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奇谋的记述是历代史书中最惊心动魄、最具反转力的部分，很多以弱胜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事例都与外交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司马光在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时，力求用“王者正道”来劝谕帝王，因此他对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的描写部分进行了删减。经过司马光的筛选，《资治通鉴》所呈现的帝王之术愈发璀璨夺目，奇谋妙计也褪去了部分阴险与诡诈。
问鼎中原、一匡天下是每位开国皇帝的目标，而威加海内、万国来朝则是盛世君王们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资治通鉴》记载了很多威慑群雄、名扬四海的外交奇谋，而这些或正或邪、或明或暗的对外方针，都成为传唱千年的经典。
强秦为什么没有被“枪打出头鸟”
战国后期，东方六国都无法单独抵御秦军的攻袭，于是“合纵”的概念就出现了，第一个提出它的是公孙衍。史书上记载说，公元前341年，魏国大将庞涓在马陵兵败身死，魏国从此一蹶不振。秦国抓住魏国新败的契机，于公元前332年挥师东进，攻打河西诸郡。
尚未恢复元气的魏国无力抵抗，秦军攻克了河西、上郡，魏将龙贾兵败被俘。河西和上郡是魏国在西北边陲的屏障，失去了这两个屏障，一时间魏国上下人心不安。此时公孙衍来到魏国做将军，他考虑秦国过于强大，自己的“合纵之术”一时恐怕难以奏效，于是就先组织了一次“小合纵”。
在公孙衍的推动下，士气低落的魏国终于取得了一场胜利，这一次是齐魏联军大破赵国。在验证了自己的理论之后，公孙衍决定将自己的理念推广出去，拉拢更多的国家联合抗秦。史书记载，公孙衍最终成功组织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联盟。如果五国大军攻守一心，那么扫平其他诸侯国将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公孙衍组织五国联盟的同时，秦国方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连横”。《资治通鉴》记载，帮助秦国破解“合纵之术”的是张仪，而他凭借的正是“连横”。
公元前317年，张仪先是劝导魏襄王放弃联合抗秦的计划。他说：魏国国土不足千里，兵员不到三十万，打起仗来又没有险要的地势可以倚仗。而且魏国自古就是用兵之地，与魏毗邻的有楚、韩、齐、赵，每一个国家都要派兵布防。之前各国虽承诺联合抗秦，但一奶同胞的亲兄弟都会互相残杀，更何况反复无常的诸侯呢？大王您如果不与秦国结盟，那它就会攻取河外地区，斩断赵兵南下的路径。到那时，南来北往的驰道断绝了，联合抗秦也就名存实亡了。到那个时候，魏国恐怕就真的危如累卵了！
于是魏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背弃合纵之约，转而与秦国结盟。
公元前311年，张仪又先后拉拢楚、韩、齐、燕，促使它们和秦国连横。《资治通鉴》记载：“张仪因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馀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
说服了楚王之后，张仪又继续游说韩国，他对韩王说：大王您的国家山地太多，年收浅薄，一旦打起仗来，国库里的粮食不够吃两年的。没有粮食您养不起兵，韩国上下披甲持戈的将士不过20万人，而秦国有百万雄师，两国之间战斗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崤山以东的人声色怯弱，一定要穿好盔甲、手持长矛才能征战；西秦士马却勇悍非常，那里的人就算光着身子也敢上阵搏命，战事归来，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臂下还夹着生擒的俘虏。假如秦国用孟贲、乌获这样的勇士挥师东向，那么普天之下不肯听命秦王的国家可就危险了！彼时泥沙俱下，良莠不分，大王您还能安坐宫中吗？所以大王不如西联强秦，南攻楚国，这才是上上之策啊！
韩王认为张仪说得有理，于是也背弃了联合抗秦的盟约，转而向秦国示好。而张仪又继续东进，前去游说齐王。不久，秦齐联盟也顺利达成。接下来，张仪来到邯郸拜见赵王，他措辞机敏，绵里藏针，将赵国即将面临的危机逐一抛出，赵王见合纵之势已然瓦解，于是也加入了连横的队列。最后，张仪北赴燕国陈说利害，燕王献出恒山脚下的五座城池，向秦王求和。
经过张仪的多方联络，秦国不但从各国得到了城邑和供物，而且还解除了“合纵之术”带来的危机。当然，“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外交战略，二者各有千秋，并且也都在特定的场合之下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据《资治通鉴》记载，张仪在帮助秦王完成连横大业后获得了封侯拜相的殊荣，而他也为天下人树立起了一个争相效仿的榜样。除了张仪、苏秦、公孙衍这样闻名后世的纵横家，另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自古有“好汉双拳难敌四手”，合纵连横就是帮“好汉们”寻找友军、剪除异己的外交手段。有时候，舌辩之士的一席话，可以达到扭转敌我态势、胜过十万雄师的结果。
