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萧 红
（香港）周鲸文
东北籍女作家萧红，在日本攻陷香港后，于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逝世，卜葬于浅水湾丽都花园海滨。 1957年8月3日迁葬于广州市银河公墓。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著作甚多，以《生死场》一书最为风行。贯穿她的著作是以反抗日本侵略为中心，而描述战乱时中国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穷苦大众的艰苦生活。她的作品是战斗的，是描述大众的生活，而没有佳人才子的脂粉气。
萧红是我的同乡。我认识她时却在她人生旅途最后的两年。她居住过的城市，我都住过，但却没有机缘碰到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哈尔滨主持《晨光晚报》。在哈埠沦陷前，这张报纸是哈市唯一可以大声疾呼抗日的。萧红那时正读中学，也可能正和“李老师”热恋。她在北京读书时，我也在那里活动抗日，也没有碰到过她。当她的《生死场》这本书出版时，我有时也在上海，还是没有碰面的机会。直到她1940年来到香港，那时我正在香港办《 时代批评》，才得有机会和她碰面。可惜，时间不到两年，她就在悲惨的情形下结束了人生旅程。
萧红的生前的大半生活，我是耳有所闻，但不详实。我所详知的是她同端木到香港以后的情形。给萧红写小传的骆宾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写《浮世小品》涉及到萧红生活的孙陵先生也是我的熟人。他们知道萧红的过去生活比我多，但详知萧红最后两年生活的人，我却是其中之一。
骆宾基先生的《萧红小传》和孙陵先生的《浮世小品》，我都未见过。但以我对两位先生作品的实在性，我宁偏信骆宾基的，因为他是萧红弥留时最后两个送葬人之一（另一人为端木）。在萧红死后，端木和骆宾基都到了桂林，他们都很详实地把萧红逝世时的情况告诉我。他们两人不仅是我的同乡，而且是我的同志。
萧红和端木于1940年由重庆来到香港，他们先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艺作品，我记得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在《星岛日报》上发表。那时我正在香港办《时代批评》，在我们未见面前，同乡们已经告诉我这两位东北作家现在香港，我也急于和他们会晤。
有一天下午端木和萧红到我的办事处（雪丁街10号交易所大楼）来访我。我们既是同乡又是文化中人，真是一见如故，彼此非常亲近。从此就常相往来，有时到酒楼饮茶，有时他们到我家作客。
端木身体很弱，中国文人的气质很重，说话慢腾腾的，但很聪明。萧红面貌清秀，性格爽朗。有人说她孤僻，我对她倒没这种印象。
端木和萧红在《时代批评》上发表文艺作品。首先是端木的《科尔沁旗前史》，接着萧红的《马伯乐》长篇小说分期在这个半月刊上发表，共发表15期，即由64期到82期，中间有两三期因《时代批评》出专号或因文章太挤，暂停。
1941年4月中旬起，我倡议“人权运动”，在海外轰动一时。各党派朋友，文化界朋友均曾给以大力支持和鼓励，端木和萧红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那年大约在六七月间来港，她和萧红很熟，萧红把史沫特莱介绍给我。史沫特莱很赞成我倡议的人权运动，我们曾举行茶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她说回到美国后也找名流议员支持这个运动。在香港还特别介绍何鸣华主教和我见面（史沫特莱死在何时，何地，我不清楚，但在1956年前，我到北京郊外八宝山墓场为朋友送殡时，曾见过史沫特莱就葬在那里）。
1941年7月，《时代文学》第一期出刊，名义上是我和端木主编，实际是由他负责。这个刊物出版到第六期， 因香港沦陷而结束。在《时代文学》上，萧红发表了《小城三月》中篇小说。
说来，我是把全副精神办《时代批评》，为什么又添办一个《时代文学》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端木和萧红是文艺作家，他们希望有这样一种刊物。同时，那时由国内到香港逃难的有大批文艺工作者，也应给他们发表文章的园地。所以，国内外知名的文艺作家都是《时代文学》的特约撰稿人。
我和端木、萧红在香港往还一年多，见面时多谈时事，很少谈家常，而且在我印象中，萧红对时事也不多谈。我当时曾想过，她是不喜欢谈时事呢？还是有共产党组织关系不肯随便说话呢？当时我主观上没有认为她有共产党的党籍。
在1940年的圣诞节前夕，萧红一个人带一盒圣诞糕到我家。她走了一段山坡路和升登楼梯，累得她呼吸紧张，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才平伏了。我体会到，她身体很弱。事后，我和内人讨论过：为什么端木不陪她来，让她一个人跋涉走这远的路。由此，我们开始注意端木与萧红的关系。
一年的时间，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我们也有种解释：端木虽系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萧红虽系女子，性情坚强，倒有些男人气质。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端木与萧红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但这也不是说：端木不聪明，他也有一套软中硬手法。端木与我们往来较频，但我们在精神上却同情萧红。
八九月间，我们知道萧红常常失眠，咳嗽。她经人介绍到玛丽医院诊治。本来是以治疗痔疮而往，结果却发现有肺病。但肺部患处已经钙化，没有什么不得了。
既然有肺病就得治疗了。玛丽医院医生主张：既想治疗就得把已钙化的结核放开，彻底治疗。到医院两三次后，端木和萧红同意医生的主张。大概是用氧气吧，把已结疤的肺部患处吹开。
在未治前，萧红虽觉有病，但还是走动如常人，还照常写作。但经过医治之后倒真成了病人。体力不够了，行动不便了，咳嗽加剧了，这就非住院不可了。
