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淑清小的时候，看到古装戏里演员穿着用白布缝制的袜子，感到很奇怪，问妈妈：“他为啥不穿像我们这样的袜子？用布缝的多难看呀！”妈妈告诉她：“几百年前，做袜子的机器也没有。如果他们穿上现代袜子，那才叫笑话呢！”
四五十年前，织袜子的机器虽然有了，但是，一只能穿上脚的袜子，要经过很多工序才能织出来。单单织袜子的机器就有三部：第一部做袜口罗纹；第二部织袜身、袜头；第三部缝袜头。而后，还要经过染整或印花，整理包装才能出厂。
这时，青年戴淑清正在纺织大学读书。到工厂实习时，她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了解袜子的整个生产过程。
原来用机器织袜子，手工操作仍不少。例如织袜身、袜头，得把第一部机器织成的袜口罗纹，一个眼子一个眼子套到第二部机器上；缝袜头时，又得把第二部机器织成的仍然是开口的袜头，一个线圈一个线圈地套在第三部机器上。
戴淑清亲手在机器上学习缝袜头。那袜子越薄，线圈越小，要把一个个毫米大小的一排线圈，套到机器的一只只针钩上，一个也不能漏，否则，这只袜子就是次品。一天劳动下来，她累得头昏眼花，腰酸手痛真不好受，深深体会到工人师傅的劳动强度高。她想，如果把这三部机器并成一部，这边纱线进去，那边完整的袜子出来，有多好啊！
尽管有人说她是异想天开，但她认为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1961年，戴淑清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首先完成了领导安排的“高机号圆袜机”的科研任务。这是一种过去只能依靠进口的，编织玻璃丝长统袜的机器。通过这一实践，她基本掌握了袜机知识和科研方法。于是，她脑子里又浮现出“纱线进去，袜子出来”的憧憬，好像这种自动的织袜机在向她招手！
她再也坐不住了，当即利用下一个科研立项调研的机会，向领导汇报了她的设想，写出“全自动单程织袜机”的科研立项报告，得到了领导的批准。
当一个人得知可以实现自己多年梦想事业的时候。该会迸发出多大热情！她开始放手大干起来。
戴淑清知道，要完成一项复杂的科研任务，单凭自己一个人的热情是不够的。她积极争取有关单位领导同意，会同在袜厂工作的同学、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她还一头钻进图书馆、情报所，检索世界有关最新资料，归纳整理，提供小组参考。
于是，自动织袜机的创制便正式开始了。
首先是方案构思和结构设计。好像把三部机器的功能结合起来就可以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例如缝袜头，要把一半的线圈反转到另一半，手工做起来方便，而用机器仿生就困难得多。
接着是制作。它不仅机械复杂，制造加工的工作量大，而且机件细小、形状特殊。如机器上要用细小针钩控制一只只小到一毫米左右的线圈，并将线圈与线圈缝合起来；为了加工如此小的零件和织针，戴淑清跑遍了全上海所有制针厂，均遭拒绝。当时又不可能到国外去联系。好比科研工作遇到了绝境，怎么办？戴淑清召集小组同志开会，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并一同研究解决办法。大家分析有几个厂通过努力或许能达到要求，便多次深入去做工作。他们一方面向厂领导讲明此项加工任务的重要性；一方面到车间，向工人师傅请教，和他们一起讨论。终于以苦口婆心换来了工人师傅乐意参与攻关。
普通一根织针在制针厂生产，要30多道工序，如今加工这些新型的织针工序就要复杂了。他们采用跟班研究的方式，一道一道工序克服困难。就这样凭着他们的钻劲、磨劲，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完成了全部零件加工任务。
最后是新机器的调试。这好比长跑的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的信心更足了。但这时出现的问题更多。织一只袜子，各部位的机件动作有几百个，在时间上、尺寸位置上都要准确，有一个动作不到位就不行。戴淑清风趣地说：“我们搞科研、做工程，与同学读书考试不一样。学生100道题做对90道，得90分，还是优。而我们不行。譬如调试一部机器，哪怕99个动作做对了，只有一个动作不到位，差之毫厘，也只能得零分。可是当你付出的艰辛劳动取得成功的时候，都是比考上十个100分还要高兴！”
当时的历史条件，还给他们的科研工作增添了特殊的困难：正当创制新机器紧张进行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戴淑清他们白天搞科研，晚上还要参加运动，直到很晚才回家。戴淑清已是三岁孩子的妈妈了。起初她与爱人商量，孩子接送托儿所的事让爱人分担。以后爱人又得去“五七”干校。这时，如果不搞科研，人是轻松了，可事业中断了！戴淑清想：“我们的事业为了未来，带好孩子也为了未来，两者一个都不能放弃！一定要把科研工作坚持下去！”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候，她一早将小孩送托儿所，还未开门就放在校门口，嘱咐几声“孩子乖，听话”便含着眼泪转身赶去上班。下班时又急忙赶回来接好孩子，晚上再带着孩子去单位参加运动，结束后再赶回家。常常每天从上海的西、南、东三个角往返两个来回，疲惫不堪。就这样，硬是使科研工作坚持下来。眼看着新型袜机“这边纱线进去，那边整个袜子出来”的多年梦想一旦实现，戴淑清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戴淑清退休前是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院长，为我国的针织技术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她得到的荣誉称号达20多项，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就有10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