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哲学思想的兴起
14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反对腐朽宗教统治的运动，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用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来对抗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思想，用人性来取代神性，以便从思想上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从湮没已久的希腊罗马著作中，寻求他们可以用来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武器。他们利用古典作品中肯定人生的倾向和内容，来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他们一般都主张追求科学，提倡文化，反对愚昧，赞扬人的勇敢和敏捷等。这些新的潮流给当时的思想，尤其是认识论和文艺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例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把神看作是世界的外在原因，把大自然的丰富多样归结为僵死的形式的分类，但这样的解释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柏拉图学派关于“宇宙精神”是生命在自然界直接始因的学说，开始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容易被人们用来论证理性的重要性。而且，一种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平行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也孕育成长起来，他们认为生命和人类思维的源泉在大自然内部，从而推翻了中世纪神学关于灵魂、天国的种种神秘主义说法。如十六世纪意大利自然哲学的杰出代表伯纳迪诺·特勒肖（1508-1588年）在认识论方面明确地提出感官能提供给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理性则概括感觉所提供给它的东西；一切科学，包括几何学在内，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就从认识论上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论证。又如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虽然是个泛神论者，但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具有在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的能力。他认为：“智力永远不停留在已经认识的真理，它将永远向前走，走向未认识的真理”。再如达·芬奇（1452-1519年）认为：“我们的全部认识都是从感觉开始的……凡是不通过感觉而来的思想都是空洞的，都不产生任何真理。而只不过是一些虚构。”
总之，经过这个过渡时期的酝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反映了资产阶级要发展自己的要求。在这个时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贯穿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发展形态之中，也就是说，哲学发展到这个时期，认识论采取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样两种典型的形态。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一方面因为“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第404、382页）。所以，无论是英国的经验论还是西欧大陆的唯理论都具有反封建和提倡科学的特点。近代西方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新的文化运动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化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得到大踏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推动下，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西方确立了支配的地位。科学的传统，除了带来物质利益外，它本身也是独立思想的伟大推动者，前有哥白尼重新发现日心说，并于1543年作出解释，后有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说明人类并非上帝的创造，而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对象。这些科学思想都有力地刷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后来随着机器的发明，机械力代替了人力，在西方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这样，无论西方文明传播到哪里，它的政治理想最终也会随着物质的扩张接踵而至。西欧各国都先后掀起了资本主义政治革命，先是英国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后是法国的大革命，尔后又有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
欧洲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祥地是佛罗伦萨。但丁、米开朗其罗、达·芬奇以及后来的伽利略，都是佛罗伦萨人。意大利造就了众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意大利也诞生了一位杰出的人物——尼科罗·马基雅维利，他有两部杰出的著作：《君主论》和《史论集》。前者研究了专制政权得以取胜和维持的方法和手段，后者则普遍研究了权力及其在不同统治形式下的运用。他主张贤人政治，主张“好政府，好法律”。他指出：“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然而他又承认某些邪恶勾当有助于攫取政权，如果你希望获取权力，你就必须冷酷无情，从而为自己招来一些贬损之词。
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的哲学思想，还有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都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
