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哨》上的亮星
梁山丁
“九一八”像一块夜幕，企图把东北文坛上刚刚燃起的“普罗文学”火花扑灭，然而人民的火种是扑不灭的，新文学的灵魂又在借着敌人的尸体复活起来。1933年初秋，《夜哨》文艺周刊，在“满洲国”的长春出版的《大同报》上创刊，宛如在黑暗的夜空，燃烧一堆野火，闪烁在祖国的北方，给沦陷的东北人民带来光热和希望。
创刊号上有一首题名《解放》的诗，代替了《夜哨》的发刊辞：
你们像是牢狱里的囚犯，
紧缠着笨重的铁链，
如今，一团烈火燃烧着——
铁链就要被毁断，
打开牢狱之门前进，
光明就在你眼前出现。
再也不能安分地期待，
期待只是受那种种的割宰，
如今，奴隶们只有一个路——
钢铁一般团结起来，
伟人一般看重自己，
把铁锁链毁断，
去欢迎那光明的出现。
这就是《夜哨》的呐喊和呼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是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
在《夜哨》的创刊号上，女作家萧红以“悄吟女士”的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青蛙》，描写两个政治犯在监狱里的生活，通过两个青蛙变成一群小青蛙，预示着人民革命的胜利。她以女性细腻而又粗犷的笔致，把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和革命工作揉合起来，两颗年轻的心交织在一起，流着革命与恋爱的血汁。作者巧妙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以后进步青年们的思想斗争，她借小说中的人物，抒发她对生与死的观点：
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也真希望死了。因为你，我死的希望破碎了，你不是常说吗：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个人主义的变态。
萧红在那时，她刚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开始，就宣传为集体而活着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几乎每期都有萧红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歌《八月天》……
《夜风》是一篇描写抗日联军和贫苦农民血肉相关的故事，作者赤裸裸地暴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欺骗与剥削。代表地主阶级形象的老祖母，和代表贫农形象的李婆子，对立的阶级感情，通过几个细节的描写，生动地表现出来。如老祖母骂“可恶的×××（指共产党）又在寻死”，而李婆子却和×军（指红军）一起包围地主的房舍，挥舞着拳头。《夜哨》的读者是明白这个“×”的含义的。这篇小说当时分三期连载在《夜哨》上，后来收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萧红选集》里。
萧红是出现在《夜哨》上的一颗亮星，她那闪闪发光的文学作品，轰动了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坛，她是东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
萧红，本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初六，即公元1911年6月2日，诞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以肺病和气管性扩张病逝于香港，埋葬于浅水湾，终年32岁。
萧红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发表于1933年哈尔滨《国际协报》新年号征文，她的文学创作才华，初露锋芒。当时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积极团结进步青年进行“反满抗日”宣传活动，《夜哨》文艺周刊，是在罗烽、巴来等共产党员的支持下创刊的。由三郎（即萧军）集稿，从哈尔滨寄到长春，每周一次，由《大同报》副主编陈华选取发稿。从1933年8月6日到12月24日，《夜哨》共出刊二十一期，发表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杂文共七十六篇，最后一期上刊登一篇揭露日本兵在乡村讨伐中制造罪行的剧本，《夜哨》终于被报馆当局勒令停刊。
《夜哨》唱了绝响，但它的社会影响却一直没有消失，它的火种并没有熄灭。
1934年1月，继《夜哨》之后，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出刊《文艺》周刊，由刘莉（即白朗）主编。《夜哨》的作者，全部更换笔名，萧红开始用“田娣”笔名发表小说《患难中》、《镀金的学说》，同时，在每天出刊的《国际公园》副刊上，开始连载《生死场》中篇小说的前两章，《麦场》、《菜圃》，作为独立篇章发表。当时，并未引起读者们的特大注意。这年的6月12日，萧红与萧军一同被迫离开哈尔滨，由大连登船到青岛，萧红的《生死场》写成，1935年在上海以“奴隶丛书”名义出版，鲁迅先生亲自给小说写了序言：“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因为这是一部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轰动了祖国的文坛，奠定了萧红文学生涯的基础。
萧红在短短不足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七八十万字的文学财富，这些作品，从在哈尔滨出版的短篇集《跋涉》（她和萧军合著）到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集《牛车上》、《朦胧的时期》、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和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民族魂》到最后的绝笔《小城三月》，都是她在长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生活中创作出来的；都是她呕心沥血、艰苦勤奋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充分反映大动荡的时代脉搏，充分说明作者的思想感情，一直是和劳动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
