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实上，第三次来到北京的人民领袖，对北京的记忆与情感，带着一片纠结中的缠绵，一片忧伤中的快慰。
那是一片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
即使到了1976年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对自己于25岁民国七年年末第一次来北京，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成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那段往事，依然是一片记忆犹新中的怀恋。
表面上毛泽东第一次前来北京为后来无数作者笔下的救亡爱国与追求革命有关，而实际情形是，如果不是17岁的杨开慧与20岁的哥哥杨开智跟着父亲杨昌济及母亲向振熙前来北京大学，民国七年夏天，刚刚从湖南师范毕业他一定会和周围的同学那样，或在长沙或在湘潭找一份体面的老师工作，终老其生的。
杨家之所以前来北京，是因为民国七年春节过后，当时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写信给人在湖南师范的杨昌济，建议他立即辞去湖南的工作，前来北大任教。
八年前，早在出身浙江的蔡元培蔡校长还在法国与德国研修时，就和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杨昌济相识了。由于专业接近，聊到伦理、哲学与教育来，两个远在海外的中国人可谓一见如故。
因为与孙中山、袁世凯与汪精卫等人关系密切，所以袁大总统刚一去世，北洋政府赶紧就将和广州、南京等官场关系都不错的蔡元培请到北京，担任了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以推动改善同方面的关系。对此，孙中山很是兴奋，当年年轻的蔡元培就是自己在浙江的第一干将，现在北京方面准备让他去北大负责，在孙中山眼里，什么北京大学，还不是京师大学堂一类官方的衙门，去那里掌权，于同盟会的革命大业是有利的。
不过，对于从欧洲回来的蔡元培来讲，接受黎元洪的任命的第一刻里就做好了准备，要让我当北大的校长，我就一定要把它给办成个中国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不合我意的话，随时请辞，回欧洲继续过无忧少虑的生活。因而，从坐进北京大学红楼校长室的第一天起，蔡校长就开始以一种五湖四海的胸怀广揽人才，分别将从美国回来的马寅初、胡适、蒋梦麟请进了北大校园，后来他们三位前后都成为了北大的著名校长。东洋方面，蔡校长诚恳地将从日本归来的李大钊、陈独秀、徐悲鸿等人请进了北大，李负责图书馆，陈负责文科，徐则担任了校内画法研究会的核心导师。后来，从日本归来的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作为家乡绍兴人，也被蔡校长请进了北大。
聘请师资过程中，蔡校长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今共和了，今后北大要向欧美现代教育体系发展，问题是欧洲的才俊们在哪呢？蔡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曾在英国拿到学位并在欧洲大陆游学的湖南长沙人杨昌济。
接到北京大学蔡校长的来信后，杨昌济给蔡元培的回复是，一、要来我得全家一起来，北方的冬天奇冷，我太太陪在身边能够互相照顾；二、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这学期的修身课尚未结束，可能要到暑期才能过来；三、现在省里的领导让我筹备湖南大学，我来北京之后，还要花时间继续推动这件事情。
蔡校长的答复是，你提的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哪天湖南大学真的正式成立了，我会在教育部里第一个推荐你为那里的校长，不过你还是先来北京大学教书吧，我已经把北大伦理学教授的位子给你留好了。
就这样，民国七年春季的教学活动一结束，湖南第一师范的杨老师就带着夫人振熙、儿子开智及女儿开慧来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大学校方提前为他安排好的教授宿舍里。
听说自己的恩师去了北京大学，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中第一个追到北京去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他在一师最好的兄弟蔡和森。
蔡和森来到北京后，不到两个星期就给人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了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云云。
自从杨开慧跟着父母去了北京之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常有一种失魂落魄之感，既然小自己两岁的蔡和森都有勇气只身前往北京，我一个25岁的汉子怕什么。再说，开慧在北京时间久了，还不知节外生出什么感情的枝杈来？
自小毛泽东就和自己的父亲关系紧张，但为了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他决定在去北京之前，先回韶山老家看望一下母亲。
一来二去的，民国七年八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家乡湖南，前往北方陌生的都市北京。
2019年的今天，花上六百多人民币，坐上高铁，中午从长沙南站上车，路上只需5个多小时就可以直抵长安街边上的北京西站了，晚上赶个饭局也不耽误。
而在民国七年的夏天，这一路毛泽东竟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到达北京后的那些日子里，更是让第一次出远门的毛泽东终生难忘。和今天的学区房一样，北京大学周边房子租价一向不低。为了省钱，毛泽东只好和蔡和森等人住在离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出租房里。一条大炕上挤睡着八个人，夜里翻身时都要先和身边的人打个招呼。
常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生活很无奈，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
北京大学门还没进呢，内心的苦楚已是满腔了。
二、
好在想一想，生活再苦，毕竟离开慧妹妹家不远，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是与一般南方人不同，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毛泽东，当年走在长沙的街头也是颇能夺得过往异性缕缕目光的。
对于毛泽东，杨家人的看法颇为纠结。
恩师杨昌济很是喜欢这位来自湘潭的才俊，师母向振熙也很喜欢这位老公眼里的爱徒，开慧更不用说了，早在她还是个孩子时，一旦看到一师的学生来到家中向父亲请教学问，她就会拖个小板凳坐在一旁，听他们慷慨激昂，特别是那个谈吐很是幽默的润之大哥，久之，怀春的爱桠渐生。问题是小润之五岁大开慧三岁的开智哥哥，此刻已是世事渐悟二十岁的人了。他知道毛润之在湘潭老家有妻室罗大秀，且知晓罗大秀的妹妹也嫁给了他们韶山冲毛家的人。平日交往中，开智发现毛润之为人，时而张扬，时而任性，时而多疑，处事中颇有手段，总怕妹妹跟了这个已婚之人以后会吃亏。
好在爱才的杨昌济对女儿的感情选择一向民主，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并无干涉。
秋季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学后，热心的杨教授就通过蔡校长找到了日本早稻田毕业的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正在北大一边担任经济系教授，一边兼着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商议之后，李大钊教授这边由于又要翻译，又要教学，事情太忙，所以他让一个刚刚毕业留校在图书馆登录室工作的小兄弟张申府，帮着给毛润之找点事做，毕竟杨昌济是借了蔡校长的面子，张口有求于自己的。
张申府当时在北大只是个助教，不过他和陈独秀教授及李大钊教授一起忙着出版杂志《每周评论》，同时他还担任着当时社会上极为畅销的《新青年》杂志编委，事情也比较多，所以他以一种近似于打发叫花子的态度，给李教授推荐来的那个带着一口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一个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工友的位置，外边人一听以为毛润之成了北大里边的老师了，但北大的人都知道，什么工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临时工而已，其工资甚低，每个月只有8元钱。
工资低还无所谓，更令毛润之心里不痛快的是，所有来图书馆里找他借书的人，对他的态度都相当的轻蔑。特别是那些来借外语书的人。毛泽东很清楚，外语一直是自己学习的软肋，当年在湖南一师时，古文老师把自己写的文章夸得有多好，外语老师就自己的作业骂得有多惨。在这方面，自己确实比蔡和森他们差得很远，为此颇是自卑。
最令新工友毛润之不高兴的是，张申府和自己同岁，每次因读者借书或因抄写检索卡片出现问题时，张老板的一番冷嘲热讽自不必说，更多时候是声色俱厉的臭骂。
你不就是一个北京大学正规毕业生么？毛润之好几次都想一拳打在张申府的脸上，然后扬长而去。可一想到恩师杨教授，特别是一想到开慧妹妹，一口怨气只好憋在心中，由此导致的处境窝囊至极，更由此对那些所谓的北大正牌生痛恨无比。
细思之下，甚是自卑，当时在北大名气颇高的胡适竟只比自己大两岁，李大钊也仅比自己大了四岁，可他们都已经是走在校园里趾高气昂的教授了。二十五岁的自己却仅仅是个小小的工友临时工。眼前这位自己的顶头上司张申府，每次看到自己时眼神中皆带着一种鄙视，毕竟这位自己的同龄人是个和陈教授与李教授能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人。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看来北京大学真不是我呆的地方。在这里呆久，饱受歧视中哪天得了抑郁症都有可能，这张申府实在太可恶了。
关于和毛润之之间的那些往事，晚年的张申府总是对人说：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老板的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有意思的是，和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后来竟一路活到了1986年的93岁。尽管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深深地得罪了毛泽东，但后来他去欧洲后，竟然成了周恩来的中共入党介绍人。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建国后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的机会。当然，做事超级周到的总理临别前嘱咐道，要想活下去的话，当年北京大学的那些往事，万万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
毛泽东原本是想和蔡和森他们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但自卑于自己外语学习能力太差，来到北京之后，他很快地发现，别说蔡元培他们开设的法语补习班里的短语与词汇了，就是模仿北京人嘴中的国语，也是一直找不到调，发不准音。
还有一件事情使他最终放弃了去欧洲学习的念头，那就是一次和北大的胡适教授及李大钊教授请教之后，李教授有事离开了，毛润之趁机将自己和杨教授女儿的事情，略略地向胡谈了几句。一向以倡导美国恩师杜威教授实用主义哲学为己任的胡教授，就年轻人是否一窝蜂地涌向欧洲去勤工俭学一事，颇不以为然。热心推动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蔡校长，与胡适留美派不同，蔡元培受欧洲文化影响更大。所以就前往欧洲半工半读的事儿，胡适给毛润之的建议是，少谈点主义，多务些实事，你现在的实事应该是想办法得到杨教授的女儿。
闻之，毛润之大悟。
三、
从历史上看，北京大学即是一所中国最重要学术机构，也是一个内情节丰富的政治舞台。
无数时代的名角行走其中。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又是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成立于清朝同治元年即1862年。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那段时间里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之际。
国内方面，两年之前咸丰皇帝在一片急火攻心的焦虑中留下孤儿寡母撒手而去，25岁的慈禧开始练习着垂帘听政。
太平天国军队一路北进，从珠江流域开始，一天天地杀进了江苏，攻到了上海，烧杀抢掠中，到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见状北京政府乱做一团。
国际方面，由于清政府一再违约，英法联军从天津一路杀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以教训不守规则的清政府为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沙皇俄国的调停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国、法国与俄国签署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与《瑷珲条约》，割地赔款中丧权辱国，卑躬屈膝中颜面丢尽。
当时代表北京与洋人谈判的是咸丰弟弟恭亲王奕?，史称鬼子六。议和当中，政府发现外交人才严重匮乏，特别是熟悉海外各国国情，熟练掌握外语的年轻人基本上没有。
翻看近代历史，中国读者常常发现，政府的无数改革都是吃了大亏后被倒逼出来的。
开办教育方面最是明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政府被逼着开办了培训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甲午战争过后，由于惨败给身边的日本人，北京政府随后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八国联军杀入北京之后，和美国人协商用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
与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不断主动地深化改革不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很多改革都是在惨败之后，被倒逼出来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当时主导中国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拉上大臣桂良和文祥，联名向太后奏请在京城择址成立培养外语人才的教育机构，以应付未来的外交事务，由此拉开了后来被称之为洋务运动的大幕。
同治元年夏天，从宫传来太后懿旨：准奏。
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于创办洋学堂全无经验，于是恭亲王奕?出面与当时人类第一强国的英国驻华人员商谈办学事宜。
这次英国人在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获得了赔款800万两，割地香港九龙半岛，同时还增开了天津商埠。得了大便宜的英国人开始卖乖，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找到了当时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请他帮着北京政府创立一家外语学校，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京师同文馆。
包尔腾的英文名字为John Burdon，翻译成中文为约翰·伯登。这位在英国利物浦长大的苏格兰人，23岁毕业于英国的一所神学院，清咸丰三年即1853年，作为传教士27岁的伯登来到了上海，为了传教方便，他给自己起了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包尔腾，36岁那年他来到了北京。
四、
包尔腾来到北京不久，北京的英国人圈子里就传开了，这位上帝忠诚的信徒除了在上海江浙一带传教功绩非凡之外，冒着巨大的风险，包尔腾甚至还与当时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见了面，并相处甚好。当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听说这些后，他主动地找到了包尔腾，让他一方面为中国新的教学机构设置课程，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基督的使命揉进未来中国年轻学子的头脑深处。
闻言，双方一拍即合。
就这样，经当时中国洋务运动负责人点头后，以首任总教习的身份，包尔腾开始在中国人选好的离紫禁城北边不远的一所大院里，将京师同文馆的大牌子竖了起来。同文馆开课之后，在英国参赞威妥玛陪同下，当时的总理奕?访问了学校。临别前，他悄悄地拉住了两个英国人的袖子，用另一只手指了指南边宫里的方向小声说：同文馆刚开始的课程，只限于学生学习你们的外交英语，可千万别向学生传教，不然宫里知道了，这事儿马上就会黄了，明白吗？
两个英国洋人连忙点头。
这样，一所由政府出资，由洋人主管的现代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教育历史上。
以兄弟的观点，既然京师同文馆为京师大学堂的前身，那么北大的第一任校长就应该是英国传教士包尔腾包校长了。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开始时只有10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20人左右。
在包校长的主导之下，这所直接隶属于总理事务衙门的京师同文馆，一开始只设立了一个英文系，后来才逐渐地增设了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日文系、天文系、算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医学系、机器制造系、西洋史地系与国际法律系等，学制五年。
根据管理，在院系之上，同文馆设有副教习、总教习等职，先后在同文馆任职的教习中，除了那位英国传教士包尔腾外，中国方面还有数学家李善兰与物理学家徐寿等。
京师同文馆的最高领导被称为管理大臣。查看京师同文馆历史档案，学校最后一任管理大臣为孙家鼐。
今天全球读者访问北京大学官方网站时，赫然看到的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孙家鼐。
