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萧 红
—纪念她的六年祭
袁大顿
到今天，萧红的逝去，已是六年祭了。
前些天我又来到浅水之滨，拜扫她的墓地，然而当我伫立在这寒荒的墓地之前，墓地尽让荒草野卉丛生着，坟的周围，堆砌上一圈子的白麻石，中间只站立着一块木板，写上四个嶙峋的字：“萧红之墓”（这四个字还是端木蕻良用血泪写就的）。我的眼前仿佛一片黑，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涌上来，这哀思无可寄托，在悲痛中我噬碎了自己的心。
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吗？八年的离别，而今天面对着却是这么一个荒凉的坟头。萧红死了吗？她最喜爱穿那件盘着金边的枣红色的长绒旗袍，不是分明还在我的眼前摇晃？还有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那额际的一缕低垂的流海；在脑后的左右两根小辫打成钉锤形样式，还是那么一闪一闪地，在我眼底活跃呢？然而这一切都和欢乐的回忆，在一起成了我的心上暗影了。
我初认识萧红，是1940年的春天（那时她偕着端木自重庆来港），在大东酒店的文协欢迎会上。但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后来大家在时代批评社搞《时代文学》的时候，我们见面和谈话的机缘才频数起来。很快，我们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强然的友情。
萧红开始为《时代批评》写文章，那是一个长篇《马伯乐》的后半部，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人流亡到沪滨，笔调是那么的细腻，柔和，而又哀伤的。我很喜爱，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去编排这个长篇。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她便病倒了。
不久，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
由于《时代文学》编务的关系，差不多我每天就要去九龙会端木蕻良，那时端木的腿部也正患着风湿瘫痪症，行动很迟钝，有好多次，我就是陪伴着他去探访萧红。萧红的病榻是在玛丽医院楼院的前方走廊上，正面环围着的半面海，看着那浩瀚的海，那大块的万里长空，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这时萧红的心境，还是很愉快的。在寂寥中她把一本圣经读完了，见到我们来，总嚷着太寂寞，要我们下次带点新书给她看，但医生老是不许，我们没办法，只得送给她一些画报，她笑了，她说我们把她当成儿童来看待。
在11月中，有一次，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马伯乐》的一部分积稿，发表到第九章（这时马伯乐已再流徙至华中了）时，已发表完了，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并告诉她《马伯乐》的积稿已刊完了，续稿怎么办，这一问，她怔住了说：“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好像很愁沉似的，这时我也难过极了。跟着她又说，语气却变了：
“年轻人要多用功……年轻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知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这番话，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是的，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年人，萧红在那里正是我的一个好教师。然而，《马伯乐》就有如她的“红楼”一样，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
到了11月底，萧红因为厌倦于医院的生活，又迁回尖沙嘴乐道的寓所里来了。但这时萧红的病相却越发深沉了，这时端木因为要陪侍着他的《时代文学》的编务，我因之便愈形繁起来，我到九龙城的机会便愈频数起来。因为端木走不开，所以那时他和她的好些事情，我都替她俩来搞。
这时，来探候萧红的友人真多，比如茅盾、巴人、骆宾基、杨刚等等常来，我于是也替她俩招待客人，有时，她神志不怎安，需要休憩了，我也替她权充挡驾来访的人的“门人”。
