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了！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剧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
克利斯朵夫非常畅快地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走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工的姑娘们气愤愤地和往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脸上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得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啊，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
回到家里，浑身是雪。他高兴地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她从地下抱起，嘴里唧唧哝哝地亲热的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给融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鲁意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拼命撑拒，像孩子般天真地笑着，叫他作“大畜生”！
他连奔带爬地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于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门，心满意足地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咂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糊糊地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暴发起来的。
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地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鲁意莎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只搂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钵在桌上冒气。鲁意莎喘着气喊他作疯子；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来。
“天哪！”她很不放心地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了！”
克利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
“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啦，完啦，一辈子的完啦！”说吧，他喝了一大杯凉水。
鲁意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
“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地回答。
“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叫你这样乐的？”
“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
他肘子靠在桌上，和她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统统告诉她。她又亲切又不大相信地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她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她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她只想着：“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头上紧紧地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地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她的思想。
“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哪里？哪里？”她勉强否认。
他把她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吧！用不着辩。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
“啊，”鲁意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儿什么了！也罢！既然非疯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漂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地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孩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曾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吗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吧！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吧！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漂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终于懒洋洋地撒下网去；俯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待了一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把网拉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延宕，想多咂摸一下等待的乐趣。
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窠乱蛇。他好不诧异地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儿；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黯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进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地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它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飘浮的时候更美……
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得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栈，或是犹太人的骨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统统堆在一间屋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似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行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作已经真的创造了。
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地以这种烟雾似的幻梦为满足。虚幻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会儿丢下，一会儿又捡起……不，可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决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地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这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它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抓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坦塔罗斯[32] 式的痛苦：仰取果实，变为石块；俯饮河水，水即不见。
为了纾解他的饥渴，他想乞灵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地唾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的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致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
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叮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得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作蠢猪，浑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的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吧，先生！”
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闭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往外突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气冲冲地撕掉了，嘴里咕噜着：“去你的吧，你瞧，浑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
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滥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摭西拾、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作高谈阔论的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暴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地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暴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焦急地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暴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暴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地露了一会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会儿来找着他，一会儿离开他，一会儿又回来，一会儿又消失……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失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失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地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儿把它们去芜存菁。