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池莉
一
根据临床的经验，像洋洋所患的这种癌症有两个扩散的渠道，一个是从淋巴结转移，一个是从血液转移。为了及时控制癌细胞的转移，洋洋在经历了第一次病原体的摘除后，无疑必须立即进行第二次手术，也就是腹膜后淋巴结清扫。
给洋洋第一次手术主刀的陈医生把我和莎莉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癌细胞转移的渠道和可能，并给我们画了一张进行腹膜后淋巴结清扫的手术示意图。从陈医生介绍的语气以及他所画的示意图，我和莎莉都无法立即做出明确的表态。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手术，不仅创伤面大，而且还有很大很大的风险。
陈医生对我们的犹豫也表示可以理解，并没有要求我们马上做出决定，只是要我们跟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尽快给他一个答复。因为洋洋的病情已不允许再拖了。
按照中国目前医疗资源分布情况来看，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无疑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从朋友介绍的情况和上网查找的结果都表明了这一点。于是，我和莎莉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到上海去。一是上海路途比较近，二是我的姐姐姐夫已退休回上海，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有个人手帮帮忙。为了慎重起见，我俩决定暂时瞒着洋洋，由我先赶到上海，等联系好医生与医院后，再通知莎莉和洋洋过来。
临走时，莎莉含着泪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她已经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此次的上海之行。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为了洋洋那宝贵的生命，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安康幸福，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去做百倍的努力。
当天晚上，我就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通过一位老领导的战友的介绍，我在上海一家很有名的长海医院，与一位很著名的老专家有了一个事先的预约。老专家很忙，在走廊的通道里等了很久，我才走进了他的门诊室。我忐忑不安地双手递上了洋洋的病历和所拍的片子，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位医生，而是一位威严的法官，而洋洋则是一位等待被判决的被告。
在老专家查看片子的时候，我的心始终是处在一种极其紧张的状态。尽管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我的心中还是存在着一丝丝的幻想：希望洋洋的病能有救，因为这里毕竟是全国著名的大医院啊！
可是这位老专家反复看了片子后，又仔细翻了翻病历，没有丝毫的寒暄，就直截了当地说道：我劝你们也别再四处去求医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种癌病目前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办法治好的。
刚才还心存幻想的我，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最后连我是怎么与老专家告别的，怎么向陪我来的那位老领导的战友道谢的，怎么从医院出来的我都已完全记不清楚了。
走出医院，站在大上海车来车往的大马路边，顶着头顶上冰冷的雨水，一种恐惧与绝望的感觉猛然袭上我的心头。50多年都过来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无助感，此刻一瞬间就似乎要把我给击垮了，一种无法抵挡的绝望感把我整个人给紧紧地罩住了。泪水顷刻间注满了我的眼眶。
我默默地走在风雨交加、异常寒冷的上海街头，头脑里反复出现的就是孤独、无助、恐惧、绝望这样几个字眼。但是我也明白，当前最无助最绝望的应该是洋洋。洋洋现在只有靠我们去解救了，除了我们几个亲人，洋洋无论是死是活，是哭是笑，这个世界都是感知不到的。除了我们，有谁还会为洋洋再多想一点办法，再多尽一份力量呢？
面对大街上来来往往、匆匆忙忙、面无表情的人们，我在心底里暗暗发誓，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都还要尽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绝不放弃。
著名女作家池莉有篇小说，题目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这篇小说的内容我并没有看过，不知道池莉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只看到了这个题目，我对这篇小说、乃至对池莉这个作家就有了一份好感，甚至是多了一份感动。因为这篇小说恰好应对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愿望。是的，对一个人来说，不管是冷是热，不管是甜是苦，不管是贵是贱，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如果没有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一个人生存的基础，那么这个世界再冷或者再热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并不信佛信教，但是我仍然在心里真诚地祈祷上帝和佛祖能保佑洋洋。不管灾难有多重，病魔有多厉害，洋洋只要能活着，能跟我们厮守在一起我就别无他求了。
二
第二天，在另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提前预约到了著名的专家张永康教授。
显然，与昨天的那位老专家相比，张教授要和蔼的多，也随意的多。看到我焦虑的神情，他先是笑着稳定我的情绪，叫我不要急，慢慢说。然后一边听我述说着洋洋的病情，一边仔细地查看着洋洋的病历与所拍的片子。我的述说刚结束，他也刚好看完了病历与片子。