由于在家医疗的不便，萧红的病一天比一天更糟了。白天她睡得也很不宁，卧榻常常要南移又要北转，端木和我就像给她摆动摇篮一样地去把她的床摆东又摆西。她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我替她买痰盂，买药品一天有时得跑上几趟。她是很自信的，她要常常知道自己病态的变化。有一次，她要我替她到屈臣氏药房买一支试体温的摄氏水银管，因为不在行，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她笑了（在这时她的笑是难得见的），笑后，却温顺地给我解释了一套体温管的使用法。萧红真挚的心魂的大门，在苦难临头时也为人打开的。12月6日，我因事离开香港，想不到8日太平洋战争就发生了，而萧红就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离开了人间。
萧红于1934年，从遥远的中国北方走出，在孤独的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这一道阳光照射到哈尔滨附近的贫苦村庄，照射到羔羊，母鸡和老马，以及《生死场》中每个褴褛的农夫农妇的身上。
这一道阳光，花开3月的阳光，也照射到呼兰河，县城，县城里的大泥坑，扎彩铺，卖麻花的，卖豆腐的——以及自尊心很强的有二伯。他遇到小孩子每每喜欢说：“你看天空飞个家雀”，而趁那孩子往天空一望的工夫，就伸手取下孩子的帽子，放在长衫下又说：“家雀衔走了你的帽子。”
这一道阳光，又于1942年1月22日消失了，在宇宙间，永远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存在爱读她的作品的读者心上那一线不灭的温暖。
选自香港《星岛日报》，1948年1月22日
昙花一现的友情
—思忆萧红
金秉英
昙花是美丽的，但一现即逝，所以是珍贵的，见过的人也不多。昙花的花期，约在夏天，当满天繁星，露出笑眼，昙花便悄悄地开放了，一眨眼的工夫，悄悄地就凋谢了。昙花的花朵很大，清香四溢，然而缺少绿叶的扶持。那淡黄色的花瓣，顶端上又加一点粉红色的边缘，是那样的雅淡庄重，美而不艳，香而不浓。
所以，昙花一现，既说的是花，也可以说是人。而且我和萧红也正有一段昙花一现的友情。
我们相逢是那样的巧合，我们相识是那样的偶然，我们的交往，又是那样的短促；然而那情投意合的倾谈，那无视一切的笑语，留下的友情，是伴随着欢乐，深藏在我的心中，萦绕在我的梦里，整整四十年了。
那是1941年11月，我们住在九龙，有一天，和两位女友一同，过海到香港玛丽医院去探望在那里住院的朋友。看过之后，去乘电梯。按铃招呼了下行的电梯，不久电梯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正在关门，就在这时，一位白衣护士也恰好推着一辆坐着病人的车子到来，看到里面还有空，她们又正是要下到底楼去，便把车子推进电梯。
电梯开动以后，借着电梯内微弱的灯光，我才看清楚那辆车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病员，穿着白色毛巾的罩衣，长头发，梳着两条辫子，盘在头上。再一打量，面色苍白，可是那一双传神的大眼睛，给人感觉到另有一种风韵。似乎是那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她到底像谁。或者是在哪里曾经见过，刹时间，我，觉得我很喜欢她，想和她说话，似乎她也在打量我。现在说来话长，当时只是几秒钟的了。只觉得电梯摇晃一下停了，已经到了底楼，女友们抢先走了出去，我却留在末尾，让她的车子推出去。这时她忽然问我：“你是北京人?”“嗯，你也是北京人?”我说。“不，我是东北人。”她答。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北京人?”她微笑着说：“听得出来。我的朋友中，许多人是从内地来的，他在街上听见人家说北京话，有时还会跟着人家听一会儿呢”。我又问“那为什么呢？”她答：“乡情”。确是如此，此时都寄居异乡，听见乡音，倍觉亲切。她抬起头来，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向敌人岗哨敬礼，才离开了北京。”走到了大厅的门口，将要分手时，我们才互通姓名，交换了地址。匆匆问，她告诉我，她就要出院。这就是我和萧红最初相逢相识的过程。
当时我对萧红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她是从东北沦陷区，从封建家庭中逃出来的。再有就是从什么报刊杂志上看到，有两个青年在哈尔滨大水把她从一家旅馆窗户里救出来的故事，还有就是曾看过一两篇她的作品，如此而已。所以听她口里道出“我叫肃红”的时候，我只觉得她名字和人一样美。
过了两天，萧红差了女佣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大意是：她昨天已出院，但目前还不能出门，约我到她家去一谈。于是我欣然而往。
那时我家住在汉口道，距她家不远。第一次去她家，是由她的女佣引去的。当女佣推开了房门，让我进去，我一眼便看见萧红笑着说：“我耽心你不在家，你若在家，我想你是会来的。”又告诉我，她家里没有人，我们可以尽情地谈。