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须掺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骚动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矻矻砌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踊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地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个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大概有两三百张。乐队在厅的尽里头的台上。克利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阔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作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髭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祭里的经文，他们扮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讲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利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巡礼罗马》，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北斗星》幻想曲。[33]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圆舞曲》奏得很激昂。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34]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束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洪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她扬着眉毛，做着媚眼，?着眼皮，忽左忽右地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再没有她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作痴騃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意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南德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嗯嗯的，一会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等于四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地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波顿[35] 的妙语：
“让我来装作狮子吧。我的叫吼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叫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般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哀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骚动，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儿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要看下去；像彼萨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
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地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黏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不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止不住，竟自大声地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在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现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合上乐谱，仿佛诺亚[36] 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裸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秘钥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赤裸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37]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38]，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烦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39] 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亨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40]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齐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41] 。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地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42]，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騃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愣头愣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地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意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地叫的……唉！你们大声地吼吧！……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地扯谎，——永远地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地赤裸裸地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迸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璞。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地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地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地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43]、赫贝尔[44] ，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品，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地要跟舒曼与舒伯特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迷娘或《威廉·迈斯特》[45] 中的竖琴师等等，刻画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狂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地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坐啤酒店，找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作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地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反倒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行之母。生活吧，尽量地生活吧！……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扬扬地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地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哀丽阿》[46] 称作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地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还去批评别人，是最不理智的事。换一个聪明一点儿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表示的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作西格蒙·奥赫的当作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齐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叫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箧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地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地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地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伯克林的浮夸的题目，叫作《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词：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地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47] 吹小号。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作歌唱，她也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作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她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只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暗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想道：“这浑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叫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地，冷冰冰地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齐替我滚吧！”
听众稍微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绝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地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像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地走过去；他很不高兴地跟在后面。她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齐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地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拼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子似的，脸都扭作一团，终于暴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
