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加拿大文学概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战胜法西斯主义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因为地理位置较偏，加拿大本土并未直接受到战火的摧残，战争期间成为物资供应的一大据点，而与同盟国（特别是美国）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物资供应，为加拿大带来了大笔财富。战争结束时，加拿大以前积累的资金和债务问题几乎都已解决，国内各产业持续发展，新工业代替了旧工业，国内出现更加富裕、稳定的局面。战争直接带来的利益终止后，加拿大政府陆续出台相应政策，做好了应对国内新问题的准备：包括税收优惠，刺激内需；“充分就业”，降低失业率；发展教育；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社会福利；接受外来移民，满足国内劳动力需求，同时知识移民大量流入；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取持续外资等政策。战后的加拿大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城市面貌大大改变，短短几十年中，国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跃入真正的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一大背景下的加拿大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了相应的反映。文艺工作得到政府鼎力支持，文学创作人员大量增加，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作品中显露出的国家自豪感和本民族性愈加强烈。
在加拿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各类问题、矛盾也不断出现。国际上，一方面与英国及英国王室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清。加拿大本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英国为牵制美国，同意让各自分散的殖民地组成加拿大自治领，英国仍掌握加拿大的大部分主权和外交权，大英帝国的影响渗透在加拿大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从建国伊始，加拿大就一直在为争取主权、获得真正独立与英国做斗争，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82年3月29日，《英属北美法案》的实行才真正实现了加拿大的自我回归，加拿大颁布自己的宪法，获得完全意义的独立主权。这也是加拿大在政治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过程，而加拿大又以英王室为名义上的国家领袖，对英王室充满崇敬。近年来，加拿大民众才渐渐地放下一些对英王室的迷恋，偏向于支持加拿大本土人出任自己国家的元首。另一方面，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也相当复杂。首先，加拿大与美国地理位置上毗邻，美国对加拿大广阔市场与各类资源的渴求早就显露出来。加拿大既为着国家发展对资金、技术的需求，也为着与英国抗衡，一边保持警惕，一边欣然接受美国的援助。加拿大的工业甚至有相当长一段时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对加拿大经济的渗透，使得加政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也得追随美国。尽管国内民众的反美呼声一直存在，然而加政府也出台一些国家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全球化浪潮下，美加关系却再也撇不清了。在国内问题上，英裔加拿大人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甚至几度激化，这其中还附带着宗教问题、语言问题及教育问题等；大量移民的流入带来的问题也不断暴露；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的矛盾处于缓和与激化的循环中；土著民族的问题也浮上水面；妇女要求平等的呼声大增。
两次世界大战并未阻止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加拿大文学也没有出现文学断裂现象。特别是二战后的加拿大文学，一方面沿着原有脉络继续前行，长期受宗主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淡化，本土化、地方化特色愈加突出；另一方面，伴随战争而来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使得欧美各类活跃的文学思潮逐渐渗入到加拿大文学中。
加拿大历史上分属英法，加拿大文学素来有英语文学与法语文学之分。加拿大曾是殖民地的身份，使得它的文学有着宗主国文学的印记，又让它的文学发展有着稍微滞后的特点。原英属加拿大地区的文学稍晚于英国文学，原法属加拿大地区的文学稍晚于法国文学。而原法属加拿大地区又因为长期受天主教会管理，相对保守，文学发展较原英属地区又稍滞后，而其发展脉络与英语文学大致无二，其后起之势亦不容小觑。另外，加拿大邻居美国文学的迅猛发展，各种文学思潮的竞相争艳，给加拿大文学带来相当大的震动。
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稳定，以及政府对文艺工作的大力支持，加拿大文坛逐渐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势态，各种文学形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群星灿烂，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
第二节 加拿大英语文学
一、小说
二战前就开始文学创作、战后仍笔耕不辍的作家，是承担文学传统继承的主力。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1903—1990）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奇怪的逃亡者》（1928）、《绝没有了结》（1930）、《他们将继承全球》（1935）、《天堂余乐》（1937）等；短篇小说集《家乡的商队》（1929）、《四月来到了及其他故事》（1936）等，这些作品已经显示出莫利·卡拉汉小说创作的特点：多取材于现实城市生活，关注弱势者或小人物，广泛涉及大自然、神、宗教、生与死、世俗社会、法律、犯罪等诸多方面的描写，语言自然质朴、精确明快。莫利·卡拉汉战后继续其文学创作，优秀作品迭出，如《大学生运动队的故事》（1948）、《爱的得失》（1951）、《多彩外衣》（1960）、《罗马激情》（1961）、《一个迷人的独居处》（1975）、《重新接近太阳》（1977）、《犹大的时代》（1983）等，其中《爱的得失》和《重新接近太阳》被视为其代表作。1959年出版的《莫利·卡拉汉短篇小说集》收入了他从1924年到1952年的57篇短篇小说。莫利·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创作贯穿他创作生涯的始终，他擅长用细小的事物或从小视角去洞察自然万物与社会万象，他同情、怜悯不被常人所关注的人物，常有更深的关于人和人生的思考。莫利·卡拉汉文学创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小说于他是一门严肃的艺术，也是毕生的事业。1982年，他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他被称为加拿大小说的真正先驱。
休·麦克兰南（Hugh Maclennan，1907—1990）的小说《两种孤独》（1945）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框架背景下，对加拿大社会做深层次的挖掘，试图弥补由道德、社会、宗教冲突所带来的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甚至英语群体与法语群体的分裂。结局虽带理想主义色彩，却也是当时现实与大众心理的部分写照。麦克兰南的作品还有《悬崖》（1948）、《每个男人的儿子》（1951）、《斯芬克斯归来》（1967）等，表达了作者对加拿大国家及居民真实状况的关心和思考。
欧内斯特·巴克勒（Ernest Buckler，1908—1984）的《高山和峡谷》（1952），描写加拿大大自然美景，这处由高山和峡谷围成的地域是作者的居住地，他描绘这里的社会生活，写出一个人的成长与觉醒的历史。
辛克莱·罗斯（Sinclair Ross，1908—1996）有长篇小说《至于我和我的房子》（1944）、《井》（1958）、《黄金哗啦啦》（1970）等，短篇小说集《正午之灯》（1968）被视为其代表作。作品展现了在自然灾害下，贫窘的草原生活中人与人的矛盾。
W.O.米切尔（W.O.Mitchell，1914—1998）的《有谁见过风》（1947）、《杰克和小孩》（1968）、《风筝》（1972）等作品，可以说是展现加拿大的草原生活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取景于小地方，写经过战争后对童年、牧场生活、记忆中的人们的回忆，写逃到小地方的来自各种背景的人，有感伤情调。
休·加纳（Hugh Garner，1913—1979）有长篇小说《海底风雷》（1949）、《白菜城》（1950）、《海滨静悄悄》（1962）；短篇小说集《黄毛衣》（1952）、《休·加纳短篇小说选》（1963）、《男男女女》（1966）、《少女的反抗》（1971）等。他作品中的大背景已经开始越出加拿大的地域，而行笔风格与加拿大主流作家仍有共同之处。
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1913—1995）有三套小说三部曲：《暴风雨引起的》（1951）、《恶作剧》（1954）、《意志薄弱的产物》（1958）；《第五类角色》（1970）、《曼蒂科尔》（1972）、《奇异世界》（1975）；《叛逆天使》（1981）、《什么根除不了》（1985）、《俄尔普斯的七弦琴》（1988）。它们系统地展现了作者创作的变化，描写了在一定范围里的人的怪异习惯与小镇风俗，从影射社会问题逐渐走向着重人物心理剖析，寓深邃的寓意和哲理于小说之中。