说起孙家鼐来，近代读者多不熟悉，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北京的官场上提起他的大名来，上至公侯下至庶民，可谓尽人皆知。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孙家鼐出生于安徽寿州，年仅22岁就成了当年的全国科举状元，一时誉满华夏，可谓学霸中的学霸。仕途之中，先后做过内阁学士，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及刑部的尚书，最后得慈禧太后恩宠竟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当年全国高考状元后来先后在国务院的教育部、工信部、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等部担任过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官拜政治局的中组部部长，最后竟成了光绪的帝师，俨然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1898年，光绪亲政，在百日变法过程，7月3日皇帝降旨，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即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令人惊异的是，变法失败后，皇帝光绪被太后软禁了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挑动变法的核心人物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位重臣被推出北京宣武门外斩首，然而身为当时中组部部长兼北大校长的孙家鼐却安然无事，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位长期平衡于帝党与后党当中的重臣，两年后又被太后提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去世之后竟被朝廷加谥文正。
今天回头看北京大学的历史，比起后来的历任校长，看来首任孙校长的出身是最高的。只可惜，一般中国人对北大前后的那些事儿，并不太了解。
聊完了北大首任孙校长后，再聊聊当时的副校长丁韪良的那点事儿。
和前边提到的那个英国传教士一样，丁韪良也是个传教士，不过他是从太平洋对岸美国那边来的。他的原名为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牧师的家庭，从小马丁的语言天赋奇高，23岁那年从美国来到中国传教，第一站为浙江的宁波，结果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不到半年，就可以和当地的民众进行深度的交流了。4年后他来到了北京，开始在教堂里对北京的民众进行传教，为了更好地与北京的基督徒沟通，他给自己起了个比较中国化的名字——丁韪良。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当时在北京担任外交官的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John Ward）。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一路打进了北京，不但火烧了圆明园，之后列强们还逼着清朝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作为职业外交官华若翰参与了相关的调停工作，他的法理依据为1836年在美国出版，由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华若翰本人能说简单的汉语，但不会书写汉字，于是他建议精通汉语的丁韪良能把《国际法原理》翻译成中文，以便使中国能更快地建立起法制社会。
清同治三年即1864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普鲁士与丹麦因为商业纠纷而产生的民事案件。普鲁士驻华公使坚决要求在中国内海大沽口扣留丹麦商船，由此惊动了当地的官员。随后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被立了案，最终案子报到了北京总理衙门涉外机构定夺。
对这种外国人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纠纷，如何裁定，上边很是挠头。还好，下边的执行者找到一本从美国大使馆那边搞到的《国际法原理》为法律工具，成功地对此案进行了调解裁定。
事后，总理大臣恭亲王奕?听取了有关的汇报，当得知这本油印的《国际法原理》为美国传教士所译时，他很高兴，一方面决定重奖译者丁韪良，另一方面指示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以《万国公法》为汉文书名，由京都崇实馆刊行，即刻付印出版，以后凡涉外部门干部，人手一册。
丁韪良翻译的这本《万国公法》，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推动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数年之后，丁韪良版的《万国公法》又传到了日本。一般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之际，读着训读中的汉字，多数日本的知识分子都能对汉字的含义理解个八九不离十。结果这本来自中国的《万国公法》得到了明治天皇的大力推崇，随后此书不但成为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们人手一册的工具书，后来甚至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维新志士，倒幕维新运动的著名思想家坂本龙马一次次地对着日本公众发声：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
很悲催，历史的结果是，比我们还晚开展洋务运动的日本，后来居上，整个国家迅速地走向了法制，进而国力大增。
《万国公法》出版三十年后，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日本政府对满清政府发动了关乎国运的甲午战争，结果大胜。
那一刻里，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集体蒙逼。
怎么回事？学习了我们这里出版的《万国公法》倭寇们，竟然一举把我们给打得大败，羞愧难当啊。
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催生了中国戊戌变法运动的发生。正是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
聊到洋务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另外一个从遥远英国来华的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是个不得不提的人。
赫德出生于1835年，比丁韪良小8岁。在英国的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毕业后，于19岁那年来到了中国。在香港接受了外交培训之后，他于1854年来到了宁波，那一年说着一口流利的宁波话的丁韪良在这里已经呆了4年了。对操着同一语种的英国人与美国人来讲，在遥远的东方相遇，基本上就算上半个老乡了。
在这段时间里，赫德与丁韪良每逢与基督教相关的节日，都会聚在一起，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数年之后，赫德离开了宁波前往广州担任海关方面的工作，之后又去上海及北京海关总署工作。由于他为中国清政府的海关税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清政府竟给他加了个按察使的官衔，级别为正三品大员，由此成为了洋人在清政府任职最高的官员，趾高气扬地出入于宫庭，参与决策。
同治元年1862年，在恭亲王的支持下，在皇城的北边，由英国人包尔腾担任总教习，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因为都出身于英国，负责海关的赫德与负责教育的包尔腾常常走动于北京官场的洋人圈子里。由于年事已高，包尔腾开始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发起愁来。结果当年在宁波就结下过深厚友谊的赫德就想起了丁韪良来。于是他拿着由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找到了包尔腾。
包尔腾起初有点犹豫，毕竟丁韪良是美国人，不是咱们英国人，这个总教习的位置最好还是能由咱们英国人来接。
但赫德一再强调丁韪良由于翻译了《万国公法》，很为恭亲王所欣赏，京师同文馆以后有什么事儿，他也能和中国高层说上话。关键还是找个更合适的人能够把这家教育机构长期办下去。
听到这里，总教习包尔腾点了头。
就这样，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在中国海关一把手英国人赫德的推荐下，在美国北方长老会服务了多年的丁韪良向上司辞了职，随后出任了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在英国人的推动中，中国人的洋务运动一路向前。
有意思的是，后来在美国的人帮助之下，中国旁边的日本也在明治维新运动中一路向前。
最终，两个都在向前的国家，在甲午那年对赌国运，双方大战了一场。
结果日本人大败中国。
羞愧万分的中国力求以更大的力度开展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了一场戊戌变法。尽管在这次变法中，帝党完败，但后党的人并没有因此终止了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戊戌年底，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由政府推动的现代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关于由谁来出任学堂总教习一事，颇为当时内阁踌躇。
首先这个人必须学富五车，其次这个人必须既能让代表着革新派的帝党人所认同，又能为代表着后党的保守派所接受。
最终内阁选择了当年的高考状元，后来在政府里担任过无数部长职位，最终成为帝师的孙家鼐出任了首任总教习。
不过谁都知道，那一刻里孙大人正担任着政府的各种要职，让他出任总教习，顶多开学典礼上讲两句话，或是报给户部的年度预算申请报告上签个名，他老人家哪有时间真正投入教学管理工作，因此必须还得找一个负责日常校务工作的常务来。
纠结之际，一方面是太后眼里的重臣，另一方面一直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堂李鸿章对这个常务的人选做了推荐，为什么不把让那个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请过来担任京师大学堂的常务教习呢？
闻言，所有相关者皆是一片赞许之声。
就这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权的光绪皇帝亲笔下了任命书，由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授二品顶戴。其实谁都明白，从那一刻起，他就是实际京师大学堂的总负责人了，也可以说是北大的首任校长。
不过这些往事，你在北京大学发布于2019年的官方网站上，是看不到的。
从1898年到2019年，在121年中，伴随着中国近代历史，任期有长有短，北大校长大致生活在三个阶段当中，有关情形见下面的表格：
姓名 任期 时长
清朝年间
1 孙家鼐 1898年7月—1900年1月 1年5个月
2 张百熙 1902年1月—1904年2月 2年1个月
3 张亨嘉 1904年2月—1906年2月 2年
4 李家驹 1906年2月—1907年7月 1年5个月
5 朱益藩 1907年7月—1907年12月 5个月
6 刘廷琛 1907年12月—1910年9月 2年9个月
7 柯劭愍 1910年9月—1911年11月 1年2个月
民国时代
1 劳乃宣 1911年11月—1912年2月 3个月
2 严复 1912年2月—1912年10月 8个月
3 何燏时 1912年12月—1913年11月 11个月
4 胡仁源 1913年11月—1916年12月 3年1个月
5 蔡元培 1916年12月—1927年8月 10年8个月
6 刘哲 1927年8月—1928年6月 10个月
7 李煜瀛 1928年6月—1929年1月 7个月
8 陈大齐 1929年1月—1930年12月 1年11个月
9 蒋梦麟 1930年12月—1937年7月 6年7个月
10 汤尔和 1939年1月—1940年3月 1年2个月
11 钱稻孙 1940年3月—1945年10月 5年7个月
12 傅斯年 1945年10月—1946年8月 10个月
13 胡适 1946年9月—1948年12月 2年3个月
共和国时期
1 汤用彤 1949年5月—1951年9月 2年4个月
2 马寅初 1951年9月—1960年3月 8年6个月
3 陆平 1960年3月—1966年6月 6年3个月
4 张承先 1966年6月—1966年7月 1个月
5 聂元梓 1966年7月—1969年9月 3年2个月
6 谢静宜 1969年9月—1976年10 7年1个月
7 周培源 1976年10月—1981年3月 4年5个月
8 张龙翔 1981年5月—1984年3月 2年10个月
9 丁石孙 1984年3月—1989年8月 5年5个月
10 吴树青 1989年8月—1996年8月 7年
11 陈佳洱 1996年8月—1999年11月 3年4个月
12 许智宏 1999年11月—2008年11月 9年
13 周其凤 2008年11月—2013年3月 4年4个月
14 王恩哥 2013年3月—2015年2月 2年
15 林建华 2015年2月—2018年10月 3年6个月
16 郝平 2018年10月 —
基于上表，有关结论如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孙家鼐到柯劭愍，辛亥革命之际的清朝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之类的所谓机构负责人，基本上算不得校长，只能算是官员。根据大学教育的规律，一个真正的校长任期不能太短，否则只能说他们更多的是对任命他们的领导负责，而非对校园里的学生负责。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等高校全部都南下了。当时由多所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校长为清华的梅贻琦。与此同时，留下北平的北京大学校领导们，多为亲日派的汤尔和与周作人等。抗战胜利之后，北大的这段历史，颇遭中国教育界的非议。
与清华大学等高校不同，新中国建立之后，最高领导总觉得让北大继续呆在市中心不太放心，于是1952年借院校调整之际，北大的人不得不来到了当年人家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全球从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剑桥牛津到日本的东大早稻田，没有一所著名大学因为政治原因，最后搬到别人的校园里去回忆自身悠久的历史与传统的，这会让很多人感觉你校史里的味道不正。城里的北大人原本十分抵触去郊外的燕大，以家远交通不便为口实。担心人民领袖不快，机智的周恩来随即让北京公交迅速安排一条从平安里到中关村的公交线路，这才有了后来很多清华、北大教职员工的31路公交情结。
建国后，尽管文革大革命的复课闹革命阶段，北大也在几年里招收了一定数量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但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到1977年的冬天，在11年多的时间里，北大的校园还在，其正常的大学教学活动基本混乱了。从张承先、聂元梓到谢静宜，整个文革时期，从最初的工作组入校，各系教研室的斗批改，军宣队入校占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再到鲤鱼洲与梁效写作组，北大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由人民领袖身边的8341部队托管的。好在今天的北大人并没有把那个时期的负责人从校园历史上抹去。
一般来讲，从注册到毕业，从开学到放假，年轻学子多会在一所高校里呆上几年。而一个所谓的校长如果坐在自己的校长办公室里，时间连一年都不到，那他在校史当中的角色就很令后来的读者们置疑了。从上面表格中可知，自民国北大从一个官方管理机构变身于正规的教学机构之后，在北大校长办公室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校长包括劳乃宣、严复、何燏时、刘哲、李煜瀛、傅斯年等六位，将他们称之为北大校长，确实有点勉强。
以在校长办公室里至少呆上五年时间，以便更系统而科学地推进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为标准，北京大学里真正能让众多学子记忆的校长共有蔡元培、蒋梦麟、钱稻孙、马寅初、陆平、丁石孙、吴树青、许智宏等8位。其实，像胡适这种名震北大校史的著名学者，若非内战结束之际逃离北平，想来他一定会在北大校长办公室里坐上五年以上的。
严格地讲，北京大学真正地以校长治校的时期始于蔡元培时期。综观上表，蔡校长在北大校长的位子上前前后后坐了近11年，成为了北大历史之上任期最长的一位。
接下来，兄弟就想和各位聊聊蔡校长与北大之间的那些故事。
五、
孔子出世，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虽未平过天下，但终生践行儒家理念，当过老师，做过校长，登过朝堂，游过列国，克己复礼，扶楹而去。
追随孔孟，中国史上凡怀才有志之名士，皆藏抱负与雄心于心底，遇则兼济社会，不遇则独善其身。
近代名士多多，有像出身浙江绍兴府蔡元培者，其言其行者，实为罕见。
四岁入塾，十岁丧父，十七秀才、十八婚配，二十中举。
光绪十八年，蔡氏年方二五，殿试策论入甲，以进士之身点翰林院庶吉士，一时天下皆知，乡里生辉，盛隆誉满，光宗耀祖。
34岁际，往上海任澄衷学堂校长，自此桃李满天。
35岁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创立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皆为总管。
由学而政，甲辰三十年，37岁的蔡元培于上海密组光复会，为朝廷所缉查。来年，有革命党人孙中山秘密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方面负责人，自此蔡元培上了清廷黑名单，一旦缉获，格杀勿论。
为避风险，丁未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蔡公以不惑之龄前往欧洲，研习当地社会与人文科学，抽空编著《中国伦理学史》等学术书籍，乐此不疲。
忽一日，电讯传来，武昌枪响，国内辛亥革命骤然爆发，一时群雄并起，各立反旗，千年封建，随之寿终正寝。
浙江同乡陈其美，长期为孙中山心腹，见势随即电告此时于欧洲研修的蔡元培，即刻返国，前来主持共和国未来教育大业。
民国元年1912年间，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以教育总长之身，蔡元培站在了孙中山身边，即刻见之报端，读者莫不仰视。
两周之后，南京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大学令》及《中学令》，文件起草者正是刚刚从欧洲返国的蔡元培。后人感叹，封建社会结束之后，此乃走向共和之后国人的第一部初等与高等教育之管理条例。依据条例，废止儒经，采纳西学，男女同校，师道尊严不再。
至此，45岁的蔡元培将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全面纳入了中国社会。
大势推进之际，念及小私，蔡元培悄悄将同为浙江绍兴府小老乡周树人拉进了自己组建的教育部中，出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以为乡党。
数年后，周科长以白话文《狂人日记》做小说一篇，笔名鲁迅。谁曾想，再十几年后，周科长以文化旗手之名，誉满华夏，声震文坛，其时蔡部长已由北京大学蔡校长而南京中研院蔡院长了，此乃后话。
蔡元培什么时候成为了北大校长的呢？
严格地讲，袁世凯死去之后。
当年袁世凯在北洋当大臣时，其子袁克定访欧之际，蔡元培一直照顾左右，由此与袁家交往甚深。
辛亥革命走向共和之后，蔡氏继续交好北洋政权。后来听说袁世凯竟然想恢复封建，不快之中，一辞而去。随后蔡元培再次出走欧洲，当他的高级访问学者去了。
48岁那年，正在欧洲游学的蔡元培，收到北洋最高领导黎元洪大总统手书一封，声称袁世凯不听众劝，执意称帝，结果骂声之中羞愧而亡，伴千古骂名而去。念及当年，坚定地反对袁氏复辟者，孙中山为首，蔡鹤卿从之，现袁家大树已倒，原本就与袁世凯三心二意的新任大总统黎元洪随即给海外的孙中山及蔡元培等发电，强调恢复民国初年《临时约法》，愿各位不计前嫌，惟助共和事业发展，即刻回国，为新共和贡献力量。
民国五年11月初，蔡元培从法国马赛乘船抵达上海，旋即赴京，与新总统黎元洪坐于一处。
黎总统原本期望蔡元培接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一职，或是出任浙江督军一职，然而厌恶行政，热衷学术的蔡元培表态，还是希望将自己的兴趣与能力贡献于学术机构。