“得了吧！”他粗暴地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会儿，他又冷冷地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地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齐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两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导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烦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勒韦、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叫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地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做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地变下去……想阻碍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浑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地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绝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反倒越说越有劲儿，叫克罗斯灰心了：
“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地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嬉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地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往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往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地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地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
“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
克利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彩。
“那么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
“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是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嗯！嗯！”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唉，你真苛求……得了吧！……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决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作‘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
“……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
“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
“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
“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
“也许是吧。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决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儿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儿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地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地抓着他的胳膊说：
“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作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作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地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啰，自然啰，”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盯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父亲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父亲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父亲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48]，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地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底，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49]和瓦尔特·惠特曼[50]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画，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词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掺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51] 。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作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是叫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地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地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炼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意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52] 的党徒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夜宵。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致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地抽着烟，嘟嘟囔囔地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地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地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待在这儿干么？去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地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疯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日前他疯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得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画脚地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它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体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行，——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环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的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地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地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
在某一时期内，克利斯朵夫成为他疯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前面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着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才：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利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晚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太·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第斯。
这是他第一遭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这民族虽然在小城里人口不少，并且以它的财富，团结，智慧，在当地占着重要地位，可是跟别的社会很少往来。民间一向对它抱着牢不可破的成见，暗中有点儿敌意，有种近于侮辱的怜悯。克利斯朵夫家里的人就存着这种心。当年祖父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不料命运跟他开玩笑，他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有名的演奏家——偏偏是以色列人；这一下老人家可为难了：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位优秀的音乐家，但又记起他们曾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临了他还是把他们拥抱了，相信上帝看在他们爱好音乐面上会原谅他们的。——克利斯朵夫的父亲曼希沃自命为自由思想者，决不会挣了犹太人的钱而心里起什么疙瘩，还认为是极应该的；但他时常取笑他们，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可不敢断定她偶然替犹太人当厨娘是不是一桩罪过。他们对她很傲慢：但她并不记恨，她对谁也不记恨，反而对这般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可怜虫非常同情。在她去帮忙的人家，看见主人的女儿走过，或听见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她就不由得要这样想：
“多美丽的姑娘！多好看的孩子！真可惜！”