张教授把片子夹到了看片子的灯板上，指着片子告诉我洋洋身上所患的病灶的位置，以及腹膜后淋巴清扫手术的具体部位与做法。他安慰我说，洋洋的病情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依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洋洋的病还是有一定的救治希望的。当然，他也告诉我，洋洋这次进行的腹膜后淋巴清扫是个大手术，需要我们家属与医院的高度配合。我随即提出，希望他能亲自给洋洋做手术。真没有想到，张教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并立即给住院部的同志写了张便条，要求他们能尽快给洋洋安排一张病床。
说实话，直至今天，我仍然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字眼来表述当时的那种感受。握着张教授的手，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要知道，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在中山医院这样一座全国知名的大医院，有多少人为了一张住院的床位而苦苦地在排队等候啊！
走出医院，我马上给莎莉打了个电话，要她和洋洋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上海。当天下午，莎莉和洋洋就买好了飞上海的机票。就在他们起身前往福州机场的同时，我也和我姐夫一起赶往上海的虹桥机场去等他们了。
在机场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到了福州航班到达的消息。没过一会儿，只见洋洋跟着莎莉有说有笑地从机场里走了出来。显然洋洋还不知道这次到上海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告诉他，上海的医疗条件会更好些，到这里来是要再好好地做一个检查。
只是分别了才两天的时间，我却感到仿佛是分别了好几年。在欣喜激动之余，我的内心却是一阵一阵的疼痛。洋洋作为我和莎莉唯一的儿子，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一个帅气十足的阳光青年，他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欢乐和幸福他都还没有享受与体验，可是等待他的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命运呢？
由于张永康教授的事先交代，洋洋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顺利地办妥了住院手续，紧接着就是一系列手术前的常规检查。
明天就要给洋洋动腹膜后淋巴清扫手术了。当天下午，张永康教授的手术助手，一个姓鲁的年轻医生把我和莎莉叫到医生办公室，在给我们介绍了整个手术的方案后，又把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跟我们大概说了一下，然后就要我在手术单上签字。
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沉了下去，内心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我永远忘不了那间诊室里的灯光，突然之间就暗了下去，昏暗的连医生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我都看不清楚了。望着那十几条随时可能导致洋洋生命危险的手术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你说我能签得下去吗？当时我就想，这哪里是签字，简直就是要我给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洋洋签命啊！
回顾自己这一生，我学会写字后就曾签过无数次的名字，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后，更是大大小小不知道在多少份的文件上，在多少数额的发票上签过字。但从来没有一次下笔签字，我的手竟会抖得几乎拿不住笔了。
记得那天签完字后，我曾想再认真地看一下自己所签下的名字，但最终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那天我所签下的名字肯定是歪七扭八的，肯定是最难看的一次。
三
2006年3月1日上午8点，医院上班的时间刚到，送洋洋去做手术的推车就到了。由于事先已经知道要做这样一个手术，洋洋倒显得比较平静，或者他是在竭力想通过自己的平静来安慰我们大家的紧张。因为围在他身边的除了我和莎莉，还有专程从三明赶过来的外公外婆，以及退休在上海的姑妈和姑丈。
在外公外婆一声又一声的叮嘱与安慰声中，推车推进了上手术室的电梯门口，家属到这里就不能再送了。在电梯的门就要紧闭之前，我仍不肯松开紧紧握住的洋洋的手，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但我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洋洋这次手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手术后对他的病情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帮助。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中。
电梯的门终于关上了，就在那一瞬间莎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早已在我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也顷刻间滚落下来。
我到现在还依然记得，那天洋洋被推进电梯到手术室进行腹膜后淋巴清扫手术时，我等在守候室里的心情——恐惧，害怕，头痛欲裂。根据手术前医生的描述，这次的手术明显与上次有所不同，无论是创伤的面积、手术的难度都要大得多。
当时中山医院正在搞基建，一间临时性的病人家属守候室里坐满了人。室外寒风料峭，室内充满烟味，挤在人满为患的病人家属堆里，听着各种各样对手术结果的猜测与议论，不祥的预感一阵接着一阵向我袭来。洋洋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出来的时候还会是这样吗？没有哪个医生告诉过我这次手术的成功把握有多大，告诉我的只是手术时有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与死亡的可能。