见势，黎总统表态：此刻，城外海淀周围，有清华留美预科班，名声在外；城内，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实乃袁家座上之客，正欲换之，如鹤卿兄不弃，可接过北京大学校长之印，以大建学术之风。
元培深以为然。
1916年底，强人袁世凯去世半年之际，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校园，由此拉开一代学府名声大噪之序幕。
与以往中国的教育宗旨有别，蔡校长提倡新文化运动，推学术研究之民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建教授治校之特点，直令北大校风为之一新。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对礼堂下边的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与敬爱师长的要求。
经过第一个学期的教学实验之后，蔡校长随之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并在教授委员会的支持下，通过了相关的决议。1917年秋北大评议会的设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创举。过去的北大，校长大权独揽，教授们只能被动服从；蔡元培立意改变这一现状，不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创设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的评议会，除校长与各科学长之外，各科教授自选各本、预科教授二人为评议员，一切重要校政及规章，须交评议会审议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最初是为了压缩校长权力，发挥教授治校的积极性；到了危机时刻，另一个功能凸显，那就是即便校长不在，学校也能正常运转。
从第三个学期开始，北大校务会开始推行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高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由此令北大的教育思想传播于世。
从第四个学期开始，按蔡校长的要求，北大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前后共设立了14个系，同时将过去的学长制度改为系主任制度。百年之后的北京大学，当年蔡校长推行的系主任制度依然如故。
蔡校长治校三年之后，再次以创新的精神，将三位有志于学的女生请入北大文科班旁听，在随后的一个学期里，北大成为中国校园里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大学，由此开创平民教育与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师资聘任方面，蔡校长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招聘人才，着重引进思想创新人物。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在他的感召之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与辜鸿铭等人纷纷走上了北大的讲台，很快北大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与新文化运动摇篮。
关于不拘一格用人方面，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有这样几个例子，特别是将狂夫陈独秀请进北大的前后。《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黄埔江边创刊，36岁的留日主编陈独秀以一份杂志走红上海滩时，蔡元培还在欧洲研修呢。
从欧洲回来，蔡元培被黎元洪安排做北大校长时，他才发现办刊一年多来的陈独秀在当时青年人中的影响力有多大。蔡元培和黎元洪谈上任北大的条件就是，只要自己觉得有资格站在北大讲堂上当教授的人，聘用时，谁也别拦着我。碍于蔡元培在社会上的威望，黎总统答应了。结果蔡元培首先看中的就是那个尽管三次留学日本，最终也没有拿到过正经学位的陈独秀。蔡校长曾屈尊下驾地多次前往陈独秀的住处登门拜访。可人家刊物办得好好的，对北大之类的学府根本没有兴趣。陈主编说得很实，什么狗屁北大，纯粹是给当官人的孩子们混文凭的地方，有几个青年人去北大读书是为了知识的，还不是想混个资历，以后好当官。说得不好听的，从京师大学堂里出来的，到底是官员还是学生，我都搞不清。蔡元培兴奋的讲道，这正是我来北大任职的初衷，我就是想让今后的北大真正地成为一个让天下读书人在这里能够学到真正现代知识的地方，我就是要改造这个学校。但人家陈独秀还是毅然地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
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是天天来访。有一次，因为陈独秀正在睡觉，站在门外的蔡元培硬是在外面苦等着，而且不让看门人去叫醒陈独秀。听说蔡校长来过，陈独秀很是感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刘备三顾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我陈独秀何能何德敢和孔明相比。第二天，陈独秀换上西服，走进了蔡校长的办公室里。
蔡元培聘请胡适当教授的事儿，在北大的历史上也算是件趣事。陈独秀进北大当了教授之后，随即向蔡校长做出隆重推荐，办刊《新青年》以来，文章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那位人在美国的年轻作者胡适了。可按照当时由蔡元培自己设计的教职评定会的规定，凡任职北大的教授原则上都得拥有博士学位。
民国六年那会儿，咱们的小胡在美国纽约的仅仅是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考试，即刚刚拿到Qualify，论文的开题工作还没有开始。按当时哥大规定，拿到博士之前，每位博士候选人必须向学校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可胡适的论文还没写呢。小胡谁的话都可以不听，但对把他养大的母亲却非常孝顺。母亲冯顺弟发话了：你13岁时，我就让你和人家江冬秀订了婚，人家到现在可是已经等你15年了，你要是再不回国和人家冬秀把事儿办了，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怕伤母亲的心，胡适只好向自己的老板，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教育家杜威教授告假回国结婚，结果一回国就被求贤若渴的蔡校长给盯上了。听说因为论文问题，小胡还没有拿到正式的博士学位。蔡元培心说，大力推荐你的陈独秀还不是三次去日本留学，连个正经的学士学位也没有拿到，好歹你现在手里有个美国藤校哥大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事儿，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现在别人认不认你没关系，以后在学校里我叫你胡博士就行了。
就这样，年仅26岁的胡适当上了北大的教授。10年之后，胡适担任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顾问，国内的人搞不清楚什么Qualify与PHD之间的关系，可到了海外人家可是认真的。于是他马上拍电报给上海那边的出版商，让他们即刻将他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100份寄往纽约。由于胡博士在国内的大名已经传到了母校哥大那边，不管怎么讲，这个校友给母校带来了不少的荣誉，所以尽管时间已经过了10年，最终哥大没有追究他这个假博士的问题，而是特意给他补发了一个博士学位证书。
蔡元培破格录用仅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的事儿，至今仍被称为北大历史之上的奇事之一。
那些年里，梁漱溟一直试图报考北大，但由于偏科，始终没有获得北大的录取。梁的命运转折发生在一天下午蔡校长在翻看杂志之际。那天，蔡校长在阅读《东方杂志》时看到了一篇他很感兴趣的佛教哲学方面的文章《究元决疑论》。作者署名为梁漱溟，他不知道那时梁只是个24岁的年青人，只是觉得这篇文章水平相当的高，尽管观点有些偏颇，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不过那一刻里他想起了当年自己成长的路上，科考写作中常用古字并善引僻典，文章隽永古奥，大异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因文风奇特，观点新颖，反而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年轻之际即中了进士。眼前这位作者的文笔很对自己的胃口。于是，他托人找到了这位《究元决疑论》的作者。见到这位年轻作者，又和他就古典哲学进行了一番沟通，蔡校长一拍大腿：小梁啊，你的才学远在一帮子前朝在北大混下来的那些师资水平之上。这样吧，我过两天给你发个聘书，你就直接来北大给学生们讲印度哲学吧。
结果，原本想来北大当个学生的梁漱溟，跳过了无数的经历，在蔡校长的慧眼识才中，直接当上了北大的老师，最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尊师。
蔡校长一方面不拘一格地慧眼识人用人，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北大的师资水平，他又大刀阔斧地辞退了不少不称职却有后台的老师。当中的困难与压力，闻者无不动容。
在蔡校长的多方努力中，两年后北大共有了217个老师，其中教授90个，50岁以上老师只有6人，35岁以下老师竟达43人。社会上名气极高的胡适、刘半农等人都在30岁以下。在蔡校长治校的前几年里，北大的师资已是当时国内高校中年纪最小，学术水平最高的团队。根据蔡校长的设计，当时全北大5名教授中选出评议员一人，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其职责为分管各学科的教务，规划本学科的教学工作。
21世纪以来，中国很多高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然而很多中国人所不知的是，就在中共于1921年夏天在上海建党的几个月之后，经蔡校长特批，全国第一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校园里成立了。客观地讲，北京大学校园应该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最早的发源地，没有那几位活跃于北京大学校园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就不太可能正式地成立于1921年夏天。
同样，在蔡校长的影响下，北大人又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五四运动新文化的生力军。这当中，蔡校长的影响力无人可比。
今天，很多北大人老爱说起北大精神，或者说是蔡校长精神，不过提及蔡校长的治学与为人，回头细究北大历史，兄弟更愿意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辞职，二是遥控。
先聊点蔡元培与辞职之间的那点事儿吧。
才高的人通常有个特点，就是偶尔会任性一下，可在中华民族教育史上，像蔡元培这样任性的人，并不多见。
蔡公一生，仅仅公开的，也就是让社会知道的辞职行为竟有二十多次。
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刚刚成为秀才不久的蔡秀才二十出头，可谓少年得志。浙江老家的名流贤达出资，邀请蔡秀才参与编纂上虞县的地方县志，看看编委们，皆是一群当地所谓德高望重的老学究，年轻气盛的蔡秀才在他们面前却既不示弱也不谦虚，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分类方法编辑各乡提交的文字材料，然而那些老家伙们却觉得这个小伙子的想法近似于胡闹，依旧按旧法编辑书目。见此，年轻的蔡秀才拍案而起，一怒而宣布辞职，由此展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任性。
别人寒窗之下，二十年都未必能够中举，结果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蔡秀才就成了蔡举人，然后再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蔡举人竟然成了蔡进士。那时科举三年开一次，蔡进士可好，三年不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飞到了北京皇上的脚下，一举成名天下闻。
中了进士不久，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平时的工作是为皇家起草诏书，但是仅仅干了一段时候，因为戊戌变法运动中朝廷竟把蔡进士心中的英雄谭嗣同给杀了，一怒之下，他把辞职报告往领导的桌子上一放，就回老家浙江绍兴去了。
辛丑二十七年即1901年年初，34岁蔡元培在上海出任了澄衷学堂首任校长，但只干了一个学期，秋季学期，他又成为了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的总教习，遗憾的是在这里干了一个学期后，又是将一张辞职报告放到了领导的办公桌上，然后扬长而去，大有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当个体步户的风范。
蔡元培大概是太自信了，一派恃才傲物的背后，夹带着不少任性。
有才者炒人，无才者被人炒。
蔡大才子一生之中，最著名的炒人发生在他和民国第一人袁大总统之间。
作为中国第一任的教育总长，他干着顺心就干，干不顺心就立马辞职。结果没干多久，他就把辞职报告交到了民国总统府。
见状，袁世凯真有点晕，鹤卿啊，你这是干吗？千万别耍性子啊。为了笼络人心，袁大总统竟低下头来说道：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坚留蔡总长。
蔡元培面无惧色，不卑不亢地向大总统说道：谢谢大总统的信任，元培不得不遗憾地说，为了四万万人，我只好辞职了。
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当政。新总统上任的头几件事里，就有一件把南边孙中山的老友蔡元培请回北京来，以改善和南边的关系。不过从欧洲回来的蔡公大概看明白了，教育总长可以随着一届届政府的改组换来换去，但大学校长却不会随着时局变化而随便更改。于是蔡公提出，教育总长之类就免了吧，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还可以干干。
在黎元洪眼里，多少年来，所谓北京大学，基本上算是半个政府衙门，既然老蔡想去那里，那就让他去干吧。正好南边的孙中山也传信来让老蔡在北京这边多发挥点作用。结果带着黎大总统的任命书，蔡元培来到了北大。然而，这位老兄在北大校长的办公室里刚刚坐了半年，1917年夏天辫子军张勋大帅杀进北京，撵走了黎元洪，随后跪在天安门前，要把个12岁的小溥仪请出来重新恢复大清朝。闻讯，心向共和的蔡校长大怒，随即一张辞职报告交到了当时的教育部，走人。
不曾想张大辫子的复辟闹剧不到两周就匆匆地谢幕了。
结果，人尚未离开北京的蔡校长，7月20日即得北京大学教职员公函：请速回校。
这样，7月23日，51岁的蔡元培又回来继续当他的北大蔡校长了。
令全校师生感到不解的是，自上次辞职不到半年后，蔡校长于民国七年即1918年5月又一次辞职了。这次辞职的原因是因北大学生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不满，号召上街游行。令蔡校长不快的是，对此政府方面竟然默然而许，自己对着学生们喊破了喉咙依然无果，愤怒中蔡元培冲着媒体说，北大校长这活没法干了，随即直接将辞呈送进了总统府。结果，看到蔡校长辞呈的冯国璋总统，吓出了一身冷汗。蔡元培如此，不是要挟本政府么，原本想找个熟悉的人直接进红楼把北大给接管了，可身边的智囊马上劝慰道，蔡元培使性子是他本人和学生的事儿，蔡校长如果真离任了，全国的媒体不知又会编出什么说词攻击政府呢。冯国璋大总统想了想后，随即在收到蔡元培送来的辞职报告两天之后，特意找下边人给蔡元培送了一封挽留信，同时花了一些银子送到闹事学生手上。随着学生的认错，蔡校长的面子总算保住了，于是他老人家接着又回到红楼前后去训话了。
民国八年即1919年6月里的一天，蔡元培又对媒体表态宣布辞职。那段时间政府的官员变动也快，去年还是冯国璋坐在总统府里呢，眨眼功夫，总统又换人了，这次是个叫徐世昌的人当上了大总统。
徐大总统在位子上坐了还不一年，就在媒体上看到了北大蔡校长的一份宣言《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他们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宣言登报几天后，蔡元培宣布离京，临行前留下汉代《风俗通》杀君马者道旁儿一文给北大师生，随后扬长而去。
这下子，北大乱了起来，学生们随后前往政府抗议，政府教育总长不得不表态说，以后再也不敢管你们北大的事儿了。
蔡元培才不管你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说些什么呢，回到浙江的他，依然对外声称自己身体不好，北大的校长你们还是另找人吧。
结果北大的师生有点蒙。说话间民国八年秋季学期开学了，而此刻校长一位竟然空缺，这成何体统？
迫于压力，这次徐大总统亲自过问：这是蔡公第几次辞职了？
教育部的人答道：自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之后，这种游戏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玩过好多回了。
徐大总统笑道：既然他这样小孩子气，那咱们就接着跟他玩吧，无非再让他得寸进尺一回。
于是，当天徐大总统亲自向媒体表达了对蔡元培继续担任北大校长的挽留之意。
面子总算得到了以充分的满足，于是9月20日，即已经开学了几周的蔡元培从家乡回到了北大，重新坐进了校长办公室里。这次蔡元培离校时间长达四个半月，实令北京教育界对这位大知识分子的任性又领教了一回。
北洋政府总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五年前被辫子军张勋轰下台的辛亥革命英雄，又被周围的政治实力给推到了前台。当年正是他把蔡元培给从欧洲叫回来做北大校长，结果在1922年6月到1923年6月，黎元洪仅仅一年的任期里，老朋友蔡元培竟然又提出了两次辞职。
第一次是1922年8月17日，蔡元培领着各校跟政府闹，原因是教育部不但欠了各校的薪水，且在解决问题当中还侮辱了有关校长，消息传来，北京所有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们开始闹事，草拟了一份抗议书后，通电发表后集体辞职。原本以为政府会立即让步的，结果等了快一个月，政府依然没有正面回复。这时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了，校园里人心惶惶。见状当时北京第一名校的蔡校长又在报纸上刊发声明，自9月11日起正式和北京大学脱离关系。
黎大总统看到报纸后马上给教育部打电话。
教育部哭穷，不是不想给，实在是国家不给我们拨款。
黎元洪只得再给财政部打电话。
财政部也是一大堆的难处。
结果反复商议后，9月21日，政府做出决定，答应先拨给两个月的费用，并答应月底前再发半个月的工资。
得到政府的答复后，眼看着新学期已经开学，北京各公立大学的校长们只好提着公文包，各自回到了校长办公室里，这当中也包括了北大的蔡校长。
可令黎大总统哭笑不得的是，刚刚和政府闹过的蔡校长，不到一个月又因为和学生吵闹，愤然间又一次提出了辞职。
事情起因是，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秋季开学后，北大要求注册的学生交一定的书本费与讲义费。有钱的学生没有问题，可家里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不干了，国立北京大学明明说是公立大学，怎么还要收学生的钱呢？不行，闹事！于是很多不愿交讲义费的学生开始聚在校长办公室前大声抗议起来。
