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后记
骆宾基
萧红是中国30年代中期出现的著名东北女作家。
本名张迺莹，1911年初夏生于黑龙江省的呼兰县县城内，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官僚地主。1942年2月病逝于太平洋战争之后——刚刚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部队所占领的香港，终年31岁。
从1932年冬末，萧红在萧军、舒群等哈尔滨左翼文艺界朋友们鼓励之下，应当地著名的左倾《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征文之约，写出了第一篇作品《王阿嫂的死》；1933年在哈尔滨出版了以“悄吟”与以“三郎”为名的与萧军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活；继之于1934年带着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与萧军两人出亡，到了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以后，又陆续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手》、《牛车上》、《商市街》等，直到1941年在香港完成《呼兰河传》最后一章，出版了长篇小说《马伯乐》的上卷，也完成了下卷（原稿已为人所遗失），并发表了最后的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到病倒为止。在萧红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却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属30年代～40年代之间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王冠上的闪闪发光的有数的若干颗珍珠的一组，有的短篇小说已为美国著名的左翼女作家史沫特莱当时译为英文。可以说，萧红的短促的十年文学创作生涯，是闪闪发光的十年，自然也是历尽生活颠沛的艰苦而持笔如矛、勤奋战斗的十年；矛头所向自然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旧的传统风习。这是始终遥遥与革命主力驻在地的西北圣地延安的大旗所指相呼应，与中国人民有着共同命运和呼吸的。
萧红在十年的勤奋不息颠沛跋涉于人生旅途当中，又可以分为前六年与后四年两个时期。前六年是偕同她的亲密的战友——《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并肩战斗的，但和为一个男人的从属式的人物，萧红有着作为由女性的“独特的自尊心和高傲带来的”屈辱感，而当对方的爱情一出现了离开家庭的轨道的时候，那么就如受了刺伤，这精神上的裂口，长久地滴着血，伤口是很难弥合如初的。于是在民族危难中，又相偕走上征途，但在西安丁玲所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两萧最后一次会晤中，终于明确地分了手，于是萧红又走上了距离死亡仅仅四年的孤苦而寂寞的征途。
她想起了自己早已逝去的童年，想起了为旧的封建势力所迫害致死的“小团圆媳妇”，还有磨倌冯歪嘴子，正如1954年笔者在《呼兰河传》再版的“内容提要”里所说的：
“这是中国东北的一座小县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俗画，色彩单纯，朴素而又美丽。形成萧红作品中所独有的一种明朗风格，笑里含着沉痛。
在这里作者留下了寂寞的童年的记忆；并留下了对于封建社会的传统风习、意识的痛恶；以及为封建社会所损害了的那些愚昧人物的怜惜；另外，也留下了对于那些怀着和周围敌对情绪的人物的同情和热爱。
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就是怀着这种敌对情绪，而终于被周围那些愚昧人物虐待致死的。在她死掉之后，又有王大姐。但王大姐也在周围尽是冷眼，背后充满嘲笑的气氛中消瘦了，终于也继小团圆媳妇之后死掉。
最后，作者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并不像旁观者眼中那样的绝望，因为他看见他的两个孩子，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他在这世界上一定要生根，一定要把他的两个孩子扶养成人；于是他照常活在这世界上，喂着小的，带着大的。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以致周围都惊奇，觉得意外，而且有些恐惧了。这就是作者在童年记忆里所热爱的一个人物，这就是王大姐的爱人，磨倌冯歪嘴子。
作者在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相继死掉之后，结尾又留下这样一个磨倌，是有着深意的，虽然这人物受着历史和环境的限制，但作者对他却明显地寄予了一种未来的希望。”
这就是萧红在磨倌冯歪嘴子寄予的民族期望，在他身上闪耀着战斗的韧性，这种战斗的韧性是为鲁迅先生所赞颂过的，而萧红自己也是依持着它而走完自己最后的四年的。
《呼兰河传》文笔优美，情感的顿挫抑扬犹如小提琴名手演奏的小夜曲，茅盾先生在序中已经作了评价，就不需笔者再分析了！
最后再介绍一下它的出版经过：
1941年《呼兰河传》是在桂林“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初版发行的，1942年以后由田林《松竹社》再版，解放后上海新文艺是第三版出书了，现在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实际是第四版了。很多二十岁的青年有的只知萧红之名而未见过萧红的著作，有的甚至连萧红也不知道。因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次重印，不但是关系到一部反映20年代的中国东北一个小县城的风土生活，关系到萧红的对于旧的封建传统势力的控诉，以及对磨倌冯歪嘴子类劳动人民的坚持求生的韧性战斗的赞美，主要的还有她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我们未来的文学艺术也必将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1976年7月20日