一字千金的玺书里到底写了什么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令人读来后背发凉的记载：“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民夫们为国家建造战船，但是官府追迫太甚，要求他们日夜赶工，最后这些人腰部以下都生出了蛆虫，近一半都痛苦地死去了。这里描述的是隋炀帝出征高句丽之前的情形，真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史书还记载，隋炀帝下诏征集天下兵马，无论远近都要到涿郡听调。这同样又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涿郡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而隋朝西至敦煌、南据交趾，这里的兵员要赶赴涿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此外，隋炀帝还命人制造战车五万辆，外地的士兵需要将盔甲军械等装在车上，赶赴涿州的同时还要驮运重物。
为了保障前线的粮草供应，隋炀帝又征发百姓向前线运粮。因此“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事实证明，对高句丽的战争让隋朝得不偿失。《资治通鉴》记载：“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鹿车”是古代手推车的一种，因造型狭小，一般仅能装载一头小鹿，所以被称为“鹿车”；“餱粮”就是干粮；“不胜冻馁”之中的“胜”解释为承受。这就是说，对高句丽的战争直接激化了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的矛盾：田地荒芜、米价飞涨，百姓想要安分守己却承受不起冷饿的打击，唯有落草为寇才可以有饭吃；运粮的鹿车承载量太小，民夫们吃光了车上粮米之后无以交差，只好啸聚山林、亡命江湖。
从公元612年到614年，隋炀帝一共对高句丽发动了三次战争，每一次都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他执掌的国家也因此匪患丛生、人心思变。几年之后，曾经“库藏皆满、积于廊庑”的大隋王朝就灭亡了。
对高句丽的战争动摇了隋朝的根基，即便到最后隋炀帝赢得了战争也于事无补。如果说举全国之力打赢一场战争，到最后却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那么这场战争无论胜败都应当是被阻止的。其实高句丽和隋朝之间的不和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隋文帝并没有像自己的儿子那样用武力解决，他命使者为高句丽国王送出了一份玺书，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将对方降服了。
《资治通鉴》记载，陈朝灭亡后，高句丽王高汤担心隋军会趁势攻取高句丽，于是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军械。对于高句丽的敌对态势，隋文帝在玺书中说：“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高句丽国王高汤接到玺书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与大隋修好，并且愿意按时进献供物，自称属国。不过，高句丽对大隋的藩属关系还没有正式确立高汤就去世了。新王高元继位之后，隋朝派出“上使”前来册封，认可高元的继承权，然后封他为辽东公，一场潜在的战争也就化为无形了。
同样是与高句丽的摩擦，隋文帝父子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政权，隋炀帝只是一味地诉诸武力，而隋文帝懂得利用和平外交方式来化解矛盾。我们仔细研读这份玺书就会发现，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态度是恩威并用的。在称谓方面，他称自己为“朕”而对方为“王”；在国力对比方面，他直接搬出了陈朝败亡的例子，还说高句丽“地狭人少”；在处置态度上，他又示以宽容，说“许王自新”。小小一份玺书，发挥了巨大作用，《孙子兵法》说，“上战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攻之道。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相比，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策略不是更值得后世研究和学习吗？
杀人诛心的外交手段是如何应用的
《资治通鉴》记载：“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这件事讲的是公元633年，李渊在未央宫宴请宾客，席间他让突厥颉利可汗为自己跳舞、南蛮族酋长冯智戴为自己吟诗。当时李世民已经登基称帝，李渊的名号是太上皇，因此文中称他是“上皇”。
堂堂一方霸主，却要给没有实际权力的太上皇起舞助兴，这一方面表明唐朝兴盛强大，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李世民卓越的外交能力。据史书记载，鼎盛时期的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并称世界第一，四方前来朝贡称臣的属国不计其数，颉利可汗代表的突厥部族只是其中一员。不过，在唐初，颉利可汗对中原的态度非常无礼，《资治通鉴》记载了多条突厥人“入寇”的事实，结果李世民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一步步地将对方征服了。
公元624年，突厥人侵犯唐朝边界，领头者是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此时国家政局刚刚稳定，不宜大动干戈，于是李世民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外交手段。《资治通鉴》写道：“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告知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乃止世民曰‘王不须渡，我无他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
