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首次为一个来自暴力酗酒家庭、流浪街头的年轻妇女夏绿蒂（Charlotte）进行心理治疗。她带着抱歉的表情，信步走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在之后的一星期疗程中，我努力地为她孤寂、乱糟糟的人生理出了一些头绪。每当低声倾诉自己被强暴和殴打的遭遇时，她总是垂下头任油腻腻的刘海盖住双眸，她是那么害怕别人温柔的对待，连我对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出赞美，她都显得有点退缩。经过半年的心理治疗，夏绿蒂能把前额刘海拨到一旁露出眼睛正视我的脸了。第一年治疗近尾声时，她已经会对我咧嘴笑了，有时甚至试探性地笑出声来。在这三年的相处中，我相信我对她没有什么害处，我们相互喜欢且彼此尊敬，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绝对多过她从我身上学到的。
从那时开始，我陆续看过形形色色的人─多动症学童、受凌虐的妇女、天赋异禀的学生、同性恋父亲、哀痛逾恒的寡妇、暴躁易怒的青少年、做出各种蠢事的成人、精神变态者、身负照顾他人重担的人、迫切想要保持家庭完整的人、急于分道扬镳的人……这30年来，我看着无数的痛苦在无数的身体里流淌。
我现在可以说是研究人类痛苦的博士，我听过太多有警世意味的遭遇，见识过人类伤害自己和别人的各种手法，我也间接地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会如何避免犯他们曾犯过的错误，我曾目睹一个家庭随着婚外情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不需亲自下海赌博、吸毒和欺瞒，便能体会那些行为带来的破坏力，从我所做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中，我得到了终身免费的教育机会。
在临床执业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离家六个街区的诊所，和我先生吉姆（Jim）及好友珍（Jan）一起共事。我们开了一家“小即美”的诊所（“small is beautiful”office），诊所的清洁工作由我们的子女来做，等他们离家自立，我们便自己动手。我们也自己处理收费和安排看诊时间等杂事。有一次，一位知名精神科医生对我说：“我会叫我的助理打电话给你的助理。”我回答：“我没有聘请任何助理。”
经过数十载寒暑，心理治疗工作已有很大的变化，不断有新的理论跻身于舞台中央，但很快又退场。心理医生在口沫横飞中走过令人眩晕的20世纪70年代，而在大刀阔斧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几乎毁掉了我们自己。我们一路从松散的长期疗程转到锁定目标的短程治疗。“家庭治疗”曾是我们最优秀的技术，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如同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最爱的“像酒般深沉的大海”，心理治疗也是“总是不断变化，又全都一个样”。
我深爱心理治疗工作。经常有人问我：“整天聆听别人的问题，会不会让自己心情低落？”我总是回答：“我不是为听取问题而听，而是为解决问题而听。”个案通常是想要一些改变才找上门来，他们花钱是为了得到一些建议，而且已做好洗耳恭听的准备。我身为一名心理医生的经验是：闷闷不乐的个案来找我们之后变得更加快乐；经常斗嘴的小两口变得更能看到对方的优点；家庭成员们也终能言归于好并携手共度人生。虽不尽然如此，但几个疗程后常常就可以听到治疗出现成效的故事。
心理治疗领域一如人生，总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身为一名心理医生，我会从个案的问题中跳开，试着将注意力放在为他们量身定制、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的良好建议上：我要求我的个案保持冷静、温和且乐观的态度，我要求他们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有信心，在面对自己本能的欲望时少凭冲动行事。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写道：“教育把苦恼推到更高的境地。”心理治疗也是如此，它探索痛苦迷惘，从而呈现生命的意义和希望。这本书集合了我从那些徐徐走进我办公室、扑通跌进旧沙发、找我谈问题的个案身上总结的经验教训，它是我花数百个小时聆听个案回答“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精华。和人交谈，与做爱、睡觉、分享食物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之一，尽管这个论调有待商榷。两个或更多人彼此交换心事，努力解决生活上的问题，重拾欢笑和内心的平静，弗洛伊德以新的方法建构这些交谈行为，然后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最后借着交谈解决问题，这就构成了心理治疗的内涵。
