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Broaden My Mind
我拍案喊道：“够了；我将离去！”
什么？难道我将永远憔悴叹息？
我的思想和生命是自由的，像大道一样宽广，
像风一样不羁，像仓廪一样丰裕。[111]
——赫伯特
1911年1月，我刚满十三岁，就跟哥哥出发去维文。他是去上维文学院，我则是上预科学校，就管它叫查特尔斯吧。这就开始了，可被叫作校园生涯之古典时期（the classsic period of our schooldays）的东西，也就是一提起少年时，我俩首先想到的东西。这样，每年就有了两大支柱：一个是一起返校路上，在维文站上的依依不舍；一个是一道回家时，同一车站的久别重逢。变得成熟的一个标志是，旅途上越来越自由。刚一开始，大清早在利物浦下车，我们接着就搭上南下列车。不久，我们就学会了，在莱姆街酒店休息室，抽烟看杂志，打发掉整个上午，再搭乘下午最末一班去维文的列车。再后来，就不读杂志了，我们有个发现（有一些人从没发现），途中可以带一本正儿八经的书，于是就在别的乐事之外，给旅途加了阅读之黄金时光这份乐事。（在生命早期，无论你身在何处，具备阅读修养很重要。我初读《帖木儿大帝》，[112]是个雷雨天，在从拉恩郡到贝尔法斯特的途中。[113]初读勃朗宁的《巴拉塞尔士》，[114]则是点着一根蜡；那一整夜，我想，每隔四分钟就得重点一次吧。脚下地面上有个硕大的电池点火器，以供随时点火。）[115]回家的路途，更像是过节。都有了一个固定套路：先是在餐馆吃个夜宵——虽只是吃个煮蛋，喝点茶，可对于我们，那就是玉盘珍馐了——接着去看看老的帝国酒店（那些日子，那里还有音乐厅）——此后则是去栈桥，颇负盛名的巨轮跃入眼帘，离岸，嘴唇上又是久违的咸味。
抽烟，当然像父亲说的那样，是“偷偷摸摸”；不过，去帝国酒店，则光明正大。在这等事上，他不是清教徒。而且周六晚间，他还经常带我俩去贝尔法斯特竞技场。我现在才认识到，他和哥哥对杂耍的爱好，我是没有。那时我还自以为在享受表演，可是我搞错了。那一切杂技，在记忆里都死掉了，即便我是乐于怀旧，也一点都触动不了心弦；至于我因某个“滚翻”失败而感到痛苦，既出于同情又出于替代性的自卑（vicarious humiliation），则仍记忆犹新。我所享受的，只是表演的其他：熙熙攘攘和灯光闪烁，晚间出去玩的感觉，父亲度假时的兴高采烈，最重要的，还有晚上十点左右回家，那顿可观的冷食晚餐。因为那时，也是我家烹调的古典时代，一个安妮·斯特拉恩的时代。[116]桌上会摆些“圆鼓鼓的馅饼”。这东西，现代英国孩子都没有概念，甚至会令“那些只知道商店里可怜赝品的人”大吃一惊。
查特尔斯是座高大的白色建筑，坐落在山上比学院更高的位置。这学校也相当小，寄宿生不足二十个；但却跟老家伙的学校大不一样。在这里，我的教育才真正开始。校长，我们管他叫塔布斯（Tubbs），是个聪明而又耐心的老师。在他的教导下，我迅速在拉丁文和英文里站稳脚跟，甚至开始被看作是一个有望获得学院奖学金的苗子。学校饭菜挺好（尽管我们当然会嘟嘟囔囔），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总体上，我跟同学处得还不错，虽然构成一个小男孩生活的绝大部分东西，如终生友谊，不可调和的派系，死命争吵，最终解决以及光荣革命，我们都有份。在这些事里，我时而风头占尽，时而倒霉透顶。
自从到了维文，我跟英格兰就不再别别扭扭。山下广阔的蓝色原野，原野后面则是苍青的丘陵，形状那么像山脉，却小巧玲珑，这一切几乎一下子成了我的所爱。至于维文的小修道院，则是我所领略的头一座美丽建筑。在查特尔斯学校，我头一次交到一位真朋友。不过也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重要得多的事：我不再是个基督徒了。
这场灾难的具体时日，虽有点模糊，不过我确凿知道，它不是始于我刚到那儿的时候；也确切知道，我刚一离开那儿，这事就完成了。我要试图确定的是，我所知道的有意识原因，还有我所心疑的无意识原因。
