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光》的姓名问题号上见到《仲贤的话》，才知道在上海城内有一个和我同姓名而且似乎同籍贯的“儒医”。承仲贤先生指出，又代为声明，这是我要感谢他的。但是我的姓名之与别人相混，却并不是自这位儒医始，所以我就想到写这一篇小文。
这是“五四”那一年的春天，我从东京的书店接到一本寄给北大法科周作仁君的Nicholson的《经济学》卷一，价十……元，就在我的账里扣去了。我自己不会读这类的书，又恐怕需用的人在那里焦急的等着，所以不把他寄回去，却写信给法科的周君，叫他到我这里来取书。岂知等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于是又登广告访求，这才得到了一纸回书，说因为某种理由，不要这书，而其责任则全在书店方面。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经济学》寄回去，说明其中的曲折，前后三个月才把这件纠葛弄清楚。这是我因为姓名和人家同音的缘故，肩了一回“水浸木梢”的故事；幸而那位周君不久往外省去了，在他未回北京以前，我大约可以安心没有代收《经济学》的差使了。
“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这时候忽然有故乡的友人写信给我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离京，现住上海何处；他把从报上剪下的一节纪事附寄作为凭据，说上海的什么拳术会在某处开会，会长周启明演说云云。我的不会打拳，那朋友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习惯，做会长的反不必一定要会打拳，所以他就疑心我做了拳术会长而且居然演说起来了。我写了一封回信，声明我并未出京，但是在故乡里相信我还在做拳术会长的人大约也还不少。现在我又成为“活人无算”的儒医，或者因此有人同仲贤先生一样要疑心我“精通医理”。在我既不懂医，更不是儒，凭空得到这样的一个头衔，实在不免惶恐，不过只要这于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妨害，譬如他的医书不错寄到我这里来，我的信件不错寄到他那里去，那就不成问题，尽可任其自然，各做各人的事。
因为姓名相同，要求别人改名，固然是不可能，便是自己改名，也似乎并非必要。倘若依年岁来讲，恐怕非由我让步不可，因为我这名号实在不过用了二十二年，要比别人的更为后起，（虽然只是推想如此，）但是我也用惯了，懒于更动了。——然而也有例外，倘若我忽发奇想，读起医书来，而且“悬壶”于北京城内，成了一个正式的儒医，那时为对于同业的道义的关系上当然非别取一个名字不可了。
（十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