萧红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在童年时代，失掉了母爱，为争取获得读书权利，和封建家庭进行斗争，终于到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学习；她在青年时代，为争取婚姻自主，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从哈尔滨逃到北平；1932年和萧军同居以后，以文艺为武器向敌伪统治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1934年离开哈尔滨以后，和萧军并肩战斗在鲁迅先生身旁；1936年和疾病作斗争，去日本疗养；“七七”抗战爆发后回国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从武汉到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在临汾和萧军分手，说明：她在爱情上也是一直在斗争着。1940年去香港，终于孤独寂寞地死去。
去年8月，我陪萧军同志访问呼兰萧红故居，我们参观了萧红童年少年时代居住的房子和她读书的龙王庙小学……回到哈尔滨以后，我又去商市街二十五号，访问萧红和萧军居住过的地方。这些访问勾起我很多回忆。
1933年秋天，《跋涉》出版后，《大同报》记者，曾写专文介绍，称赞它是真实生活体验的作品，它有坚强的思想意识，有忠实的描写，有特色的艺术风格，赢得当时文艺界的一致推崇。就在那年冬天，我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握着萧军给我的信，找到商市街。穿过一座透珑的铁门，在那间靠门的小房子里，会见了《跋涉》的两位作者萧红和萧军。他们热情地款待我这个从小镇上来的，有点土气的年轻人，那年我19岁。
我们互相称呼笔名时，感到特别亲切，宛如回到文学故乡一样。那天，萧红为我做的汤面，还有一碟俄式灌肠。我记得，萧红穿着一件青色旧呢大衣，黑剪绒小翻领，头发盖在额前双眉上，脸颊微微有些苍白，但两只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作风朴素大方。她说话的语声很低，对人热诚，总怕我吃不饱，直说她做的不好，而我却吃得很饱。萧军却豪爽得很，他身上穿着俄式衬衣，扎个腰带子，戴着平顶小帽，完全是哈尔滨流行的装束，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三大，大眼、大嘴、大手，和我握手时沉甸甸的，说话诙谐而有风趣，尽管他们当时生活很苦——他们是靠稿费生活的，他们毫不吝啬地招待我并陪我去访洛虹（即罗烽）和刘莉（即白朗），那天夜里我们一起在中央大街地下室酒馆吃了一顿俄式晚餐，然后在附近一家照相馆照一张相片。
第二天他们又领我到道里公园去访《牵牛场》的画家冯咏秋和老黄，还会见了搞俄文翻译的金人和写《风流会长》的达秋。我和哈尔滨文艺界结成的文学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现在是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我的案头，摆着一本新出版的《呼兰河传》，这是最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寄来的。这本书的扉页上画着呼兰小城和呼兰河的图案，扉页后面是一幅萧红照片，下面一行字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于哈尔滨”，从日期上说明，这是萧红离开东北时留下的最后形象，是一幅很珍贵的照片。
我望着萧红的遗像，思绪万千，屈指算来，萧红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6月是她诞生六十九周年！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小说里描写的那些贫苦农民早已得到解放，她所憎恨的地主阶级反动统治早已被推翻，劳动人民脚上的锁链早已被粉碎……万幸的是她没有经受到“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如果她真的活到现在，她也很可能被扣上几顶帽子的！而今天，粉碎“四人帮”以后，祖国处处是春天，文艺界的春天来得更早，北方文艺出版社传来了春天的喜讯，他们要为东北著名的女作家萧红出版全集；萧红家乡的乡亲们透露出他们的愿望，要将萧红的墓地由广州迁回到哈尔滨，将萧红呼兰故居辟为纪念室。我想萧红有知，她将并不感到寂寞的。
《夜哨》上的亮星，曾经闪耀在祖国的北方，把光和热温暖着东北这块土地，而后又把它的光芒射向祖国，飞向世界。
现在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她，评论她，纪念她。
关于萧红的身世，听到种种传说，去年访萧红故居时和萧军同志谈过，到镜泊山庄时和陈堤同志谈过，今年春节在长春和锡金同志谈过，在牡丹江时又听铁锋同志谈过，萧红同志到底是不是张家的后代，我想还是让那些文学研究家们去探索，我在这篇小文里，只想给萧红画个速写，给一些青年读者提供一点印象。
选自《长春》第六期，1980年
重见萧军忆萧红
厉 戎
萧军从延安回东北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46年，当时他正在佳木斯，是鲁迅文艺学院的负责人；可能是在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我步出合江省教育工作者学习班的大门，心情随着脚步声在起伏着，兴奋、愉快、急切、也还伴有一点紧张。三郎、悄吟都啥样了？几个孩子了？三郎还是那样肋脦吗？悄吟还那么瘦吗？这些年他们又写什么书了？……雪跺得嘎吱嘎吱响着，小北风不声不响地在咬着我的脸……经过传达，可下子见着了。“大哥！你还认得我吗？”我赶前两步，握着他的手，兴奋地笑着，不知怎么回事，这由初见而绽开的笑容却和久别的难过心情开始在挣扎，两颊前后地微微在抽动起来了，但我还是强忍住了充满两眼的泪水，他一面握住我的手不放，一面把胸部略向后仰，久久地注视着我的脸：“你是滕……”他似乎说不下去了，“厉戎！”我赶紧提醒他一句，他的手握得紧了，我们都笑了。“你长的比我都高！”他身穿青布棉袄，头戴个矮桩的毡子棉帽盔，拖着一双大毡鞋，面庞有些丰满了，眼睛也像比以前老成了，但还像有那股子亢劲。“到这屋吧！”他伸出右手让着我。一条旧桌子，上面横七竖八地堆挤着一大堆书报。