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编纂历时长久，参与编纂的人员有些被记录在册，有些则没有。《四库全书》的编纂可以说是文人们一次难得的学术的交流与汇总。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了解这些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四库全书》的成书过程，以及《四库全书》对同一时期文人创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等人都在学问上有着比较大的成就，大众了解纪晓岚的途径一般是影视剧作品。也因为影视作品的影响，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和珅是个油头粉面的胖子，还是个大贪官，殊不知，他也曾参与编修《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如何征书的
《四库全书》的书稿来源除了《永乐大典》和清朝皇帝下令编修的一些书籍之外，便是在民间进行的大范围征书活动。在征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趣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下令征书，征书的范围很广，除了民间的一些小道消息类的文字以及族谱等没有太高价值的书籍外，其他的都要留心筛选。自从下旨之后，乾隆皇帝便一直期待各地能够呈上可观的书目。等了很久之后，他收到了贵州巡抚的奏疏，奏疏中说贵州地理位置偏远，文化不算繁荣，所以留存的书籍十分少。等待了十个月的时间，乾隆皇帝仍未收到他所期盼的写有征书书目的奏疏，他很是不悦，下旨申斥各省巡抚速速办理——征书是和国计民生一样的大事，不可拖沓。奉天府尹诚惶诚恐，他所在之地本就典籍稀少，此番收到皇帝督促，更是焦灼，但是当地鲜有古籍，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他将极少的书目呈报给乾隆皇帝之后，再三向皇帝保证自己会多加寻觅，争取找到更多的古籍。乾隆皇帝自己十分清楚，奉天此地能够搜罗到的古籍十分稀少，奉天府尹的再三保证让乾隆皇帝认为他根本没有领会到自己的旨意，所以乾隆皇帝下令，奉天府尹不必再搜集古籍，以免对民众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奉天的征书活动便不了了之，奉天府尹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便是“无书不必交”的故事。
与奉天情况不同，乾隆皇帝认为江浙地区人杰地灵，征书活动必然颇有成效。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为两江总督多次在奏疏中提及商人马裕家中藏书颇丰，且有很多孤本，所以乾隆皇帝下令官员多去向马裕借书抄写。官员选出的书籍有两百余种，呈给乾隆皇帝之后，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在乾隆皇帝看来，官员呈报的书籍并非他所期盼的古籍。乾隆皇帝认为马裕既然藏书颇丰，必然有很多古籍，或许是顾忌官员借书不还，故而只出借近时文人的作品。于是，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官员到马裕那里就近抄书，马裕没有办法，只好主动将藏书贡献出来。马裕贡献的藏书数量算是私人藏书中最多的，而江浙地区则是全国范围内征书数量最多的地区。
乾隆皇帝在征书过程中收到过一份奏折，奏折称有一个山西人进献了两本书，一本是他从《河图洛书》中推演出来的，另一本则是兵法，但是书很奇特，需要配合其他的书一起看才能发掘其中的奥秘。当时负责编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官听闻，认为此人捏造事实，书中或许有悖逆的言论，于是令人先将此人抓获。此人被抓后，当即供认，他只是为了博取功名才捏造事实，书中并没有大逆不道的言论。经过搜查，书中确实没有什么狂悖的言论。虽然如此，此人利用古籍获取功名的想法，终究是一种扰乱征书的行为，所以乾隆皇帝惩罚此人去新疆种地，以震慑有同样想法的人。
得益于乾隆皇帝的征书理念，七年征书所得的书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也减轻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前期工作量。
纪晓岚与和珅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四库全书》的编修其实也有和的参与。
影视作品似乎更为深入人心，演员张国立、张铁林、王刚所主演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让更多人知道了纪晓岚这位才子。说起和珅，大家无一例外认为他是贪官。而纪晓岚是否真的像电视剧中那样与和珅水火不容呢？