拖了这段时间已经是1941年11月初。
端木和萧红的写作收入，在平时是可以过得去，虽不充裕，但可足用。但一有病，住院，医药等等的开销，就不是他们平时的收入负担得了。
关心萧红病况的朋友，多为分忧。柳亚子先生夫妇，于毅夫先生夫妇，和我们夫妇是突出的几位。论经济环境，当时我的条件比他们都好些。有一天柳亚子先生约我吃茶，特意谈萧红医病的开销，希望我多资助，我当然义不容辞。事后柳先生还赠我一首七言八句的诗，记述谈话的经过， 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忍教春泥溅落花！……”
以后，我和萧红、端木见面，谈到医病办法，一致主张以住玛丽医院为佳，医生好，设备全，而且也比私人医院（如养和医院）开销较轻。我向他们保证，一切医疗开支，我完全负责。
既如此决定，11月中旬，萧红进住玛丽医院，一切经过良好。端木常去看她，随时把情况告诉我，我也很安心。
11月下旬某日，端木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萧红出院了！”我很奇怪：肺病治愈不会这样快，为什么这样快出院呢！端木在电话中告诉我：“萧红不满意官气十足的护士小姐，不好好照顾病人。她又讨厌让她住骑楼（主要为新鲜空气）。昨天，于毅夫去看她，萧红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萧红想出院，回家住，于毅夫也赞成。就这样，于毅夫把她接回来了。”我听到电话，很不以为然。自然我体会到萧红所述之苦。
第二天，我和内人到九龙去看萧红。他们是住尖沙咀附近乐道八号。 他们住一间200尺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一张又老又破的床上。见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很寒酸。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生活。萧红和端木在中国文艺界已是成名的作家，而生活如此艰苦，其他以写文为生活的文人，生活更可想而知了。
萧红见我们来访，精神稍微振作，但已是精疲力竭的样子。瘦削的脸，只有两只大眼睛有时尚流露光芒。我和内人向她安慰一番，并且劝她重到玛丽医院，家里这种环境对她这种病是不好的。她首肯同意。同时，她又似正经又似开玩笑地说：“你放心吧！”当时我也批评了于毅夫不该任性把她接出来，同时我心里在埋怨于毅夫，只是感情用事，把萧红从医院接出，而又不能对她有什么帮助。实际那时于毅夫的生活也相当苦，他也无力帮助。
萧红端木都同意我的建议，由端木负责去办，当我们离开时，我送给他们一些钱。
11月底，我正忙着和各党派在香港的负责人商谈，拟给罗斯福总统一封电报，建议他不要和日本来栖大使谈判，那将是与虎谋皮，空上日本的当，而有损于罗斯福的令名。商谈结果，各方以中共的马首是瞻，共方的代表说得向延安报告请示。我也和宋庆龄洽谈过，她不愿出名。我看局势迫切，不容久拖。我向他们说：“一拖久了就误事没用了，我不能久候，非做个人行动不可了。”他们也无话可说，我乃于12月2日以我个人名义，打了一个以上述意思为内容的电报，花了1000多元。12月2日本港中、英文大报都刊登了这个电报的内容。
因为我忙于这种事，几天来也未得顾到萧红再入医院的事。我以为端木去负责办，我已放了心。
谁知，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于是爆发。8日清晨7时日本飞机已向香港投弹，香港已入战时状态。这时萧红并未进入玛丽医院，而住在九龙乐道那间小屋里。
日本军很快地就占领了九龙，18日日军用炮火把香港北角的美孚行汽油闸打着起火，小部日军趁火掩护强行登陆香港。这期间前后九龙难民冒着炮火向香港逃难。这群难民中就有萧红。
这时我家是住在香港联合道七号，位置是在一个小山坡，斜对面是保良局，正对面是英军的高射炮阵地。保良局门前的一个广场是英国炮兵阵地。实际我这个住处是在火网线上。事前我并不知道，当战事发生时才发现如此。
由九龙逃出的难民，我的表兄张廷枢，友人汪臬如都来我家避难。接着在中环住的广东友人杨某一家男女老少十多口人也怕轰炸逃到我家，连我家大人孩子佣人七八口人，加上现在逃到这火网线上的亲友，已经是二十多个人了。所以处处住满了人，连车房内都住满了人。幸巧，我的汽车被香港政府战时征用，空出了这一大间车房。而且这间车房，三面是山，顶上是楼，可作为很好的防空洞，只有车门向西面对马路是唯一有危险的地方。这个车房多为杨家占用，一有警报，三十来口人都到这车房避弹，觉得空气都不够用。
大概在十七八日这两天，一天下午两三点钟，端木、于毅夫两人抬着萧红来到我家。后边还跟着于太太和两个孩子。
稍休息一会儿，我们谈如何住法的问题。于说：“他可到另一个朋友家挤着住。只剩下萧红住的问题，住楼上，不安全，炮火已把三楼房东住的那层打了两三炮。我住的二层尚未着炮火，随时有着炮轰的可能。所以，警报一响或炮火一攻，大家都得挤进车房避难，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次。萧红是病人，不能行走，每次得有人抬，这就不胜其麻烦，而且她弱到这样的程度也经不起颠簸。车房是安全的，已经住满了杨家的老少，而且潮湿，不开车门就没有足够的空气。这个安全地方也不适合于萧红。加上，我家和杨家都有七八岁的孩子，萧红是严重的肺病，我们也不能不给孩子们想一想。
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往雪厂街思豪酒店，由端木照顾她。临行时，我交给端木500港币。
由18日起到21日，日军不但由九龙陆续登陆香港，在黄泥涌道附近已发现日军，我的全家和在这里躲难的人于21日都不得不迁出。于下午2时，我们大队人马背包罗伞，扶老携幼冒着炮火向中环迁移。路上看到炸得烂泥样的尸体，英京酒家门前还有三四个死尸，炸弹开花有时只离我们十数丈远。我家的目标是到交易行我的办事处，杨家的人照旧回家。