不记得我们见面时有过寒暄、客套，不记得我们的话题是怎样起头的。只记得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谈话。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谈上一两个小时。我若一天不去，她必差女佣来找。她的精神很好，我们谈话的兴致很高，我们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性格爽朗，爱说爱笑，甚于都爱穿红颜色的衣服……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争执过，我们是那样地情意投合，而当时话料之多，真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我们又都爱笑，笑伴着话，话又伴着笑，有时笑得流出了眼泪。曾记得有一次谈笑的太过了，引起萧红一阵呛咳，我当时吓得手足无措，等她咳过之后，我准备走，她挽留我，拉着我的手说：“我喜欢你。”此景此情，犹历历在目。这种友情，虽只是昙花一现，虽只是留下了七零八落的回忆，亦足以使人终身珍惜。
相隔四十年的岁月，在我记忆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片断：
萧红要和我这个北京人比一比烙葱油饼。她说，我们不一定信基督教，但是过圣诞节还是好玩的。她提出约几个朋友，来个圣诞节聚餐，参加的人每人自备材料，做个自己的拿手菜。恍惚到了圣诞节这天，她不但能下地招待客人，而且还能下厨房亲手烙饼来款待客人；恍惚她还屈指计算过，还有二十几天才是圣诞节……当时的萧红哪里想到自己便从此一病不起；而留在我印象中当时的萧红又哪里像一个一病不起的人！
还有一次萧红问我：“你喜欢海吗?”我告诉她我没有在海边住过，只是从上海到香港，曾经乘坐过几次海轮。有一次遇上风暴，船摇摆颠簸，人吐得要死。她听得笑了，她叫我若要去浅水湾，路上要留心。她还告诉我在一处公路拐弯的地方，展现出一幅平静的海的图景，那里的海水是湛蓝蓝的，还透明，很美。
萧红又告诉我，海是非常可爱的。当时她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满怀激情向我描述早霞、夕阳、月夜大海的变化景色。可惜我记不清，只记得她曾描绘过这样的画面，海水有时很平静，就像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碧蓝一片，无边无际，撒满了细小的银珠，粼粼荡漾，海，无比温柔，教人怀恋。海水有时不平静，便咆哮起来，惊心动魄，巨浪一个追逐一个，拍击着岩石。大海用自己的波浪把岩石上的一切污泥杂草，冲涮干净。海，胸怀广阔，令人神往。当时我是静静地倾听着，因为萧红口里描绘的海是那样动人，而萧红说话的神情又不同寻常，说到末尾，已经成了细语低声。我曾想过，这是说海吗？是不是有所寄托？
接着第二天萧红便约我明年两人同去青岛观海。我们可以整天都在海边上……坐在海边石头上谈天。只有我们两人，那就意味着各不带家属，可是她又说，带个男朋友去，替我们提提皮箱，跑跑腿。我当然允诺。记得她说过：“明年我一定会好了。”当时听这话，只觉得是理所当然，而今天想到这里，也不禁心酸。因为再一天的下午，我去时，萧红忽然卧倒在床上，精神萎靡，我问她，她说是伤风了，吃点药就会好的，我信以为真。谁曾料到从此她就倒在床上了。
我又一次去看萧红时，她睡着了，我站在床边看了一会返身而出。没料到，从此却永别了。
当时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市面混乱，传说纷纭，一日几惊。日军占领青山后，英军将放弃九龙，人心惶惶，纷纷逃往香港，这时我很牵挂着萧红。
直到我们逃出香港，到达桂林，才听说因为香港的炮声，使病中的萧红受惊吓而死。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但内心深处，又信疑参半。萧红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对生活怀有强烈的憧憬，经受过众多磨难的人，当有顽强的生命力，就这样烟消云散，飘然而逝，使人难以置信。甚而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人为了什么目的，故意宣扬萧红已死，而萧红还正在什么地方生活着；或者是某些好心的朋友，为了掩护萧红去解放区，故作惊人语。那么总有一天，我还会像在九龙汉口道一样收到有人送萧红约我的便条。
美妙的幻想常常是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破。当我不能不信萧红真的是离开人世了，我才知道萧红原来是这样一位知名的、受人爱戴的女作家。我觉得我们之间，尽管一生一死，忽然升起了一座无形的高山。多少年来多少次我想写篇文章悼念萧红，但是，想到人微言轻，更何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终于止笔。
四十年的光阴，弹指已过，如今春风又绿江南岸，岁月惊人，年事渐老。而萧红当时的青岛观海之约，还萦绕在我的梦中；萧红当时的一言一笑，却也欲忘不能。悼念萧红那闪电般的一生，像昙花一样，花凋谢了，芳香永留人间。纪念我们那一段短促的交往，虽然只是昙花一现，而留下给我的，正是隽永的回忆，极为珍贵的难忘的友情。
选自《萧红研究（一）》，孙延林编，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