《四库全书》由纪晓岚负责编修，他能被任命为总纂官，必然有一定的真才实学，通过阅读《四库全书》的按语，我们确实也能认识纪晓岚的才学。这位大才子从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一路顺风顺水地考进了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他将后半生贡献给了《四库全书》。在纪晓岚五十多年的仕途中，几经起落，他曾经陪同乾隆皇帝南巡，又因为给卢见曾传递消息被皇帝发配到了新疆。乾隆皇帝打算编修《四库全书》时将他重新召回北京。乾隆皇帝一生作诗无数，对于像纪晓岚这样有才学的人更是非常欣赏。
纪晓岚是才子，和也不遑多让。虽然电视剧中由王刚饰演的和珅那油头粉面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和珅的真实形象却并非如此。和珅出身满洲正红旗的名门钮祜禄氏，要比纪晓岚小二十多岁，且相貌英俊，面目清秀，算得上是“京城第一美男”。相比而言，纪晓岚反而是相貌丑陋。乾隆皇帝爱才，和珅升官其实也是凭一身本事，和珅本人精通满、汉、藏、蒙四种语言，可见和珅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和珅还精通“四书五经”，对于很多经典烂熟于心。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正在审阅奏折，随口说了一句《论语》中的语句，在场的官员却无法应答，只有和珅很快答了上来。乾隆皇帝很欣赏他的才学，或许这也是他圣宠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真实历史上，纪晓岚和和珅无论是年纪、政治地位还是权力皆相去甚远，若说二人斗得如火如荼，只能说是戏剧加工了。根据史实来看，二人官职相差很大，纪晓岚虽然为官五十多年，最高也只做到协办大学士。和珅则不同，他担任过内阁首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等诸多职位，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官职他都做过，比纪晓岚的官职经历、地位都要高很多。纪晓岚学识渊博却不擅为官，他虽然是《四库全书》总纂官，却没有什么实权，乾隆皇帝对他并不算特别宠爱。和珅虽然并不参与《四库全书》的实际编修，但却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官之一，地位要比纪晓岚高，且和珅因为为官有道颇为受宠，及至后来权倾朝野。纪晓岚为人保守，也不愿意去得罪和珅这样的达官显贵。还有野史记载，和珅在担任《四库全书》总裁官期间帮助保存了《红楼梦》一书——有人献上《石头记》（《红楼梦》别称），书虽然好，却有“反书”的嫌疑，和珅借机将《石头记》讲给太后听，太后很是喜欢，而乾隆皇帝重视孝道，这本书才得以留存。
虽然历史与演绎并不相符，但这并不妨碍演绎寓教于乐，当然，对于真实历史也应当敬重。
编纂《四库全书》对纪晓岚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
纪晓岚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便是编修《四库全书》，此外，他还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他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时间正是《四库全书》将要完工的时间，在创作期间，他其实受到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很大影响。
《四库全书》的编修末期，正是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最佳时机。这时的纪晓岚通过编修《四库全书》，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写作经验，他的时间也很充裕，当时令文人闻之色变的“文字狱”也有所减弱。纪晓岚在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第一部分《滦阳消夏录》六卷之时，《四库全书》正在进行善后工作，此时，乾隆皇帝偶然阅读书成的《四库全书》，发现有多处错漏，责令纪晓岚等人继续整改，纪晓岚被皇帝派往滦阳文渊阁，对藏在那里的《四库全书》进行复校。在纪晓岚的描述中，“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写书可作消磨时间的好方法。