萧红在思豪酒店约住四五天，忘记了为什么原因，不能久住下去。端木和我商量下一步的住处。我忽然想起在斯丹利街“时代书店”的宿舍。“时代书店”是我为了发行《时代批评》而设立的，位于皇后道88号（战时书店被日军没收，战后我未收回这所房子，由钻石酒家租去， 并以此址为其发财致富的发源地）。在书店后面斯丹利街另租两层房子，一层为书库，另一层为书店同仁宿舍，书库这层存书不多，有很宽的地方。由于我想起这处，和端木商量，为何不把萧红送到那里，既安静又宽敞，而且书店的同仁又都是熟人，也好关照。端木同意我这提议，于是萧红就住进书库这层房子。
香港的沦陷是难以避免的。在25日前，我简单的把《时代批评》、“时代书店”的同仁、萧红二表哥以及我的家眷和我个人的事作了安排，忽的25日下午三四点钟，香港总督宣布投降，我的家眷避到杨家，我于两三日前已由同事张某在郝来坞街一家穷苦人家借了一张铺位。在香港投降的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各就事前的安排去处就住。
记得当时，在《时代批评》办事处打发家眷离开后，我也换上了广东流行的工人短装，由张君陪同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抗日工作大本营”，出门转回皇后道。这时街上已乱七八糟，钢盔、军装，丢在当街和道旁。到娱乐戏院门前，我决定转到书店宿舍看看萧红和书店同仁，在潜意识中，可能这是最后的诀别！至少，在我在港避难期中不便和他们见面了！
书店同仁见我这般打扮，当然心中有数。我们相约国内见面。我转到书库看萧红，她蜷伏在一架小床里，似在昏沉沉地熟睡。我说：别惊动她。她醒来就说我来过就行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这个地方，我默祝她能恢复健康，我知道这只是愿望。实际，我不知道别人的命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我于香港沦陷14天后，侥幸乘渔船逃出了香港。
1942年春天，在桂林会见了端木和骆宾基，他们告诉我萧红逝世的经过，我真是感慨万端。
从我知道萧红的逝世消息后，我一直在想：萧红可以不死，而萧红竟死了。
萧红虽患肺病，在当时的医药进步情况下，肺病是可以治疗的，何况，她的肺患处已经钙化。偏偏遇到医院主张把石化的疤吹开，以便根治。这不能说不对，但需按医生的指示治疗。
在医院治疗时，偏偏有于毅夫这样好心肠的人，见着病人诉苦，感情用事，竟把她接出医院，投到萧红的家——肺病可以肆虐的火坑（关于这种情况，我平生经过类似的有四个朋友的例子，都是不听医生劝告，自作主张，以致送了命）。
萧红虽然因一时冲动出了医院，如能经过我的劝告再急行回到玛丽医院，在香港战争期中，医院还是照常工作，她还可有医生照顾，不致使病势恶化，至少可以免去东奔西迁的折磨。这折磨，好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
简言之，萧红的病初时并不严重，不致到不起的境地。首先是主持病的人误了事。其次，是战争把萧红折磨死。
萧红一生是反抗日本侵略，写出了《生死场》。最终，还是日本的侵略断送这位热情似火，嫉恶如仇的作家的生命。
萧红死后能把她的骨灰葬在浅水湾丽都花园，青山绿水住着这位名女作家，真是“青山有幸埋傲骨”。可谓：相得益彰。
日军侵占香港，以抗日成名的女作家萧红的骨灰能葬在风景幽美的浅水湾，对日本侵略行为是一种讽刺。但日本人还容得了。可见日本人还有东方文化，死者为大，不向死人算账。
香港这块大英帝国最后一块殖民地，日军来时，政府投降，英国财阀逃之夭夭。迨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血战，打败日本时，英国仍得保持这块殖民地，英国财阀大腹便便地重临香港。埋葬萧红的地方——丽都花园——是英某财团的产业，借口动工要挖去萧红的墓地。经“中英学会”请求停止挖掘工作。乃去信商得在北京的端木同意，决定将萧红墓迁往广州。萧红在港的一些朋友完成掘墓和送墓工作，她的在广州的一些朋友完成了接骨灰工作，改葬萧红骨灰于银河公墓。
萧红的这些朋友中，双方面都有我的熟人，我很敬佩他们，善尽了朋友之谊，萧红的骨灰得到最后的安息之所！
我于1956年底来到香港之后，1月某日曾携内人和一位朋友到浅水湾丽都花园萧红墓前凭吊。只见在一株大树下，立着一尺多长的木牌，上书“萧红之墓”。这株树，四周砌成一个丈多直径的圆圈，圆的四周由石块砌成，圈内积土。左边的几株树多是如此，大概是为了保持水分的缘故。
萧红迁葬时(1957年7月)，我正在美国旅行，故没有机会看到当时运墓的新闻报导。可是事后，我是知道了这回事。
时隔18年，我时常到浅水湾去，丽都花园情况依然如昨，几株大树依然是老样子，只是缺少“萧红之墓”。
每当我到浅水湾丽都花园，我都想起萧红，还到埋葬她的大树下徘徊凭吊。不期然而然的，心中在想：日本侵略者当年占据香港尚容得了以抗日成名的女作家埋葬在游览区浅水湾丽都花园；而以西方文明自诩，天天主张以民主自由为立国之本的英国财阀却不容为民主自由奋斗一生的萧红死后埋在地下占它数尺之地（实际骨灰在地下，露面的只是一尺高的木牌）。
我想来想去，有些气愤，动了感情。我在幻想：既然发财为英国财阀的目的，难道中国人就没有一个有出息有钱有势的人，以高价收买丽都花园这块小土地！如我这种幻想都成空，那只希望将来的历史作翻案文章了！总有一天，丽都花园那株大树下还会出现“女作家萧红曾葬于此地”的石碑。
原载香港《时代批评》1975年12期
选自《悲情女作家萧红》，肖凤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月
十里山花寂寞红—萧红在香港
（香港）卢玮銮
萧红（1911——1942）为了“逃避”——逃避特务，日人的轰炸也好，逃避那种苦缠的感情热病也好，在1940年初，和端木蕻良由重庆来到了远离炮火的南方小岛，总以为可以找到一个身心俱静的环境，继续她的创作，同时也可挣脱多少年来的感情死结。