希拉·沃森（Sheila Watson，1909—1998）的《双钩》（1959）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重要转向意义的小说。小说中有不少宗教意象亦真亦幻的运用，而意象指向又含混，具有现代主义特点。
埃塞尔·威尔逊（Ethel Wilson，1888—1980）的《沼泽天使》（1954）被认为是她最出色的作品。小说写陷入无趣、失败甚至痛苦婚姻中的女性或家庭主妇对爱情婚姻的迷茫、失望，对自由、自我意义的寻求。她们选择了离家出走，走向看似美丽的大自然，与大自然小心而充满期盼地靠近，但获得的仍是冷淡。
乔伊斯·马歇尔（Joyce Marshall，1913—2005）的《爱人与陌生人》（1957）、《老女人》（1952）以精细的笔触探索两性关系中新的、不寻常的，相当纤细脆弱的一面，写出了故事中主人公忧虑不安的天性和复杂心理动机下的行为。
在加拿大小说作品中民族性、个体性逐步成熟的时期，这群生长在加拿大土地上的作家，不再刻意追寻他们已所剩无几的英国记忆或情怀。他们所追寻的，是抛开欧洲记忆之后，在加拿大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深度思考。这一群有着独特的关于战争、童年的记忆与写作方法的作家们，将加拿大风光旖旎的大自然，与不断工业化、资本化的城市，融进一个个美丽而略有哀伤的小故事中。
20世纪60年代起，加拿大小说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多元化态势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英、法初代移民继续保持旺盛创作力，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始融入加拿大，加入创作群体，女性创作群体崛起，原住民作家作品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创作手法或技巧的多元化，小说家开始在创作中自信大胆地进行尝试，实验小说、意识流、后现代主义、后女性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生态主义等，在加拿大文坛各据一方，成就斐然。一大批优秀小说家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承认与赞誉，如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1931—2001）、罗伯特·克罗耶奇（Robert Kroetsch，1927—2011）、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1931—）、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等。
女性作家的崛起成为加拿大文坛的一大亮点，加拿大女作家群之强大，在世界文学中相当罕见。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斯·门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玛维斯·加兰特（Mavis Gallant，1922—2014）、玛丽安·恩格尔（Marian Engel，1933—1985）、阿黛尔·怀斯曼（Adele Wiseman，1928—1992）、奥德丽·托马斯（Audrey Thomas，1935—）、简·鲁尔（Jane Rule，1931—2007）、卡罗尔·希尔兹等人都有国际声誉。加拿大的女性作家更为理性化，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观察世界、观察人、观察自己，细腻而哀伤，却也不忽视现实，感性写作而理性思考。她们写身边的生活体验、爱情故事，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如玛丽安·恩格尔的《情夫节》（1970）；写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及不公正待遇、女性角色的异化，带有女权主义色彩。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的《跳舞的女孩》（1977）、怀斯曼《老妪晚趣》（1978）；还有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写女性对外部世界、男性世界的恐惧以及恐惧之下的孤寂。其余如简·鲁尔的《心灵的荒漠》（1964）等等。
移民作家对自己族群生活的写作正是他们融入加拿大的标志之一。他们从特有的角度写少数族裔试图进入加拿大社会时的经历，以及处在加拿大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的社会日常生活。他们的作品是对加拿大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移民问题的指证，也是一种思考或探索。其中以犹太民族生活为主的有阿黛尔·怀斯曼的《怪人》（1974）、杰克·路德维格的《混乱》（1963）、莫迪凯·里奇勒的《诗一般的过去和现在》（1980）；写基督教新教移民生活的有鲁迪·威伯的《和平可能毁掉许多》（1962）；写日本移民生活的有乔伊·科加瓦的《姨母》（1981）及续集《总有一天》（1992）；写华人故事的有弗雷德·华（Fred Wah，1939—）的《钻石烧烤店》（1996）等。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现实主义风格的，有的甚至是自身经历，写加拿大少数族裔艰难的生存状况，以及本族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在大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和被同化的历史过程。
各种文学流派精彩纷呈，实验体小说曾经盛极一时，成为流行小说，后现代主义文化也逐渐进入小说创作。作家不再老老实实地去叙述故事，各种能传达信息的工具如录音、录像、照片、历史档案、传记、诗歌都能为小说创作所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的主体。如劳伦斯的《占卜者》（1974）中，苏格兰式的叙述以及有白人与印第安人两种血统的混血儿的歌曲成为小说的主体；迈克尔·翁达杰的《世代相传》（1982）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打通了传记与小说的界限。他们还沉醉在文字技巧的玩弄上，甚至将文字在纸张上的排列都考虑成小说的一部分，如奥德丽·托马斯的《被吹散的人物》（1974）将视觉图片效果的拼接转化为文字拼接。辛克莱·罗斯的《纪念医院》（1974）等作品中，文字形态的故事又被特殊化排列，事件发生去顺序化、去条理化。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加拿大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杰克·霍金斯的《约瑟夫·伯恩的复活》（1979）中，安尼港的人对极诡异的“秘鲁海鸟”及随之而来的怪异事件平静而近乎麻木地接受，其漠然置之的态度与《百年孤独》中马孔多人对待神秘事件的态度无二；布莱恩·穆尔（Brian Moore，1921—1999）的《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收藏》（1975）中事实与幻觉的含混、亦真亦幻的感觉同时困扰着主人公和读者，可作者并没打算出面解释，而刻意保持这种令人眩晕的神秘；里奥·辛普森的《考瓦尔斯基的最后机会》（1980）中主人公愚笨而纯真地信任一个声称自己是妖精的人；苏珊·斯旺的《世上块头最大的现代女性》（1983）中怪异的真实与严肃的口吻奇妙地结合，读者不由自主地相信小说中世界的真实。
20世纪末与新世纪伊始，加拿大小说发展势头不减，一方面老一辈的小说家仍有不少惊人之作问世；另一方面新加入小说创作大军的作者开拓了新题材。有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拾起在小说中进行重新审视的，如安妮·麦珂尔丝（Anne Michaels，1958—）的《漂泊手记》（1996），写二战中历经大屠杀的犹太人漂泊无依，试图走出伤痛的文化记忆；韦恩·约翰斯顿（Wayne Johnston，1958—）的《梦碎之地》（1998）写真实历史人物、加拿大纽芬兰省首任总理斯莫尔伍德的一生，史实与虚构交汇。另外，迎合大众快速消费需求的通俗化小说的涌现成为加拿大小说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科幻、奇幻、侦探等类小说一再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的《神经漫游者》（1984）、盖伊·凯伊（Guy Gavriel Kay，1954—）的《亚波娜之歌》（1992）、查尔斯德林特（Charles de Lint，1951—）的《梦在脚下》（1994）等。这些作品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消费观念，将高科技与人的异化结合起来，探索新的文学之路，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
二、诗歌
加拿大诗歌的发展同样是继承与创新并举。大自然在加拿大诗歌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美丽的原始森林、广阔草原、高山峡谷、河川湖泊、皑皑冰雪、红枫林等，这些印在加拿大人灵魂深处的梦一样的自然风光，是一代又一代加拿大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这也正是加拿大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民族个性不断成长的基点。加拿大人民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艰苦创业，也是诗人讴歌的又一重要主题。这与自然主题共同构成加拿大诗歌发展中的传统与基石。受美国诗歌影响，加拿大诗歌在具体形式上对传统的打破和题材的广泛化是其创新的主要表现。由于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锋性，一些诗人以推翻过去的激烈言论与试验性形式为基本特色，引领先锋诗歌潮流。诗歌运动的发起、诗歌杂志的发行、一大批现代优秀诗人的崛起，都证明他们在诗歌上的拓新无疑是成功的。相比之下，传统的诗歌虽显得弱势，却仍能占领诗坛一角。这也说明加拿大诗坛是和谐的。