培根强调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或工具来发现真理，以取代显然已经枯竭了的三段论式。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鼓舞了多少人在科学道路上不断探索。洛克的《政府论》以及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是在政治哲学方面极有影响的著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理论上的反映。洛克的权力制衡思想，霍布斯的人们理性地达成协议而同意顺从于共同选择的某个权威的思想，都是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核心思想，对今日西方文化仍有影响力。笛卡尔是唯理论的代表，由于他对数学的关注和对方法的重视，从而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唯理论的哲学体系，因此被人们誉为“近代哲学之父”。他认为历史学靠的是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不是理性的应用，因而不是知识的一个分支，这说明了他对理性的过分崇拜。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与霍布斯不同，他并不认为民主是最合理的社会秩序，认为最合理的政府应当在合理的地方发布合理的政令，还应在信仰、教诲问题上保持回避态度；他的将伦理学公理化也是十分独特的。而莱布尼兹关于数理逻辑的思想，对尔后数理逻辑的发展和今天的信息技术都十分有意义。
可以说，西方文化在近代奏响了人文主义的凯歌。文艺复兴不仅是人类意识的普遍觉醒，对世界和人的发现，而且是现代社会的雏形，是西方意识世俗化的决定性阶段，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它发生了联系。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个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想。
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最早出现于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随后逐渐扩展到欧洲各地。该文化运动通过对文学、哲学、历史学、科学和艺术的革新，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文化是一种神学文化，对宇宙持一种先入为主的神秘主义观点，扼杀人的个性，使人在心理和肉体及其理智方面全部僵化，人所能见到的唯一东西是神的意志。他们呼吁要重新发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人的意志和行动的价值，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包括人在上帝面前应有的地位。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歌颂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要求承认他们通过劳动而获得的人间幸福的合法性，反对禁欲主义对人间幸福的扼杀。这时的文艺家和思想家们把人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高度赞扬人的理智和精神。随着神学体系的崩溃，人们摆脱了宗教教条的束缚，从理性上和感性上恢复了对现实世界的热情。自然科学在摆脱了神学和星象术的羁绊之后，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人必须担负起探索自然奥妙的新责任。1492年美洲的新发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这一切都在呼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归根到底，正如米朗多拉所说的，人就是人本身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瓦拉、皮科、莎士比亚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作品中充满着人文主义思想。下面分别介绍：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著名文学家，也是人文主义最初的代表。他九岁时认识了富商女儿比亚特利斯，十八岁时曾相遇一次。但丁回家后写了不少赞美她的诗。后来她嫁给一位富商，次年去世，但丁为此又写了许多悼念的诗，这些诗于1292年出版，诗集充满了对爱情和人生的赞美，发射出人文主义的光芒。但丁的代表作是《神曲》。这是一部“梦幻”故事，叙述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情人比亚特利斯灵魂的引导下梦游“地狱”“炼狱”和“天堂”的经历。他创作《神曲》的目的是要净化人们的灵魂，显示人们思想个性的道路，提倡人文主义，追求真理，投身于现实世界的建设。人们普遍认为《神曲》的诞生，标志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
但丁认为人是最高贵的，其高贵之处在于人具有理性和意志自由，人应当通过理性和行动来争取自由和幸福；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他被安排最好的时候；爱是统治世界的力量，人应当爱人，而不应当去爱神。他在《神曲》中把宇宙比作散乱的许多纸张，认为是“爱”把这些纸张合订成册。
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不仅是人文主义的奠基者，还是近代诗歌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阿非利加》和抒情诗集《歌集》，还有拉丁文著作《秘密》。他是意大利复兴古典文化的倡导者。他在《秘密》中有一段话：“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充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心情。
他不但强烈追求爱情，而且特别重视个人的荣誉。他的史诗《阿非利加》就是歌颂一位爱国英雄的，歌颂意大利民族的伟大，鼓励人们像阿非利加那样去为祖国的统一而战斗。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市民文化的真正代表者。他的《十日谈》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有人把它称为《人曲》。书中揭露了封建贵族和僧侣的伪善和丑恶，歌颂男女冲破封建偏见的爱情。他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而人的灵魂则是上帝赐给的，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机能和效用，区分人类贵贱的只能是品德，而不是门第；书中还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有人称为最早的人权宣言。