来港之前，萧红的文章已在《星岛日报》和《大公报》发表了，例如《旷野的呼喊》，在1939年4月17日到5月7日，于《星岛日报》的《星座》连载，此外，还有《花狗》、《汾河的圆月》、《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她和端木蕻良是著名作家，到香港来，“文协香港分会”为了表示欢迎，就在2月5日假大东酒店举行全体会员餐聚。那天晚上，出席的作家四十多人，由林焕平当主席，萧红还报告了“重庆的文化人粮食恐荒的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创作或找一份稳定工作是必须的。有一天，胡愈之（1896—1986）到九龙乐道住所去找他们，说带他们到中环认识一位东北同乡周鲸文（1909—1985）。周鲸文在香港办了一份《时代批评》，鉴于香港没有什么文艺杂志，很愿意出钱，找个人来合作，出版一份纯文学杂志。那天下午，端木和萧红就到中环雪厂街十号《时代批评 》的办公室，认识了周鲸文。同是东北人，又是文化界，他们“真是一见如故，彼此非常亲近”，周是个社会活动很多的人，兴趣也全放在《时代批评》上，对于端木蕻良提出唯一的要求：“编辑有自主权，不要过问及干预，”，也十分乐于答应了。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见面。周鲸文很关心萧红，甚至可以说很怜惜她，认为她在感情上所受的苦楚，实在太重了，正因如此，直到三十多年后提到这件事时，还对当时在萧红身边的端木蕻良，似有微词。
3月初，本港好几间著名女校，联合成立了一个“纪念三八劳军游艺会”的筹备委员会，该会在3月3日晚七时，在圣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座谈会，讨论题目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妇女领袖廖梦醒、萧红等都参加了。
4月，萧红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会员。这段日子，萧红应该是集中精神在构思她那本充满自传色彩，弥漫着对童年往事及故乡思绪的《呼兰河传》，因为在4月10日开始，她发表了《后花园》。这个短篇与后来出现的《呼兰河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后花园”是《呼兰河传》的重要场景，是萧红童年生活中最奇妙、最宽阔的天地，自该书第三章开始，后花园的一草一木，四季变化，都成为萧红生命的一部分，荒凉的气氛和在园中活动过的人物，都使身处于南方海隅的萧红念念不忘。《呼兰河传》内容及描叙的人物都很多，《后花园》却只集中在书中第七章的磨倌冯歪嘴子身上。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中最热爱，笔下最“光明”的描写对象，在这小说里，交代得更详细。我们知道他叫冯二成子，曾经单恋了邻家赵老太太的女儿。更清楚他怎样跟那个王大姐偷偷结了婚，而王大姐原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寡妇。这些情节，对读过《呼兰河传》的人来说，简直像插叙或倒叙的镜头，也是一段补充。这个短篇，究竟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修订重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1940年8月3日，是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纪念，本港文化团体，包括“文协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乐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联合主办了一个前所未有，规模很大的纪念大会。这会在8月3日下午三时，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举行。萧红在会中负责报告鲁迅生平事绩，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
该日晚上，又在孔圣堂举行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单是戏剧节目，便占三项，包括田汉编的《阿Q正传》、哑剧《民族魂鲁迅》、鲁迅写的《过客》。其中《民族魂鲁迅》的剧本，本来是“文协香港分会”戏剧组请萧红执笔的，因为在港的文化人当中，她是最熟悉鲁迅生活的人。萧红接过这个任务后，发现要把鲁迅丰富的一生，包括在一个短剧中，并不容易，与端木蕻良商量斟酌，终于决定用较新的形式——哑剧来表现。她认为自己“取的处理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这个四幕哑剧，出场人物除了鲁迅之外，还有何半仙、孔乙己、阿Q、堂铺掌柜甲、乙、单四嫂子、王胡、牵羊人、蓝皮阿五、祥林嫂、日本人甲、朋友、鬼、绅士、强盗、贵妇、恶青年、好青年、卖书小贩、外国朋友、开电梯人、德国领事馆人、僵尸、买书青年君。萧红写的这个剧本，设计剧情、表演形式、灯光、布景，也很细致做了一些处理手法上的说明，例如在第四幕，她写1933年的鲁迅事迹后，就作如下的交代：
鲁迅先生在抗议书和欢迎外国朋友，在时间去的顺序上是倒置了，这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这样处理的，请诸位注意并且予以原谅，作者特别声明。
整个剧本，处理手法，就是现在看来，仍是很新，但嫌过于繁富，牵涉的事与人物也过多，所以，尽管“萧红费了几昼夜的工夫完成了一个严密周详的创作。可惜限于文协的经济情况，人力与时间的局促，”只好临时由冯亦代与“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华全国漫书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的会员，参照了原作，写成了另一个一幕四场的剧本，排练后在纪念会中上演。至于萧红原作，就在十月的《大公报》上发表，并注明“剧情为演出方便，如有更改，须征求原作者同意”。这是萧红很特别的创作，值得研究者注意。
自从参加这个纪念会后，萧红就不再参加什么公开的文艺界大型活动了，并开始一连串写作计划，9月1日《星岛日报》、《星座》开始刊出她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一直到12月27日才登完。文前注明：“本书由作者保留一切权益”，这种说明在当时报刊上很罕见，不知道是不是出自萧红自己的意思，她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伏下了“他日版权给谁”的契机，造成了几十年后，一场版权之争。
