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登顶慕士塔格之前没有想到的，也是我后来反复思考的，虽然登山的目标是顶峰，但是往往在到达顶峰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心的超越。
度过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我爬出了冰缝
由于长时间的缺氧，我的记忆已经完全丧失，怎样从顶峰下撤到C3营地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甚至至今也回忆不起来。后来听当时在C3营地的张教授说，我回到营地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一天一夜滴水未进的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再不走就有可能永远都下不去了。
下撤途中，大雾笼罩着整个山峰，能见度只有几米，前方的脚印也变得模糊，有时也不得不蹲下身去辨认。我身体虚弱极了，似乎心脏开始衰竭，双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每走十几步就坐到了雪地上。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傍晚9点左右走到了一顶帐篷旁，我意识到已经到达了6300米处的位置，离我们的C2营地也不远了。见到了帐篷，我本能地停了下来，恨不得一头钻进去。此时，饥寒交迫的我行动能力已变得迟缓，实在是走不动了。
在这个海拔高度有两顶帐篷，住着4名法国队员。我敲开了一顶帐篷，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对方。我用英语对他说：我心脏出问题了，实在走不动了。话音未落对方给我递过了一杯水，当我又重复了一遍，他又递过来一杯，并指了指山下说：中国人的营地就在不远的下方。
天渐渐黑了下来，浓雾中雪地上的脚印已难以辨认。我难过极了，也感到了恐惧，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向山下走去。前方一片漆黑，根据时间推算也该到达C2营地了，可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了绝望，大声地呼喊着，回应我的只是阵阵的风声。踉跄中突然感到脚下踏空，回过神来才发现我已坠入了冰缝里。好在底部积雪松软，我并没有摔伤。
冰缝很宽，但不知道有多长，在冰缝的一头有一个稍缓的坡，绝望中我抡起冰镐拼命爬了出来，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呼救，并用头灯向山下打信号。也许是上天有眼，风小了，雾气也渐渐散去。在C2营地的外国队员听到了喊声，用头灯照着向我闪了几下，可我刚准备下撤，灯光又消失了。我不能判断C2营地还有多远，但我记得C2营地的上方还有一条很长的暗裂缝，杨立志和陈骏池都差点陷身其中。
按当时的处境，一旦再坠入冰缝，根本无力自救，风雪一夜之间便会把裂缝填平，生命也就会从此消失。当时我想宁可冻死在外面也不能消失在冰缝里，山下的闪光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希望，兴许坚持到天亮就有生还的希望。
在海拔6200多米处的雪山上，夜里，气温降到-25℃，一阵阵的高山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刺似的。为了躲避寒风的袭击，我明智地又回到了冰缝里。为了保持体温，我拉紧所有拉链，蹲在雪窝里，用大手套捂住脸，低着头让呼出的热气流向胸部。
慕士塔格峰在新疆的西部，天黑得晚也亮得晚，那一夜是我生命中最最漫长的一夜。寒冷和饥饿使我的意识一度出现了恍惚，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人和未成年的儿子，甚至想到了20万元登山保险。也许是命不该绝，强烈的求生欲望让我克服了不断袭来的昏睡，我不停歇地活动手脚，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当我再次爬出冰缝时，我终于看到了几百米外的C2营地。
当我一大早敲开C2营地帐篷时，睡在里面的唐高举和陈君武吓了一跳，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实际上昨晚他们也听到了有人在呼救的声音，而且外国队员还专门过来用雪杖敲打过他们的帐篷，但他俩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寒冷漆黑的夜晚他们也没敢走出帐篷，没想到是我在呼救。
如果通信设备通畅，这一险情是可以避免的。他俩只要给我一个持续的灯光信号，当晚我就能回到营地。但在那次攀登中，我们的通信设备严重缺乏，除了C1营地能和大本营通过对讲机沟通外，其余各营地之间都无法沟通。
为了营救王海角，三名外国队员放弃了登顶