听到克利斯朵夫说晚上要去曼海姆家吃饭，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可不大好过。她以为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固然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被人说坏话的——老实人是到处有的，但犹太人管犹太人，基督徒管基督徒，各管各的，究竟是更好更得体。
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这些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它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作犹太人居留地。克利斯朵夫偶然上那儿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堆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下流神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滓中间，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儿闪闪烁烁，好似在沼泽上空飘荡的磷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神，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利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他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诱惑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利斯朵夫眼里只看见于第斯·曼海姆一个。她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皮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很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她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她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四周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
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一个比克利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它们湿漉漉而火辣辣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真正的心。而这在一对又热烈又沉闷的眼睛里头，他所发现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她本人并没意识到的。克利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直到再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头绪来。
她望着他，清明的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被她全部看透了。他也感觉到。他觉得在她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地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她只是拿他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魅力；于第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她比谁都厉害；但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她的力量，——尤其对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气力。她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她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她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能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她就感到胜利的快意。她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她什么好处。她这么做是为了好玩。她热心的对象是聪明，但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虽然她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要是她愿意的话，而且比她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洛太·曼海姆的事业；然而她更喜欢活泼泼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她最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她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洋一样仔细；——她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眨眼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了心灵的秘钥，把它抓住：这便是她控制人的手段。但她并不恋恋于她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她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她就把俘虏丢过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她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第斯是兼而有之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瞧着她，她也瞧着克利斯朵夫。她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点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把克利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她招呼晚饭，冷冷地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她眼睛又亮起来，插几句话，清楚明白，表示她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
她把她哥哥对克利斯朵夫的评语冷静地检查了一下：她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克利斯朵夫，她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她哥哥不是在她面前夸说克利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利斯朵夫仔细研究之下，她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而她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现克利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固定，还没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她看了很高兴，因为她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她有本领叫克利斯朵夫说话，叫他自动透露思想，显出他智力的限度与缺点。她要他弹琴。她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利斯朵夫的音乐特色，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她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夸奖意味的话，表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
克利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她的赞许是难得的。他毫不掩藏他有征服她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叫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第斯说话，也只为了于第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
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利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佩服又有点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子丢着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子却不动声色，只装没看见。
洛太·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儿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利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儿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不懂，是为的表示骄傲。——克利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第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她也的确不辱使命。
克利斯朵夫走了以后，洛太问于第斯：
“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她笑了笑，想了一会儿，作了个总结：“他有点儿糊涂，可并不傻。”
“对，”洛太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太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利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第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第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那在他是代替机智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她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利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她。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诱惑，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不爱于第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象，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股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须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六个月，他或许会盲目地爱上于第斯。现在他只把她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第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她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她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她的美，——她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她的聪明；她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她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他以为她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她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她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渴想向于第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她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啊！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姐妹，认为一个姐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了于第斯，友谊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
