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这本小书中的，是我近些年在学术研究之余写的一些随笔文章。
以随笔的方式来思考一些问题，本来是严肃的学术文章之外的补充。但在而今如此繁忙的工作状态之下，如果不是不得不发言的事情，或是被文债逼到实在不好意思的情况下，我已经很少写了；即便写了甚至发表了，也总是感到不满意。所以七八年来，勉强看得过眼的也就这十篇。现在承蒙倪为国先生的鼓励，将这几万字拼凑起来，成了这本小书。
自己再看看这些文字，虽不免东拼西凑之嫌，但其中还是贯穿着我一直以来学术思考的根本问题，那就是现代生活与古代传统的关系。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朋友们对相关问题就有过非常广泛的讨论甚至争吵，最后总结出一个说法：“在现代做一个古代人，才是真正成熟的现代人。”这句话特别能代表我们的共同思考。
之所以会有这看似悖谬的态度，是因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在丰厚有力的古代传统之上，才能支撑起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复古主义自然是一种迂腐荒谬的态度；但完全抛弃传统，往往就意味着没有道德的厚度，从而使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肆意泛滥，最终导致我们所珍视的现代价值也在内部破碎。本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的丰富性远远超乎我们一般的想象，其对传统的依赖和借力，也是我们通常会忽略的。而西方现代性所催生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反而表现得更加严重和尖锐。每当谈到现实中国的种种问题时，批判中国传统的劣根性就成为不加思考的人们最方便使用的借口，以至我们的思想界涌动着那么多的抱怨、无奈和自我否定。学不会尊重传统，不懂得怎样在传统中吐故纳新，是当前中国思想中的巨大问题。
本书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思考上述问题。这些文章我没有按照写作顺序排列，而是按照主题和思想的推进，做了一个大致的排序。
《现代中国的古代资源》是2007年夏天在香山召开的“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上的发言。当时陈来教授约我为会议写一篇文章，我借这个机会梳理了对待传统思想的几种态度，也明确了自己的许多想法，认为要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框架之中，通达地看待古今中西问题。当时题为“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我思考相关问题的纲领。
随后的两篇关于北大的文章，也都是同一整体问题的进一步展开。2009年，我参与了北大十佳教师的评选，借评选演说《今天怎样做北大人》的机会，谈了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就是对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理解。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面对的任务非常不同，但若在今天不背弃“五四”的传统，恰恰需要重新理解传统，使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变得更加丰厚。2012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我写了《北大哲学百年赋》，虽为古赋的尝试之作，其精神却正是那篇演说的继续。
以上三篇，可以看作对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总体思考。
接下来的三篇，都是针对基督教和西方精神的。中国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在现阶段就可以非常浓缩地体现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肯定还有一个更强劲的势头。问题已经不是我们是否接受，而是应该怎样接受和对待。我一直坚持在基督教外部研究基督教，并且对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抱有极大的警惕。《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也是2007年完成的，是与孙向晨讨论的一个结果，后来在2010年香港道风山组织的“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上宣读。90年代的文化基督徒论争，是我和很多朋友开始思考基督教问题的开端，但时至今日，国内基督教研究界的状况已经迥异。此文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回应和反思。
《推罗老人与希波主教》是我研究奥古斯丁的一个副产品，后在《读书》上发表，其中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思考。今日中国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非常相似，但还远没有达到当时的思考水平。已经几乎被遗忘的波斐利是最早的敌基督者之一，却也对基督教思想的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争论无论多么激烈，必须脱离肤浅的主义与学派，进入更加实质的问题，才会使争论双方受益。
《死磕》是我2010年在听说了贾宏声的死讯后，就《昨天》写的一篇影评，刊于《书城》。《昨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揭示的问题不仅真实、切身，而且触及了当代青年人非常敏感的神经。在我看来，其中正包含着中国式生活方式接触西方精神追求时最根本的问题。电影结尾看似圆满的结局却被电影外最终的悲剧所打破，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再随后的三篇文章，我希望进入更加实质的考察，因而是在具体领域更直接的讨论，也是我近年来进入礼学研究之后的一些心得。在我看来，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实质，不能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就无法建构成熟健康的现代中国文明。而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人伦秩序，人伦秩序又最集中地表现在冠、昏、丧、祭等家庭礼仪上面。
《自由中国新礼治》写于2009年，是应《文化纵横》杂志高超群兄之邀写的文章，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家庭问题。题目是高兄所起，虽然乍一看让我不敢接受，但想想也还是较好地表达了我的想法，所以此处仍用此题。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是2011年初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写的文章，也发表在《文化纵横》上，但此处没有采用《文化纵横》改的题目。《慎终追远》一文，是五年以来我思考丧礼问题的一个总结，在2014年清明节刊发在《读书》上。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正是当下中国礼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婚与丧。
《许三多的天真》，借着对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评论，试图讨论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其删节版于2008年初刊于《南方周末》。《士兵突击》虽然是在写演习和战争，却是对生活方式的一个思考。当初此剧热播时，曾经激励过我的很多学生。这篇文章是对前面三篇文章的一个提升，希望能够借此窥见与礼乐文明相应的人心秩序和生活态度。
文章虽然不多，但涉及到了近七八年来我研究的主要几个方面。这次重新整理这些文章，也可当作对我近期思想的一个清理。
此书特别献给我非常尊敬的两位长辈，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深沉的古典情怀面对当代生活的处境，维护着中国生活方式的尊严。王守常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他一向以乐观豪爽、纯真率直的态度，面对着自己生活和当前社会中的种种变故，得到了众多朋友的尊敬。1996年，他慷慨地收留我做了学生，在我几次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时候，以宽厚的耐心纠正和鼓励着我。在现在越来越专业化、程式化的高校师生关系中，王老师立下了一个非常值得仿效的典范，成为我现在带学生的最重要参照。我在2009年结识了贵阳李宽定先生及其一家。面对现代中国的种种人伦问题，李先生表现出了少见的敏锐和担当，他在贵阳的种种努力都令人钦佩，而他对我和北大同仁的无私帮助，也开启了我们以后的长期礼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中对古典风度的秉持，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而我尤其高兴的是，两位老先生能够很快成为了肝胆相照的朋友。正是他们的人格和友谊，成为我们思考古今中西问题的重要支撑。
吴飞
2014年夏
序于耶路撒冷旅次
补记：2015年初，全书本已完稿，又有《文汇报》约稿，我写了《探寻礼乐文明的精神》一文。近些年的礼学研究方兴未艾，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这篇文章是对此种状况的回应，也算我自己几年来研究礼学的一点心得，正好总结全书最后部分对礼乐问题的思考，且与第一篇文章形成呼应，所以附于书末。
2015年元月
补记于仰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