禅夙缘。“孤檠”独对，寂寥自不堪言，回思既往，一起举兵起事的志士仁人，都已化身泉壤，只剩下自己还在窃延残生，看来时日也无多了。
提到骆宾王的结局，自然要涉及他的葬身之地。《骆氏宗谱》中收录一篇明万历四十六年的序言，内有“先生潜迹灵隐，终归于家，葬邑东三十里上枫塘之原”的记载，这里指的就是义乌的枫塘古墓。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中却记述，一曹姓农民于正德年间在江苏南通城东黄泥口发现了骆宾王墓。消息传出，远近轰动，有人写了四首《骆宾王遗墓诗》，各地文人纷纷步韵奉和，多达一百九十余首。足证后人对于这位悲剧人物是无限景仰和殷殷眷注的。
六
骆宾王关于“逃禅”的选择，总的可说是不得已而出此。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热衷世务，勇于任事，不甘沦落的人。闻一多先生称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是一个“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这是很准确的。你看他从军巴蜀期间，偶然遇见友人卢照邻的情妇郭氏，听她哭诉了与卢的恋情以及卢忘情负心的衷曲，当即写了一首《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的长诗，意在以情动人，希望卢回心转意。与此堪称姊妹篇，他还写过《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一诗，同样是为痴情女子打抱不平的。说明他富有同情心，情感非常丰富。
但他还有另一面，你看那首《于易水送人》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是不是有些寒气袭人，凛然肃杀之气？还有那首扬州起事时写的《在军登城楼》，该是何等激扬壮烈，意气风发：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很难设想，这样一个豪情四溢、浑身冒火的热血男儿，当遭遇挫折之后，会心志全灰，遁入空门。其实，这里恰恰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情感的跃动；也反映出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封建士子身上的深重印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终生奉行的立身方略。一方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满怀着立功名世的抱负，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十分强烈；另一方面，由于世事的艰危、命运的难于把握，他们又往往向老庄与佛禅寻求逃避磨难的精神逋逃薮，直至作为终老的栖身之地。
过去有“英雄回首即神仙”的说法。一些盖世豪杰，名王宿将，当他们彻悟人生，名心荡尽，或者面临着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会撒手红尘，选定佛门这个括地涵天、大而无外的避难所。骆宾王是这样，根据传说，明初的建文帝，明末的李闯王，走的都是这条路。
从功业的角度来衡量，骆宾王无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杰作，却如杜甫所言，是“不废江河万古流”，长存未泯的。过去，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这是大可以研究的。成败的关键常常取决于外在条件，外在条件不同，人生机遇各异，结局必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功业、建树、贡献，往往难以比并；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品格，作为人人都应具备的内在条件，却是可以效法的。由于“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人永可以存在”，所以“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钱穆语）
骆宾王不仅以其出色的诗文，光耀文学史册，而且，还是一位敢爱敢恨、无所畏惧的勇士。在他的身上，充溢着那么一种骨气，一种正气，一种侠气，一种值得称道的高尚品格。我想，这也正是世人、特别是家乡人民热爱他、尊重他的根本原因吧？
情在不能醒
一
初秋的傍晚，清爽中已经微微地透着一些凉意了。我信步走进京西阜成门外的紫竹院公园，拣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了下来。斜晖一抹，弥望里，翠篠娟娟，晴波滟滟，整个园林显现出一种萧疏之美。这情调，这景色，正契合了我此时的心境。我张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瞭望——我在刻意地搜寻着，不，应该说追寻着纳兰公子当日在此间“夜伴芳魂，孤栖僧寺”的踪迹。