我开始陈述着这12年的生活和工作，……“再写什么来没有？”他逐渐收敛了笑容，眼睛看着东窗，“我和关沫南在1937年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蹉跎》；在音乐方面，我编了一本《十字街头》，一本《歌潮》，还有几集《初学歌集》……”我呆板地背诵着，他没有什么表情，也不看我，这使我很不是滋味，摸不清他究竟要指责我什么。他点起了木头烟斗，狠狠地吸了一口，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踱了两步。我以前很少见他有这个舞台式的表情。“这12年你还是白纸一张啊！”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说我在这期间没给祖国做出一点贡献。但我知道他初回东北，手头绝不会有我出版的东西，当然他更不知道这些集子的主要内容和伪满警察厅检阅股砍下去的东西。更不消提我在1942年春天已被特务股列入了黑名单。半小时过去了，既没见着悄吟，也没听见孩子们的嬉笑声，“大姐呢？”我想也许她在别的屋子里不知道我来，“她已经死了！”萧军的声音低沉了，轻轻的、慢慢的、平平的；他的眼睛半眯着，表情淡淡的、淡淡的。这个表情更加重了他的语调的分量，像在我的胸部压上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顶住了我的喉咙，使我透不出气来，就在这一瞬间，悄吟以前的各种表情都一齐涌上了我的脑际。他慢慢地走到西窗前，留给我一个他遥望着长空的背影，一团浓浓的青烟从他的头上慢慢地飘散开去。我有些后悔，不该冒然地直接向他了解，以致引起他的悲伤，当然大姐是多暂死的、什么病……这些话更不便再问了。忽然我想起我才看到的门联，是悄吟扔下的孩子吗？不是……大哥！你们房门对联的下联写的“一家四五口……是……”“我在延安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孩子！……今天你在我这儿吃肘子，我还是不喝酒，要喝你自己喝吧！”显然他想转开话题，下了一道命令。饭后我在他另一间屋子里弹起了钢琴，他皱着眉，吸着烟，静静地听着。不管是在天棚、吊灯、还是在钢琴的黑白键子上，处处都浮现着悄吟清瘦的面庞，笑的、沉思的、顽皮的……以及每次我和他们见面的许多场面，鬼才知道我在弹了些什么，连何士德同志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知道。
冷丁回忆起来，时间可真不短了，有的淡忘了，有的记忆还很深刻。那还是1934年的初春呢！我和山丁的弟弟考上了东省特别区立哈尔滨第二中学校的初中，因为我们都是孩子，第一趟出远门，两家都不放心，所以叫山丁跟来照料我们，他临走时，又把我们俩委托给他的文学朋友、本校师范六班同学唐景阳（笔名达秋）照看。上半年的学费是65元，来哈前父亲给我带了67元，答应以后每月寄给我两块钱零花，没想到学校另外还要五元钱的保证金，还得取个人名保。这下子可难住我了，寄信管父亲要吧？我知道这67元钱还是父亲外借了一部分才凑上的，不能再要，只有每月少花点零钱，还可以攒够数，可是这又远水不解近渴，还得找个保人，托谁呢？只有找唐景阳商量了。原来唐景阳也是个穷学生，全仗给《国际协报》写点稿子维持学习，但他却笑着对我说：“都好办！这个礼拜天我领你上一个朋友家借借去，这个朋友是家庭教师，还是个作家呢！”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哈尔滨的三月，还是大冷的天，没有风，也没有云，可是飘着清雪，一会儿身上就落了薄薄的一层，可能他是冻惯了，不戴帽子，散乱的长发，一走一扇乎，一副近视眼镜，一条长围巾，长棉袍子，拖地的长棉裤，后裤脚子都磨飞边了，一双大傻鞋……我们从南马路口往西拐，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我们的身旁，速度大大减慢了，车门推开了，“道里一毛！道里一毛！”司机探出头来向着我们招呼。入学以后这是第一次上街，觉得什么都新鲜，小汽车虽然旧了些，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坐上，但是我明白，这两毛钱对我来说还必须得掂算着花，我从后侧面望了望唐景阳，他侧过头来笑着说：“咱们还是走着走吧！不远！走着比坐车暖和呀！”我一边走一边看光景，一排排大楼真洋气呀！过了新城大街往西，行路的俄国人渐渐多起来了，男的都穿皮领子大衣，女的更洋气了，歪戴个小毡帽，上面插着个鸡翎子或者是几朵小绒花，长毛的大衣领子，两手插在手笼里，可是她们都没穿棉裤，露着腿肚子，穿双高腰丝线袜子，足登高跟鞋，外面还套了双胶皮套鞋。我真纳闷，她们上身穿的那么厚实，为什么脖子怕冷腿肚子反倒不怕冻呢？噢！可能也是冻惯了。
中央大街又名莫斯科娃牙，有中国字街牌，也有俄国字街牌，街东边是中国街，街西边是外国街。“这回可到了！你看道北那个铁大门洞子！”唐向道北指着。进了大门洞，正面是所小洋房，西侧有个小矮房，还带个木头门斗，进门就是厨房，能有两平方米大小，也许是乍进屋的关系，里面黑乎乎的，借着开门的小亮，模糊地看见有个年轻女人，我忙用唐的身子挡着自己，因为我不敢看她。“哎呀！达秋来啦！”声音像铜铃那样清脆，语调又是那样爽朗。“这位小老弟是……”显然她已经发现了我。“快进来吧！今天冷吧？！”随着里屋门的开处，闪出来个青年男人，个子没有唐景阳高，可是和唐一样，也是一头散乱的长发，两颊消瘦颧骨突出，眼睛虽然不太大，可是目光有神。“呵！还带来个小老弟？！”他的声音粗大，语调豪爽，看不出有一点教师的那种斯文劲。小屋顶多有十米，靠门左搭了张大床，被子是叠起来了，可是并不整齐，墙角挂了一幅小油画，一看就能认出来是这位男主人，颧骨高高的，倒有三分像朝鲜人，靠院子这边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挂满了厚厚的霜，窗下摆着一张旧桌子和三个凳子，总的看来，什么都零乱，什么都破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唐一边擦着挂了霜的眼镜，“这位是三郎，你叫大哥！这位是悄吟，你叫大姐！这是我的新同学，山丁的朋友，叫滕厉戎！”我呆板地行了两个礼。男主人和我寒喧了两句，便和唐谈起来了，谈着谈着，悄吟也加入了，他们谈了《国际协报》最近揭露的文章和某几个作家的动向，谈了五日画报社、谈了……这些谈活，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新鲜的、从没听过别人谈过的。无疑这些谈话也使我很感兴趣，我似乎觉得他们是另一个行道，而且是个很厉害很了不起的行道；但是我也发现他们也是穷得要命，我不禁有些着急了，这五块钱恐怕没有指望了。忽然他们的话锋转向我来，一下子把我的探索的思维给打断了。“小老弟！听说你也爱好写文章吗？！好几百人你考个第二，还挺棒呢！”