突厥铁骑侵犯边界，李世民却没有直接和对方开战，反而和颉利可汗进行了一番较为“推心置腹”的会话。不过，等到下雨天突厥人的弓箭损坏严重时，李世民又趁机发兵驱逐对方。待对方惊魂未定之际，他又遣使陈说利害、恩威并施，最终降服了突厥部落。《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世民又说突利以利害，突利悦，听命。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许之……突利因自托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抚之，与盟而去。”
在这一次与突厥部落的交锋之中，唐军是不占绝对优势的，因此李世民利用柔和的外交手段解决了危机。依照《资治通鉴》编著者的描述，这次交锋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唯一的“动武”，只是“（唐军）冒雨夜进，突厥大惊”。
不过，单纯的结盟并不是永保太平的灵丹妙药，游牧民族不事稼穑的特性决定了牧民们在食粮和丝织品方面的匮乏，因此劫掠汉族人、抢夺鱼米的事情屡有发生。而且，颉利可汗在部族管理上也存在较多缺陷，《资治通鉴》说，“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在这里，“浸”就是“逐渐”的意思。
这时，朝臣们纷纷上奏皇上，请求出兵讨伐突厥。李世民起初也有发兵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听取了长孙无忌的建议，没有乘人之危。《资治通鉴》记载，颉利可汗见本邦日益衰弱，担心唐军会趁机攻打自己，因此他率重兵驻扎在朔州边境。突厥铁骑大军压境，众臣们又建议出兵，但是李世民说：“新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最终没有趁机攻打对方。
628年，盘踞朔方的梁师都兵败身死，而就在唐军围攻朔方城的时候，颉利可汗却率军帮助了梁师都。这件事成为李世民随后征讨突厥的重要理由。公元629年，十万唐军挥师北上，各路兵马的指挥官也都是威震天下的功臣名将，他们是并州都督李世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代州都督张公瑾，以及兵部尚书李靖。其中李靖为行军总管，统领三军，李世勣就是徐茂功。
在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颉利可汗的骑兵部队毫无抵抗力。再加上李靖用兵如神，奇计百出，突厥人的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公元630年，穷途末路的颉利可汗已经无力制约属下，各部首领们举众降唐者如过江之鲫。见大势已去，他只好孤身一人骑马逃跑。不幸的是，唐军已经遍布山野，颉利可汗被大通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捉住，押送长安。《资治通鉴》记载，颉利可汗被押送长安之后，李世民痛陈了他的五条大罪：“（李世民）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
在收服了颉利之后，李世民采纳了文彦博的建议，用开明的政策来引导突厥部民。他让突厥人治理突厥人，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巧妙的：“辛未，以突利为顺州都督……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其馀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通过一系列的征战、攻心，北方游牧民族对唐王朝的认可度达到了顶峰，各部落在尊本部首领为“可汗”的同时，又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在他们看来，大唐天子是诚实守信的，他在签订盟约之后一定会信守诺言；大唐王朝是不可冒犯的，触怒唐王的颉利可汗就是先例；大唐君臣是仁慈博爱的，被绑送长安的突厥酋长们都得到了优待；大唐盛世是兼容并包的，突厥人可以自治，可以返乡，可以学习中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这一切都证明，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与和中，李世民采用的大政方针是科学而又合理的，他能够针对敌我态势准确设计出合理的外交政策。当自身实力不足以完胜颉利可汗时，他就与之结成盟友；当攻破突厥各部之后，他又恩威并举，怀柔天下。最终，成熟睿智的外交策略不仅帮助李世民赢得了胜利，还为大唐北境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而且宽和的民族政策最终也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为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我们高估了和亲公主的历史贡献了吗
和亲是最为常见的外交策略，它在维护国家和平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中原之外的地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远嫁异域的女子常常一生都死守在荒凉的苦寒之地。因此街头巷尾的评话、史官学者的刀笔都会对“牺牲个人而成全国家”的和亲事件推崇备至。如此，才有了口口相传的“昭君出塞”“松赞干布喜迎文成公主”等。
不过，有近代学者对和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质疑。就以唐王为例，唐王室先后将二十多位宗亲、帝女远嫁边关，但安史之乱过程中趁火打劫的藩国依然还是大有人在。在平定战乱的过程中，出力最多、用心最纯的反倒是当时还没有和唐皇室通婚的回纥族人。《资治通鉴》说，公元757年，怀仁可汗派自己的儿子叶护带领精兵4000勤王保驾。当叶护领兵到扶风时，唐将郭子仪为他举办了三天的接风宴，叶护却道：“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吐蕃在安史之乱后趁火打劫，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763年，吐蕃攻入长安城，而此时距离最近的一次“唐蕃和亲”——金城公主许嫁尺带珠丹才过去50年。一起和吐蕃攻打大唐的吐谷浑，也是大唐的姻亲属国。