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出生于罗马一个律师家庭。他的主要著作是《论享乐》。他认为，人们不应听信教会的欺骗，而应当努力去追求现世的享乐。他甚至说，妓女比僧侣对社会更有用。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他主张个人高于社会，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他的享乐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是一位诗文相当出众的意大利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论人的尊严》。他认为，上帝创造人时，就给了人达到他一切目的的能力，上帝使人具有各种不同生物所特有的一切，上帝赐给人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所以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能力是无限的。他的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的光辉代表。他的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生活在文艺复兴潮流达到高潮的时代，作品充满了人文主义思想。他提倡人的尊严，赞扬人的伟大，指出人性的不可抗拒。他宣扬人文主义的道德原则，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鞭挞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歌颂人间的仁爱和友谊。他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这些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类的创造力是多么的有信心。
这个期间，在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和绘画作品。文艺复兴精神的深刻表现之一是肯定自我和希望万古流芳，因而纪念碑式的作品以及肖像画和雕像遍地开花，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的肖像和雕像应有尽有，大放异彩。马萨乔的许多宗教画开辟了绘画的新模式，他的绘画模式包含三个要素：朴素而厚重的写实主义；高度赞美人的肉体和精神品质；运用中心线透视法作为合理布置人物的手段，从而使得形象艺术得以巨大发展。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都是刻画人的不朽的作品，画家以人文主义为基础，高度赞美人的肉体和精神品质。正如一位艺术史家弗朗卡斯特尔说的，“人从此认识了自己的自主性，他们为自己有分辨万物的能力而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地球上推动和谐生活的主人翁。”人文主义正是人们创造新生活的精神武器。
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随着市民和平民阶级的出现和兴起，人们对封建教会的统治越来越不能忍受。人们开始用宗教异端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他们开始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面貌，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依据，揭露教士的贪婪，反对教会的掠夺。平民的异端思想甚至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甚至提出财产平等的要求。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鼓舞下，十五、十六世纪在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指出：“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正因为如此，近代意义的许多革命思想都在这场斗争中孕育萌芽。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是德国宗教改革中市民派的领袖。他出生于普鲁士一个小城的普通农民家庭，非常熟悉穷苦人民的生活。1501年入大学学习，1505年毕业，又进修道院学习两年，后任牧师和在大学讲授神学。他先后写了许多文章揭露教会的腐败。
公元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大量出售所谓的“赦罪卷”，僧侣们声称，购买赦罪卷之钱投入钱柜之时就是灵魂升天之日。这种明目张胆的搜刮，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路德把大家的意见写成《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大教堂的门口，引起了一场关于赦罪卷的辩论。路德指出人的灵魂的得救不需要僧侣为中介，也不能靠向教会购买赦罪卷，而要靠自己虔诚的信仰。《论纲》问世后，德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也被推到前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恩格斯描述说：“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了运动。”
路德的思想并非前后一致，开始他只想纠正教会的滥用职权和不当行为，并无整套宗教改革的计划，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和事态的扩大，他不得不对以前的思想加以修改。他从原来主张人民对国家抱绝对服从的态度改为人民自卫的思想，认为人民在暴君的压迫和蹂躏下，为了自卫和自存可以采取反抗的行动。他当众烧毁教皇的敕令，提出教会的土地应当收归国有，号召组织一个脱离罗马教皇的德国教会。他主张用政教分离来取代政教合一，认为教权不可以凌驾于政权之上。在他看来，国家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人总要为恶的，所以不可没有国家。他强调基督徒在宗教上的自由外，又要求基督徒服从世俗的权力。他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后来为黑格尔所发展，希特勒也曾利用国家的神话来推行法西斯主义。
路德主张人人有权读《圣经》，人人都可直接和上帝沟通，用《圣经》来反对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路德强调《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基督徒是自由这一原则。他认为，对基督徒来说，自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是基督的福音，这种福音的意义就是所有基督徒“不只是一切人的王和一切人中最自由的人，并且也永远是祭司，一种比王位更高的地位”。《圣经》代表着理性，代表着思想自由。他的这些思想对当时的农民和平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诲涅认为，这种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最重要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就是德国哲学。