选自《北方文学》第十期，1979年
《生死场》重版前记
萧 军
这小说在此次和《八月的乡村》一同重版以前，出版社方面要我在校改《八月的乡村》以后，顺便把《生死场》也代校看一下，我接受了这一要求。
校看过程中，除开代改了几个不重要的错、讹字而外，在本文方面并没什么改动或增删。这由于它已经属于历史性的文献了，而且作者逝世已经有了几十年，还是以存真为好，由我今天来擅自改动是不适宜的。
由于《八月的乡村》我曾写了一篇重版《前记》，出版社方面认为我也应该为《生死场》的重版写几句话，因为这两本小说，当初从创作到出版是具有“血缘”性关系的。我思量了一下，也终于接受下这一任务，理由是这样：
第一，这两本小说全是在1934年间，写成于青岛。
第二，它们全是属于“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
第三，它们的题材、史实、故事、主题……在总的方面来说，全是反映了我国东北数省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以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生与死的挣扎，以及忍恨而起和敌人进行血的斗争的英雄事迹，……这对于后来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和展开是发挥过它们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第四，它们全由鲁迅先生给作了《序言》，介绍给不愿做奴隶的亿万中国人民。
第五，由于本人和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六年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斗争……的历史过程，借此机会写几句话，也表达对这位故人和战友的一点纪念情谊！同时对于萧红的读者们，使他们对于这位短命的文艺作家创作生活和艺术特点，特别是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的理解，会有些参酌之用。
《生死场》的成因
1932年秋，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家”，正住在哈尔滨道里的“商市街”二十五号。
新年要到了，一家报社要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当时几位青年朋友们全鼓励萧红写一篇征文试一试，她写了，也被刊出了，题名可能就是《王阿嫂的死》（已记忆不清）这就是她正式从事文笔生涯的开始吧，——当年她是21岁。
由于第一篇文章被刊载了（还拿到一些微薄的稿费），又得到了熟人们的鼓励，这就坚定了她的自信心，就不断写了一些散文故事和短篇，它们也陆续在各个报纸上被刊载了……
到1933年秋季，我们把一年来发表过的——可能也有未发表过的——短文和小说，由自己选成了一个集子。这集子，包括她的五篇散文和小说；我的六篇散文和小说，又从几位热心的朋友那里借到几十元钱，找了一家画报印刷厂，自费、“非法”出版了。集名定为《跋涉》——只印了一千本。
1934年夏，我们由哈尔滨出走到了青岛。
在青岛，我为一家报纸担任副刊编辑维持生活，同时续写我的《八月的乡村》。
这时，萧红表示她也要写一篇较长的小说，我鼓励了她，于是她就开手写作了。
她写一些，我就看一些，随时提出我的意见和她研究，商量，……而后再由她改写……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应该是她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商量者，第一个批评者和提意见者。
这期间，我曾去上海一次，回来以后，她居然把这小说写成了——这是1934年的9月9日。
从头代她看了一遍，斟酌删改了一些地方和字句，然后就由她用薄棉纸复写了两份，以待寻找可能出版的机会。当然也知道这机会是很渺茫的。
以后不久，我开始和鲁迅先生建立了通讯关系。在通讯一开始，我也就把《生死场》的抄本寄给了鲁迅先生。
这小说的名称也确是费了一番心思在思索、研究了一番，最后还是由我代她确定下来，——定名为《生死场》。因为本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还有：
“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
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在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
《生死场》的出版过程
1934年10月间我们到了上海以后，鲁迅先生曾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处可以公开出版的书店来接受出版它。遗憾的是，它旅行了快近一年，结果是出路没有的。
这时期，叶紫的《丰收》（奴隶丛书之一）早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奴隶丛书之二）也已经于6月间出版了，对于《生死场》公开出版的可能性我不再存有幻想了。弄到了一点钱，决定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自己出版了。
由萧红自己写信，也请鲁迅先生给写了一篇《序言》……
尽管这本书出版在最后，为了划一，也把它作为“八月”和《八月的乡村》同月份来出版了。
从此这三本“《奴隶丛书》”作为“姊妹篇”通过各种渠道就行销于上海和全国各地了。
鲁迅先生在《序言》里写着：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