1940年底，《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创作成绩的丰收，同时，她的健康，也显明地出现更大的危机。其实，身体本来已经不够好的萧红，到了香港后，虽然住的吃的都比重庆舒服，但健康却一直没有好转。1940年6月24日她给朋友华岗的信中说：
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在“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的情况下，7月已经写成长篇《马伯乐》的第一章，这书的单行本出版日期是1941年1月，从出版所需时间考虑，《马伯乐》第一部，可能在1940年8、9月间完成。圣诞前夕，她单独一个人带了一盒圣诞糕到周鲸文家去，“她走了一段山坡路和登楼梯，累得她呼吸紧张，到屋里坐了一会才平伏了。”从周鲸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推想她的健康情况如何不妙，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费尽心神的创作，因为她正在着手写《马伯乐》的第二部，在1941年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62期开始连载。3月26日，又完成了短篇小说《北中国》，6月又完成了《小城三月》，由此可见，由1940年到1941年6月，她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她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段落，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气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茫。7月她终于实在熬不住，在朋友的关心安排下，进了玛丽医院，开始她进出医院，身心受尽折磨的生活。最后，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带着惊惶与痛楚，死在刚刚陷落于日本人手中的小岛，结束短暂的一生，而直到今天，还有一大半骨灰散落在香江某一角落。寂寥飘泊恐无过于这个可怜女性了。
1979年9月10日初稿
1986年12月6日定稿
后记：本文是从七年前一篇书作《1940年萧红在香港》改写过来的。七年来，萧红研究，在中国已由冷变热，又渐渐由热变冷。研究者、亲与非亲的人都纷纷以萧红为题，把可挖的萧红事与文都挖出来了，看过了许多文字，忽然对自己这篇书文，有点意与关珊，但为了出版单行本，重看时感到从前有些资料引用不恰当，还是动手删去，也同时加入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一删一增之间，大概也显示了我对某些人某些事的不同看法。愈看得多写萧红的文章，特别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写的东西，就愈感到萧红可怜——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一直以为1957年她的骨灰远葬广州，总算在祖国土地上落叶归根，但又怎料，那只是一半的骨灰而已，还有一半竟仍散落在香江。我说“散落”，是一个悲观的估计，因为端木蕻良先生说当年他把一半萧红骨灰，偷偷埋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小坡上，他还要我为他找找看。那个倚在屋兰士里旁的小校园，多年前是我天天路过的，园里小坡上，树影婆娑，也没人走动，静悄悄地恐怕比萧红的“后花园”更岑寂，我从没想过那儿的朝东北坡上，竟也悄悄地埋着一个可怜女人的一半骨灰。几年前，花园里大翻土一次，大概在修园墙，和修了一条沿坡小径。我不知道那一次翻土，会不会惊动了那坎坷的云魂，怕只怕修筑的人发现了那一尺高的好看花瓶，就会扔掉瓶中灰，当成古董卖。又或者那瓶子早已碎于锄下，骨灰已和泥土混合，永回不了呼兰河畔。我接到这份委托，实在感到为难。回到香港，几次站在圣士提反校园外满心凄怆。我在想办法，但能不能找到这一半骨灰，那就得看天意了。
如此深爱着人的人，竟如斯寂寞，才华文章，对她来说，又有甚么意义？
1986年12月6日深夜
选自《香港文纵》，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0月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节选）
萧 军
前 言
第一信
由船上寄——上海
（1936年7月18日发）
君先生：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这是黄昏以后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开没有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虽然吃了多量的胃粉。
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玩。昨天的信并没写完就停下了。
到东京再写信吧！ 祝好！
莹 七月十八日
源先生好！ 莹
注释：
这是她去日本在船上写来上海的第一封信。
1936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黄源兄的夫人华女士就正在日本专攻日文，还不到一年，已经能够翻译一些短文章了。何况有华夫人在那里，各方面全能够照顾她……
经过反复研究商量，最后我们决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
也由于这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书店给结下了一笔代卖的书价来，数目约三二百元，我们各自带了一部分。她因为出国就多带一些，我则少带一点。
具体上船的日期和时间无从记忆了，从她发信的日期来推断，可能是在7月16、17日之间。