三郎显得幽默起来了，我觉得脸上发热，一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我考的不好！这是侥幸！”我勉强地看了他一眼。“第一批山丁的弟弟没考上，第二批还是他给抢上的呢！”（替他考上的）唐补充了一句。“那你文章一定写的不错！出的是什么题？”清脆的铃声也响起来了，悄吟坐在板铺上，我没敢抬头，只是盯了盯她的下身，又是一个奇迹，她拖的是一双男式的旧棉鞋。“我的志愿！”。我只能回答她问题的一半，因为我不理解作文就是文章。“嗯！我听山丁的弟弟说，他在高小时候净考第一，他的作文篇篇都留成绩了！”唐又插了一句。“小老弟！你真棒！将来当个作家吧！好不？”悄吟边说边向我走来，端起茶壶向我碗里续水，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双手捧着小碗。“啥叫作家呀？”我腼腆地微笑着看了她一眼，一副俏皮而清瘦的面庞，两只小短辫……“嘻嘻！作家就是写文章的人呐！”“呵！有了同行的啦！哈哈……”三郎爽朗地笑起来了。屋里的空气也像在活跃起来了，把我的拘谨劲一下子给打去了一大半。“怎么？你嫉妒啊，我就要拉这个同行！”悄吟侧头瞥了三郎一眼，似笑似嗔地向门外走了。“写文章当然是人们的一种爱好，但是要当个作家，写文章就不单纯是爱好的问题了，首先是你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三郎说到最后，笑容突然收了脸变得一本正经了。我茫然地点点头。“恐怕厉戎还真不知道要写什么呢！”唐景阳算是替我说了。“大哥！你说要写什么呢？”“要写穷！”三郎把脸板起来了，板的那样严肃，声音也大了，说的那样斩钉截铁。悄吟进来了，端了一盘像橘子瓣一样的东西，橙色还带点粉色，她走到我的眼前。“吃糖吧小老弟！别听他白话！”大家都笑了。“好！你说我白话就算我白话，再听你说说吧！”三郎微笑着站了起来，抓起几块糖，给我两块，我接过来放在桌子上了。“看！你又把教学生的严肃劲拿出来了，小老弟吓的连糖都不敢吃了！”“我严肃了吗？我的学生可不怕，他还骑在我的脖子上呢！”“三郎！咱们请小老弟吃什么？”“我们今天九点钟吃的早饭，一点也不饿！”唐边说边看着我，像要求我出来作证。“真的！我们一点也不饿！”“很简单！我去买去！我们也当不了吃午饭！”三郎说完一抬身子走了。悄吟坐在凳子上，把身子伏在桌子上看着我，一点掩饰没有，侧着头脸对脸的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明白她是在逗一乡下的孩子。“小老弟还像个大姑娘哪！你十几啦！”“17！”“我还是个老大姐呢！来！我喂你吃糖！”说着她便拿起一块糖送到我的嘴里，我看着她笑了，糖外观好像是用石膏做的，上了层色，用舌头一碰飘轻，一咬挺糠，除了甜还有点其他什么香味。“三郎说的对，要写穷！但是光写穷不行，要写都因为什么穷的，都有哪些人是穷的，穷到什么地步；富人又是什么样子，官老爷又是什么样子，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是怎样对待穷人的……”经悄吟的这一解释，我对穷字的这个总题明白得多了，但是“为什么要写穷呢？”我急切地希望着，“因为不平！”想不到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大姐突然也严肃起来了。“不平则鸣！”唐插了一嘴，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作家写文章就是要为穷人鸣不平啊！
悄吟、三郎、达秋，他们的最强音像漫天的暴风，猛地掀起了我心潮的巨浪。不由的想起了我悲惨的童年。是啊！父亲为什么见人总是低三下四？我为什么当童工？为什么二头子拿胶皮鞭抽我我还得满脸赔笑地叫二叔？我为什么除夕晚上送财神码子？我为什么赶在放鞭炮的时候抢先上当铺当号？……为什么？因为穷！怪不得奶奶常告诉我：“冷天尿水，吃人吃亏啊！”这话是真不假！心潮在澎湃着，这种冤屈是应该说出去的。
“大姐！我家就很穷，我愿意当作家，我愿意写穷！你就多指点我吧！”说完我又后悔了，不该在人家面前暴露自己穷，这多叫人家瞧不起！可是向人家借五块钱的保证金不就说明自己穷吗？嘿！这种自欺欺人的假面具！
悄吟和达秋的眼神变得亲热了，大家互望着，笑着，悄吟突然把我的头搂在怀里，“好！我就收你作个徒弟！来！大姐再给吃块糖！”我乖乖地张开了嘴，亲热地仰望着她的下颏。
三郎回来了，“啊！这么快你们就亲热起来了！哈哈……”“快吧？！我收徒弟了！咱们一定要教给他写文章！”悄吟撒开了我，接过三郎买来的东西。“我家就是这么简单，你看！一汤一菜一饭！”三郎笑着对达秋说。我们就着红肠、格瓦斯，吃着面包，屋子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冷下来了，但我们却有说有笑，吃得个热火朝天，悄吟活泼起来了，活泼得无拘无束。“好哇！收徒弟总得有个见面礼啊！”三郎眯缝着眼，猛地喝了一口格瓦斯。“早预备啦！”悄吟从床底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三郎和我最近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就算是见面礼吧！”书不到半寸厚，十六裁的，牛皮纸的皮，上面印着“跋涉”两个大字，下面的小字是三郎、悄吟。我接过来一翻，书页参差不齐，还有许多页连在一起没裁开。“回去裁开再看！看完了送书局去，他们就给切齐了，这个办法好，看完了还像一本新书！”三郎向我嘱咐着。
“咱们走吧？！”达秋看着我。
“等等！我还没卡戳哪！”三郎在我的保证书上盖了一个章——柳燕白印。“大哥！你是柳老三哪？！”我顽皮地向三郎翻愣着眼睛。“也许是吧？！”他拍了一下我的右肩。随手掏出五块钱来。“我得过两个月才能还呢！”“不要紧，我还有呢！”
我和唐景阳走到孔士洋行拐角了，三郎和悄吟还在大门洞外望着我们呢！
哈尔滨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孩子，所以三郎和悄吟的走，达秋并没告诉我。第二次看见萧军的时候是1955年，在北京的后海，第三次是1979年夏，在哈尔滨，这次又见着他了。萧军老了，身体虽然很棒，可是头发白了。萧红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大姐！你为什么得病？又为什么死的那么早呢？大姐！现在的文笔人好做了，党一直在鼓励着他们，不像旧社会那样有的文笔人净挨抓了，因为印把子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大姐！安息吧！大姐！”
选自《创作通讯》第四期，黑龙江作家协会编，1981年（内部交流）
我们第一次应邀加参
鲁迅先生的宴会
萧 军
一封书简
1934年12月某日，收到了鲁迅先生寄给我们以下的一封书简：
刘