埃德温·普拉特（Edwin Jay Pratt，1882—1964）被视为加拿大诗歌从传统浪漫主义向现代转向过渡的关键性诗人。他的诗继续述写着人与自然的斗争，并且人在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一方；他想象力丰富，却非传统的浪漫主义，而是把现实融进史诗；将历史演化为神话，为加拿大塑造神话形象。其主要作品有《女巫酿酒》（1925）、《冰海沉船》（1935）、《敦刻尔克》（1941）、《泰坦尼克号海轮》（1953）以及喜剧性史诗《奔向最后一颗道钉》（1952）等。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诗人开始主张摒弃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韵律及语言的束缚，以开阔的诗歌题材，用朴素自在的诗句将自然、生活纳入诗中。这其中著名的代表就是蒙特利尔派诗人，如A.J.M.史密斯（A.J.M.Smith，1902—1980）、F.R.斯科特（F.R.Scott，1899—1985）、利奥·肯尼迪（Leo Kennedy，1907—2000）和A.M.克莱因（A.M.Klein，1909—1972）等，他们强调诗歌的题材必须扩大，所述内容要超出本民族、本地区的范围，诗歌要现代感、技巧与思维深度并具，语言要简洁、准确等。他们的新诗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发表，而个人诗集的出版则稍晚，主要有A.J.M.史密斯的《〈长生鸟的信息〉和其他诗》（1943）、《诗集》（1962），F.R.斯科特的《序曲》（1945）、《事件和信号》（1954），A.M.克莱因的《〈摇椅〉和其他诗》（1948）等。蒙特利尔诗人可以说是有力地推动了加拿大现代派诗歌发展的诗人群体，在他们的影响或刺激下，加拿大诗坛呈现蓬勃发展的势态。
女诗人多萝西·利夫赛（Dorothy Livesay，1909—1996）的《绿色的水罐》（1928）、诗集《路标》（1932）等早期诗歌被认为是加拿大意象诗的代表，诗歌格调清雅，得到广泛的认可与赞赏，影响到后来诗人对意象的重视和运用。利夫赛后来转向政治色彩较浓的诗歌创作，如诗集《日与夜》（1944）和《为人民写诗》（1947）都是有影响的杰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批更加成熟的现代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作逐渐占领加拿大诗坛。主要代表有厄尔·伯尼（Earle Birney，1904—1995）的诗集《大卫诗集》（1942）、《现在是时候了》（1945）、《阿尼亚海峡》（1948）；欧文·雷顿（Irving Layton，1912—2006）的诗集《在我的狂热中》（1954）、《寒冷的绿元素》（1955）、《高效能望远镜》（1956）；女诗人帕特里夏·凯瑟琳·佩吉（P.K.Page，1916—2010）的诗集《金属与花》（1954）、《为阿勒山哭泣》（1967）、《隐藏的房间》（1997）；路易斯·杜德克（Louis Dudek，1918—2001）的长诗《欧洲》（1954）和《在墨西哥》（1958）；雷蒙德·苏斯特（Raymond Souster，1921—2012）的诗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1946）、《诗选》（1956）、《时代的颜色》（1964）等。他们的诗歌现代性愈加强烈，首先是对新时期文化、政治、技术、哲学、宗教、经济等方面新情况的积极回应与丰富；其次，他们个人创作风格的灵活多变与他们对诗歌形式的大胆实验，使得加拿大诗歌百花争艳局面得以形成。
20世纪50年代的“神话派诗歌”，也是加拿大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支。“神话派”诗人自认为受到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原型—神话”理论的影响，将现代意义与古老神话结合进行诗歌创作，用大量隐喻、变形、异化等荒诞手法颠覆传统神话，使这些神话具有现代意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凸显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揭开现代人在历经时代快速变化发展时所生的精神危机。主要代表诗人和诗作有：詹姆斯·里恩尼（James Reaney，1926—2008）的《红心》（1948）、杰伊·麦克弗森（Jay Macpherson，1931—2012）的《船夫》（1957）、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1934—）的诗集《让我们比较神话》（1956）、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双重的普西芬尼》（1961）和《圆圈游戏》（1966）、道格拉斯·琼斯（D.G.Jones，1929—）的《太阳上的霜》（1957）和《奥菲士的名言》（1967）等。
20世纪60年代，一批受到美国“黑山派”影响的诗人主张用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作诗，主要人物有乔治·鲍林（George Bowering，1935—）、弗兰克·戴维（Frank Davey，1940—）、达芙妮·马拉特（Daphne Marlatt，1942—）以及罗伯特·克罗耶奇等，他们以杂志《蒂什》为阵地，进行诗歌语言实验，摒弃东部诗歌修辞传统，呼吁真实的、实在的诗歌创作，他们的一系列活动，后来发展成以温哥华为中心的西部加拿大“蒂什诗歌运动”，代表作有鲍林的《杖与石》（1963）、戴维的《海鸥与大海之城》（1964）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蒂什派”诗人自己也没能完全做到他们所主张的诗歌创作方法，随着他们自身的成长成熟，他们的诗歌对传统元素的吸收也愈加明显。
总之，加拿大诗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文学中堪称一支劲旅。各种流派，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美式自然主义、意象派、超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在诗歌中的运用，由生疏到娴熟，直至融合。经过几代人不懈的诗歌探索与试验，加拿大诗歌逐渐成熟，并在国际诗坛崭露头角，出现了如大器晚成的游吟诗人阿尔·帕迪（Al Purdy，1918—2000）、俄裔犹太诗人埃里·曼德尔（Eli Mandel，1922—1992）、英语法语双语创作的丹尼尔·斯洛特（Daniel Sloate，1932—2009）、日侨女诗人乔伊·科加瓦、“加拿大文学皇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诗人格温多琳·麦克尤恩（Gwendolyn MacEwen，1941—1987）、T.S艾略特奖得主安妮·卡尔森（Anne Carson，1950—）、罗伯特·普里斯特（Robert Priest，1951—）、当今加拿大诗坛颇受瞩目的迈克尔·翁达杰等一批著名诗人。加拿大诗坛呈现出绚丽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诗人秉承加拿大人勤恳务实的创作传统，出版大量诗作诗集，诗歌不再拘于某一种形式或统一主题，让“加拿大”的诗歌占据了国际诗坛一角。
三、戏剧
20世纪初是加拿大民族戏剧崛起的时期。最初是主张创造艺术戏剧，反对戏剧商业化的小剧场运动培育了一批具加拿大本土特色的剧作家，如哈特剧院剧作家梅里尔·丹尼森（Merrill Denison，1893—1975）、萨尼亚小剧院的赫尔曼·沃登（Herman Voaden，1903—1991）等。这些剧作家以及他们领导的小剧场运动推动了加拿大戏剧大众化、民主化的进程。
后来由加拿大政府官方组织的加拿大自治领戏剧节极大地鼓励了剧作家的创作劲头，刺激了戏剧的发展。戏剧节所带出的主要剧作家及作品有约翰·库尔特（John Coulter，1888—1980）的《幽谷里的房子》（1937）、《鼓声停了》（1950）、历史题材剧《里埃尔》（1950）、《路易·里埃尔的罪过》（1966）、《审判路易·里埃尔》（1968）；著名小说家兼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1913—1995）的《覆盖》（1948）、《早餐时的愿望》（1948）、《希望受挫》（1949）、《财产，我的敌人》（1949）、转向人物内心的《彻底坦白》（1950）、《寻找斯图亚特》（1955）、《询问时间》（1975）、《爱情与诽谤》（1981）等，他们对戏剧冲突的设置、氛围的营造已经相当成功，剧中人物个性突出，对话台词也妙语连珠，戏剧的文学艺术价值很高。
加拿大电台广播剧成为加拿大的“空中剧院”，它的流行推动了短剧，特别是独幕剧的发展，也是实验戏剧早期的实验阵地。
60年代以来，加拿大戏剧进一步成熟起来。影响力较大的有约翰·赫伯特（John Herbert，1926—2001）的《幸福与遭人白眼》（1967）和《机运和眼光》（1971）、乔治·里加（George Ryga，1932—1987）的《丽塔·乔的狂喜》（1971）和《日照萨拉》（1973）、詹姆斯·里恩尼（James Reaney，1926—）的《黑暗中的色彩》（1967）等，他们的戏剧一方面承接现实主义的传统，关注现实社会，或是集中刻画某一群体，无情揭露现实的丑恶；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使用现代主义的技巧，打破传统戏剧结构的安排，将印象派、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现代性技巧融入戏剧创作。
戏剧对现实的演绎、揭露或讽刺是最直接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仍是加拿大戏剧的主流。现实主义戏剧的主力则是一群由实验剧院进入剧坛的剧作家，如戴维·弗里曼（David Freeman，1947—）、乔治·沃克（George F.Walker，1947—）、戴维·弗伦奇（David French，1939—）等。他们的剧作经常描写某一弱势群体，为弱者发出抗议的呼声，如弗里曼的《残疾人》（1972）；也有的作品以小地方为背景，写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弗伦奇的《近日的田野上》（1974）。另外一些著名剧作家有纽芬兰剧作家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1933—1994）、戴维·芬纳利奥（David Fennario，1947—）、莎伦·波洛克（Sharon Pollock，1936—）等。