我们翻阅典籍和史册就会发现，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现象非常普遍，即便是出身高贵、有着显赫地位的女性也难以得到公正待遇。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骇人听闻的惨剧：汉武帝想要册封刘弗陵为太子，于是就想将对方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尚不知情的钩弋夫人摘下自己的首饰向汉武帝请罪，希望能够平息对方的怒火，然而后者却无比冷漠地告诉她说，想要活命是不可能了。
紧接着，钩弋夫人被赐死，刘弗陵被立为太子。而当旁人劝谏的时候，汉武帝回答：“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言语之间似乎还带着几分洞察人心、预知后世的得意。对于这种人间惨剧，北魏政权的统治者还专门为它建章设制，称“子贵母死”。因此北魏的皇后们在生子之后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无处可逃的恐惧。
史书还记载，按照一些民族的风俗，女子丧偶之后或者改嫁小叔子，或者改嫁自己的继子，即便是和亲公主也不能免俗。《旧唐书》记载：“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及宁国来归，荣王女为可敦，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
这里的英武可汗就是怀仁可汗，“媵”就是妾的意思，而英义可汗是怀仁可汗的儿子、宁国公主的继子。由此可以看到，在一些民俗里，女性和牛马驼羊一样，都是男人的“货物”，她们不单单需要承担生育子女的任务，同时还要服从一切来自丈夫的指令。假如丈夫去世了，她们还可能要像牛马一样被小叔子或继子“继承”。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是非常少的，很多名门望族还特别强调“女德”，强调女子要“守妇道”“深居简出”等。这样看来，我们不宜对和亲政策的积极作用过分宣传，这一点是由男权社会的大环境决定的。历史证明，军事经济实力才是两国邦交的决定性砝码，当中原王朝强大时，远嫁塞外的公主们都会受到一定的礼遇；而当中原王朝衰弱时，和亲公主们就会被外族王公视为“私有财产”，甚至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外嫁的公主还会惨遭杀害：比如745年9月，契丹可汗李怀节杀静乐公主、奚可汗李延宠杀宜芳公主。
那么，史书为什么会对各位和亲公主如此推崇呢？实际上这一点与统治阶级的大力宣导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当战争解决不了邦交问题的时候，和亲政策才会被提出来，它是一种妥协与退让的象征。在这个时候，统治者们一方面为了掩饰自己的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也为了褒扬自己的政治手段，因此会对和亲一事做出大量的正面评价。而且，与茶马互市相比，热火朝天的公主下嫁更容易赢得史官的青睐，也更容易得到民间的传唱。类似的现象多了，和亲公主们的历史功绩也就被夸大了。
当然，和亲政策也确实为两国邦交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古老的外交手段，公主们只是这一纸契约当中的砝码。受限于当时的礼教观念及风俗礼仪，女性在社会之中的话语权较少，在重大利益面前，王公贵胄们淡薄的血亲意识也让“和亲”显得有心无力。我们查阅各类史书，会发现其中很少有提及和亲公主的后代的，因为这些流淌着“汉族人血脉”的子孙有不少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上演了同室操戈的丑闻。比如说金城公主和尺带珠丹的后人、弘化公主和吐谷浑酋长的子孙等。
我们不能以寻常百姓的视野来考量深宫别苑里的因缘旧事、帝王之家人情寡薄、父兄子女之间骨肉相残的事件。仅仅唐末年间，就有多起“弑父杀兄”的事件发生。《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太祖朱温被次子朱友珪杀死、后唐闵帝李从厚死于弟弟李从珂之手、燕王刘守光囚父杀兄……所以说政治联姻以“和”为主、更能维系和平的“亲”实在是少之又少，历史上那些真的将骨肉亲情掺杂在政治婚姻里的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被扣上“妇人之仁”的帽子。这样看来，和亲政策与市民做交易时的“击掌三次”一样，都属于寄托着美好愿望的社会仪式罢了。
为什么说小商小贩是最好的外交官
与朝贡、和亲类似，互市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外交手段。不过，互市的效果是隐性而又缓慢的，因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往往对和亲公主、外交使臣们讴歌不已，却忘记了互市在邦交中的重要意义。所谓“善战者勿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千百年来，这些留存于边塞之地的贸易集市，它们在为民族融合添砖加瓦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不过，有关互市对和平外交带来的濡养补益，我们从各类史书当中也可以探知一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资治通鉴》中晁错对汉文帝的一次建言。