由于这书有背于当时国民党所施行的“训政之道”，碰了检查委员会“老爷”的钉子，“事后才聪明”，我才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非法”自印了。
鲁迅先生给这书写《序言》时已经是在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了；《八月的乡村》《序言》却是写于1935年3月28日之夜，这时间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距离。
鲁迅先生对于《生死场》的评价：
“……但却看到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序言》）
版 本
在过去我自己经手出版时，每次的印期和印数总是和《八月的乡村》同期、同数的。1947年4月间曾由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发行过一万本。至于其他方面所出的版本情况和数量，我就无从知道了。
我在这次重版《前记》中要写的，也就是这些事实的过程而已。
1978年12月26晴雪之夜
于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
选自《生死场》，萧红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
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
蒋锡金
一本《呼兰河传》又放在我的案头，我断断续续地把它读完了。总有人来，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也有不止三个和不到两个的，都是些常来的，也有和常来者同来的新来者；我们抽着烟，喝着茶，海阔天空地谈着，于是，我的桌子就出现了一本《呼兰河传》。人散了我就读它，人来了我就放下；放下又拿起；夜里躺着读，直读到它掉在我的枕头边；第二天接着再在人来人往中见缝插针地读；终于读到它的完稿日期：是1940年的12月20日，地点是在香港。
我叹了一口气，因为我想起萧红写这部小说，大约开始于1937年12月。没有想到，这短短的10多万字，她竟写了3年之久！颠沛流离的生活啊！
那时是在武昌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萧红每天都忙着给我们做饭，有时还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这时她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就抽空子写。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我喜欢她所写了的这些，认为她写得好，希望她快快地完成。我们起初是三个人，后来是四个人，再后来是五个人；只有三张桌子，因此我写东西总是到外面去写，好让她有桌子写。但似乎她的第二章还没有写完，就匆匆地到临汾去了，到风沙浩荡的西北去了。
为了写《呼兰河传》，记得萧红还怄了一场气，并且哭了鼻子。这在我的一篇《怀念萧红》中曾经提到，现在不再提它。
她大约是次年的一月份离开武汉去的西北，到了春末夏初又从西北回到武汉。那时，她又住进了小金龙巷我家。不过，我那时已搬到汉口住了，几乎不回武昌的家，所以，她的那一段生活我其实很少知道。她那时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桌子是够用的了，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打搅她，可能有时间能多写些。她的短篇小说《黄河》大约就是从西北回来后在那里写的，那小说，后来我们把它发表在一种叫《大路》的画报上，同时，是由叶君健给译成的英文；那个画报是专销南洋的，国内不发行，现在恐怕很不容易找到了。在她去西北以前，还在那里写了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的第二章，恐怕也是后来在那里写完的吧？通体看来，第一二两章写得都比较完整，很有这个可能。如果这样，那么，这部小说的小三分之一是在武昌完成的了。
不过也不一定，因为她那时正怀着孕。我去时，见到她憔悴而困倦地在床上躺着，没有看到她在写什么。
到了七月间，她独自来找我，要搬到汉口来住，就在我们的楼梯口打了一个地铺。我们那里来往的朋友太多，也没有一张桌子给她，所以也就不能写什么东西。我没有看到她在汉口写过什么东西。
八月中我离开汉口去广州，她那时还留在汉口未走。她曾挺着一个很大的肚子，和一些朋友到江边给我饯别。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她，也没有通过信。只是听说，她后来大约在九月间与声韵（乃超夫人）一同离开武汉，去了重庆；又从重庆去了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又传来了她在香港病故的讯息。这都是从别的朋友的书信中间接知道的。
《呼兰河传》，萧红写的是她的故乡，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严格说来，是第三章起才用第一人称写的，——写了她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幼年的生活感受，写了自己的家属和乡坊邻居的人物，有点像是自叙传，但又不是自叙传。因为她写到这些时是有选择的，不是为写自叙传而写的。
比如说，对呼兰这个小城，她原来还有许多可写的东西，只要看她在第一、第二章的两段序曲中把场面铺得这样大，就把她的雄心和气魄都显示出来了。然而后来又写得比较简略。她在完成《呼兰河传》之后，还写了《小城三月》之类的短篇，其内容、其存在的条件、其生活发展的脉络，其实都是和《呼兰河传》息息相关的，然而她却有意地辟开了，不去接触到它们，而集中地只写到童年，只写到从童年时所接触到而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特异的人物。——如果把时间放长，范围扩大，那是着实要成为一篇丰富的长篇的。然而她不那样写，也就是不把它写成自叙传式的东西，她着力刻画了的，是故乡的风俗画面。