即便有必要暴露母亲的一些过错，而不是斗胆责备，我也极不情愿，得为长者讳。故而，就从女舍监亲爱的C小姐说起吧。[117]没有哪所学校，有着比她更好的舍监了。孩子们生病，她老练又体贴；孩子们健康，她欢乐又随和。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无私的一个人。我们都爱她；我这个丧母的孤儿，尤甚。可是C小姐，虽看上去是长辈，却仍在属灵青春期，那带着一抹天使品质的热诚灵魂，仍在探寻生命的真理和道路。那时，向导甚至比现在还稀缺。（要我现在说）她在神智学、[118]玫瑰十字会[119]和唯灵论[120]的迷宫里，在整个盎格鲁—美利坚的神秘学传统里，[121]艰难跋涉。不过没有什么事，比摧毁我的信仰，更远离她的本意了。她想不到，端着蜡烛进去的那间屋子，竟满是炸药。我此前从未听过这些东西；除非在噩梦里或在童话故事里，我从未在上帝和人之外还想过精灵。我本就爱读异域故事，奇特景观，还有不为人知的活法（unknown modes of being），但是，从没信过；哪怕是幻想小矮人，也只是在心中一闪而过。以为孩子们就信他们所想象的事物，那是大谬不然。至于我，长期浸淫于全系想象的动物王国（Animal-Land）和印度的世界（这我不可能信，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其创造者之一），也就跟任何小孩一样，不太可能犯此类错误。可而今，生平头一遭，脑袋里蹦出个念头，我们四周或许还真有奇迹（Marvels），有形世界或许只是一道帘幕，遮盖着我那简陋的神学未加勾画的广阔地域。这就给我弄了一个麻烦，时不时困扰着我——对超自然的渴欲（the desire for the preternatural），说白了吧，对神秘学的激情（the passion for the Occult）。[122]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病，不过，那些有这病的人，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在一部小说里，我曾试图描写它。[123]那是一种属灵情欲（spiritual lust）；跟肉体情欲一样，当它持续时，也会使得世上一切别的事物索然无味。大概就是这种激情，甚至都不是权力欲，造就了魔法师（magicians）。不过，C小姐的谈话效果，还不止此。一点点地，不知不觉间，但不是故意的，她松弛了我的信仰的框架，磨平了我的信仰的棱角。整个神秘学的含糊其辞，其纯玄思的特征，开始蔓延到信经的坚实真理（the stern truth of the creed）上来了，还蔓延得别有风味。全都成了玄思的事：我很快（用那句名言来说）“变‘我信’为‘我感到’”。[124]啊，多么舒心！贝尔森宿舍里的那些个月夜，消逝了。我从启示的专断正午，溜进了“玄想”（Higher Thought）的清凉黄昏。在此，没什么要遵守，除了惬意的或刺激的，也没什么要信。我可不是说，这都是C小姐干的好事；毋宁说，是敌人撒旦在我身上干的，利用的机会则是她那些无辜的话。
敌人发觉竟如此容易得手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已丧心病狂地急于清除我的宗教，虽然我并不自知。这个原因，值得一记。由于属灵操练（spiritual technique）里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至今仍相信那是个无心之过（an honest mistake）——我使得自己的宗教修炼，成了一个担当不起的重担。事情是这样的。跟别人一样，在儿时就有人告诉我，不但必须祷告，而且还必须思考自己说了什么。相应地，就在我（在老家伙的学校）认认真真要信之时（came to a serious belief），我就力图将此付诸实施。起初，好像还一帆风顺。可是很快，虚假良知（圣保罗所说的“律法”、[125]赫伯特所说的“嘀咕”），[126]就掺合进来了。刚要说“阿门”，就犯嘀咕，“可是，你能保准，你嘴上说的确实就是心中想的？”接下来，更巧妙，“比如说吧，你昨晚也这么想了吗？”答案，出于我那时还不理解的理由，差不多总是个否。“这么说吧，”那声音说，“难道你不再重试一次？”我俯首听命；当然，却保证不了，第二次尝试会有多少起色。