时光毕竟已经流逝三百多年了。明明知道，失望在等待着我，到头来只能是满怀惆怅，一腔的憾惋。无奈，感情这个东西从来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临风吊古，无非是寄慨偿情，实质上是一种释放，有谁会死凿凿地期在必得呢？
尽管岁月的尘沙已经吞蚀了一切，不要说佛堂、梵刹踪迹全无，就是断壁残垣、零砖片瓦也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僧寺的遗址所在也难于确切地指认了；但是，我还是执拗地坐在这里，出神地遐想，从咀嚼“淅沥暗飘金井叶”、“经声佛火两凄迷”的纳兰词句中，体味他的凄恻幽怀，感受当时的苍凉况味。
这里原是明代一个大太监的茔墓地，万历初年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双林禅院。清康熙十六年五月，纳兰性德的妻子卢夫人病逝后，灵柩暂时停放在禅院中，直到第二年初秋入葬纳兰氏祖茔皂荚村为止。这个期间，痴情的公子多次夜宿禅林，陪伴夜台长眠的薄命佳人度过那孤寂凄清的岁月。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他知道爱妻生性胆小怯弱，连一个人独自在空房里都感到害怕，可如今却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幽暗的灵柩里，独伴着梨花清影，受尽了暗夜凄凉。
夜深了，淡月西斜，帘栊黝暗，窗外淅沥萧飒地乱飘着落叶，满耳尽是秋声。公子枯坐在禅房里，一幕幕地重温着当日伉俪情深、满怀爱意的场景，眼前闪现出妻子的轻颦浅笑，星眼檀痕。他眼里噙着泪花，胸中鼓荡着锥心刺骨的惨痛，就着孤檠残焰，书写下一阕阕情真意挚、凄怆恨婉的哀词，寄托其绵绵无尽的刻骨相思。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生死长别，幽冥异路，思恋之情虽然饱经风雨消磨，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去怀。他已经完全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迷离惝恍，万念俱灰。除了头上还留有千茎万茎的烦恼丝，已经同斩断世上万种情缘的僧侣们没有什么两样了。
一阕《浪淘沙》更是走不出感情的缠绕：
闷自剔银灯，夜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城柝已三更，冷湿银屏。柔情深后不能醒。若是情多醒不得，索性多情！
情多、多情，醒不得、不能醒……回旋婉转，悱恻缠绵。沉酣痴迷，已经到了无以自解的程度。深悲剧痛中，一颗破碎的心在流血，在发酵，在煎熬。
纳兰的妻子不仅姣好美艳，体性温柔，而且高才夙慧，解语知心。婚后，两人相濡以沫，整天陶醉得像是腌渍在甘甜的蜜罐里。随着相知日深，爱恋得也就越发炽烈。小小的爱巢为纳兰提供了摆脱人生泥淖、战胜孤寂情怀的凭借与依托。任凭它外间世界风狂雨骤，朝廷里浊浪翻腾，于今总算有了一处避风的港湾，尽可以从容啸傲，脱屣世情，享受到平生少有的宁帖。
在任何情况下，意中人乐此不疲的相互欣赏，相互感知，都是一种美的享受。朝朝暮暮，痴怜痛爱着的一双可人，总是渴望日夜厮守，即便是暂别轻离，也定然是依依相恋，难舍难分。有爱便有牵挂，这种深深的依恋，最后必然化作温柔的呵护与怜惜，产生无止无休的惦念。纳兰这样摹写将别的前夜：
画屏无睡，雨点惊风碎。贪话零星兰焰坠，闲了半床红被。生来柳絮飘零，便教咒也无灵。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
夫妻双双不寐，絮语绵绵，空使灯花坠落，锦被闲置。他们也知道，这种离别皆因王事当头，身不由己，祷告无灵，赌咒也不行，生来就是柳絮般漂泊的命了。既然分别已无可改变，那就只好预问归期了，可是，她还没等开口，早已就秋波盈盈，清泪欲滴了。一副小儿女婉媚娇痴之态，跃然纸上。
二
在旧时代，即使是所谓的“康熙盛世”，青年男女也没有恋爱自由，只能像玩偶似的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随意摆布；至于皇亲贵胄的联姻往往还要掺杂上政治因素，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身处这样的苦境，纳兰公子居然能够获得一位如意佳人，实现美满的婚姻，不能不说是一桩幸事。不过，“造化欺人”，到头来他还是被命运老人捉弄了——称心如意的偏叫你胜景不长，彩云易散。