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用来干什么的？多年前，在山东烟台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此后，这一观点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前几年，我将这个观点修正了一下，做了一个新的定义：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现在更喜欢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广阔，也更能切合儿童文学的精神世界。
换一种说法：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
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含了哪些元素，有哪些维度？
道义
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们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痕迹。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人类当然应该像仰望星辰一样仰望那些曾为他们创造了伟大作品的文学家。没有文学，人类依旧还在浑茫与灰暗之中，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
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要有道义感。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
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好。事实倒可能相反，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成分。这些成分妨碍了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在人类之中，必须讲道义。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在当初，必然是单纯与幼稚的，然而，这个概念的生成，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若干世纪过去了，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变化与演进，但它却也慢慢地沉淀下一些基本的、恒定的东西：无私、正直、同情弱小、扶危济困、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仁爱之心……人性之恶，会因为历史的颠覆、阶级地位的更替、物质的匮乏或物质的奢侈等因素的作用而时有增长与反扑，但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与其他精神形式（如哲学、伦理学等）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徐志摩当年讲：“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罗素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相呼应的，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呼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他们醒来，凭着爱的力量，来扫除种种妨碍我们相爱的力量，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除种种束缚我们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些洪大的声音好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没有道义的人类社会，是无法维持的；只因有了道义，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才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景观。
由此而论，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不讲道义的儿童文学更是不道德的。
文学张扬道义，自然与道德说教绝非一样。道德说教是有意为之，是生硬而做作的。而张扬道义，乃是文学的天生使命，是一种自然选择。在这里，道义绝非点缀，绝非某个附加的主题，而是整个文学（作品）的基石。这基石深埋于土，并不袒露、直白于人。它的精神浸润于每一个文字，平和地渗入人心，绝不强硬，更不强迫。
一件艺术品，倘若不能向我们闪烁道义之光，它就算不上是好的艺术品。
情调
今日之人类与昔日之人类相比，其区别在于今日之人类有了一种叫作“情调”的东西。而在情调养成中间，文学有头等功劳。
人类有情调，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而成为高贵的物种。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而进入一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之中，人类不再是仅仅有一种吃喝以及其他种种官能得以满足的快乐，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人类一有情调，这个物质的、生物的世界从此似乎变了，变得有说不尽或不可言传的妙处。人类领略到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天长日久，人类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一切感受的单词：静谧、恬淡、散淡、优雅、忧郁、肃穆、飞扬、升腾、圣洁、素朴、高贵、典雅、舒坦、柔和……
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雅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从而使苍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
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而情调的培养，应始于儿童。
情调大概属于审美范畴。
关于美和美感，是一个我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专门为我所设定的，因为中国像我这样的作家可能为数不多，在这样一个年头还讲美，讲美感。我的看法是一贯的，在我的意识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认为美感的力量、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一个最经典的场面：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因他的祖国已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而他的爱情也已破碎，心中万念俱灰，觉得再活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此时是什么东西救了他？是什么东西使他又获得了生存的勇气？既不是祖国的概念也不是民族的概念，而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森林、草原以及河流。这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正是这个大美，使他获得了生的勇气。
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
思想，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但却有一个东西是不会衰老的，那就是美。我们再打个比方，东方有一轮太阳，你的祖父在看到这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会感动，你的父亲看到时会感动，而你在看到这一轮太阳升起的时候也一样会感动。这种感动一直到你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美的力量是永恒的。
然而，在当下中国语境里面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美”成了一个非常矫情的字眼儿，谁谈谁矫情。即便是在北大的课堂上，每当说到“美”这个字眼儿的时候，我都觉得矫情。都什么年头了你还在谈美？我在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不少作家把丑和脏混为一谈。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写丑，这是没有问题的，丑是它里面很重要的一脉，但是它不写脏。丑和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丑，但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很脏，也许这个很丑的人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人呢。所以脏和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成人文学那里不再讲美与审美，我们就别去管他了，爹死娘嫁人，由他去吧。儿童文学这一块，我们还是要讲一讲的。不打这个底子不行。没有这个底子，人性是会很糟的。且别急着深刻，且别急着将人类的丑行那么早地揭示给他们。钱理群先生发表过一个观点——他本是一个思想很锐利、很无情的人，但说到给孩子的文字时，他却说，人的一生犹如一年四季。儿童时代，是人的春天。春天就是春天，阳光明媚，充满梦想，要好好地过。用不着在过春天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寒冷的冬天，要让他们过完一个完整的春季。钱理群先生懂得——懂得这个人性的底子、精神的底子到底怎么打。
美育的空缺，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在美育一时还不能进入中国的教育时，文学就更有责任担当这个责任了，儿童文学尤其应当如此。更何况审美本来就是它的基本品性呢？
情感
台湾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收成一本集子，电话中我问责编桂文亚女士书名叫什么，她说叫“感动”。我非常感谢她对我作品的理解。
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
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做了多少世纪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动的文章。而这个文章，在现代形态的文学崛起之后，却不再做了。古典形态的文学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就正是在于它的悲悯精神与悲悯情怀。当慈爱的主教借宿给冉阿让，而冉阿让却偷走了他的银烛台被警察抓住，主教却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简·爱得知一切，重回双目失明、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身边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安德烈公爵血战疆场昏倒草地，醒来之后凝望洁净的俄罗斯的天空以及在心中思念家人和他的娜塔莎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当沈从文的《边城》中爷爷去世，只翠翠一个小人儿守着一片孤独时，我们体会到了悲悯。我们在一切古典形态的作品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许多。激情、热情、同情……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现代主义看到的情景是确实的。机械性的作业、劳动的重返个体化的倾向、现代建筑牢笼般的结构、各种各样淡化人际关系的现代行为原则，使人应了存在主义者的判断，在意识上日益加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在止不住地加深着冷漠的色彩。冷漠甚至不再仅仅是一种人际态度，已经成为新人类的一种心理和生理反应。人的孤独感已达到哲学与生活的双重层面。
甚至是在这种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所谓的“新新人类”）都已引起人类学家们的普遍担忧。而担忧的理由之一就是同情心的淡漠（还谈不上有什么悲悯情怀）。
什么叫“同情”？同情就是一个人处在一种悲剧性的境况中，另一个人面对着，心灵忽然受到触动，然后生出扶持与援助的欲望。当他在进行这种扶持、援助之时或在完成了这种扶持、援助之后，心里感到有一种温热的暖流在富有快感地流过，并且因为实施了他的高尚的行为，从而使他的人格提升了一步，灵魂受到了一次净化，更加愿意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去实施这种高尚的行为。我们已看到，今天的孩子，似乎已没有多少实施这种高尚行为的冲动了。
种种迹象显示，现代化进程并非一个尽善尽美的进程。人类今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感的弱化就是突出一例。
在这一情状之下，文学有责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做一点挽救性的工作。况且，文学在天性中本就具有这一特长，它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如此断言过：文学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悲悯情怀。
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在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价值，也没有理由否定情感在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儿童文学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