纪晓岚能够创作出《阅微草堂笔记》，与他的经历也是分不开的。纪晓岚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得到皇帝任用，一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十三年宦海浮沉丰富了纪晓岚的阅历，这便使得《阅微草堂笔记》显得十分老练与豁达。乾隆皇帝颇为自恋，自称“十全老人”，自认文治武功卓绝，喜好舞文弄墨，一生作诗四千余首，但精品不算多。也因此，乾隆皇帝更喜欢那些才学渊博的人，纪晓岚一入翰林院便很快得到赏识，因为纂修《热河志》而跟随皇帝左右，为皇帝润色笔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纪晓岚被任命为贵州都匀知府，乾隆皇帝对纪晓岚颇为优待，特地下旨让纪晓岚不必离开京城，生怕他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尚书纪昀，文艺超伦……虽宠爱不及和珅，而甚敬重之”，可见他当时也算受宠。但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宠爱是有条件的，首先他是一个文人，而且也仅仅只是文人，不能触及政治。在乾隆皇帝的眼中，文人便是用来粉饰太平的，一旦逾越，便会受到惩罚，纪晓岚当时便因逾越规矩被发配到了新疆，人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纪晓岚到了新疆之后见到更多风物，这也为《阅微草堂笔记》提供了更多的第一手材料。纪晓岚虽然后被重新起用，但是他深知君臣关系如履薄冰，只能写一些谄媚之词自保，内心苦闷，志不得抒，也只能将一切情感抒发在自己的作品中。
纪晓岚在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之时，很多亲人朋友已经离世，他便将对亲人朋友的哀思寄托于《阅微草堂笔记》中，在《如是我闻》中，这种感情表达尤其多。书中多描写精怪，如“不孝顺便会被雷劈”等故事也在传达着最传统的观念，当然不乏一些封建礼教，这些与皇帝所要达到的思想控制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本书虽然是志怪之书，却能在当时与《红楼梦》《聊斋志异》齐名。
纪晓岚作《阅微草堂笔记》之时，虽然因为征书所带来的“文字狱”现象稍微减弱，但文人依旧不敢发声，纪晓岚也是如此，这便是文人“失语”的现象。纪晓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于君主，爱护百姓，随着仕途的起起落落，他最终变成了一个世故之人，为人更为中庸保守，不敢言语，只能将一切情思寄托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中。
《阅微草堂笔记》既传达了封建礼教的传统思想，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深知文字的杀伤力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统治者。他十分无奈，或许《阅微草堂笔记》也在尽力做到迎合上意。
《四库全书》与助校
乾隆皇帝将编修《四库全书》的具体工作交给很多文人，也有学子来京城谋生计，四库馆的馆臣便将这些文人、学子请到自己的家中，帮助自己做《四库全书》的校验工作，于是很多文人、学子都得到了间接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
助校的工作并非仅仅只是校对，还要进行编辑、考证、整理等工作，文人、学子做助校，一方面他们可以与很多博学之士进行学问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与馆臣的交往为自己之后入仕铺路，打通关系，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等。
助校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也许是出于“一人计短，两人计长”的考虑，也许是工作量太过繁重，连纪晓岚都曾经请人助校，“柳先义……河间纪昀主修《四库全书》，聘请襄校阅”。朱筠、戴震等人也曾经请过助校，让他们广泛参与到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当中。在后世的一些资料中可以发现，不论是总裁官、总纂官、总校官还是普通的纂修官都曾经请过助校，有些助校是到馆臣的家里专门为馆臣服务，成为馆臣的幕僚，吃住一应由馆臣负责；有些助校则不同，他们游走于各个馆臣之间，和他们就是单纯的助校关系。四库全书馆校勘丁杰就是这样。游走于各个馆臣之间，他们能够更好地向各路大家讨教学问。
《四库全书》本身就是一场学问的整理，众多民间助校的参与，为《四库全书》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形成了群英荟萃的学术氛围。有资格被选为助校的人一般都学有所长，他们在某些学问上的造诣，有些馆臣都未必能达到。比如丁杰，他精通诸多小学类的书籍，许多馆臣对此并不精通，只能依靠丁杰帮助自己完成小学类古籍的工作。据记载，“教授讳杰……时方开四库馆，小学一门往往出其手”，丁杰在校对《汉隶字源》的时候也做到了“致为精审”，他在校对古籍的时候往往也会给自己留一份底稿，这些工作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丁杰的学识水平。