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不到三年时光，就生生地长别了，这对纳兰公子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脉脉情浓，心心相印，已经使他沉醉在半是现实半是幻境的浪漫主义爱河之中，想望的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而今，一朝魂断，永世缘绝——这个无情的现实，作为未亡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而，不时地产生幻觉，似乎爱妻并没有长眠泉下，只是暂时分手，远滞他乡，“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他想象着会有那么一天：“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当这一饱含着苦涩味的空想成为泡幻之后，他又从现实的想望转入梦境的期待，像从前的唐明皇那样，渴望着能够和意中人梦里重逢。虽然还不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但却总嫌梦境过于短暂，惊鸿一瞥，瞬息即逝，终不惬意。
一次，他梦见妻子淡妆素服，与他执手哽咽，临行时吟出两句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醒转来，他悲痛不已，题写了一首《沁园春》词：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这样一来，反倒平添了更深的怅惋。有时想念得实在难熬，他便找出妻子的画像，翻来覆去地凝神细看，看着看着，还拿出笔来在上面描画一番，结果是带来更多的失望：
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他几乎无时无日不在悲悼之中，特别是会逢良辰美景，更是触景神伤，凄苦难耐。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面对银盘似的月轮，他凄然遐想：这月亮也够可怜的，辛辛苦苦地等待着，盼望着，可是，刚刚团圆一个晚上，而后便夜夜都像半环的玉玦那样亏缺下去。哎，圆也好，缺也好，只要你——独处天庭的爱妻，能像皎洁的月亮那样，天天都在头上照临，那我便不管月殿琼霄如何冰清雪冷，都要为你送去爱心，送去温暖。
目注中天皎皎的冰轮，他还陡发奇想：妻子既然“衔恨愿为天上月”，那么，我若也能腾身于碧落九天之上，不就可以重逢了吗？可是，稍一定神，这种不现实的想望便悄然消解了——这岂是今生可得的？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人处在幸福的时光，一般是不去幻想的，只有愿望未能达成，才会把心中的期待化为想象。纳兰公子就正是这样。当他看到春日梨花开了又谢的情景，便立刻从零落的花魂想到冥冥之中“犹有未招魂”，想到爱侣，期待着能够像古代传说中的“真真”那样，昼夜不停地连续呼唤她一百天，最后便能活转过来，梦想成真。于是，他也就：
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
妻子的忌日到了，他设想，如果黄泉之下也有阳世间那样的传邮就好了，那就可以互通音讯，传寄信息，得知她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与谁相依相伴，有几多欢乐、几多愁苦：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情到深处，词人竟完全忽略了死生疆界，迷失了现实中的自我。意乱情迷，令人唏嘘感叹。一当他清醒过来，晓得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徒劳，便悲从中来，辗转反侧，彻夜不能成眠。但无论如何，他也死不了这条心，便又痴情想望：今生是相聚无缘了，那就寄希望于下一辈子，“待结个他生知己”；可是，“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像今生那样，岂不照例是命薄缘浅，生离死别！
他就是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非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苦命的妻子不可。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一番番的虔诚渴想，痛苦挣扎，全都归于破灭，统统成了梦幻。最后，他只能像一只遍体鳞伤的困兽，卧在林荫深处，不停地舐咂着灼痛的伤口，反复咀嚼那枚酸涩的人生苦果。
他正是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痴情泛溢，这种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这种了无遮拦的生命宣泄，把一副哀痛追怀、永难平复的破碎的情肠，将一颗永远失落的无法安顿的灵魂，一股脑地、活泼泼地摊开在纸上。真是刻骨镂心，血泪交迸，令人不忍卒读。
三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纳兰来说，失去了爱的滋润，他还怎能存活下去？爱，毕竟是纳兰情感的支柱，或者说，纳兰的一生就是情感的化身。他是一个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呼吸着，咀嚼着这里的一切，酿造出自己的心性、情怀、品格和那些醇醪甘露般的千古绝唱。他为情而劳生，为情而赴死，为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与泪水，直到最后不堪情感的重负，在里面埋葬了自己。
