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的年代，只算户头，不会直接算到每个人头上去。大概是清朝中期吧，政府税收是按田的数量来征收的，由于田的过于集中。地主也隐瞒土地数量，导致了政府税收不能完全收到，而后才有按户头收，也不管你户籍里有几个人，才导致了请中期的人口增长过快。政府只认户头，不认你户头里的人数，一个村庄也是数你村庄里的烟囱，也不会说你村庄里有多少人，只是说你村庄有多少灶烟。在这里，灶就用来做量词。一灶烟就是一个户头，就是一家人，没有分家的。如果是分家了，即使没有房子分出来，也会在同一个房子里也必定要砌过灶台，除非生活十分紧张的，分家了才会同一个灶台做饭。在银井湾的过去的年代里，也曾出过地主，是那种很有钱的地主，但地主与人为善，不会欺压村民，地主家的后院建起个望烟楼，站在望烟楼上，可以看到全村的烟囱，甚至还能看到别的地方的烟囱。那时候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村庄里的房子只有一层，歇山顶，盖瓦。稍微建个二层多的台子就可以看到全村庄的屋顶，更别说是各家各户的烟囱了。地主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什么事都不做，喝了茶就登上望烟楼，一站就是半天，一直要等到全村庄里的烟囱都起烟了，才会去做事。真若是看到谁家的烟囱一早上都没有升起烟来，就会派人去那家的家里看看，是不是没有了米或者是没有了柴火，不能做饭了。地主就在家里等，等他自己派出的人回来禀报，若是确确实实是因为有病有灾了，而不是好吃懒做原因的，地主都会把米送去给那个烟囱没有起烟的人家，让人家做饭吃。称为地主也只是在国内土地革命的时期的称呼，以前不叫地主，叫大户人家，有钱有地。这里的地主是泛称，而确切的称呼地主的只是简单含义，理解成土地的主人，这在南方的农村还是有着很多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在哪里建个亭子或者其他的公共设施，为表达对人家的尊重，在亭子或者是其他的公共设施建好以后，会立个石碑，把相关的人员刻在石碑上。做亭子的大多把名字可以桁条上，上面就明显刻着地主某某，而且位置还是靠前的，在解放前，所有的土地上私有制的，能捐出土地来做善事，善莫大焉。陶磊在附近的亭子里也看到过自己祖辈的名字，心里是无比的自豪，这都是后话。对于地主的说法，相对来说，叫乡绅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有地，而且是比较多的地，也就没有了穷苦，更不必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到处奔波。余下多的时间就会想到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让孩子去读书，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家里有钱有地了，能吃饱了，不冻着了就想认几个字。认了字就会看书，书看得多了也就懂得了礼仪，知道了社会次序，也懂得去教化别人，最后就成了道德的维护者。在村庄里就有了威信，继而去管理家族的事和村庄里的事，最终成为有名望的乡绅。在封建社会里，政府最末节的机构就是县衙，县官是最小的官员，就是平时所说的七品芝麻官。但有几个地方的县官是六品的。县以下的事务就得靠地方乡绅去协助管理，而这些乡绅几乎都兼着家族里管理人员和地方的保甲长。然而大部分的乡绅还是有良知的，为民请愿，在荒年组织村民抗灾，梳理灌溉系统。但也不泛有无恶不作的恶棍，成天想着坑害村民的。所以，一家人得有个灶台，有了灶台就有了灶司公，也就是灶神爷，也就有了烟囱，有了也村庄里的存在感。村庄里有个轻重急缓的事就有人来通知你了，有了好处也会按照村庄里烟囱去分。陶宽妈在家里的时候，也不太去清理灶台的清洁卫生，都是自己的家里的男丁去处理。现在，陶宽爷爷看到了陶宽妈去清扫安置灶神爷的地方，陶宽爷爷就有些急了，赶紧得让陶宽妈下来。陶宽妈不明就里，还以为陶宽爷爷不放心自己能清扫干净，但看到了陶宽爷爷严峻的神色，陶宽妈再怎么不懂事也会停下手脚。陶宽爷爷看到陶宽妈停了下来，脸上自然就缓和了下来，也露出了那标志性的嘴巴的笑容。陶宽妈看到陶宽爷爷的笑容也知道了自己停下来是对的，也就就坡下驴，手里拿着抹布，站在那里，等陶宽爷爷过来。陶宽爷爷看到陶宽妈停下来了，就高兴得走了过去，从陶宽妈手里接过了抹布，站在灶神爷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得鞠了一躬，嘴里也念念有词，这才爬上了灶台，先把插在里面的香柄都清理干净了，这才唤陶宽爹过来，去打过一盘干净的水，把抹布放到盘子里洗了一遍，这才拿着抹布慢慢得擦拭着灶神爷牌位上的灰尘以及那些往年涂抹到牌位上的糖汁。也有些年了没有擦拭过了，灶神爷牌位上的糖汁都变得干得不能再干了，也有些自然脱落了。看着陶宽爷爷那么虔诚的擦拭着灶神爷的牌位，陶宽妈有些肃然起敬，心里也有些感念。大概这也是陶宽妈第一次擦拭灶神爷的牌位，也是最后一次擦拭灶神爷的牌位，虽然她还没有去擦拭，但还是有了这样的想法和动作，至于后来到城市买了房子，也做聊更漂亮的厨房，但灶神爷的牌位却依然存在。即使陶宽爷爷和陶宽爹都走了，陶宽妈随着陶宽一起过了，陶宽妈还是会在过年的时候会恭恭敬敬得去拜祭灶神，祈求灶神能给陶宽带来好运，而陶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每年都这样过着，直到陶宽妈走了，陶宽才没有去祭拜灶神，这都是以后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