对这些缠人提议，我的反应总体说来，就是我所能采取的反应之中再蠢不过的。我为自己立了个标尺。我做祈祷，没有哪句话能通过检查，除非它伴有我所谓的一种“落实”（realisation）。我用“落实”一词是指，想象或感情的如临其境。我晚间的任务就是，单凭意志力（by sheer will-power），刻意制造一种现象。这现象，意志力永远无法制造；它又如此含混（ill-defined），以至于我永远无法以绝对自信说出，究竟是否出现；而且即便是出现了，其属灵价值也是平庸低劣。老华特·希尔顿曾警告，祈祷时，我们切莫努力“靠武力”强求上帝不会赐予的东西！[127]要是有人曾读给我听，该多好。可是没人。夜复一夜，昏昏欲睡，时常陷于绝望，但我还竭力求得我的“落实”。事情仿佛成了一种无穷回溯。[128]我一开始祈求的，当然是完全“落实”。可是，那个初始祈祷本身“落实”了吗？这个问题，我想我还有足够理智去不以为意；否则，开始祈祷，就和结束祈祷一样地难。可它怎又卷土重来了呢！油毡冰冷，时钟铮铮作响，长夜漫漫，厌烦，绝望又疲惫。这个重负，无论我的灵魂还是肉体，都盼着逃脱。我已将自己带到这样一个隘口：夜间之折磨已将其阴影投射到黄昏上面，我就像长期饱受失眠之苦一样，害怕就寝时间。要是我沿着那条路再走一截，我想，我定会疯。
祈祷中的虚假义务，这个荒唐的重负，当然就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动机，想甩掉基督信仰。大约与此同时，或略迟一点，有意识怀疑的由头就来了。一个原因，来自阅读古典。尤其是维吉尔，提供了一大堆宗教观点；所有的教师和编辑，从一开始就想当然，以为这些宗教观点纯是幻象（sheer illusion）。从没人尝试表明，在什么意义上，基督教成全了异教或异教预表（prefigure）了基督教。主流立场仿佛是，诸多宗教通常都是胡说八道的大杂烩，尽管我们自己的宗教，幸运地属于例外，却是千真万确。而在早先的基督教风尚里（in the earlier Christian fashion），也没将别的宗教解释为魔鬼的工作啊。按理，我本该会相信这一点。可我得到的印象却是，宗教一般而论，尽管全然错误，但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是人性容易陷入的特有窠臼（endemic nonsense）。在一千种此类宗教中间，屹立着我们自己的宗教，第一千零一个，打着对号。可是我凭什么相信这一例外？很明显，要是泛泛而论，它跟其余一切都是一回事。为什么对它区别对待？说到底吧，我需不需要继续区别对待？我非常急于不再如此。[129]
此外，我心里有股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同样不利于我的信仰；那时之前，这个悲观主义，更多还是理智上的，而不是心性（temper）上的。那时的我，可不是不幸福；但我却形成了一个十分确定的意见，认为宇宙大体上讲，是个相当令人遗憾的所在（regrettable institution）。我如今深知，一想到有个身着伊顿校服笨手笨脚吃香喝辣的孩子，竟对天地做出不利裁决，有人会感到恶心，有人会感到好笑。无论作何反应，他们或许都正确。不过之所以正确，可不是因为我身着伊顿制服。他们忘记了，少年时自个是何感受。出生日期，可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重要。我猜，那些确实思考的人，绝大多数在十四岁之前就已做了大量思考。至于我的悲观主义的源头，诸君该记得，虽在很多方面都幸运至极，但小小年纪，我就遭遇了一场大幻灭（a great dismay）。不过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悲观主义的种子，在母亲去世前就种下了。虽然听起来或许滑稽，但我还是相信，手拙就是这事的老根。怎么会呢？一个儿童当然不会说：“因为我无法用剪刀剪条直线，所以宇宙是恶的。”儿童还没有这样的概括能力，而且（说句公道话）也不至于这么蠢。也不是说，我的笨拙产生了人们通常所谓的自卑情结。[130]我没跟别的小孩攀比；我的挫败感，出现在孤独之中。这些挫败感在我心中孕育的，是一种对无生之物（inanimate things）深深的（当然也无法名状）抵触感或敌对感。即便这样说，还是弄得太抽象，太成人。或许我应该称之为一种心理定势（a settled expectation），即凡事都跟你对着干。无论什么，你想要它保持端直，它会弯曲；你试图弄弯，它会反弹回来，变直；你指望绳结牢靠，它会松开；你想解开，却又牢不可解。将这付诸言辞，又不显其滑稽，那不可能。而且除非将它当作滑稽事，否则我（现在）也不愿意再看到它。可是，或许正是这些早期经验，如此难以捉摸，在成年人眼中又如此古怪，才奠定了最早的心灵倾向，给了心灵关于什么说得通、什么说不通的习惯感觉。