路德尤其反对出卖赦罪卷。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认真悔改，即使没有赦罪卷也完全有权免除惩罚和罪恶。他主张《圣经》中的“因信称义”说法，认为只有信仰和实行上帝的话才能带来拯救，灵魂听了上帝的话就是给灵魂以慰勉，使它免罪，使它自由，并且拯救它。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国内爆发了农民起义，福音运动就有了社会运动的特点，农民和平民的要求远远超出市民改革运动的目的；加上反动统治者的镇压，路德于是倒向温和派一边，反过来指责农民的暴力。他不同情农民的平等思想，认为在政治社会中不平等的等级存在是必要的。这充分反映了他宗教改革的局限性。人们最终抛弃了他，用石子打他，在他门上涂焦油，斥他为“诸侯的家奴”。马克思认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恩格斯也认为他最后“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是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先后在奥尔良大学和巴黎大学攻读神学和法律，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因而能为宗教改革运动建立一整套合乎逻辑、概念明确的理论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原理》和《信仰指南》。1541年他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并自任首领，成为日内瓦政教合一的地方共和国领导人。
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进行了扬弃，吸收其革新的部分，剔除其反映封建贵族意志的消极成分，创立了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新宗教。他关于有秩序的共和国的观念、关于由教民选举长老的观念、关于教区议会的观念，对后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有深远影响。
加尔文对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和路德的“因信称义”论以新的解释，将预定论作为他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宿命论思想，认为宇宙无一事不是上帝所预定的。在他看来，人的不同命运，都是上帝的拣选，不依个人的善恶功过而转移，谁得到拯救也是上帝预定好的，是无条件的赐予，不受条件的影响。作为一个基督徒，只能靠上帝的恩典而免入地狱，因为上帝早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预定好谁是他的选民而得救，谁是他的弃民而遭永罚。这种上帝永恒的判决称之为预定。但是，他不是要人们去消极地等待判决。在他看来，尘世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且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被挑选的基督徒在现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其所能尊从上帝的诫律，以便增加上帝的荣耀。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会方面要有所成就，因为上帝希望社会生活按照他的旨意组织起来。按照这样的逻辑，人在社会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只要合乎上帝的目的和善，就是得救的客观根据。
加尔文非常重视人们的经济活动。他认为社会必须有资本，有信用业，有金融活动，依靠经营和投资所得的利润、利息与工资所得一样都是正当的。财富并非罪恶。《圣经》里的阿伯拉罕就是一个有牛羊、有钱财、有子女、有一切的大富翁。凡是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各种美德都是新教的生活基础。这就是宗教个人主义。加尔文的这番解释合乎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发家致富、扩大积累的要求，一反中世纪基督教轻视财富的观念。恩格斯就指出：“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与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和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
加尔文深受《摩西法典》的影响，他把一种法治的观念和有秩序的理性贯彻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他的目的是要把思想和意志、教会和国家、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他对教会组织采取了一种具有民主平等精神的共和制形态，这对后来西方的政治起到促进民主和自由的作用。他赞成贵族式的政治制度，要求国家有强有力的统治者；人民要服从政府，遵守法律，人民的日常生活要受清教徒主义所制定的制度和纪律的严密管制。他将日内瓦城市委员会设计成政教合一的“上帝之城”，政府和教会的权力在神圣的戒规的指导下共同发挥作用。关于教会组织，他反对教皇制，主张用共和制原则来改革教会，主张基督教堂由信徒选出的长老管理，教区议会由各教堂长老和牧师各一人组成，神职人员之间和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必须保持平等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新教组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恩格斯还认为，加尔文新教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外衣，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从属于君王、教主和领主吗？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就在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无疑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以往的科学史研究者往往停留在人文主义启发了人们的思路、解放了人们思想的层面上。杜布斯则提出一种新的见解，他认为崇拜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显特征。在十五世纪，人们热烈搜求着新的经典原本，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被当作伟大的成就而受到欢呼。杜布斯认为，科学革命最初的一些巨匠们都是力图恢复古代传统并在这种传统中工作的。他说：“离开了托勒密或盖伦这类知识渊源和背景，就无法理解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工作。甚至一个世纪以后的威廉·哈维还自认为亚里士多德者，并声称受益于盖伦。”