心理治疗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大文豪马克·吐温曾形容自己是“硬塞进一套衣服内的所有人性本能”。每一个走进我办公室的人，都有我们的影子，而且我们都是基于本性行事，我们都会推诿搪塞且自抬身价，也害怕承认自己是多么脆弱，并试图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曾是同事眼中“笨手笨脚的天才”，我母亲常开玩笑说我是没学会走路之前就会写文章。我一只眼睛失明、情绪起伏不定、缺乏时尚感和方向感、患有幽闭恐惧症而且很容易倦怠。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发现有些人还挺爱我，而我也知道他们的缺点，也很爱他们，他们是我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我至亲至爱的人。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自认为自己是个通才，相当于我母亲在医学界的地位。我不是一个游戏心理治疗师，在对幼童进行心理治疗时，我会帮他们的父母想出如何与孩子相处的方法，我会避免碰触法律方面的事务和精密深奥的诊断。精通某一个领域会带来财富和职业上的报酬，但是对我来说，心理学听起来很单调乏味，用30年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实在太长了。
就我而言，干这行最好的诀窍就是：不耍任何手段。每当我想要装出一副聪明老练的样子时，我常把自己和个案弄得一脸糊涂。有一次，我指派给个案完成我自认为很漂亮、诡秘的家庭作业，他却反问我是不是正在吸毒。还有一次，我试图对个案的未来做一番预测，那个酒精中毒已深的个案直勾勾地看着我，突然大叫：“如果你能预测未来，那你应该到拉斯维加斯去试试手气。”
我提出的大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很普通，不外乎多休息、好好工作、一天同时做好几件事及找些人来陪自己等。当然，简单的建议并不一定容易，且不是都有效果的。当不见成效时，通常我会依赖自己对心理治疗的信念来支撑自己。爱因斯坦曾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思维水平来解决问题。”心理治疗为个案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人际关系，使他们能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能在外在世界中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并为他们混沌特殊的宇宙提供观点。
我在学生时代研究卡尔·荣格（Carl Jung）、哈利·沙利文（Harry Sullivan）、奥托·兰克（Otto Rank）、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和乔治·凯利（George Kelly）等心理大师的理论，我也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我对他们有关“所有良好的行为都是情感升华”的概念从来就不太欣赏，我也不赞同他们所谓“人生大部分是竞争、攻击和性”的观点─ 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理论。有关成长和以人的力量为中心去发展的原型理论（Strength-based Models）常常吸引着我，我敬重信仰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例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e Maslow）、罗洛·梅（Rollo May）、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我认为，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与斯通中心（the Stone Center）有关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观点也很有意思，甚至在积极心理学派出现之前，我便深信专注事物积极的一面是很重要的。
我从1972年开始接受心理医生训练，那时的心理学家主要是试验者，我们学习如何进行智力测验、人格量表和心理投射测验。心理投射测验即是拿模糊难辨的刺激物（如墨迹图形）给个案看，让他们说出眼中所见到的东西。起初我觉得那些测验十分神奇，但是多了一些经验后，我变得比较喜欢把交谈作为一种心理诊断的方法。
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医学中心实习时，该中心正在进行好几项有关家庭治疗的开创性实验。之后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女性心理学的课程，算是较早开设这门课程的人。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是在心理学主流中浮游，但也是在独力行舟。我对家庭治疗中怪罪家庭、隔离治疗和归咎于无法在场为自己辩解的第三者的方法有很强烈的偏见，我总是力劝我的个案回家度假并与家人团聚，我从不使用“不健全家庭”这个术语，也不鼓励个案控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甚至小时候，我便觉得应该保护自己有点古怪的家人，我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双亲其实是有着自身复杂问题的、没时间陪小孩的不称职父母，但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很爱我，而且在尽最大的努力给我幸福，我的内在世界大部分是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形成的，我不想用严苛的标准去评断他们，而且也不想以严苛的标准去评断他人。
也许源自我在人类学方面的训练，我总认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和外在环境息息相关。抑郁症、焦虑、家庭暴力、滥用毒品和酒精等问题，都源自我们极不健全的社会文化，更不用说多动症幼儿和饮食失调患者。在一个儿童都能接触到嫖客妓女和连环杀手电影的社会，谁的心理会健康呢？如果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不和家人亲戚往来，或没有时间在星期天下午小睡一会儿，我们如何能期待他们快乐呢？