听着病人家属的议论，想着手术前与医生的对话，坐在守候室里的我第一次实实在在意识到，作为万物之首的人其实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无能。
由于是临时的搭建，病人家属守候室里的设施非常简陋，家属们坐在那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耐心的等待。因为手术什么时候能做完谁也不知道，而一旦从喇叭里听到自己等待的病人做完了手术，你就必须立刻赶到病人所住的病房帮忙把病人从推车上抬到病床。由于守候室与病房大楼距离相当远，所以大家谁都不敢随意走动，生怕自己没有听到广播而耽误了对病人的帮助。每次回忆起那一段漫长而达到极限的煎熬，我至今都还会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也就是在这样焦急的等待煎熬中，我听到了坐在身边的一个病人家属说到的一个动人的事例。手术室现在正在动的一个肾移植手术，是一位父亲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患肾衰竭的儿子。当时在为这位父亲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也在想，只要能救洋洋的命，能让洋洋健康地活下去，要移植我和莎莉身上任何一个器官甚至是我和莎莉的生命，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手术台的。只是命运没有给我们也不肯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终于听到广播里叫到洋洋的名字了，我立即跳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病房大楼跑去。可是等到我气喘吁吁地冲进洋洋所住的病房时，洋洋已经静静地躺在了病床上。好在有同病房病人家属的帮忙，要不单独凭着一个推车护工怎么也没有办法把洋洋这样一个大个子给抱上病床的。
就在我想找医院的有关人员反映这样的安排太没有人性的气头上，莎莉与她的父母亲和我的姐姐姐夫也喘着粗气赶到了。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才忍住了要与医院评评理的打算，大家一起细心地照顾起洋洋来。
洋洋还处在昏迷中。刚刚给洋洋动完手术的张永康教授不顾疲劳，已来到病房看望洋洋。看到我们焦虑的神色，张教授安慰我们说，现在只是麻药还在起作用，洋洋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他还告诉我们，手术要比预想的更成功，要我们一定要放心。
果然，送走张教授不一会儿，洋洋就醒了过来，虽然还没有力气说话，但神智还是非常的清楚，压在我们大家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洋洋毕竟年轻，体质也好。尽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动了一大一小两次手术，但是洋洋恢复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一段时间里，我和莎莉还有我的姐夫小夏三个人轮流值班，另外雇请了一个护工，几个人24小时不间断地精心护理着洋洋，我的岳父岳母则在上海临时的住家里帮忙煮些有营养的食品送到医院给洋洋吃。
洋洋可以喝水了，洋洋可以吃饭了，洋洋可以翻身了，洋洋可以下地了……那十几个日日夜夜，洋洋每一天的恢复状态都会牵挂住我们的神经，洋洋每一个好转的信息都会引出我们的笑容。手术前医生要我签字的那些可能出现的风险都没有出现，洋洋终于等到了可以出院的那一天。
四
成功的手术，已经把癌细胞从淋巴结转移的通道给掐断了，但是癌细胞仍有从血液转移的可能。因此按照要求，必须尽快给洋洋安排化疗。化疗就意味着洋洋的体内要接受一系列可怕的药物。面对这么一种可怕的治疗，虽然我们心存疑虑和恐惧，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下来。因为目前全世界治疗癌病除了化疗外还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
洋洋术后的身体稍微有些好转，在医生的安排下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化疗。用药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呕吐、头发脱落……乃至极大地损害病人的体质。
当时我的工作正是最忙的时候，也不可能一直请假呆在上海。所以洋洋化疗期间都是莎莉与我的姐夫小夏陪在身边。我只能在三明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情况，安慰洋洋。有一天因为反应实在太厉害了，洋洋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也实在忍不住自己的情绪，洋洋在电话的那一头哭，我在电话的这一头哭，父子两个在电话里哭成了一片。最后还是在莎莉的劝说下，洋洋停止了哭泣，反而安慰起我来。
一个疗程结束了，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又接着下一个疗程。按照医生的安排，洋洋的化疗总共要三个月时间，进行三个疗程，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安排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3月、4月、5月，2006年春天那三个月里，我可以说是人在三明，心在上海。洋洋在上海经受着身体的煎熬，我则在三明经受着心灵和情感的煎熬。我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有时是一天两个三个电话，询问洋洋化疗时的反应，安慰莎莉疲惫的心灵，感谢岳父母和姐姐姐夫的大力帮忙。