对于助校校对过的书籍，有些负责的馆臣还需要再校对一遍或者多遍。就像徐以坤，据史料记载，经过府邸中幕僚检查校阅之后，徐以坤仍“恭亲浏览，披阅数四”，可谓不厌其烦。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库全书》的质量。助校并非馆臣，他们不需要对上负责，难免会存在不认真负责的现象，《四库全书》中的一些错误注解或许就是来自助校之手。在《四库全书》书成后，乾隆皇帝发现书中有多处错漏，除了与抄写之人有关，或许与助校也有些许关系。
助校现象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当时官学与民间通过助校进行了很好的学术交流，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文化提供了素材。许多助校借助校验工作可以到四库馆查阅更多资料，答疑解惑，自己也可增长学问，著书立说。
在当时社会，让助教参与编修书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像纪晓岚这样的总纂官需要负责的古籍数量惊人，无论馆臣如何学识渊博也只是一个人，分身乏术，过于庞大的工作量肯定需要助校的分担。翁方纲编修《四库全书》时，编写了大部分的提要，但他的助校陆镇堂也出了不少力。
有些助校虽然贡献比较大，但他们的功绩却并未被记录其中。在官方给出的参与《四库全书》编修的“馆臣职名表”中，许多馆臣都有姓名，但还有很多参与编修的人员并没有列出，这些人便是助校。事实是，真正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人员有很多，我们在研究编修人员之时要看得更全面客观一些。
《四库全书》与佣书现象
《四库全书》的整理主要靠文人，除了筛选、校对等工作之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抄书，即佣书现象。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如果印刷，排版、整理等都是问题，所以也只能选择抄书。据记载，《四库全书》仅仅抄书手就有将近四千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抄写一千字，每年要完成的工作量是三十三万字。《四库全书》得以成书，这些辛劳的抄书手也是助力之一。
抄书是我国古代进行文献复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唐朝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前，只能靠大量的抄写来达到复制的目的。活字印刷术兴起之后，抄书依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四库全书》之前的《永乐大典》编制也是如此。若说佣书在经历这么长时间后有什么不同，那便是书写材料，从竹简、丝绸到纸张，正是因为佣书现象，许多传统文化才得以留存传世。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著书立说，抄书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化的需要。抄书这一文化复制手段帮助很多贫寒学子获得知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合纵连横闻名的张仪和苏秦，在年少飘零之时便“佣力写书”；东汉名将班超也曾经因为家中贫寒，“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佣书者被人雇佣，在换取钱财用于生计的同时，一些家庭贫寒但有志于学的人也得到了学习的机会。
佣书这一职业在古代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根据史料记载，从事佣书的人大多家境贫寒，无以为生，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抄书为生，并不算多么体面。苏秦、张仪在抄书之前“断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断发在古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二人断发表示放下自己的架子，以求生存。抄书可以维持生计，但在这份工作中学习知识则很是艰辛，当抄书遇到好的点或者字句，抄书者是没办法抄写到自己的简牍或者书本上的，雇主家的原本又不能外借，所以只能将那些字句记录在自己的身体上，回到住处再一一誊抄。对于抄书者来说，拿到报酬已算幸运，有些抄书者会遇到雇主迟付报酬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拖欠工资”。“写书今日了，缘何不给钱”，敦煌遗书中便有对雇主拖欠酬劳的记载。被当时统治阶级雇佣的抄书者地位与民间抄书者自然不同，唐代贞观时期，魏征、颜师古等人作为当时的秘书监，选择五品以上的官员誊抄，普通的寒门子弟是接触不到的。极个别富有商业头脑的民间抄书者，雇佣多人抄书再卖给他人，以此作为生意赢利。
