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优秀的厨师叫皮特，他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厨师事业，退休之后依然经常去朋友家中，为他们的“派对”活动贡献自己的厨艺。在生活中，皮特先生很注重整洁，家中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可人们从没见他做过家务，他把所有收拾房屋的工作都交给临时工来处理，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临时工的工作质量远远不如皮特先生自己完成得好。于是周围的朋友就问皮特先生：“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呢？雇佣的临时工的工作质量还不如你自己的好。”可皮特先生回答：“我这样做就不合算了。”
皮特先生说出了为什么不合算的理由。他是从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两个概念上进行分析的。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绝对优势理论？
在很早以前，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了贸易理论，即各国以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为基础，发挥各自的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并通过自由贸易增进共同利益的国际贸易理论，这就是绝对优势理论。作为厨师的皮特清楚地知道时间概念，他如果自己花费1小时的时间整理家务，那么从事厨师的时间就会耽误了1小时。其实不论你去做家务，还是去做厨师所花费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同样的1小时，就看哪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
皮特先生和临时工同做一件工作的机会成本大小进行比较，这就是比较优势。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同做一件家务，就按皮特先生的效率要比临时工的高来计算，皮特先生花费1小时能够清理好家务，而临时工需要1.5小时，也就是说皮特先生在做家务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我们再看皮特先生做厨师的利益所得，假如他每小时的工钱是50美元，临时工若是不到皮特先生家里做临时工，而是到一些餐厅打工，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杂务，每小时的工钱也就是10美元。那么，皮特先生做1小时的家务，就要放弃1小时当厨师的收入，即50美元，即皮特先生的机会成本为50美元。而临时工做1.5小时的家务就要放弃到其他餐厅里的1.5小时的工作收入，即15美元，即临时工做同样家务的机会成本为15美元。
从上面的分析计算来看，做同一个家务，皮特先生若是自己做就需要50美元的机会成本，临时工却只需15美元的机会成本就够了。由此可见，机会成本小的临时工才有比较优势，也就是在做家务上请临时工比皮特先生自己做要有比较优势。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贸易，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都不存在绝对优势，只有比较优势。在1小时家务这个例子中，如果皮特先生是以低于50美元而高于10美元的价格雇佣临时工做家务，就能让皮特先生和临时工都能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即工钱利益。如果皮特先生雇佣临时工做1.5小时的家务，每小时工钱15美元，1.5小时合计22.5美元。这样，皮特先生就能多用1小时的时间去做厨师，即能赚50美元，除了支付临时工的22.5美元之外，他还能剩下27.5美元。相反，临时工在其他餐厅打工每小时比这要少赚5美元，1.5小时就能多赚7.5美元。
从上述工资利益来看，他们先从事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事情，然后又相互交换，使双方的收入都得到了增加。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就容易理解皮特先生为什么不自己做家务，而是请临时工来帮忙了。
贸易是双方互通有无，这是大多数人对贸易的理解，他们都认为强势的一方在贸易中总是欺负弱势的一方，而弱势的一方在贸易中一定处于劣势。但事实上，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并不科学。在贸易中强势的一方尽管生产率高，工作效率高，有绝对优势，但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弱势的一方生产率低，工作效率低，没有绝对优势，但从不同角度上去分析它都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次，他和齐威王约定，要进行一场比赛。他们商量好，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要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得多，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失败了。田忌觉得很扫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垂头丧气地离开赛马场，这时，田忌抬头一看，人群中有个人，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孙膑。孙膑招呼田忌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刚才看了赛马，威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呀。”孙膑还没有说完，田忌瞪了他一眼：“想不到你也来挖苦我！”孙膑说：“我不是挖苦你，我是说你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准能让你赢了他。”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你是说另换一匹马来？”孙膑摇摇头说：“一匹马也不需要更换。”田忌毫无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得输！”孙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按照我的安排办事吧。”
齐威王屡战屡胜，正在得意扬扬地夸耀自己的马匹的时候，看见田忌陪着孙膑迎面走来，便站起来讥讽地说：“怎么，莫非你还不服气？”田忌说：“当然不服气，咱们再赛一次！”说着，“哗啦”一声，把一大堆银钱倒在桌子上，作为他下的赌钱。齐威王一看，心里暗暗发笑，于是吩咐手下，把前几次赢得的银钱全部抬来，另外又加了一千两黄金，也放在桌子上。齐威王轻蔑地说：“那就开始吧！”一声锣响，比赛开始了。孙膑先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田忌输了。齐威王站起来说：“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孙膑先生，竟然想出这样拙劣的对策。”孙膑不去理他。接着进行第二场比赛。孙膑拿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获胜了一局。齐威王有点慌乱了。第三局比赛，孙膑拿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战胜了一局。这下，齐威王目瞪口呆。比赛的结果是三局两胜，田忌赢了齐威王。还是同样的马匹，由于调换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发挥了比较优势，就得到转败为胜的结果。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贸易的过程中双方都不会有绝对的生产优势，只能说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贸易所创造的利益是双方的，不会只属于某一个方面，这就是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让世界的各个国家都能得到基本的利益。
要点回顾
比较优势理论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是，首次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一个重要起因。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仍然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