女性戏剧作家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涌现。贝弗利·西蒙斯（Beverley Simons，1938—）的《蟹舞》（1969）、玛格丽特·霍林沃思（Margaret Hollingsworth，1940—）的《不知所措》（1970）和《永远爱下去》（1980）、卡洛尔·波尔特（Carol Bolt，1941—）的《雷德·埃玛》（1974）和《栖身处》（1975）、朱迪思·汤普森（Judith Thompson，1954—）的《沿地板缝走的人》（1980）和《咬人的白狗》（1984），等都是可圈可点的佳作。她们在戏剧创作中，一方面融入对女性地位、女性自我身份的思考，塑造了一些个性突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以女性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参与主体，以女性的眼光和智慧为社会问题出谋划策。
商业戏剧在七八十年代，因其大投资高票房引来不少关注，而实际艺术价值有时会大打折扣，其代表大多是音乐戏剧，迎合观众消遣娱乐的需要。与此相对，耗资小的独角戏也颇为盛行，比较著名的如汤姆·科恩（Tom Cone，1947—）的《赫林伯》（1976）和约翰·格雷（John Gray，1946—）的《比利·毕晓普上战场》（1981）。独角戏对客观条件要求不高，只需简单的道具和布景，舞台和剧本的最终效果都要集中在演员身上，演员的演技如何往往决定一出戏剧的成败。
民间或政府组织的多场戏剧比赛、戏剧交流节是推动当代加拿大戏剧发展的一大动力。1975年，加拿大“全国多元文化戏剧协会”成立，每年都会组织剧团演出。1983年，卡尔加里市主办“世界戏剧大汇演”，是一场国际性的戏剧节。加拿大戏剧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作家队伍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多元化优势较为明显，一些优秀剧作获得国际剧坛认可。
第三节 加拿大法语文学
一、小说
加拿大法语文学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其中法裔民族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彰显，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批作家作品，开始对传统田园经济的真实状况进行描写，开始思考和怀疑小农经济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让—沙尔·阿尔维（1891—1967）的《半开化的人们》（1934）、费利克斯—安东·萨瓦尔（1896—1982）的《驾木筏的能手梅诺》（1937）、兰盖（1895—1960）的《三十阿尔邦土地》（1938）、热尔曼·盖弗尔蒙（1896—1968）的《不速之客》（1945）等。
后来出现的加拿大著名法语女作家加布里埃尔·鲁瓦（1909—1983），是写城市市民生活小说的代表。她的长篇小说《廉价的幸福》（1947）以战时城市生活为背景，写城市下层小人物的为生活而不择手段，努力奋斗。这部小说开创了法语文学的新局面，也第一次使得加拿大文学为国际瞩目，1947年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加布里埃尔后来的作品有《亚历山大·谢纳韦尔》（1954）、《秘密的山岗》（1961）以及自传《苦恼与欣悦》（1984）等。另外，勒梅兰（1919—）也是写城市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品有《缓坡脚下》（1944）和《普罗夫一家》（1948）。
6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平静革命”，给加拿大法语文学界带来巨大的浪潮。这场革命被认为是一场比较彻底的文化革命，是法裔加拿大人与保守文化传统的决裂。加拿大法语文学仿佛一下子放开手脚，各种文学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法语小说创作上，仍坚持传统创作方法的，有长于写“提问小说”的安德烈·郎日万（1927—2009），他的作品有《城市的尘埃》（1953）、《人们的时代》（1955）和《美洲驼鹿》（1972）等；有写土著民族生活的伊夫·泰里奥（1915—1983），作品有《阿加科克》（1958）、《阿西尼》（1960）、《死胡同》（1961）和《小人物的辉煌故事》（1963）等；有幽默小说家雅克·费龙（1921—1985），长于写小人物，代表作有《未定型的国家的故事》（1962）、《坏评语》（1962）、《爸爸上司》（1966）等。
女性作家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主题往往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克莱尔·马丁的小说揭露了在天主教的束缚及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女性生存及尊严受到的挑战，塑造了独立的女性形象，如自传体小说《铁手套》（1965）和《右脸颊》（1966）。安娜·埃贝尔（1916—2000）是加拿大法语诗人兼小说家，她取材历史真实的小说《加姆拉斯加》（1970），塑造了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作品中女主角勇敢地反抗夫权，为追求爱情而出走。安东尼娜·马耶（1929—）的《拉小车的贝拉吉》（1979）让女性成为民族运动的主角，妇女从小家庭中走出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向传统道德观发出挑战。
法语文坛上比较突出的又一特点，是一批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相当流行。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作家们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突出民族的特点，反对教会的束缚和控制，如热拉尔·贝赛特（1920—2005）的《书籍推销员》（1960）等小说就以此为主题。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作家为魁北克的独立做努力，如《破碎之城》（1964）的雅克·雷诺（1943—）等人。
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进行创新，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反小说”或“新小说”，比较出名的有女作家玛丽—克莱尔·布莱（1939—）的《埃玛纽埃尔一生中的一个季度》（1964）、于贝尔·阿坎（1929—1977）的《下一个插曲》（1965）、雅克·戈德布的（1933—）的《水族馆》（1962）和《你好，加拉诺》（1967）、雷让·杜沙尔莫（1941—）的《难以下咽》（1966）等，这些作品抛开传统结构，用形式上的毫无逻辑去表达小说人物思想的迷乱；用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梦幻的交叉重叠表达现代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
80年代后，加拿大法语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回归是作家们的重要趋势，而现代派的创作也被大量地运用。安娜·埃贝尔的诗体小说《巴桑的狂人》（1982）用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的六个部分运用于同一个故事之中；剧作家特朗布莱推出的自传体小说《皇家山高地记事》四部曲：包括《隔壁的胖女人怀孕了》（1978）、《泰蕾丝和皮埃雷特在天使学校》（1980）、《贵妇与平民》（1984）和《爱德华的音讯》（1984）是优秀的系列小说；伊夫·博歇曼（1941—）的成名作《街猫》（1981）被称为加拿大版的《人间喜剧》，写社会底层年轻人饱尝血与泪、屈辱与辛酸，仍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坚持为了理想而拼搏，是无钱也无权的小人物对命运的抗争史；尼科尔·布罗萨尔（1943—）的《淡紫色的荒漠》（1990），写妇女们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如人意现象的思考，女权主义色彩浓厚。而此时的现实主义的文本也走出传统，更多转为个人，对个人情感、个人心理历程的描写。
二、诗歌与戏剧
诗歌方面以“四大诗人”为代表，他们是阿兰·格朗布瓦（1900—1974）、圣德尼·加尔诺（1912—1943）、女诗人拉尼埃（1915—1997）和安娜·埃贝尔（1916—2000）。“四大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各异，但他们都在写本民族的诗，现代性也比较明显，不再刻意追随效仿法国诗歌。格朗布瓦著有诗集《夜的岛屿》（1944）、《人的岸边》（1948）、《紫红的星》（1957）等，描写个人在人生漫漫旅途中的流浪与摸索。格朗布瓦与中国也很有渊源，他在中国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汉口之书》（1934）。加尔诺长于用象征手法，主要写自由体诗歌，文笔简洁。拉尼埃被称为现代宗教诗人，有《印第安幻境》（1939）、《形象与散文》（1941）、《中间停靠站》（1950）及《反射镜》（1960）等十余部诗集，作品主要是短诗，诗歌内容多变，语言包含女性特有的深情，诗中情感细腻。安娜·埃贝尔的诗集主要有《平衡的梦》（1942）、《正午的方舟》（1942）、《王陵》（1953）、《语言的奥妙》（1960）。她的诗是她用最敏感的灵魂触角对世界的感知，是她借助诗对各种感触的细化、具象化，带有感伤情调。
1953年，加斯东·米隆（1928—1996）与朋友们创办六边形出版社。六边形出版社发行出版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聚集起一群各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出身于六边形出版社的重要诗人有让—古伊·皮隆（1930—）、米歇尔·冯·辛德尔（1929—2005）、吕克·佩里埃（1931—2008）、费尔朗·乌莱特（1930—）、保尔—马利·拉普安特（1929—）、伊弗·普雷封泰纳（1937—）、米歇尔·拉隆德（1937—）等，他们成为加拿大法语诗坛的中坚力量。“六边形”拒绝归入任何文学派别，定期举行诗人聚会，以极大的兼容性来汇聚各种优秀诗歌，这些诗歌共同组成法语诗歌的民族身份，填补了加拿大法语诗歌的匮乏处境。
“六边形”诗人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关注和讨论，与“平静革命”的催化相结合，使一些诗人开始创作政治色彩强烈的“国家诗”，保罗·尚贝尔湖（1939—）的《国家》（1963）、《魁北克大地》（1964）、《贴布告者在呐喊》（1965）是“国家诗”的代表作。后来随着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式微，“国家诗”也逐渐衰落。
