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在《红楼梦》里所花的笔墨不多，但却是一个人人讨厌的家伙。突出的原因是他干了两件大坏事（在前八十回），一是第四回的徇私枉法，让薛蟠白白打死了冯渊；二是第四十八回充当贾赦的打手，为夺二十把旧扇子把石呆子弄得倾家荡产，不知是死是活，成为一个狡诈、贪婪、凶残的封建官僚的典型。所以平儿曾咬牙骂他是一个“饿不死的野杂种！”
但平心而论，贾雨村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坏蛋，一无是处。甚至还不妨为他说几句好话。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认识贾雨村，并看清其他一些问题。在未发迹之前，寄居葫芦庙时贾雨村以“卖字作文为生”，虽然困窘，却能清贫自守，不失书生本色，故能与甄士隐相善。后来时至运转，取得功名，做了县太爷，尽管曾接济过他的甄士隐已随道士不知所终了，他还“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在他落魄之时，甄家丫鬟无意看了他两眼，便以为她对自己有意思，所以“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而做了县令后马上就娶她做了二房，不久妻子死了，“便将他扶侧作正室夫人”，并未嫌她出身低微而一阔脸就变。这两件事都说明他还能心念旧恩。他升了本府知府之后，不到一年，便被上司参劾，因而“龙颜大怒，即批革职”，主要原因是他“恃才侮上”，说明他当时还书生气十足，并不懂得要巴结逢迎上司。审理薛蟠打死冯渊一案，当他还不明白其中关系，只听了原告的诉讼时：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
这时的贾雨村不能不说他是对死者抱有同情心、同时是真心想惩处凶手的。还有，在听“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他的正、邪二气之说，“成则为王败则贼”的观点也无疑是颇有见地的。而对贾宝玉的看法，比之贾政这辈的世俗人更是高出一筹的。他根据冷子兴所述贾宝玉的种种行为，断定他“来历不凡”，在书中也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资格被作者安排做了林黛玉的启蒙教师吧。这可不是一个轻易能得到的位置啊！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要把这样一个人最后写成为一个封建坏官吏呢？殊不知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因为作者的构思不单单是写一个具体官吏的种种恶行，而主要是写出这种恶吏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就必然要接触到当时的社会根源，揭示出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这正是作品的思想深刻之处。这样的艺术形象也更符合社会生活的真实。
如前所说，贾雨村最初在应天府公堂上要“发签”去抓凶犯，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绝非假意做作。他只是在听了深知当地官场内幕的门子的拦阻和陈说利害之后，才最后徇情枉法，胡乱判案的。这门子说了些什么呢？细细琢磨一下，也确是够厉害的了。首先他告诉贾雨村，“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大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张私单就叫作“护官符”。可见如何对待这张“护官符”是关系到一生的荣华富贵以至身家性命的头等大事，怎能掉以轻心呢？接着，门子掏出了当地的那张“护官符”来，写道是：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家真是声势显赫，富贵已极，远非一般的“乡绅”可比。而这四家之间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面前打死人的被告正是那“丰年好大雪”的薛公子，你贾雨村惹得起吗？最后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贾雨村在被革职后能得以“起复”并作到现职，所靠的正是这四家之首的贾家，这又是何等为难的一件事！
贾雨村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走上了“枉法”的道路的。他有一个清晰的变化过程可以供我们研讨，在最初门子拦阻他“发签”时，“雨村心下甚为疑怪”，说明他对此案的内情毫无所知，是准备依法办理，以报“皇上隆恩”的。当门子问他有没有“护官符”时，他一点都“不知”，在听了门子的解释以后，他才明白官场内还有这么多隐秘，因而进一步“细问”究竟。等他弄清了一切原委之后，他“低了半日头”，可以想见，这“半日”工夫，贾雨村是在对整件事的各种关系权衡利害得失，这期间他自然不会不想到他过去是如何因“恃才侮上”而被“革职”，现在又是如何凭借贾、王二府之力而得“起复”的。到最后，他和门子“二人计议”出这样一个“葫芦案”的结局，也就十分自然的了。从这事件的全过程可见，并非贾雨村生下来就是一个贪官酷吏，而是这个社会现实决定了要出现贾雨村式的封建官吏。冯渊的冤案在此之前“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做主”，不正好说明在他之前的那些官吏，不同样是贾雨村式的吗？
至于必然会产生贾雨村式人物的社会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试引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三十一年春正月乙未的一条“上谕”，就可以知道一个究竟。其“谕”曰：
向来各省督抚办理案件，瞻徇欺蒙，上下通同，备弊习气，最为恶劣。……外省吏治弊坏皆由督抚不能正己率属，专以上下和同，联为一气，以行其蒙蔽欺诈之伎俩，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为尤甚，在伊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读了这段文字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乾隆皇帝口中的这段话，和那个门子说的情况竟然是如此吻合，“而江南为尤甚”，又与“葫芦案”发生地的江南应天府相符。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贾雨村这样的人物，以及“护官符”“葫芦案”等均不是小说家言，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如果要说这条“上谕”和门子的话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谕”发出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正月，曹雪芹已整整离世五六个年头了，也就是说，乾隆所看到的或者说不得不加以警告的这种官场黑幕，早在五六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里，曹雪芹已深刻而生动地写在他的《红楼梦》里了。从这里我们不是能够又一次体味到曹雪芹公开声言的“此书大旨谈情”“毫不干涉时世”的真正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