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内的文化考察，是从边远地区开始的。后来，随着一个个研究专题的深入，渐渐偏重于古往今来的一些发达地区。这是必要的，但也容易迷失。发达是一种聚集，聚集是一种重复，重复是一种规范，因此极有可能失去文化真正的独立性。不仅如此，聚集中常常会有智能互耗，把一个个简易的问题引向繁杂。结果，看起来文化浓度很高的地方，反而缺少本真的大文化。
于是，我又要向边远地区求援了。
一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做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峭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嘿，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清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会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与她们的未来妆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曲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时常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练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二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流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善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三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杆。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作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的，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
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做自己家的事，共同參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又都不上锁。一位在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糊糊地融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四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
三宝。
一歩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遒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分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生命的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秋雨注：这篇文章和后面的《蚩尤的后代》、《我本是树》两篇在互联网上贴出后，据贵州省黔东南旅游局的负责人来电话说，当地的外来游客量立即上升了84%，多数游客都说是看了我的文章才去的。这让我很高兴。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的旅游能更多地向边远地区延伸，那儿有一些被我们遗忘已久的人文课题。
点评一：
本文是对一种活泼的生命状态的赞美。文化仅仅是生命与生活的副产品。文化人在本真的少数民族面前，往往会幡然醒悟，知今是而昨非，会不由自主地从人性的藩篱中伸一下脖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老愚）
点评二：
歌唱、吹芦笙、织布、寨老断事、女神萨玛……这里的生活近自然而远人文，或者说是面向自然的另一种人文。在这里，无为是优于有为的制度选项，自治比他治更为重要。无怪乎作者看出“村寨公民社会”的格局。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边远少数民族生态更具观赏价值。作为原生态旅游资源，恐怕也最终难逃过度开发继而变形乃至消亡的命运。（马策）
点评三：
读此文，如听一部多声部自然和声演奏的侗族大歌，自然、柔美、悦耳。
花桥演唱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主唱者是端庄的侗家女，歌声传承的是历史，向往的是爱情，歌唱的是忠贞。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吹着长长短短的芦笙，悠悠扬扬的歌声飘向远处，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吊脚楼的窗口飘出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这里没有诗文诵读，他们的诗文全都是“不著一字”的歌唱，窗口对岸的山就是诗，窗口底下的河就是文。他们的舞蹈会让那些饱学的汉家书生“汗颜”，“无字的天书”才会让大师们发出“文章误我”的喟叹，才会让老庄、陶渊明流连忘返。
文章最末揭旨，“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的那柄朴实小伞，能挡风避雨，滤念清心。（廖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