70年代以后，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任何一种信仰都不再绝对可靠，人们对各类“思想”和“主义”逐渐丧失信心。表现在诗歌上就是，加拿大法语诗歌又开始向个人主义回归，诗歌愈加注重个人情愫的抒发及内心体验的表达。米歇尔·博利厄（1941—1985）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他的诗集有《为了在锁链中歌唱》（1964）、《变化莫测》（1973）、《计划》（1980）、《面目》（1982）及遗著《万花筒》（1985），他的诗被认为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尼科尔·布罗萨尔（1943—）是影响颇大的形式主义诗人，著有诗集《耍花招的机器》（1974）、《以偏概全》（1975）、《双重印象》（1984）等，她的诗用看似毫无联系的词语联结在一起，不在乎前后诗句的语法逻辑，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失去绝对信仰后诗人精神的迷失与彷徨。
加拿大法语戏剧创作在50年代成就突出的剧作家不多，马塞尔·迪贝（1930—）是由加拿大自治领戏剧节培养出的魁北克剧作家，他的《贫民区》（1953）写城市底层民众的生活，在戏剧节上获得大成功，激发了迪贝的戏剧创作热情，随后戏剧作品不断问世。
米歇尔·特朗布莱（1942—）的戏剧创作代表了加拿大法语戏剧的新篇章。他的代表作《七姑八姨们》（1968）用荒诞的故事、令人捧腹的人物行为去写女性家庭生活的贫乏和无聊。特朗布莱随后又创作出《零碎的片段》（1970）、《永远属于你，你的玛丽—鲁》（1973）等10部戏剧，被称为“七姑八姨”系列。“七姑八姨”系列剧作，或写社会下层家庭关系中旧价值观道德观对人性的压制和扭曲；或写小人物努力挤进上流社会后所经历的挫折和失望，展现了小人物的复杂心理和各种情感危机。
70年代政治色彩浓厚的剧作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伯特·古利克（1932—），他的剧作政治意识较强，常常直接聚焦于人们关心的时政热点，针砭时弊。代表作品有《魁北克王子哈姆雷特》（1968）、《让—巴蒂斯特·M的诉讼案》（1972）等。此外还有让—克洛德·热尔曼（1939—）的《情侣》（1974）和《上岗》（1975）等剧，抨击加拿大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秩序中的各类问题，讽刺性强烈。
加拿大法语女剧作家尝试以女性的视角去思考当代妇女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问题，也涉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较著名的作品有德尼兹·布谢（1935—）的《仙女梦渴了》（1978）、茹弗特·马什索尔（1938—2012）的《落汤鸡传奇》（1981）以及玛丽·拉贝热（1950—）的历史剧《站前的吉尔斯海湾》（1981）等。
第四节 劳伦斯
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她出生于加拿大中部曼尼托巴省的草原小镇尼帕瓦，父亲是苏格兰移民，母亲是爱尔兰人，幼年就丧失双亲，被姨母收养。劳伦斯的写作天赋在她小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国家的栋梁》创作于她12岁的时候，中学时也常为学校校报写文章。她18岁前往省会城市温尼伯格读大学，毕业后作为记者为《温尼伯格城市报》工作。21岁时与一位水利工程师约翰·劳伦斯结婚，育有一子一女。1949年因丈夫的工作需要，举家迁往英国，后来又迁到非洲，先是索马里，不久后又迁到加纳，在加纳大概生活了5年，1957年重新回到加拿大。1962年劳伦斯带着子女移居英国，1969年与丈夫正式离婚，到1974年才永久地搬回加拿大，定居在安大略省彼得伯勒室附近的小镇雷克菲尔德。1986年劳伦斯被查出患有肺癌，后来病情恶化严重，1987年初在家中自杀。
劳伦斯在非洲生活的所见所闻是她走上文坛的主要创作题材，她搜集并翻译了索马里丰富的民间故事、爱情诗，整理在《贫穷树》中，出版于1954年。1963年出版的《先知的驼铃》也是取材于她在索马里经历的回顾性文学游记。她的小说《约旦河此岸》（1960）写加纳所面临的国家困境以及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短篇小说集《驯服明天者》（1963）的创作也在加纳完成。非洲的生活经历引发了劳伦斯关于生存与尊严、独立与自由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或意识成为贯穿她文学创作始终的线索。
劳伦斯从非洲回到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就开始小说《石头天使》（1964）的写作，在她居住英国期间正式发表，广受好评。后来她以《石头天使》中虚构的加拿大草原小镇马纳瓦卡为背景继续创作，陆续发表《上帝的玩笑》（1966）、《火中人》（1969）、短篇小说集《屋中的小鸟》（1970）和结局篇《占卜者》（1974）。这五部作品被认为是劳伦斯小说创作成就的主体部分，劳伦斯曾表示希望读者能将这五部小说并成一部去读，它们都以加拿大女性为故事主角，展现了对当代加拿大女性社会立场的独特思考与变化过程。
《石头天使》从女主人公哈格·希伯利的晚年生活开始写起，由某一生活细节而引起的对往日时光的回忆，来讲述哈格一生的经历。哈格是一位异常坚强和骄傲的女性，她的母亲因生她而去世，照顾她们姐弟俩的阿姨更加偏爱她弟弟。哈格的父亲非常鄙夷女性的温柔教育，常常对姐弟俩拳脚相加，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哈格不得不用厚厚的骄傲武装自己，不允许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露出软弱的一面。她认为死去的母亲是脆弱的，后来更是拒绝为病入膏肓的弟弟扮演母亲的角色。哈格的婚姻也是她自己的固执选择，而由她自己选择的婚姻生活中，她仍在自我折磨式地固守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则”，当她的“原则”受到来自家庭和丈夫的撼动时，她带着小儿子约翰决绝地离开。哈格放弃的大儿子玛文在她眼中平庸无奇，而看不到玛文的平庸、甚至卑微却是对抗生活的坚实力量。哈格以为自己能够将约翰打造成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理想的儿子，而她寄予厚望的儿子却总朝着相反的方向成长，甚至选择离开。哈格的一生就在她自以为是的骄傲中一点点消磨殆尽，她永远都昂着头行动，说话总爱尖酸刻薄，这让她与外界的交流愈加困难，她愈加孤独。正像小说的主人公哈格自己所说：“高傲是我的荒原，带领我去那儿的却是恐惧这个魔鬼。我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可又从未自由过，因为我在心中给自己戴上了枷锁，这枷锁又溢出我的身体，束缚住我接触的一切。”当哈格已九十高龄，无力再竖起身上的每一根刺与生活斗争。当往日的回忆、往日的骄傲在她自己生活中再现时，她忽然理出一条令她无比惶恐的线索，她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被固执和骄傲所控制着，她的所有选择与行动原本都有更好的假设。而固执与骄傲已经渗透在她的每一个毛孔，她仍不由自主地坚持着。
《石头天使》为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哈格一人的故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石头天使》展示了几种生活与生命存在的方式，有哈格父亲的、哈格丈夫的、大儿子玛文的、小儿子约翰的以及哈格自己的。哈格的固执与骄傲让她有机会远离他人，指责每一种方式。作者劳伦斯对每种方式的态度却隐藏起来，让哈格去揭露每一种生活生命方式，又让它们有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哈格自己的坚持最后也只沦为其中一种。《石头天使》又不止于此，哈格一生都没有跟周围人好好交流过，而小说本身就是哈格娓娓道出的故事，就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正是哈格在最后越来越人性化、母性化的契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开始了对自我的固守，这无可厚非，然而每个人都是自我的，自我与自我要克服恐惧和孤独就要靠交流。女性的觉醒不代表女性就要超越一切，女性仍要作为社会的人而生活。
蕾切尔·卡梅隆是《上帝的玩笑》的主角，她是一名34岁的单身女教师。蕾切尔因为母亲而一直生活在小镇马纳瓦卡，而真正困住她的是她自己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她与镇上的一个有妇之夫发生过性关系，并怀疑自己怀上了那人的孩子。小镇上压抑的令人窒息的氛围让她逐渐开始自我思考，思忖着离开小镇去更加自由的城市温哥华或许就会不一样。
《火中人》写的是蕾切尔的姐姐斯泰西的温哥华城市生活。斯泰西和丈夫共有四个孩子，她的城市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斯泰西要每天都作为妻子、母亲围绕着丈夫和孩子打转，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还要应付朋友间的来往，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她也曾尝试脱离家庭，却最终接受现实的自我人格和不可逆转的生命过程。
《屋中的小鸟》主要写中年女性作家温内莎对自己成长过程的回忆，以及她对童年生活地点的重访。温内莎的回忆也就是对她童年生活的回访，回忆中的她也曾陷入爱情和迷失。而成熟后的她看到了她生活中的每个亲人对她的影响，意识到了她对祖父的看法的转变：从害怕和憎恨祖父的管制，到逐渐理解、接受并敬重祖父和祖父的强势威严，理解祖父强烈自尊心背后的孤独。这是成熟女性的思想。
《占卜者》同样是回忆与现实两线并行，一面写主人公莫拉格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写莫拉格与女儿的感情纠葛；一面写莫拉格小时候的生活，双亲早逝，被养父母养育长大，后来离开草原小镇，走向城市。《占卜者》中的人都享受着爱与被爱，幼时的父母双亡给莫拉格带来的阴影被养父母填补。莫拉格一开始紧闭心门，当她自己也为人母的时候，她心中的症结慢慢解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并不是很难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爱也不一定非得理由充分。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劳伦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盲目挣扎与冲动的安抚与回答。