吟 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豫
广 同具——十二月十七日
接到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发信——12月17日——的第二天——12月18日。
这不是梦！这是真实。
时间已经是四十余年过去了，当然，在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再如实地写出当时的我们那种激动的、复杂的心境和情景！只记得把这封短短的书简由我的手转移到萧红的手，由她的手又转移到我的手，……而后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只手把这信捧在了两个人共同的胸前看着、读着……两人的两只手全在不约而同地不能够克制地在轻轻抖动着！……眼泪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睑，落下来了！接着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阵湿润。但我的眼泪却没能够痛快地流落出来！因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从来没记忆过自己的眼泪曾经能够流落到眼睛外边来！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四十余年以后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竟又浮上了我的眼睛，但还不能够流下来！）
一件新“礼服”
当时，我们经过了一阵梦一般的迷惘以后，才渐渐恢复了清醒。我清醒后的第一件事，马上寻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图来，首先从它的“索引”上寻找“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寻找那条称为横街的“广西路”。如此，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确定了，我也量取了它的路程距离远近，以及要乘坐某条路线的公共电车和汽车才能够到达，……我俨然又如一个军人要进行战斗一般，精密地把一切：方向、地形、地物，……全作了一番想象和仔细的研究，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望向萧红，似乎要向她开始发表什么议论了。但她却笑着一双刚流过泪还有些湿漉漉的大眼睛，带有嘲笑意味地却抢先说话了：
“你要出兵打仗吗？”
我一时迷惑不解地望着她，不知道她说这话的真意所在，反问着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说话，竟装做没听见的样子，一个劲儿的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
“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呀！心里得有个谱，怎么能够临时瞎摸乱闯呢？——你要和我说什么呀？”
“我要和你说呀……”她伸过一只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接着说，“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
我摇了一下脑袋，说了一声“没必要”，断然地拒绝了她的主意，而且补充着说：“上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时，不也就是穿的这件罩衫吗？”
“这一回……有客人！”
“鲁迅先生信上不是说，只有几个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吗？鲁迅先生认为可以随便谈天的人，我想总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吧？左不过是一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的吧，……。”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她似乎又有些发怒了，两只大眼睛闪亮起来了，……把床上的大衣一手抓过去，随便地披到了肩上，一扭身形竟冲出了屋门，接着是一串急促的笃笃笃下楼梯的脚步声，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
我莫明其妙地静静地看着她这一系列的动作，既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发怒？也没问她干什么去？……当然也没拦阻她，更没追赶她。因为我是充分知道她这人的体性的，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出现时，她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也不会听从你的劝阻。如果她走了你追她，她就跑得更快些！……因此我就只好“随她去吧”！待过了一定的时间，她就会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又像一个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来了。
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听到楼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脚步声——这是我所熟悉的——上来了。这时候我似乎正在写着一些什么或读着一些什么，我假装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以至她推门走进来，……忽然一卷什么软绵绵的东西敲到我的头上来，同时听到她带着笑的声音责备着我说：
“你没听到我回来了吗？”
“没听到——”我慢慢地转了一下头，嘴角歪动了一下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她把一片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两手提拎着举向我的身边来，——我估计，原来打在我头上的那软绵绵的东西大概就是这布卷卷了。这时候，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经感到森凉了一下，心里想：“糟糕！大概她把仅有的一点钱全买布料了，也许连明天赴‘宴会’的乘车费也花光了！……”我担惊，而心情有些沉重地问着她：