这种专一持久、生死不渝、无可代偿的深爱，超越了两性间的欲海翻澜，超越了色授魂与，颠倒衣裳，超越了任何世俗的功利需求。这是一种精神契合的欢愉，永生难忘的动人回忆、美好体验和热情期待，一朝失去了则是刻骨铭心的伤恸。
情为根性，无论是鹣鲽相亲的满足，还是追寻于天地间而不得的失落，反正纳兰哭在、痛在、醉在他的爱情里，这是他心灵的起点也是终点，在这里，他自足地品味着人生的千般滋味。
生而为人，总都拥有各自的活动天地，隐藏着种种心灵的秘密，存在着种种焦虑、困惑与需求，有着心灵沟通的强烈渴望。可是，实际上，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走入自己的梦怀？能够和自己声应气求，同鸣共振？哪里会有“两个躯体孕育着一个灵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即使有幸偶然邂逅，欣欣然欲以知己相许，却又往往因为横着诸多障壁，而失之交臂。
当然，最理想的莫过于异性知己结为眷属，相知相悦，相亲相爱，相依相傍。但幸福如纳兰，不也仅是一个短暂而苍凉的“手势”吗？
不过，也多亏是这样，才促成纳兰以其绝高的天分、超常的悟性，把那宗教式的深爱带向诗性的天国；用凄怆动人的丽句倾诉这份旷世痴情。有人说，一个情痴一台戏。作为情痴的极致，纳兰性德在其短暂生涯中，演足了这出戏，也写透了这份情。“情在不能醒”，多少为情所困的痴男怨女，千百年来，沉酣迷醉在他的诗句之中。
艺术原本是苦闷的象征。《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有言：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那么，纳兰性德呢？自然是寄哭泣于《饮水词》了。
作为一位出色的词人，纳兰公子怀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反应敏锐，感受力极强，因而他所遭遇与承受的苦闷，便绝非常人所可比拟。为了给填胸塞臆的生命苦闷找出一条倾泻、补偿的情感通道，他选定了诗词的形式，像“神瑛侍者”那样，誓以泪的灵汁浇灌诗性的仙草。
在经历过深重难熬的精神痛苦之后，词人不是忘却，也没有逃避，而是自觉强化内心的折磨，悟出人生永恒的悖论，获取了精神救赎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这里，他把爱的升华同艺术创造的冲动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诗意般的情感化身展现出生命的审美境界，把个体的生命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结晶出一部以生命书写的悲剧形态的心灵史，它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
纳兰公子是“性情中人”，有一颗平常心。他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刻袒露着真实的自我，在污浊不堪的“乌衣门第”中，展现出一种新的人格风范。他以落拓不羁的鲜明的个性之美和超尘脱俗的人格魅力，以其至真至纯的清淳内质，感染着、倾倒着后世的人们。尽管他像夜空中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昙花一现，但他的夺目光华却使无数人为之心灵震撼。他那中天皓月般的皎皎清辉，荡涤着、净化着也牵累着、萦系着一代代痴情儿女的心魂，人们为他而歌，为他而泣，为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在今天，纳兰实际上已成为解读诗性人生的一种文化符号，有谁不为这种原始般的生命虔诚而永远、永远地记怀着他。难怪他在京华年少中拥有那么庞大的追星族。当然，也不限于北京，就在我的身边也同样存在。那天，应邀在市图书馆举行《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讲座，我刚刚走下讲台，就见听众席上走出一个女孩子，递过来一摺纸页。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即兴诗：
从他身上/看到自身存在的根源/据说/他/就在我的前边/距离不近/可也不能算远/往事虽在时间之外/空间代价却是时间/只要一朝/获得超光的时速/那就坐上飞船/追寻历史/赶上三百年前/参加过渌水亭诗会/再在太空站上/共进晚餐——我和纳兰
清代学人陈其泰评论《红楼梦》时说过：“宝玉温存旖旎，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为之心死。”那他比起纳兰公子，又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