劳伦斯后期出版了四部儿童故事，还有一些评论文章和随笔散文，没有再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促进和平、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活动中。
第五节 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享有“加拿大文学皇后”的称号，她1939年出生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父亲是森林昆虫学家，母亲也受过大学教育，她6岁就开始写作。7岁时全家因父亲工作需要搬到多伦多，阿特伍德儿时受父亲影响对自然环境和动植物有着特殊的情感。中学时期的阿特伍德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以及神话故事、童话、动物故事和漫画，并立志要做专业作家。1957年阿特伍德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在校期间，她受到加拿大著名女诗人简·麦克弗森和知名文学理论家弗莱的启发和指导，发表了不少诗作和文章，1961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不久进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里夫学院攻读硕士，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她在哈佛大学进修了两年，但并没有做完她的毕业课题。1965年以后她先后曾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蒙特利尔的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埃德蒙顿的阿尔伯特大学、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等大学执教，同时发表许多文学作品，在加拿大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她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多所知名大学聘为驻校作家、名誉教授。第一段婚姻失败后，阿特伍德与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开始共同生活，直到现在。
阿特伍德丰富的生活、学习、工作经验，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她的文学创作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在世界文学中为人们所称道。业已出版的诗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都超过十部，还有不少文学评论。阿特伍德还参与众多大型文集的编撰，如《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此外她也进行广播电视剧本、儿童文学，甚至歌词创作。阿特伍德因文学创作获得无数荣誉和奖项，她还积极参与文学相关活动，担任出版社编辑、作协主席，在美、英、德、俄、澳大利亚等国朗诵、演讲。同时，阿特伍德关注国际政治，她曾参与80年代末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运动，推动“国际大赦组织”在加拿大的发展。可以说，阿特伍德从一开始进入文坛，就从未让人从她耀眼的光芒中移开视线。
1969年发表的《可以吃的女人》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玛丽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白领，她的生活、工作、爱情和婚姻在外人看来都顺利进行着。但她内心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迷茫，感到自我在一点点地被生活、工作、爱情和婚姻掩埋，让她越来越有喘不过气的压抑感。随着婚期的临近，玛丽安的精神状况更加不好，甚至患了厌食症。小说最后，玛丽安在婚礼前做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让这个“可以吃的女人”代替自己献给未婚夫，以示自己与过去告别。《可以吃的女人》展现了一位现代女性在最初自我觉醒阶段所感受到的惶恐不安和痛苦压抑，甚至被逼得精神崩溃，彷徨挣扎却找不到出路，最后让“可以吃的女人”作为逃避现实的荒诞借口，“成功突围”。西方评论界评论《可以吃的女人》是一部带有黑色幽默的女权主义抗议书。
《浮现》的发表也为阿特伍德赢来广泛的关注。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年少的时候曾与一位已婚教师相爱，怀上他的孩子，后来不得不堕胎，因无颜再面对父母而离开家，在外漂泊9年从未与父母通音讯。离家后独自成长的女主人公，始终摆脱不开生活生命的漂泊无依感和强烈的孤独感，年少时的创伤一直梦魇般追逐着她，现代城市文明于她只是一处冰冷的栖身地，在那里她剥离自我，放逐自我。借着寻找失踪父亲这个契机，她与男友和另外一对夫妇朋友踏上了回乡的旅途。旅途中的她也是孤寂而迷茫的，离家生活的真实记忆在旅途中一点点涌现，儿时家中的美好记忆不断闪回，成为她找寻自我、救赎自我的终点。《浮现》中女主人公的迷失、寻找与回归过程是她特殊的疗伤过程，这其中虽有偏执、极端甚至再度迷失，但经过这个过程，年少时的创伤和后来家庭缺失的创伤才得以治疗，女主人公才有重回现代文明的可能。阿特伍德借女性主义的视角在更高的层面上写出现代文明中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隔阂与最终回归。
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还有《预言夫人》（1976）、《男人之前的生活》（1979）、《身体伤害》（1981）、《使女的故事》（1985）、《猫眼》（1989）、《强盗新娘》（1993）、《别名格蕾丝》（1996）、《盲刺客》（2000）、《羚羊与秧鸡》（2003）、《洪水之年》（2009）等。其中《使女的故事》想象了一个可怖的未来世界，警示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忧患在特定条件下将引人类走向灭亡的深渊。《猫眼》同样让过去与现在交叉，写一个中年女画家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对过往爱恨恩怨的思考和对平静生活的坦然接受。《别名格蕾丝》是阿特伍德以真实谋杀案件为基础的创作，故事悬念构思巧妙，扣人心弦，这部小说对底层女性悲惨命运的控诉也引人思考。
《盲刺客》为阿特伍德赢得了英国布克奖。小说的结构十分复杂，作者让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虚幻与真实混为一体，一个故事包含另一故事，另一故事又跨越到其他故事，被称为是“俄罗斯套娃”式的小说。小说主角是一对亲姐妹艾丽丝和劳拉，小说开篇就写劳拉之死，艾丽丝陷入对姐妹俩一生往事的回忆；艾丽丝的回忆与她现在的生活状况交叉。回忆含括了两姐妹从少女时代到中年时候的微妙关系，以及围绕两位男性而生出的复杂错乱的感情纠葛，最终劳拉在一系列事件地刺激下意外身亡。小说中的小说《盲刺客》被外界认为是劳拉的遗作，讲述一对身份地位各异的年轻男女的小心翼翼的恋情，这个故事里还套着一个由男主人公讲述的小故事，小故事里同样充满了与现实世界一样的爱情、背叛和牺牲；劳拉的死困扰着艾丽丝，她整理劳拉笔记，以劳拉名义发表《盲刺客》，再度引发一轮悲剧的发生。已步入迟暮之年的作家艾丽丝的回忆，则由一场劳拉创作纪念奖颁奖仪式引发。这部小说显示了阿特伍德高超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技巧，小说场景之间的自由切换让读者读到最后都要一再回头确认。小说中穿插的历史真实、新闻事件以及科幻神秘小说无不显示出作者的智慧，而女性作家特有的思维逻辑在阿特伍德手里运用游刃有余。
阿特伍德的诗歌创作同样引人瞩目。《双面普西芬尼》（1961）是一部阿特伍德私自印刷出版的诗集，收录了七首诗，受弗莱的“原型—神话”理论影响明显，诗中涉及不少神话人物和传说。阿特伍德迄今正式出版的诗集有14部。诗集《圆圈游戏》（1964）将假设性对立投放到诗人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或现象中。人与人是相像、相连的，人与人却不会轻易互相认同。对话或交流都可能把人与人的距离再度拉大，而“新声响”的介入引起共同的兴趣，人与人的距离再次拉近，对介入者观点相异使得距离重新拉开。就像一群孩子的“圆圈游戏”，聚集与分散的循环，而每个人实际上都只是沿着固定的轨迹在有限的空间里运动，看似欢乐，却手拉手相互孤立。这种相处模式同样适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阿特伍德并不喜欢这种模式，她希望能打破圆圈。
阿特伍德的其他诗集还有《为弗兰克斯坦博士所做的演讲》（1966）、《那个国家的动物》（1968）、《苏珊娜·穆迪的日记》（1970）、《地铁行程表》（1970）、《强权政治》（1971）、《你是快乐的》（1974）、《双头诗集》（1978）、《真实的故事》（1981）、《无月期》（1984）、《诗选》（1986）、《诗选续集》（1995）、《焚烧过的房子中的早晨》（1995）、《门》（2007）等。其中诗集《苏珊娜·穆迪的日记》用一本虚构的日记，再现了加拿大早期移民的内心。新移民们对新建家园既爱又排斥，对大自然和城市文明两者都很留恋，但他们也明白，两者不可兼得。《双头诗集》和《真实的故事》中的一些诗篇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倾向性。1995年的诗集《焚烧过的房子中的早晨》展示了阿特伍德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一是苦难，特别是女性的苦难。阿特伍德用经典神话中的一些女性人物形象如特洛伊王子的情人克芮思德、《特洛伊》里的海伦、狮头战争女神做自己诗歌主题的再叙述；二是衰老和死亡，这一主题来自于阿特伍德的父亲，他被癌症病痛折磨了很久，所有精力消磨殆尽而死。
阿特伍德的诗歌中鲜有激情澎湃的情绪，总是带着冷静，克制而有时近乎压抑，却又在冷静中闪出理性或智慧的光芒。
这女人躺在西边的水泥地板上
躺在不尽的光下，
针在她的臂上标记针眼
提示着大脑已经麻痹
而她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她正在死。