历来温文儒雅的蔡元培，这次不知吃了什么药了，竟然一个人冲到红楼门口，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冲着眼前那些闹事的学生们大叫：有本事的上来，我跟你们决斗！
听说蔡校长被学生围攻了，从总务长蒋梦麟开始，下边的什么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一帮子校领导们，皆为蔡校长声援，绝不向无理取闹让步。如学生继续胡搞，则我们集体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
闹事的那些学生没想到从蔡校长开始，校方态度如此强硬，随后领头者不得不领着身边的学生回到了宿舍。几天之后，校园平静了下来。几天前决定辞职的蔡校长来到了学校礼堂，对下边的学生训话，你们这是小题大做，心有不满，可以抗议，但一定不要滥用闹学潮的权利。
听说蔡元培第二次因为和学生闹，黎大总统一方面觉得可笑，另一方面又觉得可悲。北大学生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位任性的校长，为一点讲义费，你就要辞职，还要和学生决斗，这不是小孩子的脾气么。
可令黎元洪万没料到的是，这届总统自己一共只干了一年的时间，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年初，北大刚一放寒假，在自己任上的这位蔡大人第三次提出了辞职。原因是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声称教育部领导竟然提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的提议实在无耻，为此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其中提及当初为防止校长个人去留而影响整个学校的命运，特意在校中设立评议会等各种机构，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云云。
元月17日蔡元培正式向总统府愤然提出辞职，然后即不管黎元洪是否批准，也不管下边的学生的感受，一撂挑子，回浙江老家去了。
这下黎大总统傻了。
校长走了，学校里的工作总得有人主持，于是长期担任北大的总务长的蒋梦麟只好出面代理校长，以维持北大正常的运转。
当年夏天，全然不管北京这边的事情，蔡校长径直去了欧洲。见状，整个北京教育界也都急了。于是引来一场由北大发起，到北京各校师生声援的驱彭留蔡运动。也就是说，政府要想明白了，只要教育总长彭允彝不辞职，我们北京教育界就会一直闹下去。
因为蔡校长的辞职，教育部和北大之间顶了一个多学期的牛，闹着闹着就听说政府又要换届了，这次是黎元洪走人，总统府里要新搬进来一个叫曹锟的人。就在各方消息满天飞时，9月4日当天，教育部宣布，总长彭允彝走人。
消息传到北大之后，师生员工一片欢庆。
随即蒋梦麟给人在欧洲的蔡元培发电，建议他尽早回国履职。
人在欧洲的蔡校长回电，我不在时，北大的校长你就先代着吧。
就这样，一个由逍遥于北大之外的蔡元培校长以及一个负责于北大校园之内的蒋梦麟的蔡蒋组合，由此而成。
从年龄上看，小蒋比老蔡年轻18岁，两人差出了快一代。
从出身看，小蒋是浙江余姚人，老蔡是绍兴人，所以从教育部到北大，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拉上同样出身绍兴的周树人与周作人。周树人后来因写杂文出名，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一代旗帜鲁迅。周作人因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惧内的他抗战期间留在北大成了汉奸。绍兴余姚两地相去不远，走在北大大学的校园里，也算是半个同乡了。
从信任上看，同为浙江人，事关中统与军统的机密业务，蒋介石只相信戴笠与陈果夫的汇报，蔡元培、鲁迅也都是浙江人，所以不管有着什么过节，教育方面老蒋还是要用蔡元培的，文学方面尽管鲁迅的思想比较左倾，老蒋依然没有动他。用古人的话讲，人在江湖，结信乡党。在北大校园里也差不多，蔡校长在的时候，大小事一把抓，不再之际，可深度信任与广泛依赖的也只有身为乡党的小蒋蒋梦麟了。更深一层的是，蔡元培30岁那年在老家创办绍兴中西学堂时，年方12岁的小蒋刚好是自己的学生，由此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老蔡学习成绩优秀，小蒋也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超级学霸。16岁的小蒋考入了竞争极为激烈的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8岁考上了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英文极好的他直接考上了当时美国西部最好的大学加州伯克利，专业是教育学。在伯克利拿下硕士后，又去了东海岸的藤校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当时全国最著名的教育与哲学大师杜威教授，成了后来从康奈尔转过来的胡适的正牌师哥。所以当年老蔡录用胡适时，胡和蒋不一样，人家蒋是正经的哥大教育学博士，只是厚道的蒋博士不去拆穿当年北大校园里的一些内幕而已。有意思的是，老蔡、小蒋与小胡先后都成了北大校史当中的著名校长。
小蒋厚道，民国六年即1917年，他回到了祖国，成为了孙中山的助手。一年多后，受老蔡的召唤，他来到了北大的校园，成为了老蔡的第一心腹，万事首先与他商量。没多久，就把他放在了北大总务长位置上，成了校园当中的二把手。每当老蔡意气用事，赌气出走，将一个诺大的校园里甩给舆论时，小蒋都会得到老蔡的秘密指导，代理老蔡将北大的重担给挑起来，成为了老蔡心目中最佳的代理人。
小蒋的办事能力超强，人品也正，又有美国最牛大学正规的博士文凭，虽然在社会上没有很大的名气，没有资格像老蔡那样，动不动就用辞职的杀招逼对手就范，任性而为，但他为人厚道，做事稳重，时间一长，前后左右的人也都买了他的账。
有关注北大校史的专家计算过，自民国五年即1916年，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一职开始，到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11年间，耍性子，撂挑子，动不动就扔下一校的师生自己去海外云游去了，蔡元培在北大校园的实际时间连一半都不到。
有意思的是，11年里，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这当中的关键因素正在蒋梦麟这里。
事实上，从1916年底开始，一直到抗战爆发，日本人打进华北之际的1937年，21年里，前有老蔡，后有小蒋，一会儿民主，一会儿罢课，一会儿抗议，一会儿排课，一会儿考试，一会儿论文，一会儿通告，一会儿状告，整个北大基本上他们两个浙皮子在那里唱双簧。
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三月间，国内军阀一片混战，支持张作霖的日本人最终和冯玉祥的部队将日本军舰逐出了天津。日本人不干了，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长期掌握北京实权的段祺瑞有点不知所措。听说日本人欺负中国，以北大教授李大钊为首的北大师生跑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结果天安门负责治安的头头竟下命令对闹事者开枪。当场打死了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其中北大教授李大钊与北大学生陈乔年都负了伤。
此时蔡校长不在北京，于是小蒋在第一时间里向遥控着北大事务的蔡校长汇报：三一八天安门前惨案中，北大死了三个人，重伤十余人。
结果蔡元培随后致电当时的北京段祺瑞政府，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其实，那一刻里段总理内心比谁都难受。他本人并没有下令对游行的人开枪，当他得知天安门附近的军人对北大等高校的学生与群众开枪后，他在第一时间里就赶到了天安门，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但蔡校长不管这么多，这次是打定主意了，再不管北大的事儿了。
就这样，表面上北大被教育部派来的临时校长刘哲、李煜瀛以及陈大齐等人托管了，但通过遥控，北大校园里实际的事务还是由小蒋主持着。
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9月，鉴于北大的师生一再要求蔡校长尽早返校主持工作，那时中国的首都已经不是两年之前的北京，而是现在的南京了。而这一刻人在南京首都里从事着更重要工作的蔡元培，对北大的事情基本没有了太大兴趣，他的兴趣更大的是要在国内组建一个大学联盟，而他要成为这个联盟之首，所以他给北大师生复信，表示愿意重回北大，只是需9个月后才能到职。由于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定都南京，从行政上北京已经降为北平了，南京政府新的教育部，犹豫着是不是把北京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
不久之后，针对蔡元培脚踩几只船的情形，南京政府教育部专门发文，取消校长遥领制度。见状，人在新首都南京的蔡元培马上通电北大，称这次是真正的辞职了。随后蔡元培的名片上印上了新的官衔：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民间俗称大学院院长。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直到抗战中他在香港去世，蔡元培终于结束了他的辞职史。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南京政府于12月4日正式发文：同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并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其实，北大的人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表面上老校长蔡元培已经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了，但凡涉及到人事与财务等重大事项时，小蒋依然是老蔡手中的一颗棋子。
在很长的时间时里，北大校园是在小蒋的管理之中，但直到21世纪的今天，北大的校风里依然还存留着老蔡身上的某些基因，自由中的利己，学术中的浮夸与民主中的任性。
从人格上看，蔡元培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当陈独秀热衷于课后跑到天桥八大胡同嫖妓的时候，当胡适时常拉上他的狐朋狗友狂打麻将的时候，当周作人教书之余还想在官场小试身手的时候，在北大校园里的蔡校长却在倡导着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今天回首上世纪中国教育界，蔡元培不仅仅是北大的校长，从教育理念上看，他似乎更像是那个时代里的一位来自浙江的北大校长。
蔡元培前后影响了北大近20年，在北大的历史上，当校长时间第二长的为改革开放之后的许智宏，从1999年一直干到了2008年。可说起来，除了他在任那些年的师生外，一般社会上的人基本不知道此公在北大历史上，竟是个当校长时间仅次于蔡元培的人。这位植物学家出身的院士，在位九年期间，为北大所做比较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为抢身边清华大学的风头，在传统的文理科外，又搞了一个北大工学院；二是从东边的成府园到西边的畅春园，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周围为北大争到了60多公顷的土地。
在北大的校长史上，任期第三长的马寅初其历史影响与社会名气则明显要比其他人大得多。
很多关心中国国运的人，常会有一种说法，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这个挨批的不是别人，正是北大历史上著名的马寅初教授，马校长。
六、
聊起来，马寅初与首任校长蔡元培之间颇有渊源。
首先，两人都是生在长在浙江绍兴。加是后来那个出生成长在绍兴旁边的余姚人蒋梦麟，这三个浙江人在北大建校后的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把北大给把持了。无怪乎后来胡适与陈独秀等北大的安徽帮，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时常发牢骚，说是北大的校长是他们浙江人，总务长是他们浙江人，教务长也是他们浙江人，整个北大校务会几个浙江人说着家乡话就把校园里的大事给定了。
接到校长任命，蔡元培于1916年底来到北大后，想着学校未来师资的人选时，绍兴才子马寅初是最早来到他心目中的几个人之一。有点巧的是，胡适是在美国藤校哥伦比亚大学拿的学位，蒋梦麟在这里拿的学位，马寅初也是在这里拿的学位，区别只在于，最有学问的胡适进北大当教授时只拿了个硕士，蒋梦麟进北大时拿下了一个哥大博士，而马寅初竟然在哥大拿下了经济与哲学两个博士。
与两位哥大的校友不同，作为中国经济界学术泰斗一级的人物，马寅初在政治方面的经历更复杂一些。依着有美国两个学位的优势，他对政府的批判格外强烈。当年中国财经界的头面人物孔祥熙在三十年代从事经济改革时，马寅初就对孔的经济政策，指名道姓地臭骂了一通。还不过瘾，最后连孔的妹夫蒋委员长也一起连着痛骂。老蒋到没什么，可他手下的那些军统、中统之类的小兄弟不干了。他母亲的你不就在美国大学里多吃了两年的洋面包么，牛逼什么。结果，找了点事儿，就把这位纽约哥大的高材生先是关到了贵州的集中营，最后软禁在了重庆。
有着反蒋的政治资本在身，所以延安这边的人对马寅初也颇想利用。于是当人民领袖和周恩来他们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后，在欢迎仪式上，马教授竟然跑向周恩来身旁，拍着这位未来政府总理的肩膀称兄道弟了起来，见状周围的媒体无不伸舌。
马寅初向周恩来提出早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自己就是北大的教务长，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己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以及浙江大学都担任过校领导，这次重回北平，哥大只拿了一个硕士的胡适和只拿了一个博士的蒋梦麟都当过北大校长，现如今也该自己坐进北大校长办公室了。
周恩来一生周到，他深知北大的门派之斗由来已久。目前在北大办公室里坐着的人名叫汤用彤，和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他们纽约哥大的人不同，他是波士顿哈佛出身，汉学了得，与学术界著名的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他知道汤用彤与自己的恩师天津南开的张伯苓走得很近。多少年了，北大校园前后的事情既复杂又敏感。此刻正值建国之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马寅初先是去老家浙江大学当了校长，一年多后，抗美援朝开始，五次战役基本打完后，国外的大局已基本稳定。回过手来，为了减少美国人对国内年轻人的影响，全面的学习苏联，中共高层决定，开始在国内教育界发起一次重大战役，即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周恩来亲自点将，调当时浙大的校长马寅初进京坐镇北大，将原来城里红楼校园迁到郊外燕大的未名湖畔，和清华大学做了邻居。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段往事，兄弟曾在家里的饭桌上，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母亲的感慨。
兄弟的母亲当年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在清华物理系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全面爆发，举国注意力全在朝鲜战场上。1952年，当中美两军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后，美国那边反共的麦肯锡参议员发起了一场强烈的反共运动，搞得美国左派人人自危。中国这边也开始了全面的反美运动，在中国教育界里最明显的反美动作就是借着高校所谓的院系调整，就势将百年以来美国在华的所有大学全部消灭掉。清华因为是工科，以培养工程师为主，因而没有大动。清华西边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自建校起就是美国人出钱建立的一所教会学校，校长一直是美国人司徒雷登（John Stuart），所以当时成为了北方第一个要消灭的受美国影响的大学。按照当时最高层的想法，清华北大，一工程，一文理，清华这边把原来在清华读书的蒋南翔调回来当校长，北大那边把原来在北大当教务长的马寅初从浙大调来出任北大校长。做为以工程为主的清华，凡和工程无关的院系通统调到北大，同样北大的工程专业一并加入清华。
兄弟的母亲是清华物理系的，属于理科，和化学系与生物系一样，一起打包并入了北大。
原来北大在城里的沙滩红楼，因为离天安门太近，建校以来，有事没事儿总爱到市中心去集会闹事，担心学潮与学运的不良影响，中央院系调整后以市中心北大校舍不够为由，就势把这个总是闹事的学校给迁到远远的郊外去。
对历届的执政者来讲，清华与北大的校风从建校的第一天就不太一样，前者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喜欢问的问题是怎么做，而后者培养出来的学生最爱问的是为什么。
兄弟的母亲就是带着怎么做的文化来到了北大物理系的。
坦率地讲，1952年秋天的北大物理系大概是中国历史之上，阵容最强大的物理系，也是关系最为复杂，彼此之间成见最是微妙的一个物理系。先说清华这边过去的几位，领头的是清华大学前教务长周培源，算是中国物理界的头面人物，再就是中国物理界前辈中的前辈的叶企孙先生，第三位物理大师就是王竹溪了。兄弟的母亲当时是王教授的研究生，所以跟着他从清华来到了北大。从兄弟记事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管王竹溪叫过王老师或王教授，永远称他为王先生。文革中，从美国回国与毛泽东见面的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见到王先生也是毕恭毕敬的，毕竟当年杨振宁是王先生亲手带出来的研究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杨振宁和兄弟的母亲是地道的师兄妹；从城里迁到城外的原来北大物理系的人也都是些很牛的人，他们分别是饶毓泰、赵广增与胡宁；而没有动过地方，原来就在燕大物理系的也有两位比较牛的人，一位是黄昆，另一位是褚圣麟。这么三拨精英拥挤于一起排排队吃果果，其景象远比当年梅贻琦领导着清华、北大与南开三拨人在西南联大时更为壮观。但是对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年青人来讲，比如像兄弟母亲这种小辈的小辈来讲，给本科生开课之类的活就有点难干了。
当时北大除了物理系，估计哲学系、中文系与经济系那边情形也差不太多。
不过好在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大手笔，为了解决清华、北大与燕大师资之间的门派冲突问题，干脆从浙大把校长马寅初调来，毕竟当年人家就是老北大蔡元培时代的教务长，况且你们这些著名教授当中，谁拿过两个全球著名高校的博士，更关键的是，你们谁以大无畏的精神做过国民党的大牢？
就这样，德高望重的马寅初自信地坐进了未名湖畔的北大校长办公室里。然后一边管理着学校，一边继续着他的经济研究。从经济学出发，当年早在蔡校长当政的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寅初就在很多场合表述过对中国人口快速増长的忧虑，并且一直在撰写着有关文章。
1957年作为北大的校长，同时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寅初在高层的很多场合里呼吁着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当年6月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马寅初专门做了一个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对当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很不幸，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开始遭到一轮又一轮的严厉批判。不到一年中，连点名带影射，全国著名的报刊杂志共有6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中最令马老伤心的是，很多文章竟出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之手。