克利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第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她并不爱克利斯朵夫；而且为她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份的子弟，即使克利斯朵夫对她倾心，也不见得会使她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她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她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利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第斯脾气很专横。她平素把她认识的一般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她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利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她压根儿不理会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簇新的头脑，那股狂野的力，使它们成器，——当然是照她的而不是照她不屑了解的克利斯朵夫的办法。但她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利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她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她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她的自尊心一点儿没得到满足。克利斯朵夫倔强得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她让步。
她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利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儿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于第斯不难把克利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她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使她腻烦；她已经不了解他了。
他一过了某种限度，她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她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她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她很了解克利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她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利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望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行事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当然！可是干吗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了真理，干吗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么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作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她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利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她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
要懂得这一点，先要懂得他的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信仰。他信仰艺术，信仰他的艺术，信仰他自己，把这些当作不但是超乎一切利害的，而且是超乎他的生命的现实。等到她的批评使他不耐烦了，用着天真的夸大的口气说出这些理由时，她先是耸耸肩膀，不拿他当真。她认为他只是唱高调，像她哥哥那样，每隔多少时候总得宣讲一番又荒唐又伟大的决心而决不冒冒失失去实行的。后来看见克利斯朵夫真是为这些空话着了迷，她便认为他是疯子，对他不感兴趣了。
从此她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她的本相来了：她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她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与德国犹太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惟妙惟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她们的轮廓，保存她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姐妹和于第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的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她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的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第斯比她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她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她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她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她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她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她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她独往独来的精神。她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她觉得这些对她还是有利的。她徒然嘲笑德国气质，她自己就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德国潮流。她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她和他有来往，她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她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她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她更毫不迟疑地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希的愚蠢，都是她确认的事实；但弗雷希追求她的财富，比克利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她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她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她嫁给副官长弗雷希，倒是她给了他面子，然而她还是拼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份去学她们的样。
这一次的经验，时间并不久。克利斯朵夫对于第斯的幻想很快就消灭了，差不多和幻想来的时候一样快。说句公道话，这是应该由于第斯负责的，因为她一点不想法使他保留幻想。像这种性格的女子一朝把你批判定了，把你在心中丢开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她心目中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会对着你毫无顾忌地暴露她的灵魂，不以为羞，好似不怕在猫狗前面赤身露体一样。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于第斯的自私，冷酷，性格的平庸。幸而时间还短，他没有完全为她着迷。但他的发现已经使他痛苦，使他烦躁。他虽不爱于第斯，可爱着于第斯可能成就的——应该成就的人物。她美丽的眼睛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诱惑，难以忘怀；尽管他现在知道了这双眼睛里面只有一颗萎靡不振的心灵在那儿睡着，他仍旧把它们看作先前所看到的，他愿意看到的那个样子。这是没有爱情的爱的幻觉。一般艺术家不完全耽溺在自己作品里的时候，那种幻觉在他们心中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无意中碰到的一张脸就会使他们有这个境界；他们能看出它所有的美，为本人不觉得的，不以为意的；而因为本人不以为意，所以艺术家更爱那个美。他们有如爱一件快要死灭而无人赏识的美妙的东西。
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第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利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她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她。他觉得她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她独有的，她本身整个儿都是美好的；她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齐叫它担当。于第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它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
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原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它到处搜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