“买它干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件‘礼服’，好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呀！……”
她把这布料抖动了一下，又反转地看了又看问着我：
喜欢？……”
“好！喜欢！”我怕她再发脾气，只好“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对于已成的“事实”作了让步。
“你猜猜，得多少钱？”
“猜不着。——”
“七角五分钱，——我是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买到的这块绒布头。——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
我机械地站了起来，一任她用这块布头儿在我的身前、身后量来量去……这时我的心情也轻快一些了，自己想：“谢谢上帝！她并没有把所余的几元钱全部花光，还足够几天生活费和车钱！……”
她让我把身上的罩衫脱下来，又从皮箱里把我在哈尔滨夏天穿的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的大衬衫找了出来，铺在床铺上，用那块方格的绒布比量了一番，而后竟自己拍起手来，还跳起了脚，高声地嚷叫着：
“足够啦！足够啦！……”
“你知道，明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让我像一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去当‘礼服’穿吗？”我“一本正经”地宣说着。
“傻家伙！我怎么能够让你当‘印度人’哪！你等着瞧吧，在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我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要显显我的‘神针’手艺！”
原来就没有阳光的亭子间里，此刻早就昏暗下来了，在一盏高悬的二十五度的昏黄的电灯下，她开始了剪裁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有完全明亮，她就起了床，开始缝纫起来……
我虽然是很知道她缝纫的本领和速度，但在不足一天的、几个钟头以内要一针一针地缝制起一件样式又较复杂的衬衫来，我对她是没有充分“信心”也不抱希望的。
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她再也不和我讲话了……
果然，在不到下午五点钟以前，她竟把一件新“礼服”全部缝制完工。这是仿造我那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制成的，只是袖口是束缩起来的，再就是没有绣上花边儿……她命令着我：
“过来！——试试看。”
我顺从地穿上了我的新“礼服”，使我惊讶和佩服的不仅仅是她缝制得速度这般快，而且穿起来竟是完全合身和舒适……
“把小皮带扎起来！——围上这块绸围巾！”
我一切照办了。
“走开，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我像一个听从“口令”的兵似的，走到屋角方向去，又像一个兵似的机械地车转过身子来，也像一个兵似的用了严格的立正姿式，完全按照《步兵操典》规定：“两脚跟并拢，两脚尖向外离开约六十度。两手下垂。头宜正，颈宜直，两眼张开，向前平视……”地望向了她。她先是从正面，而后从侧面，从后面……把我观摩了一圈，而后又回到她原来站过的地方，向我注视、观望着，……忽然我们的四条视线相遇了……她竟像一只麻雀似的跳跃着扑向我的身前来，……我们紧紧地企图要把对方消灭了似的……相互地拥抱得几乎是要溶解成为一体了！……
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一桌新师友
于指定的日子——12月19日——下午约六点钟以前，我们终于寻到了鲁迅先生信中所说的那家“梁园豫菜馆”。
由于我们没有表，究竟于六点钟以前、以后……什么具体时间到的就没法知道了，也许已经过了六点的正时间。
这家豫菜馆大约坐落在这南北横街的中段，是一座坐东面西旧式的二层灰砖楼房。
我们上了楼，许广平先生正在那里张望似乎正在等着我们。那是位于西南角临街的一个房间。我们到达的时候可能是最末的“客人”，不独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以及海婴全在了，另外还有几位我所不认识的人，也早已先在了。……
许广平先生对于萧红犹如多年不见的“故友”一般，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热情和亲切，竟一臂把她拦抱过去，海婴也掺在了中间，她们竟走向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过了大约有十几分钟，许广平先生和萧红也全走进了我们所在的房间，接着菜馆的招待员走进来向许先生满面和气地询问着：
“侬们的客人全到齐啦吧？”这人明明是北方人，却用了不太纯正的上海话说着。
许广平先生看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表，征询着鲁迅先生的意见问着：
“现在快七点了，怎样？还要等他们吗？”
“不必了。大概他们没收到信，——我们吃吧。”
鲁迅先生爽利地做了决定。
“给我们开吧。”
招待人员脸色愉快地一弯身退出去了。
“他们这里的生意好，是希望饭客们快吃，快走的，好腾空房间，……”许先生微笑着似乎代菜馆抱歉似的解释着，……
由鲁迅先生指定了坐位，沿着这张特大的圆面桌，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并排地面向里面坐在临门的坐位上。鲁迅先生在左面，许广平先生在右面，她下首是海婴，其次是萧红和我。在我的下首两个座位被空留着的。再向这空座位右转过去，是一位穿淡紫色西装的青年人，他直直地显得有些拘谨而端正地坐在那里。再过去，是一位约近三十岁方圆脸盘，脸色近于黑的女士，她穿了一件细花深绛色，类似软绸料子的窄袖半旧旗袍。她的右边是一位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具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人。鲁迅先生左首第一位客人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人。他，脸型瘦削，下巴略尖，略高的鼻梁有些突起，架了一副角边眼镜，鼻尖显得特殊敏感的样子……后披式的发型梳理得无可指责的光亮和整齐，穿了一件湛蓝色半新的罩袍，袖口卷起着，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由我看来这是上海当时近乎典型的一种中式服装。