她正在死因为她说过。
她为了那个字的缘故而在死
这是她的尸体，沉静的
失去手指，写这首诗。
阿特伍德诗歌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即使读者对一首诗的背景一无所知，也将为阿特伍德的语言能力所震惊。这节诗是组诗《为一首永远不会被写出的诗所作的注释——给卡洛琳·福彻》（1981）的第三节，“水泥地板”是诗中环境的重心，画面首先稳定在水泥地板之上，“不尽的光芒”又照亮画面，照醒诗中的“女人”，隐隐作痛的“针眼”提醒着她仍活着，可她却去思索“死”的缘由。这节诗中完全没有任何表示声音的语词，行动也被束缚住，在尸体般沉静的画面中写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
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有《跳舞的女孩》（1977）、《黑暗中的谋杀》（1983）、《蓝胡子的蛋》（1984）、《荒野警示故事》（1991）、《好骨头》（1992）和《道德困境》（2006）等。她的短篇小说不再追求情节上的离奇古怪，而多以如诗般平静朴实的语言去表达作者对女性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立意独特，寓意深刻。
第六节 门罗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1931—）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纳姆，父亲是一位养殖狐狸和貂的农民，母亲是一名教师。门罗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1949—1951年，门罗在西安大略大学主修英语专业，195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阴影的维度》。1951年她离开学校与詹姆斯·门罗结婚，因丈夫工作需要，搬到西温哥华，1953年大女儿希拉出生，二女儿凯瑟琳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三女儿詹妮出生于1957年。1963年他们移居维多利亚，开办门罗书店。1966年，他们的小女儿安德里亚出生。1972年门罗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回到安大略，专注于文学创作。1976年与地理学者杰拉德·弗拉姆林结婚，婚后移居安大略省克林顿附近的一个农场，门罗的第二任丈夫于2013年逝世。
艾丽丝·门罗以短篇小说的创作见长，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发表于1968年，广受好评，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1971）中的主角都是戴尔·乔丹，写生活小镇上的戴尔的成长过程。小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渐渐让戴尔心有不满，她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各个短篇按顺序编在一起，联系密切，有些评论家据此认为这应该算一部长篇小说。《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事》（1974），写的是在生活中扮演着母亲、女儿、姐妹、阿姨、祖母和朋友的众多女性角色，她们带着爱和希望，在充满争执和妥协的生活中挣扎，与过去、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的抗衡。
《你以为你是谁？》（1978）为门罗第二次赢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各个短篇也有一个共同的主角，但各自有独立的时间、场景、情节设定，并不连贯。女主角罗斯从小家境贫困，常被父亲虐待。她独身出外上大学时，途中受到一位神职人员的性骚扰。大学期间，遇到她的丈夫，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很久。罗斯身为母亲游荡于众位男性中间。她曾对一位男性西蒙产生过感情，而西蒙却不辞而别。最后罗斯再次回到家乡小镇。《你以为你是谁？》中，对女性身份和地位的思考成为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主题。
自《你以为你是谁？》发表之后到20世纪末，差不多每四年门罗就会推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它们是《木星的月亮》（1982）、《爱的进程》（1986）、《青年时代的朋友》（1990）、《公开的秘密》（1994）和《一个善良女人的爱》（1998）。其中《爱的进程》为她第三次赢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2001年的《仇恨、友谊、礼仪、爱与婚姻》与2004年的《逃离》已被多次再版。已经七十多岁的门罗仍笔耕不辍，发表历史和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堡岩石上的眺望》（2006）、《太多欢乐》（2009）、《亲爱的生活》（2012）。2009年，凭着对英语文学的巨大贡献，门罗被授予布克国际奖。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和“当代契诃夫”。
门罗的小说大多将背景设置为某某小镇，写小镇上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显示生命的绝对力量。门罗小说的主角多为女性，个性突出的男性形象很少。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成长中的女性，她们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所塑造的她们的特性，从女孩长成女人，遇到爱情，遇到婚姻，遇到背叛，在生活和家庭中不由自主地妥协，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基本是迷茫的。后来门罗作品的女性转变为成熟的中年女性，她们自觉地感受到日常生活对她们生命的消耗，因着某个契机，她们开始熟知自我，试图将家庭婚姻的枷锁解开，又发现自己离不开原来的生活。门罗用简洁朴实、含蓄低调的语言写出了生命中最大的真实——生活，情感深度与文学深度同在。生活在门罗笔下有着很强烈的时间感，时间的流逝推着生活向前走，生活不可阻止也不可逆转，必然会抹掉一些东西，这是任何人都无可奈何的一件事。门罗的小说围绕如何看待这种无力感和如何作出选择，为我们展示多种不同的态度和选择。
《逃离》中的卡拉就是这样的普通女性，她也曾选择过逃离。卡拉与丈夫克拉克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生存差不多每日都要辛苦工作，卡拉是勤劳的，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与克拉克虽会吵吵闹闹，却算不得有大问题。卡拉与丈夫没有孩子，他们养过一只名叫弗洛拉的羊，弗洛拉却神秘地丢失了，卡拉的心中忽然就空了一大块，与丈夫的相处突然不再和谐。西尔维娅是一位画家的遗孀，卡拉时不时为她打打零工，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个看似洒脱的自由女性。卡拉对西尔维娅的态度是复杂的，她羡慕西尔维娅的“好命”：不用为生存打拼，她有些嫉妒西尔维娅的自在随性，她甚至迷恋西尔维娅身上的艺术气息，她讨厌丈夫与镇上男人打量西尔维娅的目光。卡拉小心翼翼地跟西尔维娅吐露心中烦恼，希望获取一些安慰，而在西尔维娅那里获得的指点却是卡拉需要逃离。卡拉只敢想想的大行动被催化成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她惶恐不安地坐上离开的汽车。独自上路的卡拉在途中越来越没有勇气和自信去开辟新的生活，她开始思考如果不是丈夫和每日工作她还有什么值得关心的人或事，她还怎样定义自己是生是死？卡拉在中途下了车，重回家庭。卡拉的回归是一种智性的选择。门罗借《逃离》这部小说表达出自己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理性思考。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式两性模式很容易抹掉女性的身份，而让两性绝对对立，消除男性中心主义，也不意味着女性身份价值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反而容易因为天性的柔弱或固执的“刚强”走向迷失与崩溃。
第七节 希尔兹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1935—2003）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加拿大女作家。她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汉诺佛学院，1955—1956年去英国埃克斯特大学进修，1957年嫁给一位加拿大人，并移居加拿大，加入加拿大国籍。后来希尔兹在渥太华大学攻读硕士，1975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她曾在杂志社做过助理编辑，相继在几所大学任职。1980年希尔兹随丈夫迁到马尔托巴省的温尼伯，进入马尔托巴大学教书直至退休。她的主要作品就在温尼伯创作。退休后的希尔兹与丈夫移居维多利亚，在那里一直生活到逝世。
希尔兹一生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较早的有《细微仪式》（1976）、《偶然事件》（1980）、《斯旺》（1987）、《分居时期》（1991）和《爱的共和国》（1992）等。《偶然事件》讲述一对平凡的美国夫妇一周的分离生活，却因作者巧妙的结构安排，让夫妇两人的故事相互独立，由多个偶然的事件串连成有起有伏、有声有色的故事。《斯旺》写四位身份不同的人——女性文学评论家、诗人传记作者、小镇图书管理员和一个头脑精明的报纸编辑，为一位本不出名的加拿大女诗人玛丽·斯旺开作家研讨会，借此斯旺的一生被慢慢展现出来。而研讨会过程中每个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斯旺作出了各种看似符合逻辑的解读。《爱的共和国》（1992）讲述两个生活经历差别很大、性格迥异的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女主角的心理描写很是精彩，她因自己父母婚姻的破裂而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惶恐不安，内心渴望长久的有保障的爱情。