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夜晚。因为白天在单位有工作要做，有事情要处理，有同事会找你，时间过得还会快些，甚至有时候一忙把什么都给忘了。而到了晚上，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对洋洋的思念之情就越发涌动起来，常常是夜不能寐，通宵失眠。有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从床上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恨不得立即跳上火车马上就能来到洋洋的身边，用我所有的爱来减轻一些他的痛苦，以慰藉他不幸的命运。
经过三个月的化疗，洋洋的体质明显差了很多。好在他还年轻，所以化疗后在上海稍微休息了几天，他便与莎莉和外公外婆一起回到了三明。
我们一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分离，终于能团聚在一起了。那天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早早地就等候在了火车站，洋洋一下火车就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尽管他早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的个头也高出我不少，但是我仍紧紧地抱着他不肯松手。我当时有个奇怪的念头，就是怕自己真的一松手，洋洋又要离开我，让我再也无法找到他了。
按照张永康教授的叮嘱，洋洋化疗完后要不间断的定期接受检查。然后再根据检查的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再进行化疗或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案。
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第一次定期检查的时间很快就到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和莎莉商量后决定还是由我亲自陪洋洋到上海中山医院进行检查。
由于出发前就跟医生有了预约，那天上午我又早早地去排了队，所以洋洋很快就做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一切指标都属正常。
洋洋那天显得非常高兴。一出医院就催着我赶快买回程的火车票。我姐姐姐夫再三劝他在上海多住几天，好好玩一玩，洋洋就是不肯。
回三明的途中，望着洋洋一脸的兴奋，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内心却无法高兴起来。隐约之间我时不时会想起长海医院那位老专家的话，再联想到类似洋洋这样的癌症病人至今还没有成功治愈的报道，我的心就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五
又到了要给洋洋做定期检查的时间。考虑到这样的检查都属于比较常规的检查，一般的医院都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于是我和莎莉商量后，决定第二次检查就不去上海了，就放在三明的医院做，然后根据指标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
没想到的是，在三明医院检查的结果，一切指标都很正常，尤其是我们最关心的R-HCG的指标非常低，低到我都有点难以相信的程度。
为了稳妥起见，我带着洋洋又去医院专门做了一个R-HCG检查，结果还是跟上次检查的结果差不多，甚至还要低一些。
我更有点不放心了，因为根据洋洋的病情，洋洋的R-HCG指标不大可能在这么低的范围内，于是我决定还是带洋洋到福州的医院再仔细检查一次。想不到这一次检查的结果，洋洋的有关指标跟三明检查的截然不同，尤其是R-HCG的指标要高出非常多。
洋洋的R-HCG指标下不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查询了有关资料，如果这个指标控制不住，洋洋的病情就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癌细胞就会很快发生转移。命运的阴影一下子又笼罩在了我们这个刚刚喘了一口气的家庭头上。
咨询了医生的意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化疗。我和莎莉商量后决定，还是马上由莎莉带洋洋去上海继续化疗。
为了照顾洋洋，我的岳父岳母不顾年老体弱，坚持要跟到上海去帮忙。考虑到莎莉一个人在上海确实需要有人帮忙，再加上洋洋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的，有他们两位老人陪在洋洋的身边，对稳定洋洋的情绪也会更好些。于是，一家人稍事准备就匆匆忙忙地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很快莎莉就从上海打来电话，化疗的方案已经确定，从9月份开始，28天一个疗程，9、10、11、12这4个月里要连续化疗4个疗程。
我已经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长海医院那位老专家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为了不放弃哪怕是一丝丝的机会，我除了每天与莎莉保持着电话联系，及时了解洋洋的病情外，同时我还通过网络四处查询有关资料和信息，并向远在国内外的朋友和有关的专家发出求援信。记得那段时间，我曾给国内十几个有关这方面的著名专家寄去了洋洋的病历资料，希望他们能伸出援手帮帮洋洋，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治疗建议或治疗方案。为了不给他们造成麻烦，我还在每封信里都夹寄了100元人民币，以作为他们回信的费用。
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时间，我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述我的心情。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等待着洋洋的病情能有所好转，等待着不曾见过面的专家能给我一个惊喜，等待着命运能赐予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家庭一个奇迹。
六