我们自从1932年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由于贫穷，两个人总是睡在一张小床铺上的，这对于彼此充分休息全受干扰，特别是对于容易失眠的她。到了上海，有一次竟借到一张小床，她很勇敢地自愿到那张小床上去住，我也同意……
我们所住的是一间不算太大的二层前楼，我的床安置在东北角，她的安置在西南角，临睡时还彼此道了“晚安”！
正当我朦朦胧胧将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阵抽泣的声音，这使我惊醒了，急忙扭开了灯，奔到她的床边去，我以为她发生了什么急症了，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她没回答我，竟把脸侧转过去了，同时有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枕头上来。
她的头部并没热度，我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吧！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哭？”
她竟格格地憨笑起来了，接着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眼泪又浮上了她的眼睛。
我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剥啄了一下说：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1978年8月26日于海北楼
第十八信
日本东京——青岛
(1936年9月19日发，9月26日到)
均：
前一封信，我怕你不懂，健康二字非作本意来解。
学校我每天去上课，现在我一面喝牛奶一面写信给你，你十三和十四发来的信，一齐接到，这次的信非常快，只要四五天。
我的房东很好，她还常常送我一些礼物，比（如）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就摆在窗台上。我给你的书签谢也不谢，真可恶！以后什么也不给你。
我告诉你，我的期限是一个月，童话终了为止，也就是十月十五前。
来信尽管写些家常话。医生我是不能去看的，你将来问华就知道这边的情形了。
上海常常有刊物寄来，现在我已经不再要了。这一个月，什么事也不管，只要努力童话。
小花叶我把它放到箱子里去。
祝好。
小鹅 九月十九日
注释：
我是很喜欢给她起一些“诨名”的，例如：小麻雀、小海豹、小鹅……之类。
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细，跑不快，跑起来，两只脚尖内向。
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俨然像一只小海豹。
小鹅——是形容她，一遇到什么惊愕或高兴的事，两只手就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
在起始我给她起这些外号，她要表示很生气，慢慢她就承认了，慢慢自己也就以此自居了，“小海豹”、“小鹅”就是一例。
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咳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
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
正因为我们共有了这种性格，因此过得很快活，很有“诗意”，很潇洒，很自然……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
在我们相识不久，我曾写了几首诗，如今有的还留在我的记忆中，顺便写在这里：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更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复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俏倚肩。
另外还有一些，但现在已经记忆不起来了。
从这封信中看得出，她的情绪又比较安定，好了起来，连她寄我的书签，我忘了向她道谢也翻起“小肠”，并宣誓此后什么也不给我，而且出口伤人竟骂我“可恶”！“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崂山我给她采了几片小花叶，寄给了她……
1978年9月5日于海北楼
第三十三信
日本东京——上海
(1936年12月18日发，12月25日复)
三郎：
今日东京大风而奇暖。
很有新年的气味了，在街上走走反倒不舒服起来了，人家欢欢乐乐，但是与我无关，所谓趣味，则就必有我，倘若无我，那就一切无所谓了。
我想今天该有信了，可是还没有。失望失望。
学校只有四天课了，完了就要休息十天，而后再说，或是另外寻先生，或是仍在那个学校读下去。
我很想看看奇和珂，但也不能因此就回来，也就算了。
一月里要出的刊物，这回怕是不能成功了吧？你们忙一些什么？离着远了，而还要时时想着你们这方面，真是不舒服，莫如索性问也不问，连听也不听。
三代这回可真得搬家了，开开玩笑的事情，这回可成了真的。
新年了，没有别的所要的，只是希望寄几本小说来，不用挂号，丢不了。《复活》，《骑马而去的妇人》，还有别的我也想不出来，总之在这期中，那怕有多少书也要读空的。可惜要读的时候，书反而没有了。我不知你寄书有什么不方便处没有？若不便，那就不敢劳驾了。
祝好。
荣子 十二月十八日夜
三匹小猫是给奇的。
奇的住址，是“巴里”，是什么里，她写得不清，上一封信，不知道她接到不接到，我是寄到“巴里”的。
注释：