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点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第斯不无关系；洛太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第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地要求她的哥哥别老跟她开这种玩笑。可是她也不放过逗引克利斯朵夫回来的机会。她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末了很亲切地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渴想见见他的话。克利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她的问题，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于第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作连于第斯这个人都没看见。她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她觉得这个起码艺术家让她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结果真的算了；没有他，曼海姆家里晚上也并不怎么寂寞。可是于第斯不由自主地恨着克利斯朵夫。他在的时候她不把他放在心上，她倒认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兴也可以；但要不高兴到绝交的程度，那她觉得简直是狂妄、骄傲，只有自私而没有热情。——同样的缺点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于第斯就觉得不能容忍。
然而她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她不动声色地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题，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她含讥带讽地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地降低下去。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作：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赛金根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吧。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作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傻脑地笑着，几小时的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苦，——力，——决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地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吧！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的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帕西法尔》的《序曲》插在《联队女儿》的幻想曲和萨克管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柔板跟美洲土人舞乐或雷翁加伐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吧！——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
于是他引了格特弗里德·凯勒的两句诗，——那是一个苏黎世的布尔乔亚，他的光明磊落，勇于战斗的态度，本地风光的生辣的气息是克利斯朵夫非常爱好的：
得意扬扬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
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吧，用水洗洗干净吧。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吧。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驯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决不致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它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骚动了，愤懑地抗议了：他们料到克利斯朵夫决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利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利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话，作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
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53]。克利斯朵夫决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邻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着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望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帖耳地跟着他们的动作。除了有过二十年的声誉，或至少经过学士院的什么大老盖过官章的作品以外，他决不敢把新作随便排入节目。克利斯朵夫用着挖苦的口吻恭维他的大胆，称赞他发现了加德，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恭维他的乐队演奏准确，节拍不差毫厘，表现得细腻入微；他提议在下次音乐会中可以替他把车尔尼[54] 的《速度练习曲》配成器乐来演奏，又劝他不要过于疲劳，过于热情，得保重身体。——再不然，克利斯朵夫对他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作风发出愤怒的叫喊：
“轰啊！轰啊！给我轰死这些家伙吧！难道你们全不知道什么叫作战斗，什么叫作对于人类的荒谬与野蛮的战斗？还有那个一边欢笑一边把它们打倒在脚下的力吗？嘿，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它所攻击的就是你们！你们的英勇是在于能够听着，或忍着呵欠而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因为这个曲子使你们厌烦……那么老实说出来吧，说那个曲子使你们厌烦，厌烦得要死！——你们的英勇还有什么表现？大概是光着脑袋，驼着背，忍着过路风而恭迎什么大人物吧。”
对于这些音乐院的长老演奏过去的名作时所用的“古典”风格，他只嫌冷嘲热讽的字不够用。
“古典！这句话把什么都包括了。自由的热情，像学校的课本一样被删改修正了！生命，这片受着长风吹打的广大的平原，——也给关在古典学院的院子中间！一颗颤动的心的狂野威武的节奏，被缩成钟锤的摆动，安安静静的，规规矩矩的，按着四拍子前进，在重拍上加强一下！你们要把大海装入小玻璃缸，放些金鱼，才能鉴赏大海。你们要把生命扼杀之后才懂得生命。”
他对这班他称为“打包匠”式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师”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叫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爬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健。克利斯朵夫把他们当作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普赛人，走绳索的卖技者。
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它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利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特的一曲简单的行板弹得像个样。——当然，他并非不知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体味过来：这是人生一乐。但只看见作品的物质的一方面，认为艺术上的英勇壮烈就只有这一点，那他觉得又丑恶又可耻了。什么“钢琴之狮”“钢琴之豹”，他都不能原谅。——同时他对那般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意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汉斯·冯·彪洛夫[55] 那样，表演一阕热情的奏鸣曲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堂朗诵台词的课程。
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克利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爆等等，克利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地从一个角色换唱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财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德是唱卡门，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太斯居然变了费加罗[56]！……但克利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人会唱十八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肯费心去研究了。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沐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伯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梅亚贝尔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瓦格纳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女武神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借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57] ……
“思想！好，就谈思想吧。仿佛你们是懂得思想的！可是不管你们懂不懂，至少得尊重思想所挑选的形式。第一得让音乐成其为音乐！”
而德国艺术家自命为对于表情与深刻的思想的关心，在克利斯朵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他们到处都用上了，——到处，而且是一律的。一双羊毛靴子跟一座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他们一样的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不多也不少。不论演奏哪一个作家，哪一件作品，用的老是同样的精力。在多数人心目中，音乐的要素只是音量，只要不是杂声而是音乐的声音就得了。德国人对唱歌的兴趣那么浓，其实只是为了声带经过了运动以后的快感。主要是尽量地鼓起气来，尽量地放射出去，要有力，持久，按着拍子。克利斯朵夫称赞某个有名的女歌唱家，说可以送她一纸健康证书。
他吃喝了艺术家还不算，更要从台上跳到台下，把那些张着嘴巴看他开刀的群众教训一顿。群众被他呵斥之下，觉得啼笑皆非。那真要令人呼冤叫屈了，因为他们一向很留神，不加入任何艺术论战，小心翼翼地跟一切棘手的问题都站得老远，而且唯恐自己犯错误，所以对一切都拍手叫好。但克利斯朵夫认为拍手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拍手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克利斯朵夫更进一步，说他们最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拍手。