囚徒困境：见到绝对劣势就放弃
两个嫌疑犯（A和B）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0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1年。
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的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的利益（刑期）作考量。
一天，警察抓获了两个重要的嫌疑犯，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实实在在的证据，没办法量刑，嫌疑犯将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所以，聪明的警察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在审讯的时候将两个人犯分离，然后分别对每个人进行审讯。这个小故事其实也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悖论。
我们来看一下警察是怎么对这两个犯人说的。
警察告诉罪犯：你承认罪行，而你的同伙沉默，那么你将马上获得自由，他将被判10年监禁，同样道理，如果你的同伙认罪，而你保持沉默，那你将被判10年，他将自由；如果你们两个人都认罪，那你们两个人将被判5年监禁；如果你们都沉默，你们每个人只会坐1年牢，原因是证据不足。
我们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嫌疑犯可能面临的监禁分别是10年、5年、1年和0年。从犯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10年的漫漫铁窗生涯中，他们都希望马上自由。但是，获得自由的关键是两个人一起做出选择后的结果，即需要两人共同来达成：因为每个人最终的刑期并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我们自己也可以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嫌疑犯的角度去考虑，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奥妙，同时还能体会到有关人性的问题。
在现实中，经济学家只会从事件的发展中寻找蕴藏的“博弈论”原理。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希望得到的。然而，我们众所周知一句老话“无商不奸”，生意场上的人都是非常精明的，都希望利益最大化。站在嫌疑犯A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自己“坦白从宽”，而B“抗拒从严”，可是B肯定也会这么想。退而求其次这是多年的“社会经验”，刑期最短的就是1年，这是最好的选择，但这需要两个人都得沉默，这样做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B有可能会招供）。一般来说，两个人都会决定自己招供，这样就避开了10年牢狱，最多也就是坐5年牢，也就避开了去奢求一年的指望而带来10年的痛苦。
“两人共坐5年牢”的结果，在博弈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它的定义如下：
如果有几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并给这些人提供一定的策略条件，所有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充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这就让所有人形成了一个策略组合。纳什均衡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并且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均衡。在面对牢狱之苦的恐惧中，两名嫌疑犯都希望自己所得到的刑期是最短的，他们也都知道对方将要采取的策略（其他人的策略已经给定），结果产生了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是他们中任何一名嫌疑犯都无力打破的。这一经典的案例被称之为“囚徒困境”，后来也被作为博弈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正是这一论断的出现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对市场和竞争的看法。
前边所说的“纳什均衡”中的纳什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提出的“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直到今天，这一概念依然是博弈论的研究基础。而纳什是划时代的贡献者，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坚定的毅力使他战胜了病魔，并坚持研究他的博弈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囚徒困境”在我们眼中看来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然而，它的存在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却是非常符合的。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圣人，在他的《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每天学点经济学社会利益。”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对我们来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所有参与者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人人都为自己好，社会就会变更好”。但是“囚徒困境”却对斯密的这一说法提出了有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但大家却都不是最好的。1年监禁这一最有利的结果没有出现，两个囚徒损人而不利己，而以此为题的悖论也就出现了。实际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也正是因这个悖论的出现而动摇了。如果在“囚徒困境”中，嫌疑犯之间通过一定手段相互串供（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这样就能让他们得到最好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同伴如果很讲意气，他们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共同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样一来，案件的发展就变得深刻了：当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为之，那么最终会导致所有人的不利，唯有大家一起合作，保证多人获得最大的利益，形成所谓的“双赢局面”——但这个结论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它本身蕴涵着人性的本质，这就决定它的困难性。
如果在真实的生活中将“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运用开来，那么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的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我们走进各大商场，就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电视、电脑、手机……无一不疯狂甩卖，以期占据市场。消费者也从中受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却往往构成一个“纳什均衡”。
正如上面所说，它就像“囚徒困境”的结果，损人而不利己，最终谁都没有钱赚，甚至还濒临破产。
因此，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无疑意味着自己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厂商采取合作的态度，共同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避免这种没有意义的价格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