新年而度于异国，“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她这样一个多愁善感而又“举目无亲’的人，当然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回想和她结合的几年来，尽管生活如何艰难困苦，外来的风风雨雨如何恶劣，而“形影不离”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我从来没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尽管我是个性情暴烈的人。对于任何外来敢于侵犯我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值不值就要以死相拼的。但对于弱者我是能够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用残害、虐待自己的肢体——例如咬啮自己——来平息要暴发的激怒，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有时也会不经意地伤害到她或他们，事后憎恨自己的那种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
记得在上海有一次横过“霞飞路”，我因为怕她被车辆撞倒，就紧紧握住了她的一条手臂。事过后，在她的这条手臂上竟留下了五条黑指印！
还有一次在梦中不知和什么人争斗了，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个“乌眼青”：于是人们就造谣说我殴打她了，这就是“证据”！
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我不过，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夫妻或男女之间的事情，第三者是难于判清真正、实质……的是非的，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倒是经验之谈。除非你别有用心，别有目的……才喜欢在别人夫妇之间表示偏袒某一方。一般夫妻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去解决，别人，最好“管住你自己的舌头。”
这确是不值一写的琐事，我以为一个人对于琐事也应该诚实坦率些！
1978年9月11日于三里屯
第三十四信
日本东京——上海
(1936年12月末日发，1937年1月10日复)
军：
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念耳。
专此
年禧
莹 十二月末日
注释：
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和结果，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的。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我们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不能够忽视物质的基础和客观的条件是能够决定一切发展行程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超于现实，成为一个唯心的、主观的、精神第一、精神至上的观念论者；但另一面也不能够忘记自己是个“曾经为人的动物”，使自己堕落为“纯”物质、“纯”动物性的所谓卑俗的“唯物主义”者。人是创造工具的动物，同时又是对社会生活具有伦理观念和情操、道德的动物，应该具有健全理智和美感情操的动物。如此才能充实于“人”的这一概念、名称的界说和内涵。
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必须演出：共同的基础崩溃了，维系的条件失去了！……在我所余下的只是一些历史的怀念而已！在萧红或者连这点“怀念”也不愿或不敢再保存于自己的记忆中或表现于什么形式上——她恐惧它们，憎恨它们，她要做一个超历史的，从而否认历史的，光荣独立的人！由于她那时现实的处境……这一忍隐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8年9月11日于三里屯
第三十七信
北京——上海
(1937年4月27日发，5月2日到)
均：
前天下午搬到洁吾家来住，我自己占据了一间房。二三日内我就搬到北辰宫去住下，这里一个人找房子很难，而且一时不容易找到。北辰宫是个公寓，比较阔气，房租每月二十四也或者三十元，因为一间空房没有，所以暂且等待两天。前天为了房子的事，我很着急。思索了半天才下了决心，住吧！或者能够做点事，有点代价就什么都有了。
现在他们夫妇都出去了，在院心我替他们看管孩子。院心种着两棵梨树，正开着白花，公园或者北海，我还没有去过，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淑奇这两天来没有来？你的精神怎么样？珂的事情决定了没有？我本想寄航空信给你，但邮政总局离得太远，你一定等信等得很急。
“八月”和“生”这地方老早就已买不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至于翻版更不得见。请各寄两本来，送送朋友。洁吾关于我们的生活从文字上知道的。差不多我们的文章他全读过，就连“大连丸”他也读过，他长长(常常)想着你的长相如何？等看到了照片看了好多时候。他说你是很厉害的人物，并且有派(魄)力。我听了很替你高兴。他说从《第三代》上就能看得出来。虽然来到了四五天，还没有安心，等搬了一定的住处就好了。
你喝酒多少？
我很想念我的小屋，花盆浇水了没有？
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宫来，房间不算好，每月二十四元。
住着看，也许住上五天六天的，在这期间我自己出去观看民房。
到今天已是一个礼拜了，还是安不下心来，人这动物，真不是好动物。
周家我暂时不去了，等你来信再说。
写信请寄到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即可。
你的那篇东西做出去没有？
荣子 四月廿七日
注释：
从她来信中，她的老朋友李洁吾夫妇，也是各有各的痛苦！
我们也是各有各的痛苦！……在现实的痛苦的世界上，有谁没有痛苦呢？只是痛苦的性质和内容各有各的不同，正如鲁迅先生曾说过的，北京拾煤渣的老婆婆是不会有美国资本家蚀本、破产……那样“痛苦”的；相反，资本家也不会有老婆婆那样痛苦的。即使在“痛苦”这一普遍概念中，所谓“阶级性”也还是要存在的。