更令马寅初难以忘怀的是，1960年初，在北大召开的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上，老人不得不承受着极大的侮辱，特别是一位校办秘书竟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声称他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那些日子里，马寅初每天都遭到与会者的围攻。为了自保，甚至连陈岱孙这种从哈佛回来的经济学者，也在看着周围脸色之中，愤怒地批判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极度的政治压力之下，马寅初的血压一度高达190，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两个月后，1960年3月底，教育部做出了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决定。
这一年马寅初78岁。
还好，20年后的1980年，98岁的马寅初在家里听到了来自一位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治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几天之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马老家中，态度恳切地说道：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
客人走了之后，老人嘴里喃喃地说：精神愉快？我还有更多的晚年吗？
1982年的春天里，在这片让他爱也让他恨的土地上生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老人，带着说不清的愉快还是沉重，永远地走了。
至今，北大大学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校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也体验过如此多的欢愉。
2019年春天，也就是在马寅初离开这个世界的37年后的一天里，在饭桌上兄弟问起母亲有关马校长当年的那些往事。
母亲感叹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人心情是愉快的，马校长的心态比较好。长寿是硬道理，我们老北大的人做过统计，平均寿命最长的是他们哲学系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物理系的了，马校长能活到一百岁，根本原因还是他人品好，学问也好。
七、
聊到北大哲学系，当中有两位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一位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贴出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而闻名于史的女子聂元梓，另一位是因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宗教哲学的理论大师任继愈。
和蔡元培、胡适及马寅初一样，在北大历史极为艰难而混乱的时期里，聂元梓曾经也是坐在北大一把手的办公室里号令过校园；不像上述几位北大的一把手，任继愈一生也没有担任过北大的校长，但作为老北大却是一个与蒋校长、胡校长与马校长有过很深交往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北大哲学系的老师，都曾和人民领袖有过直接的交往。
任继愈出生于民国五年即1916年山东德州，在济南念的小学，后来来到北平，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蒋梦麟时代的北平大学附属中学。
今天北大人特别不爱提1927年到1949的一些往事，那段时间里北京降格为北平，不再是一国之都了，结果蔡校长跑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通过自己的学生蒋梦麟遥控起了北平大学的事务。
注意啊，那二十多年里，今天的北二环以里沙滩红楼那边的校区不叫北京大学，而是被称为北平大学。
所以任继愈从山东那边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学附中，而是北平大学附中。18岁那年他又以比其他中学更有利的竞争优势，直接考进了北大的哲学系，由此成为了北大哲学系里嫡系的嫡系。日本人打进来之后，他跟着蒋梦麟他们先后一路逃到了长沙及昆明。北平红楼这边，后来就是鲁迅他弟周作人负责了，结果哥哥树人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旗手，弟弟作人却成了不齿于中华民族的汉奸。
任继愈一生不爱掺合政治方面的事儿，抗战期间本科毕业了，干脆他又直接于1939年考上了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成为了从美国哈佛回来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与佛教史，两年之后成为了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给他发学位的不是北大的蒋梦麟，而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大校长清华的梅贻琦。但不管怎么说，那一刻里，尽管25岁的任继愈还不能被人称为将哲学与佛教合二为一的一代宗师，但其于业内之名气已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了。
再聊点聂元梓的成长经历。她于民国十年即1921年出生在河南滑县，13岁在河南开封北仓女子中学读初中，16岁到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高中。17岁时她从太原师范来到了晋城华北军政干校，那时为了抗战，中共的朱德正在和山西王阎锡山称兄道弟，彼此热乎得不行，聂元梓的哥哥聂真是中共地下党人，受他的影响，聂元梓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中共组织系统的惯例，从入党的第一天起，该同志就算是正式投身于革命了，党龄要从这里算，工龄也得从此算起。这就意味着，此刻人在抗日后方22岁的任继愈正在忙着备考北大著名哲学大师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时，17岁的小聂已经在抗日的前线入党革命了。
抗战胜利之后，胡适从美国来到了当时的北平，成为了北平大学的校长，他最信任的无疑还是那些从美国回来的那些兄弟，于是有着哈佛背景的汤用彤自然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导师在北大的地位一升，哲学系的任继愈自然也跟着沾了不少光。此刻30岁的任老师成了哲学系里独当一面的业内精英。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原准备定都于哈尔滨的毛泽东将他手下的大量干部派往了东北。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在延安先是学习工作，后又结婚生子的聂元梓跟着老公来到了哈尔滨，并成为了区委宣传部长及市委理论处处长，年仅25岁的她俨然经了革命队伍当中的聂处长了，资历不凡。解放之后，1952年国家给革命干部定级时，年仅31岁的聂处长竟然给定了个12级。
党内的人都知道，13级以上的人基本上就是社会当中的高干了。有句老话，官长脾气大，一向强势的聂元梓在仕途上有多牛，家庭方面就混得有多背。38岁之际，她和老公已经有了3个孩子，可两人竟然以离婚的方式分了手。那一年是建国十周年的1959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女人如果离了婚，在社会上的名声将有多糟，21世纪今天的人类是很难想像的。
与此同时，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埋头学术与潜心教学的任继愈家庭和美，事业进步，在北大哲学系里，从讲师、副教授，一路升到了教授，并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更了不得的是，就在聂元梓与老公吵闹着离婚的那段时间里，连校长马寅初都不敢想像的一个巨大的荣誉竟然落到了任继愈的脑袋上。
从夏天开始，43岁的任继愈清楚的记得，1959年的北大大学校园里，所洋溢着的那片欢乐向上的气氛。
那一年不光是北大的师生，事实上整个共和国的人都生活在一片难以言表的幸福之中，原因是这一年正值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大庆。经过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之后，得到苏联的帮助，中国已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国内外的形势还算平和。
几年来，任继愈个人的事业也发展得不错，在手下研究生们的帮助下，自己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论》已经出版发行了，同时接受很多学术杂志的约稿，自己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文章得到了业内的关注与好评。身边已经有人开始在传，自己晋升为正教授的事已经从系里报到了学校。
身边听到唯一的报怨是，这次十一国庆节的天安门前游行队伍中，为什么只让他们清华的民兵师去接受检阅，咱们北大的年轻民兵在五四体育场上的训练哪点不如他们清华。还不是咱们北大的马校长是个书呆子，不像他们清华的蒋南翔蒋校长能来事儿。
1959年秋季开学不久，国庆节就到了。
天安门前的大游行与大阅兵随之开始了。这次建国十年大庆，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不但有他的小兄弟胡志明与金日成，关键是还有他的老大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刚刚去美国和爱森豪威尔见过面。对此，站在他身边的毛泽东是很犯嘀咕的。果然，当赫鲁晓夫看到林彪元帅坐在敞篷车上检阅三军后，特别是在游行队伍中看到清华大学民兵师的人持枪正步走过天安门时，只见他笑着小声地对毛泽东说道：关于原子弹，我看是不是把人撤了？
这话在外人听来，似乎毫无逻辑，但在昨天晚上，苏联人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基调，一再叮嘱中共，原子弹有我们苏联罩着你们的安全，中国经济上还很困难，建议你们不要再搞了，你们硬要搞的话，我们就只好将在华的苏联军事专家全都撤走。另外希望你们不要继续在台湾海峡制造危机，更不要在边境问题上继续与印度发生冲突。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对苏方的所有提醒，基本上就一个态度，凭什么？
此刻，正值周边兴高采烈、万众欢腾之际，没想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赫秃子又提起昨晚的议题，这不成心扫人兴么？
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毛泽东是不能发火的，于是他眼睛看着下边的长安街，嘴里用他那浓浓的湖南讲了相信对方一定也能听得懂的话：能给最好，不能给就算了。
站在他们两人身后的俄语翻译将他这句话讲给了苏共第一书记。
只见赫鲁晓夫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高手过招，常常是看不到刀光剑影的，但举国生死安全，竟已系于其间。
那一刻里，全中国极少有人能捕捉到天安门城楼之上的那片微妙间的博弈是何等激烈而残酷。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此刻人在北大校园的任继愈。作为一个普通的北大哲学系老师，高层发生的那一切，他是完全想像不到了。他和所有的国人一样，只有一种感受，中苏两国仍在蜜月之中。
更令任继愈想像不到的是，十年大庆的刚刚过去一个多星期，举国还沉浸在一片兴奋之际，一个星期天下午，系主任骑着自行车来到家中，通知他说：请速速前往校党委宣传部，有急事。
什么事儿？听到这个消息后，任继愈在自己的大脑里迅速地回想着，尽管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彭德怀在庐山上出事之后，听说最近又要开展一次反右倾的运动了。我最近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或文字吧？
当任继愈拉着发软的腿肚子进到校党委宣传部办公室时，只见在宣传部长的陪同下，一个看上去年纪比自己小一些的中年人，一边向自己伸出手来，一边自我介绍道：我叫林克，现在中南海里工作，请问任教授明天晚上有空吗？
任继愈一头雾水，听说对方是中南海里的，心中又是一紧。随后他答道：我的课都在白天，晚上应该没有问题。
那好，林克说：明天晚上我们派车来接你。
我能知道明晚有什么事儿吗？北大哲学系的副教授紧张地问题。
对方笑了笑，没有回答，而是扭过头看着北大宣传部长说：明天晚上我们派车来接任教授。
那时，整个中国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要工作，一周只有一天休息，结果这个周末，任继愈基本上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白天的一整天里，任继愈都是在心神不宁中度过的。下了班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和夫人说学校里有急事，然后就直接来到了党委宣传部。
没有等待太久，一辆小轿车如约而至。
上了车后，在秋天的夜色里，汽车一路顺着魏公村、紫竹院、西直门、西单、六部口，然后左拐竟进了中南海。
这是任继愈第一次进中南海，他记得几年前一个历史系的老师谈及时政时，曾以一种开玩笑的说道，对于中国男人来讲，人生应有两大目标，活着进中南海，死后去八宝山。
看来今天自己的第一个目标算是实现了。
正想着，车子一路开进了丰泽园，在园子下车后，就见到昨天在北大见到的林克已等在园子门口处。
任继愈随着林克来到了颐年堂，顺着走廊来到了东侧的一座四合院里，随后他们进到了一间悬挂着紫云轩匾额的屋子里。走进房间后，只见有个人已坐在了那里，见他们进来那人忙站起身来寒暄。
一路拘谨的任继愈，见到那人后，竟笑出声来：唉，小项，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这个被称之为小项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和任继愈同年考进北大哲学系的项志逖，如今大名鼎鼎的中央政研室的胡主任及《红旗》杂志社的胡主编，胡绳是也。
当年进入哲学系学习的十几个同学里，最后只有任继愈等三个同学算是真正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继愈跟着随着蒋梦麟等北大师生，一路南撤，后来继续在西南联大攻读哲学史，而小项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跟着周恩来他们在重庆一起办起了《新华日报》，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胡绳。由于解放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解放后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管理全国媒体的中宣部官员，再后来又成为中共核心媒体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因为当年同在北大红楼读书的这层关系，平时两人之间也偶有走动。
不曾想，20多年之前的同学今晚深夜竟在中南海内的紫云轩相遇了。
结果在这间紫云轩主人没有出现之前，两个北大的校友聊了起来。原来此轩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他们北大的半个校友，当今全球著名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
至此任继愈才知道，今晚正是人民领袖毛主席邀请自己来这里面谈的。他的印象中，一个多星期前，人民领袖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赫鲁晓夫等当今世界领袖交谈呢，想不到他竟然会有兴致和自己交淡。
谈什么呢？
五六十年代在人民领袖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然而让任继愈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是12日晚上来到紫云轩的，这中间人民领袖身边最重要的秘书陈伯达也来参加了这次活动，而真正要和他谈话的主人毛主席却是13日凌晨的4点前后才出现在了房间里。
那天人民领袖兴致很高，他一进门看着任继愈就说：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你是党员还是民主人士？
人民领袖的湖南口音极重，山东长大的任继愈听起来很吃力，仔细倾听下，大概的还能明白。
看着人民领袖任继愈连忙回答：我是三年前1956年入的党。
人民领袖笑着说：那你的党龄比清华的梁公子还长啊。
听到这里，陈伯达和胡绳都大笑了起来。
原来毛泽东年轻时代心目中大英雄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从太太林徽因去世之后，就给清华党委写了入党申请书，结果由于很多莫名其妙的原因，清华党委一直不当回事。后来通过周恩来的渠道，梁思成总算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递到了人民领袖手上，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亲自批示下，依然拖了好几年，直到年初才刚刚入了党。
所以见到北大清华的人，人民领袖总爱从入党方面的事儿聊起。
那天人民领袖的聊兴很高，顺着梁启超的事儿，他对任继愈说道：我看了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处，不过梁启超没有讲清楚的事情你的文章讲清楚了。你写的讲佛学禅宗的文章我也都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大纯。
说到这里，人民领袖又转头看着身边的陈伯达与胡绳说道：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你们不看么。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说到这里，人民领袖竟缓缓地摇着头开始大段大段地背起了坛经。
看着年已66岁的人民领袖，记忆力如此之好，四十出头的北大哲学系老师瞬间折服了。
人民领袖身边的人都知道，身为共产党人，主席对禅宗极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为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每次离京去外地时都要带在身边。
任继愈是研究佛学当中的哲学的，他知道尽管六世祖慧能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奇高，特别是他身上有一种反潮流的精神，勇于创新，敢于否定已有的教条。当年禅祖菩提达摩传教的方式就和别人不一样，汉传佛教的另外七宗皆是从西域而来，惟有达摩祖师从东方海上来到中国。为了让佛学更容易在中国扎根，在戒定慧的修炼中，禅宗创造性地把外来的宗教本地化了。当年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更好更快的本地化，而不是最终变成僵化的教条主义，如何让中国的农民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方面人民领袖确实是对禅宗落地于中国的经验有所感触，也有所借鉴的。