公元前169年，晁错上言：“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
类似的言语在《汉书》中也有记述，大意是说胡人以游猎为生，食肉饮酪，不事农桑。与中原地区相比，单靠射猎、畜牧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因此迫于生活需要，胡人部落会剽掠汉族人的村庄。
当然，与中原地区相比，游牧地区也是有自身优势的，这里盛产健壮的马匹，各类珍贵的貂衣、狐裘等土产也异常丰富。如此一来，中原爱名马，北地贵丝绸，南北之间互相觊觎，在购之无门的情况下，你夺我抢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过于频繁，中原王朝就需要发边兵“御寇”，而北方民族需要攫取过冬的口粮，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就难以避免。
实际上，“御”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对外政策。早在秦始皇时期，国家就任命蒙恬为大将，统率秦兵30万“斥逐匈奴”，但是到了西汉初年，刘邦还是被匈奴大军所困，差一点丢掉了性命。而且，北方地区出产良驹，游牧民族又擅长弓马骑射，因此在机动性上，游牧骑兵是强于中原骑士的。战事一开，游牧骑兵可以凭借优良的移动能力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原王朝往往是耗资靡费却疲于奔命。
这样看来，一味地“防御匈奴”“排斥胡人”并不是良好的外交策略，如果能够利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加强沟通，让南北之地各取所需，这或许才是更好的结果。
其实，两汉时期的中原王朝就已经与匈奴和南越进行互市贸易了。《资治通鉴》说“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关市下”，这里的“关市”指的就是当时汉匈之间的贸易场所。
互市给两国百姓带来了利益，北地胡人认为自己“只用”一块裘皮就换到了过冬的粮食；南方汉族人则为让出几匹布就得到一匹马而欣喜若狂。到了隋唐时期，互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原王朝还专门设置“交市监”，将边境地区的贸易正式纳入国家监管的范畴。再往后，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强以及海运交通的不断完善，海上贸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良好的互市贸易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民族摩擦，当中原的米谷、丝绸、盐铁源源不断地输往异域时，北方游牧民族百姓也就不需要再冒着横死边关的危险剽掠中原；当外域的骏马、毛皮、山参、宝石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时，中原王朝也就不需要大动干戈征伐。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秦汉时期政府严禁互市、隋唐时期政府封闭外贸，那它们的边境地区将会变成尸横遍野的古战场。
而且，相比于耕作，经商带来的物质财富更为可观。晁错认为，一个五口之家能耕种百亩土地，但辛勤劳作一年却只能收获一百石粮食。所谓“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一年四季勤勤恳恳才可能勉强温饱。反观那些经商者，巨商大贾放高利贷，小摊小贩倒运商货，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而且“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这段论述记载在《论贵粟疏》里，《资治通鉴》亦有剖论。其中“采”通“彩”，“文采”的意思就是“绣有花纹的服饰”；“粱肉”指的是“高粱饭和肉类”，在此引申为“精美的食物”；“乘”“策”“履”“曳”都是动词，分别是“乘坐坚固的车马”“骑乘肥壮的良驹”“穿著丝质的鞋子”以及“身穿华美的衣装”。可以说，小商品经济给国计民生带来的补益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以此而论，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互市在提升邦国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关于边关互市，史官们几乎不会将它与和平外交等同而论，每每提到边境清宁、民族融合等高光政绩，后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牺牲小我而成就大家的和亲公主，甚至连杀人如麻、双手沾满鲜血的御边大将也会成为备受推崇的鹰派雄才。与这些青史留名的人或事相比，互市以及互市的参与者却成了流淌在地下的清泉，很少被人想起。毫无疑问的是，商业贸易才是缓解经济差异的基本方式，如果没有这一股清泉的濡养，缺少衣食的胡匈同胞必然会铤而走险，扰乱边关。孔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大家都在物质层次得到了相对稳固的保障，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声名败坏的强盗呢？
什么是动摇国本的铁腕外交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有这样一段令人疑惑不已的描述：曹操的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而刘备却带着十万百姓缓缓奔逃。由于行动缓慢，刘备等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被曹军赶上，幸亏将士奋勇保护他才逃得一命。后世很多人嘲笑刘备不会变通，在危急存亡的时刻还是一副仁君圣主的模样。我们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乱世之中人口基数才是国家实力的根本保障，因此他携民渡江也是怀有强烈个人私愿的。无独有偶，蜀汉大将姜维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在退兵之际也不忘迁徙百姓。《蜀鉴》里记载：“延熙十六年，姜维出师陇西，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民于绵竹繁县。”