又比如说写到家属，她主要地写了祖父和有二伯。祖父写得最多，以第三章为主体，几乎从第三章起，以后的每一章都写到这位老人。但萧红似乎并没有为他立传的意思，只是写了一个在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乐天的人物，是小说中的这个孩子“我”的一个陪衬，也是这个孩子的性格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根源。这个老人和家属中的其他人物，如祖母、母亲、父亲、表哥、以及其他的亲戚都形成一种对照；和在第四章中开始出现的有二伯（以第六章为主体）的性格也形成一种对照；从这双重的对照下写出了这一老一少、祖孙二人的乐天者，在闭塞而愚昧的环境中的无可奈何的悲凉的境界。对母亲、父亲和姑母以及其他亲戚写得更少，这可见萧红的目的不在写自己的自叙传。如果要写自叙传，她就无法撇开父亲不写；然而她却勉力地硬是把父亲撇开了，只写了一点点。
《呼兰河传》中所写的大量的人物，是祖父和“我”的性格的反面，这是许多街坊邻居，有养猪的房客、开粉房的房客、拉磨的房客、赶车的房客，还有家里的老厨子、街坊的周三奶奶、杨老太太等人。集中地写了的，是赶车的老胡家一家，和拉磨的王四掌柜的磨倌的一家。第五章写了老胡家一家的孙媳妇小团圆（童养）媳妇的悲剧。第七章写的是冯歪嘴子和王大姐的悲剧。在第六章写到有二伯的故事时，也捎带地写到了父亲。这就是《呼兰河传》的全部结构了。如果说，第一、二两章是全书的序曲，是用抒情的方法写了这个小城市的环境，出现的很少是具体人物，而只是一些群众，则第三章里“我”和老祖父携着手登场，便是这天真无邪的开朗而乐天的性恪，将要逐步地与许多悲惨的现实相接触的开始。是从第四章才走出了后园，而进入到荒凉的院子里的房客中去的。
第五章写得最长，有三万多字，几乎占了全书的小四分之一；人物写得最多，几乎能上场的人全都出了场；还有大神、二神、云游真人、药铺的厨子等人的登场；写得最热闹，也最酣畅。这个“黑糊糊的、笑呵呵的”，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小团圆媳妇——一个十二岁的壮实的姑娘的活活被打死、烫死、折磨死，……直到她的冤魂变成了东大桥下的一只会拉过耳朵擦眼泪的白兔，简直把这个小城市的人们的愚昧、鄙吝、野蛮、狂暴都写绝了，然而他们又似乎是无辜的，因而这个更无辜而成了牺牲的姑娘的悲惨的命运就更深刻地打动人心。第六章所写的是一个贫穷无依而寄居在家里的宗族——有二伯的故事，也是委婉而凄切的，性格写得很突出，但情节没有大展开。第七章写的是磨坊中的磨倌冯歪嘴子的婚事，王大姐的性格显得很坚强，但很快地就在产后死掉、埋掉，只留下冯歪嘴子还是顽强地带着两个孩子，坚持着他的没有希望的生活。我以为这部小说的后四章与第三章中所写到的活泼泼的祖父和孙女的童心相对照着的，它有如在第一章序曲一中所写到的那个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如果不用土来把它填平，那它就会时或涨水、时或干涸，给人们造成的祸害会没有个完。但是，到处奔走着，一部作品写了这么久，萧红写到后面显然有些疲惫了，写到第五章以后，就在文字上出现了许多加上了括弧为记号的段落，这大约是她自己作上的记号，要加以修订或改写的吧？萧红写的这部小说，一开头似乎是郑重其事地把它当着一篇诗来写的。它的第一章可以看成是序曲一，第二章可以看成是序曲二。写着写着，很注意着自己的遣词用语。在不经意间，竟也写出了一些韵语来：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过了十天半月的，又是跳神的鼓，当当的响。于是人们又都着了慌，爬墙的爬墙，登门的登门，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裳。听听她唱的是什么腔调，看看她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第二章。
这些诗句式的文字是时常出现的。有时也用复唱的方法，出现在她的叙述中间。例如，第四章的第二节，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家是荒凉的。
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破屋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破屋子。……
第三节的开始，又是：
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第四节的开始，又是：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还住着一家赶车的，……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赶车的，二儿子也是赶车的。一个儿子都有一个媳妇，大儿媳妇胖胖的，年已五十了。二儿媳妇瘦瘦的，年已四十了。
除了这些，老太太还有两个孙儿，大孙儿是二儿子的，二孙儿是大儿子的。
第五节的开始，又是：
我家是荒凉的。
天还未明，鸡先叫了，后边磨房里那梆子声还没有停止，天就发白了。天一发白，乌鸦就来了。
但后来，她的语句就渐渐地松散起来了。她的构思也渐渐随意一些了，不再那么整饬，出现了有些类似老舍的比较随意的活泼的风格。看来，这也像是写得有些疲惫了的缘故。为什么疲惫了呢？茅盾同志在1946年8月，给《呼兰河传》作《序》，我觉得其中有几句话说得好，对萧红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将不是语言所可以形容的。……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萧红寂寞得太久了！离开《生死场》上的人们也太久了！
我读到《呼兰河传》的全书，已经是萧红逝世的37年之后。这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在人世只生活了32年，我们分手的年头比她活着的时间还长，她实在也太短命了！今天重读到她的书，不禁好像又看到了她的憔悴而苍白的脸容，她的惊诧的圆瞪着的大眼睛，她的大喊大叫，和朗声的笑，她的倔犟而又乐天的性格。我不禁为之怃然、惘然！
1979年2月5日
选自《长春》第五期，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