那天在菊香书屋，几个人围在一张小方桌周围，气氛极好，人民领袖一路天马行空，谈吐飞扬。中间还让后边的厨房做了一顿简便的早饭，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聊。
谈及中国哲学史，人民领袖说道：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
谈及宗教史，人民领袖看着任继愈说道：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搞？基督教福音书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五百人的大系么，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淡及先秦文化与佛学，人民领袖说道：《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听到这里，任继愈心中一惊。那时普通的老百姓都觉得当时中印关系好得很。尼赫鲁一直在推动着不结盟运动，对中国的态度还算积极。三年后，中印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被中国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下后，半个世纪里不再猖狂。后来，每当任继愈回忆到他和人民领袖在菊香书屋的那次谈话时，他都对人民领袖做事情的筹划与隐忍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天几个人从古典哲学、宗教哲学、现代哲学、教育学一直到逻辑学，前后聊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几次暗示中，几个历史大学问家才终于结束了这场精彩的对谈。
其时，天已大亮。
回到北大之后，每当周围的人向任教授问及此次他与人民领袖的交流感想时，这位从十几岁就开始从事哲学与宗教研究的大学教授对人民领袖的评价是：主席的知识面太宽了，太深了，真不知道他读过了多少书，无所不通。他不但能够记住很多书中的关键细节，更神奇的是他在准确的引经据典中，总能把书中的知识与现实问题当中的解决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确实，很多人一开始听不大得懂他的口音，交流之初有点吃力，不过一旦你能够理解他的意思之后，你就会完全被他的幽默感所迷住，真的不可思议。
这次谈话的五年之后，按照人民领袖的批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4年专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教授成为了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43岁的聂元梓从北大经济系调到了北大哲学系，成为了与任继愈的工作关系极为密切的同事，因为这一年，喜欢折腾的她在北大陆校长的安排下，成为了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也正是这一位置，为她日后名扬天下，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
八、
聂元梓1959年和丈夫离的婚，迫于舆论压力，在原来的单位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哥哥聂真的帮助下，她于离婚一年后，带着孩子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大学，投靠了陆平，陆校长。
作为1938年入党，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干部，当时北大的陆校长先让她去经济系，一方面聂真是自己的朋友，她的妹妹来北大，不管怎么说也可以算是自己圈子里的人，经济系的系主任陈岱孙是老清华的，52年院系调整来的北大，尽管桃李满天，但从政治上来看，毕竟只能算是党的同盟军。现在让一个38年入党的老同志守在他身边，从学校方面看，也不失为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控制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北京高校的内控越来越紧，对待所谓的党外民主人士，从老专家到老学者，表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但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只是象征性地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至于建议权与决策权，绝对排斥在外。这种尊重有余，信任不足的情形，早成当时高校内部的普遍现象。
就这样，作为陆校长的自己人，聂元梓先是当上了北大经济系的副主任。由于只有高中学历，所以教学科研之类的就免了，负责一些党务行政方面的事情，还是能够胜任的。
陆校长确实待聂真的妹妹不薄，人来北大不久，就给她分了套三居室，并帮助她解决了两个孩子入学的问题，分别进了两所市重点中学，101及北大附。陆校长之所以如此厚待一个离了婚的女人，那是因为除了她是老革命聂真的妹妹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聂元梓有意无意地老是提到她和眼下主席的大秘田家英的关系非比寻常，很多事情她甚至可以通过田家英直接反映到人民领袖那里。当年在延安，作为两个同龄人，河南的聂元梓与四川的田家英之间是一直有着来往的。
聂元梓受教育程度有限，没能力给学生讲课，更不要说带研究生做课题了，但她帮助系里一线教师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方面还是有些办法的。比如在反右运动中不幸当了右派的年轻教师厉以宁，一度生活极为艰辛，由于夫人与他两地分居，作为一个单身汉，冬天里只能屈居于海淀镇贫民区的一间小平房里，连生火取暖都不太会，日常生活狼狈不堪。为此，聂元梓想办法跑前跑后，最终将他的夫人从东北调进了北京。让聂元梓痛心的是，几十年后，当自己落魄如丧家之犬时，已在社会上名气很高的厉教授却对自己的事情，不闻不问，唯恐躲之不及。
当时北大的高层都知道，多少年来最高领袖对哲学远比对经济学更感兴趣。因此，从大名鼎鼎的冯友兰开始，北大哲学系系主任黑格尔专家郑忻，一直到骨干教师中国哲学大师的任继愈，皆有着通天的关系。北京市一把手彭真长期对外讲，毛主席倡导调整研究之风，北大哲学系就是我在教育界里的点。由于诸多的关系，致使陆校长也对哲学系的那些名家学者礼让三分。当然，整个北大也都知道，哲学系内部的门派林立，矛盾重重，一片是非之地。
为了更好地控制北大哲学系，陆校长决定把自己的亲信聂元梓给派到哲学系里做自己的耳目，把最高层很多事情不经过学校，而是直接捅到系里，比如人民领袖半夜把系里的骨干教授直接拉进中南海里畅聊之类的事情，及时地汇报上来。于是，聂元梓在经济系工作了两年多后，一纸调令，1963年10月她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身份，来到了哲学系。
那时从一个系的系副主任调到另一个系做党总支书记，在很多北大人眼里，算是一种提拔了。
聂元梓到哲学系工作刚刚半年，社教运动平地而起，结果中宣部由张磐石副部长带队，领着手下一帮子人下到北大来蹲点搞运动。
这些人来了之后，以工作组方式，越过了陆平他们校一级领导，直接到系与教研室等基层来摸情况整资料，一时间搞得北大高层人人自危。当时所有北大人都有一种感觉，在年年月月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大概上边是要拿校长陆平开刀了。
搞了一圈所谓的调查研究之后，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表态说，他要将北大哲学系作为自己的调查点来抓。
如此一来，主要负责党务工作的聂元梓就被夹在了张磐石与陆平之间。一个是来自上峰位高权重的运动领导者，另一个是有恩于自己，但正在失宠于上边的校长。
聂元梓在理智与感情中犹豫着。后来利用她和田家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她又直接给当时国内的人民领袖、刘少奇以及北京市委一把手彭真写的信，信中谈了她的困惑。
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越过无数级别，竟干出了这种事来，可见聂元梓的胆子有多大。
不过，在社教、四清到文革的那段时间里，高层都在忙着权斗，谁有心思去关注一个基层干部内心的困惑？结果聂元梓写给三巨头的信，皆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那段时间里，单身多年的聂元梓结识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吴和周恩来同年，当时已经67岁了，孩子已大，老伴也已去世，独身一人。一来二去的，44岁的聂元梓就和这个比自己大了23岁的老人结婚住到了一起。由此可见，聂元梓的胆子有多大。
吴溉之当年是黄埔四期的，林彪的同学，和林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期间去了东北，解放后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由于工作关系后来和中纪委的安子文成了好友。尽管中共八大之后安子文当上了中组部部长，但作为老友他们还是像过去一样，闲暇之际聚在一起打麻将。
聂元梓和吴溉之结婚之后，自然也就认识了安子文及他的红颜知己。一来二去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极高的聂元梓竟然怀疑安部长的女友邓觉先是海外特务。不久之后，聂元梓又利用中国安全头子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在北大蹲点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搭上了康生这条线。私下里，她向康夫人汇报说，中共组织部长安子文竟然与海外特务生活在一起。康生得到聂元梓的密报之后，欣喜若狂，倒不是抓住一个女特务的价值有多大，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件事情先把安子文抓起来，然后通过他，再把长期在背后支持他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叛徒的罪名整倒。
当得知自己新娶的女人，竟以如此无耻的方式出卖自己的好友安子文以巴结康生，老红军吴溉之不久被活活地气死了。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通过曹轶欧，聂元梓得知人民领袖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刚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组员为陈伯达、康生、江青与张春桥，他们四个人是未来毛主席最信任也最依靠的人。彭真他们马上就完蛋了，你们北大的陆校长和彭真是一伙的，也要完蛋了。
听到这时，聂元梓不是为长期帮助过自己的陆校长而难过，而是在第一时间里考虑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由于安子文的事情，近来她和康生已经走得很近了。为了能够靠上此刻毛主席身边最重要的红人康生，这个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开始利令智昏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由彭真所主导的《二月提纲》，号召人民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那一刻里，为了在康生面前有所表现，利令智昏的聂元梓竟拉上北大哲学系的几个教师，在北大的那个老师学生每天来往经过最集中的东大饭厅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笔为哲学系的教师杨克明，但由于聂元梓自称认识康老的夫人，中央有内线，所以她只是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了三句口号，就在别人签好字后，在所有的人前边又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在大字报前，一时之间，人山人海，观者无数。
知道聂元梓调来北大工作前前后后的人，特别是经济系与哲学系的老师们，看着聂元梓的名字，纷纷摇头，谁都可以给陆平贴大字报，可你聂元梓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这当中，任继愈也从38楼的哲学系来到了大会堂前面，驻足观看。
与此同时，站在任老师背后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只见他踮着脚在人群中抄写着大字报的内容。半个多小时之后，他抄写的大字报内容被送到了当时人在北大蹲点的康夫人曹轶欧的手上。这段时间康夫人一直住在北大专家招待所里。
关于北大的东大饭厅，兄弟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常常去那里看电影。
兄弟一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但骑上自行车，穿过成府，十分钟不用就可以从北大东门进入到北大校园里。
兄弟母亲在北大物理系教书，所以她经常能从单位里拿回北大工会发的电影票。
不像清华校园里有座大礼堂，节假日时，全校的师生员工都可以在当中，或搞典礼，或排节目，或观电影，北大没有一个像清华大礼堂那样空间巨大的室内场馆，所以北大有什么大的活动，通常都会在校园南边靠东的东大饭厅举行。兄弟小时候也曾在这里看过不少的演出与电影。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聂元梓和她的几个同事在北大在东大饭厅的墙上贴了那几张被北大人认为有点忘恩负义大字报的四天之后，人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与邓小平连开了几天会议之后决定，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张承先年轻的时候考上过清华，后来参加革命，这次来北大出任工作组组长之前一直在河北工作，至于为什么派他来北大，自己也是一头的雾水。
按照上峰的意思，张组长到北大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宣布撤销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职务。随后宣布：1）大字报贴在校内；2）开会搞文革不要妨碍正常的教学活动，游行不要上街；3）外国人不能随便进校；4）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5）不准打人，等等。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康生将夫人从北大抄写的聂元梓等七人所写大字报，以安全密件的方式，于5月31日送到了此刻正呆在杭州的人民领袖手上。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后，随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人民领袖心目中，北大已经成了反动堡垒了。
结果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的六一儿童节里，整个中国就像是一群儿童在胡打胡闹，《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者陈伯达。
更令全中国人民感到恐惧的是，当天晚上，那位一向习惯于以一种庄严无比的声音朗诵的夏清叔叔，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高声地读着一篇即将在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然后又念起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最后是当晚的重头戏，由北大哲学系聂元梓他们贴在东大饭厅的那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那天夜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的很多中国人都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个聂元梓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们在无处不在的广播里听到大字报的结束语中喊出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与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口号时，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预感，看来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要从北大的校园里刮起了。
那一刻里，坐在家里收音机前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任继愈教授，也感到十分的紧张。
广播结束后，他一个人依然坐在黑暗之中，久久地发着呆。
不知什么夫人推门进来了，就在夫人打开家中的电灯时，任继愈以一种感慨的声音对夫人说道：这下子，聂元梓老师将进入历史了。
关于为什么毛泽东执意在在晚年发动一场文化革命，至今相关的动因，众说纷纭。
不过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还是用当事人的在那场运动前后的说辞，做一些参考吧。
1966年6月10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的一个多星期后，仍在杭州滞留的人民领袖当晚与越共第一书记胡志明谈到了文革，望着比自己年长3岁的越南老人，人民领袖感慨地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我们最近的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与新闻界。
回到河内后，胡志明对手下的黎笋、长征与范文同他们讲：从杭州的讲话中看，这次毛泽东是想把这场文化革命限定于文化领域之中，他的初衷还是担心中国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接班人。
可毛泽东真的如同越南领导人那么想的吗？
送胡志明回饭店休息后，6月10日当晚，毛泽东又召集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他说道：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至少在杭州的这一刻里，与会者心里都知道，人民领袖嘴中的积极分子是谁，她又是怎样把文革的火点起来的。可依靠北大贴大字报的这个女人能把运动进行到底吗？
从浙江、湖南、湖北转了一圈的人民领袖，于1966年的夏天回到了北京。7月24日他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
人民领袖一再提到的聂元梓，让在座的康生内心很是得意，也让在座的其他人，对北大的这个女人心存好奇。
1966年8月5日，所有中国人在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令他们震惊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者竟是毛泽东。只见这张让全国人民都读到的大字报上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人民领袖的这张大字报与北大东大饭厅的大字报，遥相呼应，一时之间在中国政坛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更令全国人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天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公的公报上，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名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那一刻里，有些人明白了什么，但更多的人开始先是胡涂，后来又恐怖了起来。