“轻薄的家伙！你们想叫人相信你们竟这样热烈吗？……得了吧！这恰恰证明完全相反。要拍手，等热闹的结束来的时候再拍手吧，那些段落原来是像莫扎特说的为‘驴子耳朵’[58]写的。在这儿，你们尽管尽兴吧：人家是准备你们大叫大嚷的，那也是音乐会中应有的一套。可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59]以后鼓掌……你们不是该死吗！那明明是最后之审判。《荣耀归主》那一章，惊心动魄的气势像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大力士般的猛烈的意志好比一阵飓风，忽然停在云端里，双手攀着深渊，然后又奋力向太空飞去……狂风怒号。在最惊险的关头，突然来了一段转调，一种抖动的声音透过乌云从天上直落到颜色惨白的海上，像一片光。这是到了结束的阶段。死神那种疯狂的飞翔冷不防停了下来，它的翅膀被三道闪电[60] 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发抖，迷糊的眼睛还在发花。心忐忑地跳着，气息仅属，四肢瘫痪……而最后一个音符还在振动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高兴了，乐了，你们叫着，笑着，议论纷纷，拍手了！……难道你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一无所悟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为你们原来只是一出戏，认为贝多芬临终的血泪给描写得非常精细！你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竟喊着‘再来一次’！这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辈子，结果只给你们这批愚夫愚妇消磨一个钟点！”
这样，他无意之间诠释了歌德的两句名言；不过他没有达到歌德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罢了：
“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克利斯朵夫还不肯就此罢休。热情冲动之下，他跳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去轰那个圣坛，那个禁地，那个庸才俗物的避难所——批评界了。他把同业骂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一个胆敢攻击当时最有天才的作曲家，最前进的乐派的代表，阿斯莱。他写过许多标题交响曲，虽然不免偏激，究竟是才气纵横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小时候见过他，为了纪念当时的情绪，始终对他很感激。现在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批评家竟然敢教训这样的天才，不禁气愤到极点，大叫起来：
“反了！反了！难道你除了王法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纪吗？天才决不给你拖上庸俗的老路的。他创造法纪，他的意志会成为大家的规律。”
在这一段傲慢的开场白以后，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倒霉的批评家，把他近来所写的荒谬的文字痛加批驳，淋漓尽致地训了一顿。
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地去碰钉子；他们对克利斯朵夫认识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地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越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在他们能有个意见的时候），总还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利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作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作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虽然新闻记者有种特殊的本领，用不着顾到对方的论证，甚至无须一读，照旧能进行他的论战，此刻也不愿意跟一个实力充足的敌人在这种阵地上对垒。——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肯定一切，或更好地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抛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但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逸闻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编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挑拨克利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地说，大家终于觉得克利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对这些都可以满不在乎，倘使他们的杂志在论战中没有挨打。其实外边的攻击不过是种警告；人家并不想把它牵入漩涡，而是有心把它和克利斯朵夫撇清，但这份杂志怎么不怕它的声誉受到影响未免令人奇怪；他们暗示，倘若它再不检点，就顾不得遗憾与否，对编辑部其余的人也要下手了。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开始受到的攻击虽然并不猛烈，已经使窠里的人张皇起来。曼海姆只是笑笑：以为那可以叫他的父亲，伯叔，堂兄弟以及无数的家族着恼，他们自命对他的行为举止有监护之责，一定要因之大为愤慨的。但亚陶尔夫·梅把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责备克利斯朵夫连累了杂志。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把他顶回去了。其余几个因为没有挨骂，倒认为这个老是向他们说大话的梅代他们吃些苦也挺有意思。华特霍斯暗中很高兴；他说不砍破几个脑袋就不成其为厮杀。自然，他意思之中决不是说砍破自己的脑袋；他自以为靠着他的门第与社会上的关系，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至于他的犹太同志们吃些亏也没有什么害处。至此为止还没轮到的高特林和哀朗弗尔可不怕攻击，他们俩会回敬的。他们觉得不愉快的倒是克利斯朵夫那种死心眼儿，使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跟所有的女朋友弄得很僵。看到最初几篇文字，他们乐死了，以为这玩笑开得很妙：他们佩服克利斯朵夫捣乱的劲儿，同时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斗争的热情降低一点，至少对他们所指定的某些男女朋友留些情分。——可是不行。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不听，什么请托都不理会，只像疯子一样蛮干。要是让他搅下去，简直没法在地方上过活了。他们的腻友已经哭哭啼啼，怒气冲冲地到社里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手段劝克利斯朵夫在某些地方笔下留情：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他们生气了，克利斯朵夫也生气了；但他的态度还是照旧。华特霍斯看着这些朋友着急觉得好玩，绝对不动心，并且故意袒护克利斯朵夫使他们更气。他也许比他们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勇敢的蛮劲，佩服他不留退路也不为将来着想，只低着头逢人便撞。至于曼海姆，对这番大锣大鼓的吵架看得高兴极了，自以为把一个疯子带到这群循规蹈矩的人里去的确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眼看克利斯朵夫跟人家一拳来一脚去，他笑弯了腰。虽然他受着妹子的影响，开始相信克利斯朵夫真有点疯头疯脑，他倒反更喜欢他；他需要在他喜欢的人身上找出些可笑的地方。所以他和华特霍斯两人在别的朋友前面替克利斯朵夫撑腰。
他头脑很实际，虽然竭力自以为不实际；因此他认为替朋友着想，最好把他的利害关系和当地最前卫的音乐团体的利害关系打成一片。
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一样，这里也有一个瓦格纳友谊会，代表反抗保守派的新思想。如今各处对瓦格纳的声望已经公认了，作品也排入了德国所有歌剧院的节目，替瓦格纳辩护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危险。可是瓦格纳的胜利是硬争取得来的，而非由于人家的心悦诚服；骨子里大众仍旧很固执地抱着保守心理，尤其像这儿一样的小城市，跟时代的潮流完全隔绝，只知道仗着古老的名气自命不凡。德国人天生地对新思想新潮流有种疑虑，凡是真实的强烈的东西，没有经过几代的人咀嚼的，他们都懒得去体会。这种情形在这里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固然瓦格纳的作品已没有人敢非难，但一切受瓦格纳思想感应的新作品，大家都不大乐意接受：这就充分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民族性。所以倘若一切的瓦格纳友谊会能够热心保护艺术界新兴的杰出力量，那么它们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有时它们的确尽过这种责任，布鲁克纳与胡戈·沃尔夫[61]就受到某些瓦格纳会的支持。但大宗师的自私自利往往使门徒也跟着自私自利；拜罗伊特[62]既然成了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之所，拜罗伊特所有的小支部也成为信徒们永远礼拜同一个上帝的小教堂。充其量，他们只在正殿旁边的小祭坛上供奉几个忠实信徒的神位，而还得这些信徒对那位独一无二的、多才多艺的神明，音乐、诗歌、戏剧、玄学各方面的祖师，表示五体投地的崇拜，对他神圣的主义能够一字一句地遵守勿渝才行[63] 。
本地的瓦格纳友谊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它还装点门面，想接纳一批可为己用的有才气的青年，已经在暗中对克利斯朵夫留意了很久。它不着痕迹地向他表示好感，他根本不觉得；因为他不需要跟人家联络，他不懂为什么他的同胞一定要组织团体挨在一块儿，仿佛单枪匹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唱歌、散步、喝酒都是不行的。他讨厌所有的社团。但比较起来，他对瓦格纳友谊会还容易接受，它至少办些美妙的音乐会；而瓦格纳派的艺术主张，他虽然不全部赞同，究竟比别的音乐团体跟他接近得多。单看它对付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党跟他一样激烈，似乎他和这个党派之间的确还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因此他就听人拉拢了。居间的是曼海姆，他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虽非音乐家，他也是瓦格纳会的会员。——会中的领袖们早就留意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掀起的论战。他打发敌人的某些作风被认为很有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固然克利斯朵夫对他们神圣的偶像也很不恭敬地刺过几下，但他们宁可装作没看见；——而且这几下最初的，并不怎么猛烈的攻击，对于他们急于要趁克利斯朵夫未作更进一步的攻击之前就去加以笼络，也许不为无因，虽然他们并不承认。他们很殷勤地征求他同意，可不可以拿出他几支歌参加瓦格纳会主办的音乐会。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得意，便答应了。他上他们会里去，又禁不住曼海姆的怂恿，马上入了会。