记得托尔斯泰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首页上曾写过这样两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一般朋友眼中认为我们“夫妻”之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除开贫穷以外，是幸福的。我们也承认，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我们确是幸福的，但也还是各有各的痛苦！
“八月”是《八月的乡村》，“生”是《生死场》。
《大连丸上》是我写的一篇短文，记录我们由东北出走，路经大连，在日本轮船上被日本水上警察和“刑事”盘查经过的情况，以及望到青岛，踏到祖国海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她的朋友看了我的照片，断定我是“很厉害的人物，并且很有派(魄)力。……”她替我很高兴！但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历史也作了见证，终于各走各的路；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
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我当时可能正为一个日本刊物写一篇什么文章，名称忘记了。
1978年9月18日于海北楼
第三十九信
北京——上海
(1937年5月4日发)
军：
昨天又寄了一信，我总觉我的信都寄得那么慢，不然为什么已经这些天了还没能知道一点你的消息？其实是我个人性急而不推想一下邮便所必须费去的日子。
连这封信，是第四封了。我想那时候我真是为别离所慌乱了，不然为什么写错了一个号数？就连昨天寄的这信，也写的是那个错的号数，不知可能不丢吗？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既然那样我看你还是搬个家的好。
关于珂，我主张既然能够去江西，还是去江西的好，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一定，他也跟着跑来跑去，还不如让他去安定一个时期，或者上冬，我们有一定了，再让他来，年轻人吃点苦好，总比有苦留着后来吃强。
昨天我又去找周家一次，这次是宣武门外的那个桥，达智桥，二十五号也找到了，巧得很，也是个粮米店，并没有任何住户。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害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祝好！
荣子 五月四日
所有我们的书
若有精装请各寄一本来。
注 释：
她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中了！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与她的；当然这一时期我的痛苦也并不减于她，而我却是可以经受得起的，这由于我是经常在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断、或继、或浅、或深……的所谓“痛苦的毒汁”中浸泡得比她更要长久些，多样些！……在神经上已经近于麻痹了！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作自受，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这是孱头，懦夫……的行为。
对于已死者，别有用心，别有目的，用了虚伪，狡诈……施行无耻的词和谄媚，这固然是卑鄙、下贱……恶毒的行径；相反的，对于已死者，认为“死人口中无对证”，就可以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把责任全加给已死者，甚而进行污辱或诬陷……这也是怯懦者，无赖者，软体动物可怜虫的卑鄙、下贱……的可怜而恶毒的行为。即使“人不知，鬼不觉”，你自己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你自己总会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尽干了些什么“事”？当你生命终结的一天，要咽下最后一口空气或吐出最后一口空气时，你的“良心”总还要追捕着你的！……
1946年1月20日在重庆，聂绀弩兄写的一篇《在西安》的散文里，曾记录他和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一段谈话：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在同一篇文章里，也记录了我和作者在山西临汾车站上分手时几节谈话，我向作者说：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 我决不先抛弃她！”
我在这里所以要引证这段谈话记录：第一，是证明我“脾气大”以她为“出气包”了；第二，是证明我在夫妻“爱情”上对她不忠实了，使她“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关于第一，我承认我的脾气不算小，但是自认为对于她还是克制到我能够克制到的限度，我还不致于到达用老婆做“出气包”那样的下流地步，我的脾气总是发在外人身上的。第二，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第三，引出我和聂绀弩那段谈话，是表明在临汾时我和萧红就决定在基本上各自分开了，当时还尽管未和朋友们公开申明。
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
1978年9月19日于海北楼
选自《新文学史料》第二期，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