类似的现象在《资治通鉴》中也多有呈现，比如“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剌兜，虏其民万余口而还”。这里讲的是隋朝与流求之间的战争，大将陈棱击杀了流求国王渴剌兜，然后将对方的百姓掳回中原。
人口基数在国君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凡有机会，统治者就会想方设法地增加本国人口。历朝历代的君主也都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勾践为了振兴越国曾颁布过诏令：“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汉惠帝也晓谕全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里的“算”就是人头税，“一算”120钱，应缴的人头税外加5倍罚款，汉代的适龄女子如果不出嫁，那么政府就要收取她720钱的罚金。
种种迹象证明人口基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反过来思考，如果大量减损敌国人口，是不是也能达到动摇对方国本的目的呢？战国晚期，秦国不断壮大，天下能够与之相抗的唯有赵国，此时秦将白起就制定了一套令人毛骨悚然的攻伐战略——大规模消灭敌方有生力量，震慑天下。事实证明，这种血腥无比的外交政策给其他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实力较强的赵国经长平之战后再无逐鹿中原的能力，其余诸侯也都英雄失色，持续数百年的乱世由此趋于终结。
关于白起的“杀人外交”，《资治通鉴》中最为骇人的一段描写是：“赵师大败，卒四十万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这里的武安君就是白起。
在这次对决当中，赵国派遣没有实战经验的赵括统领三军。白起率军击杀赵括后获降卒40万人，他认为这些降兵被放还后还会与自己为敌，于是设计将他们全部坑杀（活埋）。
事实证明，长平之战直接动摇了赵国的根基。一个国家在损失四十多万精壮男丁之后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的，史料分析称赵国战前人口合计约三百五十万，因此四十多万的战斗损员直接让它失去了雄霸天下的资本。
“长平杀降”是白起军事生涯中最为血腥的代表作，而《资治通鉴》中也将这位“人屠”的“光辉事迹”进行了逐一记录：（公元前293年）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80年）败赵军，斩首二万；（公元前273年）败魏华阳之下，走芒卯，掳三将，斩首十三万；（公元前264年）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梁启超先生在多方考证后表示，战国时期因战争而死亡的将士共两百万，其中一半的亡魂是拜秦将白起所赐！当然，对于白起的历史功过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他自己也从来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就事实而言，白起大量杀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直接影响到东方六国的外交倾向。与秦国接壤的国家不再轻易西进，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将士很可能有去无回、自己的车马铠甲可能会堆满秦军的仓房；远离秦国的国家会迫于帝国的声威，最终不再去碰这颗“硬钉子”。
在白起之前，历史上也有其他一些杀降事件，不过受“武德”与“周礼”的束缚，没有人会制造过于惊悚的人间悲剧。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一方面要用暴力压制对手，另一方面还抵制那些“胜之不武”的现象。临阵厮杀时，双方战士都要等对手布阵完毕后才可以交战。战斗结束后，一般而言被俘的士兵是不能被斩杀的——或者强令他们为己所用，或者直接放掉，即便不给俘虏饭吃也会遭受外界谴责。以上原因，也是254年战国史，除白起制造的杀戮外，“仅仅”战死军士100万的理由。
所以说，白起指挥大军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种战略方针从外交层面来说直接动摇敌国的根本。大量精壮男丁遇害，整个国家的生育能力、生产能力以及整体攻防实力都将受到严重受损。
从来都没有人认为白起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因为他的字典里全是杀戮；更没有人将屠杀降卒看作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为这种悖逆人伦的行径终将被记入史册，接受万世谴责。不管历代的史官如何评议，这种强横残暴的对外策略确实为推动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强硬的铁腕政策之下，东方六国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自长平之战后，各诸侯国对秦国的畏惧达到了顶峰，而这种威震华夏、英雄侧目的现状，确实也为随后的大一统铺平了道路，秦灭六国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