《斯通家史札记》（1993）是希尔兹的成名作，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1993）和普利策小说奖（1995），是唯一一部同时获得这两个奖的小说。《斯通家史札记》以人物传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平凡女性黛西·古德威尔一生的主要经历。她出生于马尔托巴省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母亲生下她不久就死去，被邻居克莱恩廷抚养长大，做石匠的父亲只是每月寄来生活费。黛西11岁那年，克莱恩廷去世。黛西开始跟着父亲生活。黛西在22岁时嫁给丈夫哈罗德，哈罗德因酗酒意外坠楼而死。31岁时她又嫁给克莱恩廷的儿子巴克，巴克那时已经53岁，是一位农业研究所所长，后来巴克去世。黛西接手巴克主持的杂志《记录者》的园艺专栏，她为这个专栏费了不少心，也做出一些成就，她一时成为颇受众人敬仰的园艺技能师。后来她被杂志社辞退，黛西陷入无措的悲伤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黛西对过去的一切渐渐释怀，晚年颇为悠闲安逸，直到衰老离世。
《斯通家史札记》中的人物都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都过着平凡的生活，计较日常琐事，故事平淡无奇。希尔兹细细描绘同样很有分量感的平凡人的心境，栖身于平凡生活中的黛西无时不是孤独的，幼时母亲和父亲陪伴的缺失是她生命无依靠感的起点。来自周围人的爱的呵护让她没有因缺失走向迷失。她咀嚼着心中孤独，历经人生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和悲伤，自强自立于并不热情的社会。
希尔兹后来的长篇小说还有《拉里的家宴》（1997）和《除非》（2002）。《拉里的家宴》讲一位平凡的花匠凭着对建造花园迷宫的热情和坚持，做出不平凡的成就。《除非》是希尔兹半自传性质的一部小说，也是她最后一部小说，展现了希尔兹对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独特思考：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充斥大量的琐细的事物，这正是女性的真实生活，而这些琐细的事物又很容易吞噬掉女性的文学。在超越性别的高度上看，文学创作也是难的，生活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孤立事件，仅用片段性的语言和一些简单的语法手段很难让它们形成一个个逻辑合理，凝聚连贯的故事。
希尔兹的创作被评价为“平凡中见伟大，淡朴中见深邃”，笔触细腻而有深度，把诗性的魅力投放到平凡人的生活中。她也出版两部诗集，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如《香橙鱼》（1989）和《各种奇迹》（1985）等。她还创作改编过一些剧本，有《出发地和目的地》（1990）、《十三只手》（1993）等。她为简·奥斯丁做的传记《简·奥斯丁》（2001）获得泰勒奖。
第八节 翁达杰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生于斯里兰卡，1954年随母亲移居英国，曾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德威学院。1962年，翁达杰搬迁到加拿大，加入加拿大国籍。他曾在魁北克省伦诺克斯维尔的主教学院和主教大学学习，后来移居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女王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70年以后定居在多伦多，在约克大学和格兰登学院教授英语文学。
翁达杰最初以诗歌作品出名，1967年他的诗集《优雅的怪物》将神话或幻想中的异化的、畸形的意象诗化，影射诗人眼中的社会丑恶。《优雅的怪物》被认为是翁达杰最初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七个脚趾的人》（1969）展现了澳大利亚中西部地区广阔的原始荒野，诗人将神话和民间传说融进诗歌，以片段性的画面与叙事性的故事交替使用。《比利小子作品集》（1970）是翁达杰首部“跨文体”的创作，他将散文、访谈、图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与诗歌创作结合，又加上以历史事件和诗人丰富的想象，用后现代的拼接方式，解析美国梦背后的暴力特征。1973年出版的《鼠肉冻》用片段性的诗句，将现代人的复杂心理状态截图式地呈现出来。翁达杰的诗常用许多怪异反常的意象，富于象征意味，写出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迷惘和恐惧，再现出一代人特有的心理状态。从《我学会了用刀的技巧》（1979）开始，翁达杰的诗歌更加关注他自己身边生活，截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意象，赋之于诗性。《世俗之爱》（1984）反映了他自己生活的变化，写以往生活束缚的结束和新生活开始的喜悦。《肉桂舞娘》（1997）中多是一些情诗，感情真挚，诗句温馨。他的其他诗集还有1998年出版的《手记》和2006年出版的《故事》。
翁达杰在文体上的实验也延伸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劫后余生》（1976）以一位美国黑人爵士乐手巴迪·博尔顿的生平事迹为写作原型，再现了博尔顿辉煌时代的生活。小说中穿插着诗歌、散文、人物档案、照片和访谈记录，叙事视角不断转换，时间顺序不断被截断，又用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写出一代艺术大师的心理历程。《世代相传》（1982）是翁达杰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史实与虚构穿插，写他对出生地斯里兰卡的回归，写他对父亲概念的缺失感和追寻。小说真实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的斯里兰卡（锡兰）一个上层家族的家史。另一部作品《狮皮之下》（1987）则描写了多伦多城市建设背后的血泪史，指出多伦多移民劳工对城市化的巨大贡献。
《英国病人》（1992）获得年度布克奖。小说以二战为背景，写一个加拿大裔护士汉娜生活在一个废弃的修道院里，照顾一个在战争期间因飞机失事而严重烧伤的病人。这个病人只能躺在床上，也失去了记忆，他含糊不清的话语中带些英国口音，因此被叫做“英国病人”，他身上只有一本希罗多德的《历史》。英国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匈牙利沙漠探险家，他对以前的探险经历记得清清楚楚，却单独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国家。小说的另一个角色是一个曾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加拿大人克拉瓦乔，他是汉娜父亲的朋友，来修道院找汉娜。间谍工作让克拉瓦乔承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伤害。他留在修道院里，汉娜给他提供吗啡。基普是一名印度裔的英国拆弹士兵，战争夺去了基普最敬重的导师和队友们，他变得与世隔离，也不再与人亲近，他留在修道院排除修道院里的哑弹。这四位背景各异的人，在一个小小修道院里，成为朋友，互相倾诉。
英国病人断断续续地向其他三个人讲述了他的故事：英国病人跟随一位英国绅士加入一个沙漠探险小组，小组里还有一对夫妇杰弗里和妻子凯瑟琳。英国病人的工作是为沙漠画地图，他在一天晚上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凯瑟琳，凯瑟琳在丈夫离开期间也爱上了英国病人，他们背着杰弗里开始了一段隐秘的恋情。杰弗里还是发现了妻子的背叛，他驾驶飞机准备让三人同归于尽，英国病人和凯瑟琳从事故中幸存，凯瑟琳受伤严重，英国病人把她带到一个山洞里稍作安置，就出去寻求帮助。英国病人三天后才找到一个小镇，却又被当作间谍关了起来。他逃脱出去后，已知救凯瑟琳无望。德军俘虏了他，逼迫他带领德军穿过沙漠。后来他返回沙漠希望找回凯瑟琳的尸体，途中飞机被德军击落。英国病人被救，后来被送至修道院度过最后的日子。
在英国病人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汉娜和基普相爱了。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来时，基普的反应最强烈，他一直效力的西方世界竟要毁灭他本属于的东方世界。基普感到强烈的被背叛感，他再一次退入个人世界，选择离开。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因战争而受到伤害，任何爱情、友情、亲情在战争面前都脆弱不堪，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是长久而不可逆的，翁达杰在小说中表示了明确的反战思想。《英国病人》中的故事叙述仍采用非线性叙述，时间顺序一再被打乱，让一个个片段穿起整个故事的人物关系网。翁达杰将各种文体并在一起，以极其高超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拓宽了小说的广度与深度。《英国病人》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1997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翁达杰的小说还有《阿妮的魅影》（又名《菩提凝视的岛屿》）（2000）、《远眺》（2007）和《猫桌》（2011）。《阿妮的魅影》是一部战争记录小说，写一位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人类学家阿妮，返国调查历史中一场大屠杀的真相。《远眺》写北加州一个生活在小农场里的家庭，家庭中人物之间的联系不再密不可分，因为一次事件，他们各自走上独自的人生旅途，小说也由此分割开来。《猫桌》的中心主人公是一个11岁的男孩——迈克尔，迈克尔独自乘坐一艘驶向英国的轮船，他与其他几个男孩坐在离主桌最远的“猫桌”旁，他们在船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故事。小说还从老年迈克尔的视角重看船上的这段经历，再次体现出翁达杰对各类文学创作技巧的熟练运用。
翁达杰还出版过一部文学评论《伦纳德·科恩》（1970），曾参与编写过数十部文学作品集，如《朗诗文集》（1979）、《墨水湖：加拿大短篇小说选》（1990）、《费伯加拿大当代小说选》（1990）、《遗失的经典》（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