我们深陷于一种否认自己对他人、大地和下一代具有影响的文化中。我们忽视儿童、难民、老年人和穷人的问题，我们的媒体鼓励我们生活在肤浅的表象世界里，叫我们想想如何装饰门窗，而不去思考世界和平和我们自己的精神需求的问题，我们还被教导把一切事物分隔开，这些都是我们身心呈现病态的原因。
好的心理治疗以温柔且坚定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负面的情绪和分割的世界，它帮助个案发展更丰富的内在生活及更宽广的自我认知，它也帮助个案学会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同时增进他们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并让人们责无旁贷地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影响力。
对我而言，幸福，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就实际层面来说，这代表着我要降低对事情是否公平或能否如愿发生的期望，也代表我要在平凡事物中寻找乐趣。我不是电视迷或购物狂，而且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劝导人们不要有“幸福与拥有很多物质息息相关”的想法。
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意味着要接受不断作选择的神圣责任。我相信，我们到了某个年纪后，除了身患慢性心理疾病及心理遭到严重创伤的人之外，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若不这么想，就是心存傲慢和蔑视。我鼓励大家了解并接受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过去的事实，抛开过往继续前进，并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有伤心事，但是不能因此就免掉我们应尽的义务。
1979年，我开了一家诊所，大部分的心理治疗都是在那个心理医生拥有很多时间来帮助个案的黄金年代进行的。我的个案大多有保险，足够支付心理治疗费，甚至工厂的工人也可以要求延长疗程，且悠闲地探讨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期待心理医生能创造迅速、具体的改变。当“管理式治疗”之风猛然吹到我们这里时，我抱着置之不理的态度，因为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从事心理治疗，且已实行多年，我无法容忍局外人对我的个案发号施令。
最近，我碰到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心理医生，他吹嘘自己做的是“如假包换”的心理治疗，并宣称他可以在四个疗程内治好大部分个案的心理问题，我简直无法掩藏我的怀疑。好的心理治疗就像烹饪一样，费时费工。当然，有些个案和心理医生会滥用旧有的治疗方法短暂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很明智地利用时间。过去，我们可以和个案建立良好的关系，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心理医生必须动作快，且每周都要展示自己的进步成果，于是很多东西便流失了。
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心理研究所担任临床心理治疗指导教师多年，有时我到学校教室授课，或坐在只能从外往里看的镜墙外观察学生做临床心理治疗。研究所的学生也常常把他们的临床实习录像拿到我家放映，我边看边给他们指点和赞美。
我用给萝拉（Laura）写信的方式来撰写这本书。萝拉是我最钟爱的研究生，20来岁，单身未婚，她思想开放、不预设立场、待人热情诚恳且爱极了心理学。她和我一样是个喜欢在外面跑的人，但她不像我那么保守，是个勇于冒险的年轻人，她喜爱泛独木舟、溜直排轮和攀岩运动。一如大多数的年轻心理医生，萝拉有时会害怕，有时又过度自信，她想要实地搜集各式各样的病例，但又很容易惊慌失措。
我希望心理医生和一般读者一样，都能好好品味这些信函的内容，我举了很多自己在工作中碰到的临床实例，我省掉大量的引用语，但又忍不住在文章中加进一些我最喜爱的语录，我尽量避免使用心理学行话和社会科学术语，但是我仍想温柔地提醒读者，心理治疗可以是你在面对人生艰难坎坷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我都是在清晨写这些信，从我的书房可以看见一棵老枫树、花园、为鸟儿和松鼠所设的喂食站。以信函的方式写书是我为期一年的计划，而季节的变化影响了我的心情和写作（读者可能喜欢分析我的季节性情感障碍）。
我从2001年12月2日开始动笔写这些信，这正是内布拉斯加苦寒的季节，我正要把过去一年发生的点点滴滴埋入心底，其中包括“9·11事件”，我们无不期望新的一年能带给我们更好的讯息，但当时全世界已陷入黑暗时刻。写这些信对我来说好像在度假，它使我有机会把重心放在人的问题上，从而远离全球大事。
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们会发现这些信函具有教育意义和趣味性。身为心理医生，我认为，生活中的乐趣绝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是我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之一。所以，为自己在阳光下或火炉边找一个舒服的位子，泡上一杯水蜜桃茶，让猫趴在你的大腿上，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