我数了一下连我们在内，一共是九个人。
吃酒的冷菜摆上来了，鲁迅先生提来了一只较大的黑色的玻璃瓶放在了桌子上，由许广平先生从这瓶中在每人面前的玻璃杯里倒进了半杯近乎黑紫色的汁液，她解释着说：
“这是一位朋友由外国带来的葡萄汁，送给周先生的。太浓了，需要掺上一些冷开水……”接着她又把一只暖水瓶由另外一张桌子上提过来，每个杯子里注上了冷开水，说：“这冷开水，……也是从家里自己带来的，怕他们这里没有，……有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吧，不会喝酒的可以用这葡萄汁来代替，……”
那位穿深蓝色长袍瘦长个子有些驼背的人，先伸出一条长胳膊把一只盛白酒的酒壶抓过去，在自己面前另一只杯子里注满了一杯白酒，接着就旁若无人地深深呷了一口……
这时许先生出去了一下，回来向鲁迅先生耳边轻轻说了一个没字，鲁迅先生才以主人的身份开始在介绍客人了。首先他指一指他自己身边左侧那位说上海话戴眼镜的人说：
“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鲁迅先生并没说出这位老板的姓名。那老板微微欠了欠身子，轻轻嗯了一声，微笑了一下，就坐下来，呷了一口自己面前杯子里的葡萄汁，点了点头赞美地咂了咂嘴唇；另外几位客人和这老板似乎很熟识，全会心地笑了笑……
接着就介绍了那位喝白酒的长个子：
“这位是聂先生！”这位聂先生连身子也没欠，只是哼了一声，因为他的嘴里已经在咀嚼着什么东西了；接着是介绍那位女士，鲁迅先生说她姓周，是聂夫人。那位穿西装的青年姓叶。最后介绍到我们的头上来了，鲁迅先生指一指我和萧红说：
“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他们是新从东北来的。”
我们身边的那两个座位始终是空留着，直到这时也还没人走进来，鲁迅先生似乎在解释着：
“今来本来是为H先生的儿子做满月的……大概他们没接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他指了指那空座位。
我考量了一下，这些客人之间他们似乎全是认识的，只有我们俩是外来的闯入者。对于这些客人我全是茫然无知的，既不方便询问鲁迅先生，也无从猜测，只有对那位穿西装姓叶的青年人，我以为他可能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名叫叶永蓁的人。
这菜馆虽然主要是吃烤鸭，但其他的菜肴也很好，对我来说这顿饭吃得可以说是既饱又多而且味美！……
在席间，他们之间的谈话我是有些“莫明其妙”的，在我听起来似乎用的是些“隐语”或“术语”之类，因此我只能是吃了又喝；喝了又吃……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那位长身驼背的人总在不停地向他的那位夫人碗里夹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夫人也并不客气，这倒使我感到怪有趣的，我也就学他的样，也开始向萧红的碗里夹取她不容易夹到的，或者不好意思把手臂伸得太长才能夹到的菜，……这却使萧红有些不好意思了，暗暗用手在桌下制止着我……
海婴咭唎哇喇……满口讲的上海话，这位小上海的话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他和萧红倒似乎一见如故混得很熟了。
为了礼貌或为了不甘寂寞……我也讲了一些东北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各样事情，人们——特别是鲁迅先生——似乎全在专心注意地听取着。最后我提出要买几本俄文书，那位“老板”很诚恳地也很仔细地为我指点、介绍……应该到哪里去买，如何坐车……等等。我心里暗暗佩服着：“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
大约快近九点钟，我们的宴会结束了，那位穿西装的青年人走过来，把他的住址开给了我，我也开给了他，其余的人就没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政治情况下，是不应该随便问别人姓名或住址的。
在归家的路上，我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着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此刻感到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路上萧红轻轻地告知我，许广平和她说了：那位“老板”就是C先生，驼背高个子是聂绀弩，女士是周颖，穿西装的青年人是左翼作家叶紫，空位子是为H君和他的夫人T女士留的，这天也确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满月的日子，……
经过她的说明，才使我恍然明白了。同时她说在开始吃饭时许广平出去看了一圈，是看一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特务之类在“盯”我们的“梢”。
这些全是许广平在饭前、饭后悄悄地在外面向萧红说的。
我们这次作为和海婴第二次见面礼，还送了他一对枣木旋成的小棒槌。这是1934年我们路经大连，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送给我们的。……
回想起来，鲁迅先生当时这次请客的真实目的和意义是很分明的：在名义上是为了庆祝H夫妻儿子的满月，实质上却是为了我们这对青年人，从遥远的东北故乡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使我们有所来往，对我们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大概也担心我这个体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恶劣，直冲蛮闯可能会招致出祸事来，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响导”和“监护人”……仅从这一次“宴会”的措施，可以充分显示了这位伟大的人，具有伟大灵魂的人，伟大胸怀的人……对于后一代的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是表现了多么深刻的关心，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