当时领导这个瓦格纳友谊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公认为权威的作家，一个是权威的乐队指挥。两人都是对瓦格纳信仰极坚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写过一部《瓦格纳辞典》，可以使人随时随地了解大师的思想，可知者无所不知，可解者无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杰作。他在饭桌上能够整章整卷地背出来，不下于法国内地的中产阶级熟读《毕赛尔诗歌》[64]。他也在《拜罗伊特公报》上发表讨论瓦格纳与亚利安精神的文字。当然，他认为瓦格纳是纯种亚利安[65]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国的塞米气息的坏影响。他宣告高卢族淫靡的风气已经给打倒了，但他仍旧天天不断地拼命攻击，仿佛那个永久的敌人始终还有威胁的力量。他对法国只承认有一个大人物，高皮诺伯爵[66]。克林是个矮小的老人，很有礼貌，像处女一样动不动会脸红的。——会中另一个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贝，四十岁以前是一家化学厂的经理；然后丢掉了一切去做乐队指挥。他能够达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钱。他是拜罗伊特的狂热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朝山的布鞋从慕尼黑步行到拜罗伊特。奇怪的是，这位博览群书，周游大地，做过各种不同的行业而处处显出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竟会变成一头巴奴越的绵羊[67] 。他所有的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这儿只使他表现得比别人更蠢。因为在音乐方面太无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指挥瓦格纳作品的时候，完全依照在拜罗伊特注册过的艺术家和指挥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场面与五颜六色的服装，照式照样地模仿，迎合瓦格纳小朝廷里的幼稚而低级的口味。他很像那种疯魔米开朗琪罗的人，临画的时候把原作的霉点都要摹写下来，因为霉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圣的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本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像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在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克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克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克林拿他当作瓦格纳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瓦格纳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瓦格纳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底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么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瓦格纳，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作瓦格纳思想的承继者。克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纳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拼命崇拜瓦格纳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像克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像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地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克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量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克利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家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欺人地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瓦格纳友谊会中看出了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地向洛贝表示退会。洛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利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起来：
“不，不，不，不！别跟我再提这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他们讨厌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
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利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热闹了：
“我知道他们要不得，”他说，“可也不是从今天起的：又出了什么新的事呢？”
“没有什么新的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吧，笑我吧。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凭冲动的。我身上的电积得太多的时候，它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霉！也算我倒霉！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
“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吧？”曼海姆说，“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啦啦队……”
“不！不！不！”克利斯朵夫嚷着；听到最后一句他更跳起来：“啦啦队！你不害臊吗？”
“不是出钱收买的啦啦队，——虽然老实说，除此以外，要群众明白一件作品的价值还找不出第二个方法。——可总得有人捧场，有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这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朋友的用处就在这等地方。”
“我不要朋友！”
“那么你得给人家嘘。”
“我愿意给人家嘘！”
这一下，曼海姆可乐死了。
“给人嘘这种福气你也保持不久的。将来人家根本不会奏你的作品。”
“不奏就不奏！你以为我非成个名人不可吗？……是的，我过去一个劲儿想达到这个目的……真是无聊！发疯！愚蠢！……仿佛满足了最庸俗的骄傲，就能补偿种种的牺牲：烦闷、痛苦、羞愧、耻辱，卑鄙无耻、讨价还价，所有这些拿去收买光荣的代价！假使我还打着这种算盘，我真是见了鬼了！这一套再也不来了！我不愿意再跟群众和宣传发生关系。宣传简直是无耻的玩意儿。我要关起门来，只为了自己而生活，为了我喜欢的人而生活……”
“对啦，”曼海姆用着讥讽的口气说，“可也得有个行业。你干吗不学做鞋子呢？”
“唉！要是我像那个妙人萨克斯[68] 一样是个靴匠的话！我的生活才多快乐呢！平时是靴匠，星期日是音乐家，而且是个自得其乐的，在小圈子里跟两三个知己玩玩的音乐家！这才像一种生活！……牺牲了我的时间跟心血，让那些浑蛋批评我，我不是发疯吗？有几个老实人喜欢你了解你，不是比叫成千成万的傻子来听你，瞎说一阵，吹拍一阵好多吗？……什么骄傲，什么成名的欲望，这些魔鬼休想再抓住我了：这是你可以相信我的！”
“一定相信，”曼海姆说着，心里在想：“要不了一个钟点，他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的。”于是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一个结论，说道：“那么行啦，瓦格纳友谊会的事就归我去料理了？”
克利斯朵夫不由得举起胳膊嚷起来：“我舌敝唇焦跟你说了一个钟点，竟是白费的吗？我告诉你，我再不踏进那个会里去的了！我恨透了这些瓦格纳会，所有的会，所有的羊圈，一定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才能会齐了声音咩咩地叫。替我去告诉那些绵羊：我是一只狼，我有牙齿，我不是生来啃草根的！”
“好，好，我跟他们说去，”曼海姆一边走一边觉得这早晨过得挺有意思，心里想：“他是个疯子……疯得该锁起来了……”
他急急忙忙去告诉妹妹，她耸耸肩膀说：“疯吗？他要叫人家这么想就是了！……其实他是愚蠢．并且骄傲得可笑……”
可是，克利斯朵夫在华特霍斯的杂志上继续发表他激烈的批评文章。并非他感到什么趣味：他觉得批评这一行很讨厌，差不多想丢掉了。但因为人家拼命要他住嘴，所以他有心固执，不肯露出让步的神气。
华特霍斯有点儿不放心了。只要拳头不落在他身上，他永远会毫不动心地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但几星期以来，别的报纸似乎忘了他的不可侵犯的身份，对他作家的自尊心居然开始攻击了，而且刻薄得厉害；倘若华特霍斯精明一些的话，很可以看出那是朋友放的冷箭。的确，那些攻击是哀朗弗尔和高特林两人暗中唆使出来的：他们认为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阻止克利斯朵夫的笔战。而他们果然看准了。华特霍斯立刻公开说克利斯朵夫使他厌烦，接着也不袒护他了。从此，杂志里的人就想尽方法要他住嘴。可是要他住嘴，等于想把口罩去套在一头正在咬东西的狗嘴上！人家对他说的话反而刺激他。他把他们叫作胆怯鬼，声明他是什么话都要说的，——凡是他有权利说的都要说。他们要撵走他，尽管把他撵走吧，那可以叫城里人知道他们跟别人一样没种；要他自动离开可办不到。
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狼狈不堪，抱怨曼海姆送了他们这样的一件礼物，一个疯子。老是嘻嘻哈哈的曼海姆夸口说他自有办法制服克利斯朵夫，他打赌从下一期起，克利斯朵夫就会在酒里掺些清水。他们表示不信；但事实证明曼海姆并没夸口。克利斯朵夫的下一篇文字，虽谈不上怎么殷勤，可是对谁也没有不客气的话了。曼海姆的方法挺简单，说穿了，大家都奇怪怎么早没想到。克利斯朵夫从来不把他发表的东西再看一遍，看校样也极快极马虎。亚陶尔夫·梅屡次用婉转的口气责备他，认为有一个错字就是丢了杂志的脸。克利斯朵夫原来不把批评当作一种艺术，便回答说挨骂的人不会看不懂的。曼海姆就抓住机会说克利斯朵夫有理，校对是印刷所监工的事，他愿意代劳。克利斯朵夫感激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但大家一致告诉他，这种办法可以免得损失时间，倒是帮了杂志的忙。于是克利斯朵夫把校样交给曼海姆，请他仔细地改。曼海姆自然不肯马虎：那对他简直是种游戏。开场他只是很小心地改几个字，删掉一些令人不快的形容词。后来看到事情很顺当，他便胆子大起来，更进一步了：他把整个句子重新写过，改动意义，着实显出一点儿本领。这玩意儿是在于大体上保持句子的轮廓，保持克利斯朵夫特有的笔调，同时把意义改得和克利斯朵夫的恰恰相反。曼海姆为了删改工作所花的心血，远过于他自己写一篇；他一辈子也没用过这样的苦功。但他看着结果很得意：一向被克利斯朵夫挖苦的某几个音乐家，看到他态度慢慢地缓和，终于恭维他们的时候，不禁大为诧异。杂志里的人都欢喜极了。曼海姆把他呕尽心血的杰作高声朗诵，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时哀朗弗尔对曼海姆说：“小自点儿！你太过分了！”
“，没有危险的，”曼海姆回答。于是他变本加厉的干下去。
克利斯朵夫什么都没觉察。他到社里来丢下原稿就不过问了。有时他还把曼海姆拉到一边说：
“这一回，我对他们才不客气呢，这些下流东西！你念吧……”
曼海姆便拿来念了。
“嗯，你觉得怎么样？”
“凶极了，朋友，简直不留余地！”
“你想他们会怎么说？”
“啊！一定是大叫大嚷喽！”
可是毫无动静。相反，在克利斯朵夫周围，人家的脸色反而好看起来；他痛恨的人居然在街上向他行礼。有一回，他拧着眉毛，叽里咕噜地跑到社里来，把一张名片往桌上一丢，问：“这算什么意思？”
这是最近被他痛骂了一顿的一个音乐家的名片，上面写着“感激不尽”几个字。
曼海姆笑着回答：“他是说的反话呀。”
克利斯朵夫马上松了口气：“嘿！我就怕我的文章使他高兴呢。”
“他气死了，”哀朗弗尔说，“可是他不愿意表示出来，想装得满不在乎地一笑置之。”
“一笑置之？浑蛋！”克利斯朵夫气愤愤地说，“让我再写一篇。最后笑的人才笑得痛快呢！”
“不，不，”华特霍斯听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不大放心，“我不相信他是笑你。我看倒是屈服的表示，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人家打了他左边的嘴巴，他就把右边的送上来。”
“那更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嘿！胆怯鬼。既然他要，我就赏他一顿板子吧！”
华特霍斯还想插几句，可是别人都笑起来了。
“让他去吧……”曼海姆说。
“对，”华特霍斯忽然镇静了，“也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
克利斯朵夫走了。同事们手舞足蹈地狂笑了一阵。等到大家静了一些，华特霍斯对曼海姆说：“笑尽管笑，究竟差点儿闯祸……我求你还是小心些吧。你要叫我们倒霉了。”
“，别急！”曼海姆回答，“日子还长呢……再说，我也替他放了好多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