后来才知道，以疗养为名，直到大会闭幕之前，林彪一直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他得知自己竟然越过了刘少奇与周恩来后，成为了党内的二号人物时，他的内心其实是比所有的人都更感到恐怖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
五天之后，康生提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同志希望给她在北大创建的新校刊题写刊名，那一刻里人民领袖想起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远行就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北大，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北大的那一页确实应该翻过去了，想到这里，他提笔写下了三个大字：新北大。
接到毛泽东手书那一刻里，聂元梓攀上了她人生之中的顶峰。
九、
回首往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确实最早是在北京开展起来的，在北京最早开展运动的是北大，在北大挑头揭开运动盖子的是那张哲学系老师们写的大字报，而写出这张大字报的提议者带头签名者，又恰恰是那个45岁野心勃勃的河南女人聂元梓。
人民领袖给聂元梓的新北大题词的一个星期之后，他身穿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走上了天安门，检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正是在这一天里，他在城楼之上见到了那个传说中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女人。
自此聂元梓觉得自己通天了。她知道，人民领袖的女儿李讷曾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现在化名为肖力在解放军报工作。以校友为借口，聂元梓主动贴近了肖力，时常向她提供着北大内部的信息。一次聂元梓将北大历史系贴出的一副对联讲给了肖力听：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后来肖力将此联转述给了父亲。不想人民领袖来了一句：你回去见到聂元梓就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么。
发动文革两年后，一次人民领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当时北京高校的所谓四大领袖，看着聂元梓人民领袖表态道：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那段时间里，得志当中的聂元梓好不风光，走在校园里，见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一派得意忘形之像。
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任继愈教授，在文革风暴掀起的最初那段时间里，一直以辩证的哲学思维在考虑着一个问题，人生太过得意，过了某个限度后，接下来的很可能就是物极必反中的乐极生悲了。
文革之初的那些日子里，像注射了激素一样，聂元梓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继66年5月在北大东大饭厅里贴出了文革当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年底她又以新北大新师大名义，联合造反兵团跑到了上海，去给当时上海的曹荻秋与陈丕显等领导贴了大字报，随后上海市开始陷入了全面的瘫痪。
翻过年来，1967年1月，聂元梓又用手中的舆论工具组织发表了批判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大字报，由此造成军内极大的混乱；
1967年2月，在聂元梓的率领之下，新北大造反派前后冲到中宣部、高教部、中组部、统战部、中央民委、中监委、交通部、华北局，直接抢权夺印，由此直接搞乱了国务院的正常工作；
1967年4月，聂元梓组织了一个名为除隐患的战斗队，任务为揪叛徒，第一批受到这个战斗队攻击的就是彭真与薄一波等来自山西省的北京领导们，由此导致北京市与山西省的大乱。
利用全国发行量已达55万份的《新北大》，聂元梓签名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并第一个叫嚣着要捣毁刘邓陶黑司令部，砸烂他们的狗头，随后全国开始大乱。
由于造反有功，在1967年4月底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聂元梓竟然从一个小小的大学系党总支书记一跃而起，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
文革当中的北京市革委会，基本上就是之前与之后的北京市市政府，这意味着46岁那年，聂元梓已经步入省部级的领导行列当中了。
大权在握的聂元梓自此利令智昏，她的第一目标就是要把北大校园里和她唱反调的另外一派组织井冈山，给干净彻底的干掉。
对方不服，那就打吧。
结果当时北大当中的两大组织，新北大与井冈山开始从文攻一路发展为武斗，双方大打出手，北大校园由此乱成一片。
作为文革当中造反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在那一刻里已然忘乎所以。那些日子里，她甚至以当年控制中国政坛达四十多年的慈禧太后自居，由此北大校园内外皆称她为老佛爷。
然而，在社会上聂元梓有多风光，在其内心深处就有多恐慌。
都说高处不胜寒。
她也意识到，这是一场相当危险的游戏。后来，她得知由于不堪文革当中的迫害，中国著名的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竟在乱世，领着家人冒死通过香港逃到了国外。受到启示，身处政治漩涡当中的聂元梓一度也产生了一个奇怪而大胆的念头，为什么不能像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那样，带着家人先逃到香港，然后前往自由世界呢。
文革当中，她感到最大的政治压力来自陈伯达。
这位在党内被称为老夫子的高级知识分子，置身文革当中，尽管当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但内心深处也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老夫子最受不了的就是身边的江青了。表面上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事实上这个女人是个极不讲理的人，仗着身后的男人，对周围的态度蛮横恶劣，平时常当着众人之面训斥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如同主子训斥家奴。对此，陈组长只能隐忍。他深知，表面上毛泽东总是不给江青面子，但事实上，江青还是他最信任的人。要知道，当年为了娶到这个来自上海艺术圈的明星，毛泽东几乎和周围所有的同事都闹翻了，甚至以辞职来要挟全党。另外，由于在领袖身边呆久了，陈组长深知，内心深处领袖是宿命的，当年的杨开慧与贺子珍，给他带来的并不都是好运，而自从娶了这个女人之后，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无往而无不胜。
现在这个女人如此嚣张，跟领袖对他长期的纵容有直接的关系。
为了摆脱这个女人，晚上老夫子一次次地跑到林彪那里去诉苦，可白天还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众人在这个女人之前受辱。为此陈伯达对一切得意于权力中的女人都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
文革运动大乱之际，在陈伯达看来，北大的那个女人身上就很有点江青身上的那种飞扬跋扈的劲儿。于是，他就把内心深处的很多烦恼发泄到这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身上。找聂元梓的麻烦并不难，一次忘乎所以的聂元梓将中央文革内部的秘密给捅到了社会。这个辫子被陈伯达抓住之后，自然就有了各种让聂元梓很不舒服的手段。
文革开始之初，作为保护人，康生曾多次向她伸出援手。可渐渐的，康生也慢慢地看透了这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康生何等人物，在高层的政治生活中九死一生，可谓识人无数，从一开始他只是在利用聂元梓。但他发现，这个女人的人品确实恶劣，当年陆平一直帮她，反过来她竟利用大字报把自己的恩人给卖了，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她把刚认识不久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卖了。康生抓住了她送来的机会，先是把安子文的女友以英国特务的罪名扔进了监狱，随后以此为突破口，把安子文也送进了秦城，最后顺着安子文这个突破口，再把刘少奇以叛徒为罪名彻底扳倒。
今天，刘少奇基本上已经被批倒批臭了，他不再可能成为接班人了，至此文革的任务已完成一半。
聂元梓、蒯大富这号打打杀杀的人渣残值有限，该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时候了。
当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以后，聂元梓的苦难来了。
文革当中的1969年里，聂元梓被送去劳改了，罪名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1971年，也就是文革发动五年后，50岁的聂元梓被作为坏份子遭到了隔离审查，由此限制了行动自由。当年的所谓隔离审查，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双规。
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的教育。
1975年聂元梓被转回到北大的校办工厂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在严密监视下，每天强迫打扫院子与厕所，期间接受大大小小的批斗会100多次。其中每次任继愈参加批斗会时，看着自己的前同事在台上受罪，他都会在下边叹气。
1978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里，57岁的聂元梓在北大的东大操场上，当着全校师生员工的面，这个当年在校园里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被扭押至批斗大会现场，经当场宣判后，这个女人当场被逮捕下狱。那一刻里，哲学系的任继愈教授站在群众当中，惟有长叹，厌恶中带着一片怜悯。这一切到底是闹剧还是悲剧，在不断呼喊的口号声中，十几年前的那些往事，开始不断的在任教授的脑子里回旋，久久不去。
1983年，62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17年徒刑，随后送进了北京延庆监狱服刑。
在收听与收看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一般中国老百姓都以为北大的这个坏女人，要在她79岁时才能出狱了。但事实上，她在镜头前被法庭定罪并戴上手铐送往服刑地的一年之后，就在人不知鬼不觉中，被保外就医了。毕竟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作为犯人，监狱里的囚徒是有人照顾的。而一个离开监狱回到社会上的人，其生其死，就要靠家人或自己了。
奇怪的是，1986年65岁获得假释的聂元梓，按理讲最应该负责照顾她的应该是自己的三个孩子。而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刻里他们全都消失了。这当中，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她的孩子们或是怕沾上麻烦而不敢为，或是对母亲当年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太多的痛苦而不愿为；二是聂元梓自身的问题，想当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里，她就敢面对着社会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家里三个孩子还小的情形下，毅然选择了离婚，来到北京后，又和一个老干部结了婚，结果她竟然做出了出卖他人的事情，并再次选择离婚，由此推断，其人品完全不能令孩子们对她有所谅解，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上的那些缺欠，已经失去了与孩子们正常相处可能性。总之，我们常常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一个有儿有女，即不得不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因果报应。
从监狱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收入的聂元梓生活相当窘迫，身无分文的她长期居无定所。出于同情，二姐聂元素曾经给她提供过居所，但不久之后，由于诸多原因她又被二姐的女儿给撵了出来。为这事儿，最后双方还闹上了法庭，对薄公堂。自此，整个聂氏家族对她皆有排斥。可见，聂元梓不论到哪，都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
最后，还是酷好历史的北京实权派人物王歧山在他的恩师杜润生的出面请求下，帮助这位文革名人解决了居住的问题。
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出狱之后的聂元梓，一度最大的愿望竟是前往美国生活。
当别人问她你英语也不会，怎么在那里立足时，她的回答是，我可以给人做保姆啊。
到时候，是你照顾别人还是别人照顾你呢？过两年你就七十岁了。
聂元梓的回答是：我现在就是想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在中国生活，我将永远背负着放不下来的十字架。
聂元梓与一般文革名人不一样，多少年来，她一直以一种不轻易消停的态度折腾着，为自己翻案，想尽一切办法洗白自己的历史，不停地写信伸冤。
聂元梓承认，文革之初在江青的授意之下，她是第一个给邓小平贴了大字报的人，这个她认。但她觉得文革后邓小平坚持要报复自己的主要原因，是她在文革当中迫害了他的儿子邓朴方，使之跳楼跌残。在这一点上，聂元梓坚决地否认，通过已经公开的资料，特别邓朴方的妹妹邓榕的公开出版物佐证来为自己洗刷罪名，她被别人打倒在前，在北大早已失去了权利，而邓家大公子从北大物理大楼跳下发生在后。为此，她一再呼吁当事人邓朴方还自己一个清白。
此外，她觉得自己是北大的人，出狱之后，几十年里，北大对自己一直采取躲避的态度，致使自己生存艰难。为此，她不断地给北大的领导，给国家教委的领导，甚至总书记胡锦涛写信，要求给自己一条生路，然而从六十多岁伸冤到了九十多岁，依然无果。
党的十八大以后，绝不言放弃的聂元梓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当年她在延安学习时，曾经和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做过同学，有这层关系，她说自己会给新的领导人写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的，毕竟自己从17岁起就参加了革命。
不过，近几十年来，最令聂元梓感激的还是当年北大哲学系的同事任继愈了。文革后期，自己挨批之时，文革之后自己入狱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对自己唯恐斥之不狠，躲之不急，这当中唯有任教授非但从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情，还一次次坦荡地以老同事的态度，在精神上鼓励自己，在生活上接济自己。
聂元梓自1986年出狱之时，任继愈刚好离开了北大，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很多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历史的人都知道，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宣统元年即1909年中国的第一所大型藏书机构京师图书馆，主要服务于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正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聂元梓认为同样是北大的著名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任继愈在待人接物上有多君子，季羡林在为人处事上就有多小人。当年自己在北大校园叱诧风云时，多少人对自己趋炎附势，特别是那个风派人物季羡林，最初见到自己永远是一脸的阿谀，一旦觉得他在北大井冈山一派里能得到更多好处，马上翻脸不认人，成为了另一方造反派的头头。这当中，人家任继愈从来不参加这些你争我斗的事情，继续做着他的学问，从来没有因为当年在哲学系和自己关系不错而有所借用。
让聂元梓觉得最怨的是，同样的造反派头目，季羡林在文革当中的许多无耻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一天到晚叫别人为道德败坏的破鞋，把所有能用的污水全部泼到了他人身上，文革当中的季羡林要多无耻有多无耻，六八年军宣队进校后，这位东语系的主任马上摇身一变，将自己打造成被新北大一派迫害的学者，在当时北大的实际负责人来自清华校园的谢静宜面前，装得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哪有一丝半点的人格？文革过后，这个变色龙竟然以佛学大师自称，迷惑着一代代北大学子，成天抱只白猫走在校园里，摇身成了所谓的国学大师了。北大当中像季羡林这种小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像任继愈这样的正人君子又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聂元梓记得很清楚，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一个飘雪的冬天，身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冒雪拄着拐杖来看望自己，鼓励自己顽强地活下去，并抓紧时间把文革当中发生的那些真实情形写下来，如此对历史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多少年来，任教授一直在经济方面默默地帮助着自己。正是在任继愈的鼓励之下，聂元梓开始提笔写起了回忆录。从此她为自己的人生赢得得了新的希望，也找到了新的支点。生命是硬道理，且看我们谁活得更长，且看我们谁笑到最后。
聂元梓88岁那一年，她认为自己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
2009年7月11日，一个在聂元梓眼中最君子的著名教授93岁的任继愈与一个最小人的著名教授98岁的季羡林竟在同一天里离开了人间。
任教授去世的几天后，聂元梓撑着年迈之身，参加了他的告别方式，当中回想往事与故人，几度泪如雨下。
两个都在北大校园里研究佛学的山东人，何以在同一天里被佛召唤而去了呢？这事儿，令阅历无数的聂元梓百思不解。
从蔡元培领衔北大之后，从城里的红楼到郊外的未名湖，到处充斥着神奇与魔幻。
校园舞台上的角色随风云变幻，惟沧桑的岁月成为了历史当中最忠实的观众，默默无语。
活着是硬道理，活着就意味着你依然有笑的机会，人生舞台上，多数的赢家是那些笑到最后的人。