杜布斯的观点，如果从思想史或认识史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就是说在旧思想和新思想之间往往有一种互相启发的关系，对那些科学巨匠来说，对古人的崇敬并不妨碍他们对古人错误的改正。按照杜布斯的看法，人文主义崇敬古人的本意可能是维护这些权威，然而随着对古人资料的增补和修正，新的观念就出现了，新的科学革命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新的哲学和新的方法的指导下，有一些人勇敢地站出来，他们认为我们根本不能引证古人、希腊人的观点来作为论据。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虽然对亚里士多德和盖伦极为崇拜，但他却主张，无论学习或讲授解剖学，都不应该唯书是从，而应依据实际的解剖；不应从哲人的观点，而应从天然的结构出发。科学家们必须开始建立起关于事实、观察和实验的新范畴。培根的方法本质上是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而笛卡儿的方法则本质上是推理的、机械的和演绎的。当笛卡儿的机械论哲学被应用于人和生物的时候，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生命力”的观念就被驱逐到一边。笛卡儿本人的工作在后来十七世纪晚期的医学和物理学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科学革命的最初兴起，是与新的科学方法的形成分不开的。从认识的经验来看，新的方法和哲学必然要在传统的摸爬滚打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近代科学革命的另一促进因素是数学方法的运用。它的最初兴起也是得益于人们对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痴迷。数学对音乐的作用是最明显的，所谓和音就是音程中数的和谐关系。在建筑设计中也能看到这种和谐准则，难怪歌德把建筑看成是凝固的音乐。似乎艺术只要带上数字的特征，就会上升到更加崇高的地位。作为逻辑学家的罗素就说：“对事物中数字结构的理解于是给人以驾驭其周围环境的新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它使人更像上帝。毕达哥拉斯派曾把上帝看作至高无上的数学家。如果人能在某种程度上运用并改进他的数学技能，他就能更加接近于神的地位。这并不是说人文主义是不虔诚的，或者与公认的宗教相对立。但是这确实表明，当时流行的宗教实践有被当作例行事务的倾向，而实际上点燃思想家想象之火的是古代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学说。这样，在哲学领域内，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气质再度抬头。对人的力量的重视使人回忆起雅典在其力量达到顶峰时的乐观主义。”可以这样说，数学方法的应用在最初的科学革命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开普勒概括的支配行星运行的数学法则或伽利略提出的关于运动的数学表达式都是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伴随着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数学本身也有了新的进展。莱布尼茨和牛顿分别发明了微积分，这些方法又很快被当时的科学家们所掌握，成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工具。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它的知识大厦都是无数个人添砖加瓦逐渐建立起来的，只不过有人添加的是更上一层楼的革命性的砖瓦，有人添加的只是作为中间环节的砖瓦。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不知要经过多少思想上的反复、比较、犹豫、试探、猜测；即使在错误的认知模型中，也可能包含有积极因素。盖伦对循环系统的描述就具有这样的特殊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正是通过发现他的著作中的错误而形成了一种血液流动的新观念。盖伦认为，血液形成于肝脏，并从那里流出来，通过静脉而流布到全身各部位。静脉血液含有丰富的自然精气，具有营养身体组织的功能，同时带走废物，被送出来的这部分静脉血液最后流到了右心室。盖伦假定，在左右心室之间存在着毛孔，极少量的静脉血液透过这些毛孔流到了左腔。在这里，这部分血液和来自肺部的空气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命所需要的精气。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解剖学的发展，维萨留斯否定了盖伦关于心脏的中膈有毛孔的错误观念，从而为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从哥白尼到开普勒，再到伽利略，再到牛顿，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如何一步一步前进的。哥白尼贡献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心说，开普勒在第谷观测的基础上贡献了行星运行的模型，伽利略通过斜面和摆的实验和思想实验贡献了星体运动的规律，到了牛顿被上升提高为一切物体的运动规律，形成了严密的力学理论。在前面谈及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说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况。
总之，最初科学革命的兴起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促进是分不开的。这种促进要从两种意义上来了解，一是它促进了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正是这种研究导致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对传统自然哲学的修正和革新；一是促成了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尤其是数学方法的应用，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当然，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技术的发展。在那个时代，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培根在《新工具》中就这样说：“再没有比那三项对古人来说一无所知的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更为引人注目的了。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第一项之于文献，第二项之于战争，第三项之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无以数计的变革。从这个意义说，在人类活动中，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都不如这些机械的发现更具有力量，更具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