中午时分，从顶峰下撤的外国队员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一个大个子中国人不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王海角。我们这支队伍中张耀东、唐高举、王海角来自新疆工学院，出发前学院党委书记专程为登山队送行。王海角个头很高，是学校篮球队的，是张教授从全校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王海角在建C2营地时就感到体力不支，并表示不想再往上攀登了。后来张教授郑重地找他谈话，让他明白，他的攀登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着学校一万多名学生而来的，登山费用也都是学生们捐助的，让他务必要坚持到底，不辜负学校的希望。
为了营救王海角，唐高举向C3营地出发了，我和陈君武无力向上攀登，站在帐外焦急地向山上眺望。两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匆匆下撤的张教授。
前一天张教授到达C3营地时，就已发现王海角行动迟缓，撒尿像浇花似的，晃来晃去站不稳。张教授明白，在C3营地队员中除了他自己亲自护送王海角下山外，别人是不会管他的。身为领队和王海角老师的张教授作出了护送王海角下山的决定。
王海角已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张教授架起比自己高出一头的王海角开始艰难地下撤。无法站立的王海角全身重量都压在了张教授的身上，没走几步就把张教授压倒在雪窝里。就这样走了没100米，张教授体力已严重透支，出现了虚脱。在这个海拔高度没有什么救援设备，只凭我们现有的力量要想把一个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运送下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在还与死神抗争的过程中，幸运之神降临了。三个穿着滑雪板冲顶的斯洛文尼亚队员见此情景，毅然放弃了登顶。这三个队员不但体力超强，还是滑雪的高手，只见他们轮流把王海角用登山绳绑在自己身上，快速向C2营地滑去，所经之地留下了滑雪板和王海角双脚划出的四条深深的痕迹。
张教授毕竟是快50岁的人了，这次营救消耗了他所有体力，已无力再次冲顶，不得不返回大本营。王海角到C2营地后仍然神志不清，被强迫着喝了点水后就睡了过去。我和唐高举开始埋怨张教授了，真不该让王海角上去，他毕竟是个学生，出了事情怎么交代呀？登山是要讲科学的，身体不行了，再有决心和毅力都无济于事。
出了这么多事，唐高举也打消了登顶的念头，一大早就和陈君武下撤了。海拔毕竟降低了600米，经过一夜的恢复，王海角能勉强站起来行走了。我早早敦促王海角下撤。当我撤掉帐篷，清理完营地，没走多远就赶上了王海角。那时他极其虚弱，没走几步就躺在雪地上了。为了让他活命我几次把他拉起来，用很难听的话刺激他，逼他继续坚持下撤。
下撤途中我又遇上了往上攀登的王磊，我感到非常纳闷，难道他还要再次冲顶吗？原来王磊的一顶高山帐篷留在了C2营地，他是专程爬上来收帐篷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仅仅为了一顶帐篷，他从大本营出发用两天时间，向上攀登了2000米的高度。但在那个登山装备极其匮乏和昂贵的年代，这一举动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我俩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到达了C1营地。王海角终于脱离了危险地带，但他一步也走不动了，只能等待着大本营的接应。
十几年过去了，说起那次攀登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像样的登山装备，也说不出什么登山的意义和理念，但我至今深信，那是一次为登山而登山的纯粹的攀登。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同时也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和超越国界的友谊。在一个人的生命濒危之际，任何登顶的光环和荣耀都显得黯淡失色。一个真正的登山者，不仅仅要珍视自己的生命，甚至要有甘为他人的生命舍去一切的勇气。
[后记]
大本营得知王海角的情况后，组织了三个牧民和一头毛驴前往接应，在一号营地下方的ABC营地把王海角放到了毛驴身上。当回到大本营后我们和牧民为救援费用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既让人不可思议又令人无奈的是，牧民非要把王海角挂在秤上称出重量。因为牧民往ABC营地运送物资都是按照装量收费的。
见王海角回到了大本营，斯洛文尼亚队员也前来看望。王海角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把手上的电子表摘下来递了过去，对方只说了一个字：NO。
马一桦从离开大本营到登顶返回，在山上整整煎熬了20个日日夜夜。他经历了很多，也付出了太多，当我们在大本营迎接他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那漫长的一夜也使我付出了代价，我的十个脚趾全部冻伤。周岚医生每天煮一锅辣椒水，让我和陈君武同时浸泡，于是每次我的一双脚和陈君武的一双手都同时浸泡在一个盆子里。最终我以十个脚趾盖的代价保住了脚趾，而不幸的陈君武却永远失去了两个手指。
几年后王海角去南方应聘工作，我们协会给他出具了登山证明。我们相信那段在慕士塔格登山的经历将会永远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人生也会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