2019年，聂元梓已98岁了，几年之前清华大学的文革明星蒯大富曾特意来看望过自己，听着蒯大富回忆过往，看着他目前的健康现状，聂元梓在内心笑开了，原来七十出头的小蒯身体还不如自己呢。从中央到部委，从清华到北大，当年的那些往事，半个多世纪之后，早成云烟。
回想自己的一生，从17岁参加革命以来，得到过不少，但失去的更多。唯一有所安慰的是，今天我聂元梓仍然能像个忠实的观众那样，观望着历史的舞台，一幕接一幕地继续观赏着。
从中央看，主席83走了，总理78走了，小平93走了，林彪64走了，江青76走了，康生77走了。
从北大看，蔡元培72走了，蒋梦麟78走了，胡适71走了，鲁迅55走了，陈独秀63走了，李大钊38走了，君子任继愈93走了，小人季羡林98走了。
文革当中，被人称之为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你自己呢？
每每想到北京的上下与北大的前后时，偶尔享受过人生辉煌，更多的是历经了人世间无穷苦难的这个河南女人，脸上渐渐地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
十、
从1916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一直到1976年谢静宜被双规，北大的校园在其成长的前六十年里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消停过，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全面内战、北平解放、抗美援朝、反右运动、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工农后学员、粉碎四人帮，伴随着一次次的残酷战争与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北京大学成为了我们民族从苦难一步步走向辉煌的亲历者。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2019年的今天，42年过去了，与蔡元培之类的文化大师执掌北大不同，前六十年里从蒋梦麟、周作人、胡适、马寅初、陆平、聂元梓、谢静宜等人，多为文科出身，主要以社会科学为背景，相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人民领袖一直是比较尊重那些科学家的，因为科学是他的短项，所以相对来讲，对有着自然科学背景的人，一般的情形下，他还是能够手下留情的。
邓小平更是推崇科学科技，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他从来强调的都是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全面振兴中华。
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改革开放之后北大校长多为理工科出身。
1977年以来，第一任校长周培源为物理学家；第二任校长张龙翔为生物化学家；第三任校长丁石孙为数学家；第四任校长吴树青为经济学家；第五任校长陈佳洱为物理学家；第六任校长许智宏为生物学家；第七任校长周其凤为化学家；第八任校长王恩哥为物理学家；第九任校长林建华为化学家。
只是到最近第十任的郝平，北大近几十年来才算第一个有了个文科出身的校长，当年他在北大学的是历史。
2018年以来，中央为何让一个有着文科背景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呢？
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为为外人所知的原因，但整个社会都在猜测，这大概和前一年，北大校长当着全球媒体出了一次大丑有关。
对共和国来讲，北大校长的社会形象及国际形象一向十分重要。
相对北大前几十年的那些大师来讲，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校长在社会上名气都不太大。这些理工科出身的人，从教学到科研都更注重实务，少了很多理想主义当中的那些务虚色彩。
很明显，近几十年来的这十位校长在社会上的名气都不是很大。硬要在其中找出一位，被媒体及社会给与特别关注的校长的话，那么兄弟只能说，那位2015年2月履职北大校长，2018年10月离开北大前往全国人大出任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林建华先生，因在一次极为重要的活动中，当着全球无数的媒体，在一个重要的发言中因一字口误而一举天下闻。
那之前不要说国际舆论了，就是整个中国，甚至教育界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时的北大校长姓甚名谁。
其实，早在这次林校长发生口误事件之前，近年来有关北大的丑闻曾多次曝光于媒体，为读者所熟悉的事件与人物主要包括如下：
陈章良
1989年，28岁的陈章良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31岁成为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32岁成为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34岁跃升为北大副校长，一时誉满中华。后被媒体传出陈校长在恐龙蛋DNA研究中造假，媒体之中的这位北大精英，不但剽窃，更有其在中国南方城市嫖娼的负面新闻传于坊间，由此严重地抹黑了北大的社会形象。
2、邹恒甫
1989年，当陈章良当上了北大年轻教授时，27岁的邹恒甫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36岁那年被聘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2012年，50岁的邹恒甫教授在微博上实名爆料：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将她们奸淫。北大很多领导与教授也不例外，梦桃源生意火爆，北大淫棍太多。由此引发了全国媒体攻击北大传统文化的轩然大波。
3、李友
2014年，资产高达1000亿元的北大方正，被媒体爆出通过官商勾结，实现利益输送，进而大量侵占国有资产。北大方正董事长魏涉嫌犯有重婚罪，公司CEO李友涉嫌每年向境外输送百亿资金，从中谋利，由此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终身禁入证券市场，同时被司法部门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有媒体称北大方正与高层的一些重要家族实行利益勾结，从事洗钱活动，由此直接伤害了北大的社会声誉。
钱理群
17岁的钱理群于1956年考入了北大中文系，39岁时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王瑶，后留校当老师，曾被北大学子称为最受欢迎十大教师。就是这样一个北大校园中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面对着周围的那些北大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媒体上慨叹，坐在北大课堂里的很多年轻人皆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里他们学会了钻营，学会了取巧，学会了功利。钱教授的这些抱怨，立即引发了社会上对北大学风的怀疑与批判。
薄谷开来
报考法律系的学子都知道，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在北大。1978年，20岁的谷开来考上了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她嫁给了北大历史系的薄熙来。然而令所有北大校友蒙羞的是，多年之后，这对当年北大著名的毕业生，一个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北大法律系毕业的学生，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薄谷开来最后竟然以投毒谋杀罪被判处了死缓。在北大的毕业生历史上，这对著名的夫妻所犯下的重罪，令北大在社会的舆论中，很是不堪。
坦率的讲，北大之所以常常被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并非北大的教育无方，导致了如此不良的社会形象。根本原因还是北大太有名了。长期做为中国第一名校，这里发生了任何一切都会引来媒体的高度关注，任何一点点丑闻都会在媒体的炒作之中，被无限地夸大。谁都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造就了无数卓越的学者，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成果，不幸的是，在世人眼里，人们更关注的永远是社会当中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只有负面的消息才有新闻价值。更不幸的是，自从当年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独立与学术自由成为了北大人的追求之后，在世人眼里，北大的校风即浪漫又散漫。
多年来，在中关村附近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所有站在中关村当中怀春的年轻女子，面对着西边的北大，东边的清华与南边的人大等校园，她们通常都知道和哪个校园里的男人谈恋爱，让哪个校园里的人买单，最后和哪个校园里的人结婚。
谈恋爱，玩浪漫，是种情调，过日子，养孩子，是种责任，相比之下，还是理工男靠点谱。
总的来讲，人大的新闻没有清华多，清华的新闻没有北大多。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今天，在这个微博与微信驰骋全球资讯的年代里，特别是在自媒体与抖音瞬间横行天下时，任何一点点能够吸引人眼球的负面新闻均能在十分钟之内即传播到世界之上每个有华人生存的角落，更可怕的是随即这些当事者最不希望让人知道的事情，其丑闻效应能够在最短的迅速在传播中被无限的夸大。
北大建校120年以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林校长在一个活动中，因读错稿件当中的一个字，而闻名天下。
那是2018年5月4日，发生在北大校园里的事情。
当天，正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年周年庆典之日，为了这个活动，北大方面请来了9位副国级的贵宾前来捧场。
当着无数的嘉宾及在场的学子，63岁的北大校长林建华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脸喜庆地走上了讲台，随后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份讲稿来。要知道，这可是他近日亲自操刀撰写好的稿件。
在礼堂内的一片掌声中，林校长以一种热情饱满的情结开始了他的致辞。
讲演稿全长4000多字。
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开始。
以先贤们用他们的心血，铸就了今日的北大，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对他们再次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结束。
总的来讲，这是一篇气势磅礴，内容精彩的讲演，在一般的情形下，讲稿将作为一篇精典进入到伟大的北大百年校史当中。当中只发生了一点点的瑕疵，那就是这位即将进入历史文献的读稿人，在其慷慨激昂的念稿中，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他把鸿鹄（Hu）之志，读成了鸿浩（Hao）之志了。
严格地讲，这是通篇辉煌文稿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完全不必苛求。
只是当时在场的学生席里，悄悄地发出了一阵不太宽容的讥笑之声。
很明显，林校长读了一个白字。
按理说，读白字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是常会发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偏有那些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好事者，无聊之际，开始把他们校长的这个小小的错误推上了北大学生社区未名BBS三角地公告区里。
随后出现了跟帖与评论。
截止到两天后，这个口误事件还仅仅是北大学生社区里的一个内部事件。
可不知是因为羞愧使然，还是求真使然，两天之前的公众场合里犯了一个小小错误的林校长，犯下了一个他可能终身后悔的错误。
2018年5月7日下午16:00左右，林校长写了一篇语气真诚恳切的致歉信：亲爱的同学们，很抱歉，在校庆大会的致辞中读错了鸿鹄的发音。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熟悉这个词的发音，这次应当是学会了，但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我想，我的这个错误会使很多同学和朋友失望，觉得作为一个北大校长，不应该文字功底这样差。说实话，我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这次出错是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我生活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农场，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当时的闭塞状态，农场离县城几十公里，距离虽不能算远，但乘马车要一整天时间。当时不但没有现在发达的互联网，连像样的书都很难找到。最近，我刚出了一本书《校长观念—大学的改革与未来》，其中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十几岁时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书，反复读毛选和当时一本干部培训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教程。我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当时都读过，中学政治课又学了一遍。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等，这些概念都滚瓜烂熟，也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我很幸运，77级的高考语文考试作文占了80分，词句和语法只有20分，否则我可能就考不上北大了。我只是在考试前的几天，读了一本语法方面的书，刚刚知道什么是主语和谓语。语法概念不清，上大学之后学英语也多费了很大的劲。我写这封信，告诉大家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的无知或失误辩护，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真实的我。你们的校长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有缺点和不足，也会犯错误。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我所有重要讲话，也包括上面提到的那本书，都是自己写的，其中的内容和思想都是我希望大家了解的。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文字上的修炼并非一日之功。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恐怕也很难短时间内，在文字水平上有很大的进步了。真正让我感到失望和内疚的，是我的这个错误所引起的关注，使人们忽视了我希望通过致词让大家理解的思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再次致以歉意！热爱你们的校长，林建华。
在兄弟看来，将这篇不到千字的致歉信，在北大内部的BBS发出，对林校长本人来说，是个得以谅解的成功之举，但是对于有着百年崇高声誉的北大来讲，林校长此举错得实在有点离谱。
要知道，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了，在互联网时代来到之前，很多的失误与不当，其纠正与修改的成本都是很低的。不幸的是，大概精明了一世的林校长，此刻却胡涂了。
屎散发臭味是难免的，但可以避免的是不要笨到将屎挑起来示众。
林校长自己作了，所以自己要死了。
果然，几乎当天晚上，以北大校长竟然犯了连一般中学生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为标题，通过互联网，特别是通过国内的爱奇艺、腾讯微博以及境外的YOUTUBE及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体，他的致歉信连同后来被挖出来的120年北大纪念现场的视频，以秒速的传播暴力，迅速地来到了全球所有的华人受众面前。
就这样，一桩小小的口误，迅速地演化为举球瞩目的公众事件。
无数的质疑开始出现在五大洲四大洋的媒体之上，北大是怎么回事呀，怎么选出了这么个无能的校长？
随着事件的不断扩大，整个媒体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
以北大内部人为主并引导的舆论认为：林校长已经认错了，他是理工科出身，又不是播音员或以讲话为职业的人，偶尔读个白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读错字难免，可贵的是知错认错的精神，更可贵的是林校长这种敢于认错实事求是的勇气。这次的错误，林校长本人有责任，负责为他文字把关的秘书也应该有相关的责任。林校长不是神，人在世上都会犯错误的，何以现在整个媒体都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嘲笑着他人的失误。我们的舆论何时能够真正地建立一种宽容的环境，这是我们中华文明未来成功的一个关键，云云。
而北大之外的社会上，很多舆论却认为：你北大是中国第一名校，你的校长相当于古时国子监的祭酒，谁都可以念错这个字，唯独你北大校长不可以。在什么场合都允许你北大的校长读白字，唯独在这个庆祝建校120周年的重要场合里，不能念错。
这种错误太低级了！
从历史系到政治系，你们北大可是中国文化教育机构当中，文科专业都是排名第一的大学。从《庄子》到《史记》，从文学作品到小学教材，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基本上相当于人之初性本善，相当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相当于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中华文明基础的基础，是个小学生犯了类似错误都难以原谅的事情，可偏偏你北大的一校之长竟然犯下了这样的错误。是可原谅，孰不可原谅。这次林校长丢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脸，国内他丢的是北大的脸，国际上他丢的是中国人的脸，云云。
那些天里，北大校长，成为了全球媒体当中一个最流行，最为媒体关注的主题词。
可怜的林建华，半年之后，离开了校长的位子。
可怜的北大，从1898年到2018年以来，这个曾成就了蔡元培，严复与胡适的校园，为了一次口误，其声誉竟由此遭到了一次空前的伤害。
北大校长错读事件不久，从微博到微信里，兄弟常常看到无数的帖子里推出了容易读错汉字之类的文章，老实讲，自小就爱看书与写作的兄弟，在一个个仔细地研究了每个字的读音时，惭愧地发现，有一半左右的汉字，兄弟也竟然是读了大半辈子的白字。
羞愧中，原谅了林建华。
羞愧中，原谅了北大。
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12年的北京大学，毕竟这个伴随着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高考教育机构，沉淀过祖国无数美好的记忆，并且仍将创造着更加辉煌的想像。
北大的故事，一直在讲着，且永远也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