就在洋洋刚好完成了四个疗程的化疗，我也终于熬到了所有的学员都已结束培训，学校即将放假。我一天也再呆不住了，于是向市领导请完假后，连夜就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经过一夜的折腾，通宵未眠的我走出上海火车站，四处悬挂的红灯笼和商家打折促销的巨幅广告，让我明显感受到了春节的临近，过年的气息已经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蔓延开来。而经过近一年的折腾，我们一家人已经有点疲惫不堪，真希望能借助这个春节好好休息休息。何况洋洋经过几次化疗，身体已大不如从前，急待好好地调养调养。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一块放不下的石头搁在那里，不知洋洋的化疗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明显那么下一步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洋洋的病还有没有救呢？
就在我们一家人忐忑不安，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我前一段时间给十几个专家发出去的求援信终于有了一声回音。远在北京XX医院的专家王金万给我打来电话，并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像洋洋所患的这种癌症，关键还是要控制R-HCG的指标。只要这个指标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他交代我要定期给洋洋做检查，并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他。只要R-HCG指标不升高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指标持续升高而且降不下来，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根据他的临床经验紧接着再做化疗效果也不会太有效。
第二天一早，我们立即赶到中山医院给洋洋做了有关R-HCG的检查，下午检查结果就出来了，指标正常。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我立即打电话把这检查结果告诉了王金万教授，他听了也感到很高兴。
在电话里他特意叮嘱我，现在先安安心心过个年，也让洋洋好好地恢复一下身体。等过完年建议洋洋再去检查一次R-HCG，如果指标还是在正常值范围的话，他建议可以考虑让洋洋回学校去上课，这样既可以帮助洋洋恢复治疗的信心，也有利于洋洋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
听着王金万教授那么仔细的交代，我在感动之余更多的还是期盼，洋洋是不是有救了，我们这个小家庭是不是有救了？
2007年的春节，无疑是洋洋得病后我们一家人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一家三口人在异地第一次过年，也是记忆中唯一的一次。
尽管身在异乡，莎莉还是按在家的习惯精心做起了过节的准备。在洋洋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三口人一起上超市采购年货，到大商场给洋洋购置过年的新衣，一起到刚修饰一新的黄浦江边拍照游览，在饭店或街边品尝上海的美食和特色小吃。
大年三十晚上，莎莉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尽管洋洋不能喝酒，我还是把他的酒杯给倒满了酒，并跟莎莉一起把酒杯高高地举起给洋洋敬酒。我们一起祝福洋洋的身体早日康复，我们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能盼来新的希望。
在欢笑声中，我看到莎莉偷偷背过身去，擦去了挂在眼角的一滴泪珠。
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终于等来了春节后医院上班的那一天。一早我们一家人就赶到中山医院，给洋洋做了R-HCG的专项检查。由于检查结果要到下午才能出来，我原本打算叫莎莉先陪洋洋回去休息，由我在医院里等拿到检查结果后再回去。但是洋洋不肯回去，一个劲地说他不累，一定要跟我一起等待检查的结果。
我知道洋洋这时候的心情，也明白他对检查结果比我们任何人都想急于知道。于是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有回去，只是在医院旁边的小饭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坐在医院的长椅上静静地等待着。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等待中，我们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因为我们谁都明白即将出来的检查结果，将决定着洋洋的生命，也将决定着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上午的检查报告终于送到了窗口。看到屏幕上出现了洋洋的名字，莎莉看了看我，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去拿。我一边振作起精神，一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真诚地希望命运能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利好消息。
在窗口拿到检查报告，一时间我真有点不敢看。但看到莎莉和洋洋投射过来的那急切的目光，我还是定了定神认真看了看。洋洋R-HCG的指标没有升高，还保持在王金万教授所说的可控范围内。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莎莉和洋洋坐的椅子边，一边把检查报告递给莎莉一边抱着洋洋想说什么就是说不出来。
看完检查结果，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先是洋洋哭了起来，紧接着莎莉哭了起来，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全家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弄的坐在旁边的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擦干眼泪，我把洋洋从椅子上拉了起来说：“走，洋洋，我们马上回家，回三明的家，回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