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以后，我的《漫步大观园》一书曾多次出版发行。
一九八八年七月，此书又再版，到一九九二年一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次。三处出版社都有多次印刷发行。这不过是很薄的一本普通书籍，收集的也是一些短小的文章，然而它却受到了《红楼梦》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寻思其中缘由，我估摸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全书的内容都紧扣《红楼梦》文本本身，而广大的“红迷”们所“迷”的也正是它，而不是那些脱离作品内容的繁复考证文章，其中道理无须多说。二是这些小文章写的都是对作品中具体问题的解读和分析，其中有不少是一些较敏感和不易发现的问题，所以文章虽短小，却很实在，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且文章中还会不时点出一些作者独有的用笔特点，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因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了。红学的兴盛于此也可见一斑。
曾经有一位名家提出过，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不属于红学，只是小学说；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版本等研究和考证才叫作红学。这种说法虽新颖，但明显不通者至少有两点：
首先，从红学一词的来源来说，现今能看到红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有两条，一条是李放的《八旗画录注》：“光绪初，清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另一条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所说：“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惑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
上面两例都说明，红学一词是和研读《红楼梦》这部作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其他无关。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清朝光绪初的士大夫们都“自相矜为红学”，可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有它的历史渊源，《红楼梦》从它面世之初，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清朝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有云：“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吴云的《从心录题词》也说：“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而缪良更说道：“《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见道光年间《文章游戏》初篇卷六《红楼梦歌》后按语）正因为有这样坚实的基础，红学才得以产生。仅凭和《红楼梦》搭上一些关系，一九二一年胡适写了一本《红楼梦考证》，便想自立为一门“学”，还要把《红楼梦》作品排斥出去。
再从最简单的逻辑和事理来说，是因为先有红学的存在和它的影响，才引发了人们对与之有关的事物，诸如作者、家世、版本之类的兴趣，从而进行研究、考证，若能产生积极的成果，自然对《红楼梦》的研究也不无裨益，因此把它们也纳入红学之中亦无不可。但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差异，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内容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东西。因为任何其他东西都依附于《红楼梦》而存在，没有《红楼梦》，它们什么也不是；而没有它们，《红楼梦》——红学照样辉煌存在。君不见《三国演义》《水浒传》，不都是搞不清它们的作者是谁吗，罗贯中、施耐庵的家世、生平人们不更是知之甚少、几近于零吗？但它们不照样与《红楼梦》并肩于“四大名著”之列吗？其实，《金瓶梅》以及其他优秀小说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小说，连诗歌也一样，从《诗经》开始，多少传诵千古的优秀诗歌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它们的作者，人们甚至都不会去考虑它，因为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它，其他均无从谈起。所以红学的内容只能是以研究文本为重点、为核心，其他方面绝不能与研究作品并肩，更不能凌驾于其上，否则，岂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若把文本研究驱离出红学，而以那些考证学取而代之，那更不免会落于鸠占鹊巢，紫之夺朱之嫌，令人匪夷所思。
上面这么两点，只是澄清一些事理，祈盼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红楼梦》文本，因为这里的空间很大，足以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我的《漫步大观园》只做了一点粗略的尝试，产生效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漫步大观园》出版之后，因反应尚好，加上自己还有些意犹未尽，于是按照原来的思路和模式又增写了若干篇，然后将两者合在一起，一九九七年七月以《末世悲歌红楼梦》之名于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删去了《漫步大观园》中原有的十篇，留下了一丝遗憾。
以上两书先后出版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之久，不时有读者询求此书，均无所获。
今得出版社决定再版《末世悲歌红楼梦》一书，这无疑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十分难得。令人高兴的是我把《漫步大观园》中删去的十篇文章也恢复到新版书中，使其成为几种版本中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本新书。这对我，对读者，对出版社都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满足一些读者的需求，更希望红学研究者能在文本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成果。
曾扬华 二〇一九年春日
于广州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