还有另一个诱因。尽管身为达人之子——这个达人，依目下的税收标准，其舒适及安逸，简直是难以估量——但从记事之日起，我就听说并相信，成人生活就是不断的奋斗，而奋斗中能指望的最好结局就是，竭尽全力不进济贫院。父亲描绘此事的那种华丽语言，深潜我心底；我也从没想着去验证一下，因为事实明摆着，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成人，好像都过着极舒适的生活。我记得，在查特尔斯跟最要好的朋友聊天时，我曾将我所认为的共同宿命概括为一个公式：“上学，放假，上学，放假，最终离开学校；接着工作，工作，工作，直到死亡。”即便我免于这一幻灭，我想，我还会看到悲观主义的别的根据。一个人的观点，即便就在那个年纪，也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一时境遇；即便是个孩子，暂时身处绿洲，也会认出四周都是沙漠。我是个不可救药的软心肠；或许平生最让我恨之入骨的，是查特尔斯的一个教师。我要给校门口的一个乞丐施舍，他不准。此外，我的早期阅读——不只是读威尔斯，而且还有阅读罗伯特·鲍尔爵士[131]——都在我想象中牢牢树立了，空间之浩渺与冷漠以及人之渺小。我会觉得宇宙是个虎视眈眈不友好的地方，这就不足为奇了。在读卢克莱修前好几年，我就已感受到他的无神论论证的力量（而且的确是最有力的论证）：
万物绝不是神力为我们而创造的，
它是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缺点。[132]
你或许会问，我怎么就将这个直截的无神论思想，这个伟大的“非设计论证”（Argument from Undesign），跟我自己的神秘学幻想（Occultist fancies）牵扯到一块。我不认为，我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什么逻辑关联。它们各自撕扯着我，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反对基督教。于是乎，一点点地，其间也有如今无法追踪的一些起伏，我就变成了叛教者。抛弃自己的信仰，没有失落感，却带着极大的解脱。
我在查特尔斯学校，从1911年春季学期，一直待到1913年的秋季学期。如前所说，关于在这些日子如何逐渐叛教，我无法列出准确年表。在别的方面，这段时期可一分为二。大约在半道中间，一个很受爱戴的教师，更受爱戴的女舍监，双双离开。那日之后，就急转直下。急转直下，不在于表面上的幸福，而在于实打实的善德（solid good）。亲爱的C小姐对我而言，既是善缘，又是恶缘。举个例子吧，她唤醒了我的亲情，但她同时也击溃了早年经历在我心中培育的感伤禁令（anti-sentimental inhibition）。也无法否认，她的一切“玄想”（Higher Thought），尽管其主要影响是灾难性的，但也有一些令我受惠的属灵因子，这些属灵因子名副其实，无关功利（disinterested）。很不幸，一旦她抽身离去，好影响就如花凋零，坏影响却一仍其旧。至于更换教师，明显就更糟糕了。“小伙”（Sirrah），我们都这样叫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这种人，我现在会形容为一个“狂者”（wise madcap）：[133]疏狂，孩子气，热心，即便混迹我们中间仿佛成为其中一员，也能保持自己的权威；放浪形骸，爱开玩笑，一点都不矫揉做作。他传递了（我极为需要的）一种活力感（a sense of the gusto），只要可能，生命就应当有的活力感。我想，正是跟他一道在雨雪天跑步，我才首次发现该怎样看待坏天气——权当个粗鲁玩笑，当个捉弄。接替他的是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年青绅士，就叫他波哥（Pogo）吧。波哥就是萨基甚至伍德豪斯笔下主人公的缩微版。[134]波哥是个才子，波哥衣着考究，波哥是个城里人，波哥甚至还是个公子哥（a lad）。经过大约一周的迟疑（因为他的脾气捉摸不定），我们都拜倒在他脚下，崇拜他。他世故做作（sophistication），油头粉面，（谁会相信？）时时准备着将世故做作分给我们。