从事佣书这一职业也需要一些条件。首先，抄书者必须熟悉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字体，即做到“笔迹称善”。《四库全书》的抄写就费了一番周折，一开始是保举而来的抄书者，再用考查的方法选择抄书者，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最后决定在乡试落榜的人中选择字迹干净匀整的文人录用，这才保证了《四库全书》的抄写质量。为了保证抄写合格，还有校书这项流程。在长沙出土的一件文物上便描绘了这样的情景：一个人握着笔，一个人拿着板子，相对而坐，这或许便是古代的抄书与校书的场景。《四库全书》抄写的奖惩制度十分严格，一旦校书者发现字迹不合格或者因为抄写出现错误就要记过，并被罚抄写万字。
佣书除了造就人才，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知识宝藏外，还留下了很多书法珍品，因为抄书者需要熟悉当时的主流字体，所以现在发现的很多誊抄书籍就展示了当时的文体与书法。
当然，抄书有时候仅仅只是一种学习习惯。苏轼就曾抄写《汉书》三遍，不为钱财，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而已。
乾隆皇帝被称为“老头子”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非常看重的“面子工程”。纪晓岚作为总纂官，压力很大，肩上所担负的责任更是重大，因此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慢。即使如此，纪晓岚仍然感觉到人手不够用。
乾隆皇帝知道纪晓岚感觉人手不够用之后便问：朕已经下旨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大儒召到北京来修《四库全书》，知道你工作量大，还特地挑选了一些新科进士来帮你，你怎么还嫌人手少呢？
纪晓岚回答：皇上明鉴，新科进士杨椿现在已经去汾州上任了，微臣身旁实在没有什么助手了。
乾隆则告诉纪晓岚：既然已经将他给你做助手了，即便他已经上任了，也得回来帮你。
杨椿很敬佩纪晓岚的才华，觉得能够与纪晓岚共同参与编修《四库全书》是一种光荣。
这一日，杨椿照常来到四库馆与纪晓岚商议编纂事宜。正值夏日，四库馆也比较炎热，纪晓岚身材肥胖，动辄出汗，于是赤膊解衣。此时，乾隆皇帝来四库馆巡查，纪晓岚知道自己衣冠不整，无法面圣，只能藏在桌子底下。杨椿则立刻起身迎接圣驾，乾隆皇帝示意杨椿不要声张，悄悄走到纪晓岚座位旁边等着。
纪晓岚躲在桌子底下，桌布遮挡了他的视线，他听到没什么动静，便以为皇帝离开四库馆了，于是伸出脑袋问：老头子是不是已经走了？不巧正好看见乾隆皇帝坐在旁边，只得灰溜溜地爬出来。
乾隆皇帝并没有发怒，只是问纪晓岚：纪晓岚，你为何称朕为“老头子”？
纪晓岚知道若回答不能让皇上满意，怕是会惹怒他，于是便说：天下百姓都是这么称呼皇上的，百姓跪呼“万岁”，万岁的人自然是老；皇上身为九五之尊，是天下百姓之首，黎民之头；皇上又是上天之子。如此，便是“老头子”了。
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纪晓岚你能说会道，“老头子”三个字朕就先不追究了。
纪晓岚文思敏捷，在这一点上确实颇受乾隆皇帝喜爱，民间轶事中还有很多关于纪晓岚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妙对。传说，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之时，乾隆皇帝下江南曾特旨让纪晓岚随行。在路过江南通州之时，乾隆兴之所至出了一副上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纪晓岚对下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在长江巡游之时，乾隆皇帝忽然说道：“两碟豆。”纪晓岚对曰：“一瓯油。”乾隆又说道：“林间两蝶斗。”纪晓岚从容答曰：“水上一鸥游。”随后，乾隆又想难倒纪晓岚，所以命纪晓岚即兴赋诗，诗中必须包含十个“一”字。纪晓岚当即念出前两句诗：“一蓑一笠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后两句却如何也不得，乾隆皇帝闻之大喜，觉得终于难倒了纪晓岚，结果纪晓岚却说：“臣已经有了后两句。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