由于这次宴会上鲁迅先生的介绍，我们不但与叶紫渐渐地熟悉了起来，而且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他有时竟开玩笑地叫我为“阿木林”！(即上海人所谓傻瓜之意)。他，热情、善良、正直、坦率……我所著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叶紫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后来，我们这三个“小奴隶”——萧红、叶紫和我——经过了鲁迅先生的“批准”还一起创建了“奴隶社”，出版了《奴隶丛书》……
叶紫，是湖南人，我们相识的时候——1934年——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他的父亲、姐姐（据说也全是中共党员）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年间全被蒋介石杀害了！叶紫很小就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关于聂绀弩当时给我的形象和印象就是那个样子了。今天在本文中很遗憾我也没把他描写得更漂亮一些。我对于由鲁迅先生当场介绍的这位聂先生任何情况，全是一无所知，也无从猜测，但后来我们却建立起几十年近于终生的友谊。我今年72岁了，他已经76岁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经过各种风风雨雨考验了，证明是并无任何变化。尽管我们之间对待某一问题，某一思想，某一见解……有时有争论，有争执，有争吵……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但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基本的友情来说并无任何妨碍和损害以至影响的。因为我们全是喜欢一切习于真的人！
绀弩在文化领域是具有各方面才能和知识的，他能文、能诗、从事新文字运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全有他独到的见解和成绩……
1976年他由山西狱中获释以后，我曾写下如下两首诗：
绀 弩 获 释
有 赠
一
又是相逢一破颜，十年囚羁两霜天①！
烟蓑雨笠寒江月；孤岭苍松雪地莲。
鹤唳晴空哀九皋；猿啼三峡过前川。
濯缨濯足浑闲事，流水高山韵未残。
二
萧萧白发两堪骄，犹爱弯弓射大雕。
狐鼠跳梁闲岁月；杨花逐水去迢遥。
恢恢天网终无漏，滚滚沧江未尽潮。
万仞临风一俯仰，闲将石火教儿曹。
绀弩给萧军诗 并叙
1977年他出狱后，12月27日上午我去绀弩兄寓中去看他，人虽变得瘦弱可怜，而精神尚佳，不减当年。他以手抄诗稿示我，其中有赠萧红及我诸诗，当时录而存者。兹捡出文化大革命前他由北大荒流放地归来赠我者一首。
萧军附志
剥啄惊回午梦魂，开门猛讶尔萧军！
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
《八月乡村》《五月矿》②，十年风雨百年人。
千言万语从何说？先到街头饮一巡。
由于鲁迅先生介绍了绀弩和叶紫与我们相识，不独对我们本人有过很大帮助，同时对于后来开展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例如共编《海燕》刊物，形成“奴隶社”——和发扬鲁迅先生战斗精神方面也血肉一体，不可分开的。因此在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短文中；附带表示对他们一点感念之情。
一张照片
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为了纪念这件新“礼服”，我和萧红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这是在1935年春季间。
在这张照片中我当然是穿了那件黑白方格的新“礼服”，萧红却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画服”。不知为什么，临拍照以前，她竟从照像馆的小道具箱里捡出了一只烟斗叼在了嘴巴上，装作吸烟的样子，其实平时她是并不吸烟的，这是在“装蒜”。
除开那件新“礼服”外，我在脖子上还装饰地系了一块米黄色的围巾，上面用暗绿色丝线绣了Инбига几个字母。这是我们1934年由哈尔滨出走时，一位教我们俄文的俄国姑娘给绣做纪念的，这里还有一段可笑的小故事，在《萧红书简》里会谈到它，这里就不写了。
这张照片，我曾看到在骆宾基同志所写的《萧红小传》里用过它；1978年1月间在香港一家书店翻印的《八月的乡村》后封面上印过它；1979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我所撰写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中也被印出了。
1938年春季间在西安我和萧红诀别时，这张照片她可能也保有一张。《萧红小传》上面的那一幅也可能就是从她的死后遗物中寻找出来的。至于《八月的乡村》后封面那一幅可能是从什么书上翻制下来的。我给《新文学史料》的一幅，也已经不是原片了，自然也是经过了几次翻制而后仅存的一张。
经过几十年东飘西泊，经过了几多次水火刀兵，经过了若干度生死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经过了几多次抄家没产……这张照片如今尚能够故物归主——殊不容易！亦不幸中之一幸也。
一逝流光四十年！
今天来回忆四十余年前的这段历史性的故事，我的心情是很复杂而怆恻的！
曾经参与这次鲁迅先生所设的“宴会”的人，首先是鲁迅先生离去我们已经四十余年。叶紫在1939年由于贫病死于湖南故乡；萧红于1942年也由于贫病和战争死于香港；许广平先生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逝世了。所幸C先生、聂绀弩、周颖、海婴及我本人等还健在。偶成旧体诗三律以做本文束尾。
一
悠悠往事逝漫漫，又是春归二月寒！
四十年前思故垒；三千里外梦家山。
匹夫怀璧赢双刖；老骥嘶风怅远天。
桃李无言垂柳碧，一番追忆一怆然！
二
血碧霜飞①乌夜啼②，珠残璧碎燕巢泥！
春风紫陌思芳草；细浪松江忆藿藜③。
化雨师恩酬几许？他山故谊怅何及！
余将倦眼量沧海，浩淼烟波入望迷。
三
一逝流光四十年，生离死别两云天：
蒹葭秋水①屋梁月②；桃李春风“薤露”篇③。
雪岭苍松千载翠；巴山夜雨④五更寒！
惊涛碎岸猿啼峡，“千里江陵一日还⑤”。
一九七九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