我们变得——至少我变得——穿着考究。正值“纨绔”时代：领带“别满”领针，外套领口裁得很低，裤子则提得高高的，露出袜管，穿着雕花鞋，鞋带宽得出奇。哥哥那时已成为这方面的高手，通过他，学院里的这股风气已经点点滴滴渗透到我。波哥则完成了这一进程。一个十四岁的乡巴佬，老里老气，一周只有一先令的零花钱，却怀着那种可怜的野心，真是难以想象。加之大自然让我这号人注定，无论买什么，只要穿在身上，就像是从旧衣摊上买来的——那种可怜的野心，就更难以想象了。回想起那时我操心着压平裤子以及（肮脏的习惯）抹上发油，就不由得脸红。一个新的因子进入我的生命：俗。那时之前，虽则能力范围之内的一切罪过和愚蠢，我都犯过，但我还不至于油头粉面呀。
然而，这些青少年艳妆，只是我们这新一轮世故做作的一小部分。波哥是个文艺权威（a great theatrical authority）。我们很快就知道所有最新歌曲。我们很快就知道那个年代当红女星的一切——如莉莉·艾尔丝，格蒂·米勒，泽娜·戴尔。[135]波哥对她们的私生活，如数家珍。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切最新的笑话；我们哪里不解，他随时准备伸手相助。他解释了很多事情。跟波哥处上一学期，一个人不会感到老了十二周，而是老了十二岁。
要是我能将自己一切的德性滑坡追溯至波哥，最后得出道德寓意，那将是多么令人满意，多么富于教益；你看，一个口没遮拦的年轻人对一个无辜少年，会带来多大伤害！很不幸，不是这么回事。而千真万确的是，此时，我经历了性引诱的一场狂暴且大获全胜的袭击。可是，我到了那个年龄，还有我自己新近差不多有意撤除圣戒（Divine protection），就足以解释这事了。我不相信，波哥与此有何干系。老早以前，我就得知生殖知识，是从另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那时我还小，除了科学兴趣之外，不会抱有别的兴趣。藉波哥袭击我的，不是肉身（我自己的肉身已经能袭击了），而是世俗（the World）：渴望着引人瞩目，趾高气扬，标新立异，渴望着为人所知。[136]毁掉我的贞洁，即便他曾推波助澜，那也微不足道。而直到那时（我想）我仍还葆有的某些品质，如谦卑、天真无邪、忘我，却被他糟蹋掉了。我开始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花花公子，一个下流鬼，一个势利眼。
波哥的言传身教，对我变得俗不可耐，无论是怎样的推波助澜，但对我的感官，它没有舞蹈教师那样的带电效应，更比不上我的一个奖品——贝克尔的著作《希腊轶事》[137]了。我从不认为那个舞蹈教师的美，堪与我的亲戚G比肩。但是她却是我“看见妇女就动淫念”[138]的头一个女人；无疑，这不是她的错。某个姿势，某个语调，在这种事上或许会产生无法预见的效果。冬季学期的最后一个晚上，教室为舞会张灯结彩，她停了下来，举起一个旗子，说“我就喜欢张灯结彩”，将那旗子贴上脸颊——我的魂被勾跑了。
切莫以为这是一种浪漫激情。我的生命激情，下一章会表明，属于全然不同的领地。对这个舞蹈教师，我感受到的只是肉欲；是肉身的散文，而不是肉身的诗。[139]我的感受，一点都不像骑士委身于一位仕女；更像是一个突厥人（Turk）盯着一位他买不起的彻尔克斯人（Circassian）。[140]我深知，自己想要什么。顺便说一句，人们通常假定，这样的经历会产生一种罪孽感，但在我身上，却不如此。或许还可以说，我那时差不多不知道罪孽感这回事，除非某个道德侵犯碰巧打破了荣誉准则（the code of honour），或其结果激发了我的怜悯。我学得禁忌，用了很长时间，跟别人（据他们说）破除禁忌用的时间一样长。为何我老是发觉自己跟现代世界龃龉不合，其原因就在于此：我是个归信了的异教徒，住在叛教的清教徒中间。
如果读者诸君对波哥做出太过严厉的裁决，我会感到抱歉。如今在我看来，让他来管理学生，不是太老，而是太小。他自己本还只是个青少年，还不成熟，还要快乐“成长”；仍还幼稚，足以乐享我们更大的幼稚。而且在他身上，有着真正的友情。他部分是因为受此友情触动，才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以及他自以为知道的一切。而如今，希罗多德（Herodotus）或会如是说：“祝你好运，波哥。”
同时，跟我失去信仰、美德和单纯并行的是，某样颇为不同的事情在进行。这就需要新的一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