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有的已打开有的还未被打开。
——卢梭
我最爱的洋洋走了，他走的是这样的匆促，这样的突然。沉浸在彻骨剧痛中的我，在对一桩桩一件件往事的视屏回放中，在众多亲朋好友的深切缅怀中，我就好像打开了一本书，一本过去我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书，从而使我得以重新回顾和认识洋洋那短暂而又美丽的一生。
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洋洋是1983年1月4日晚上11点18分降临到这个世界的。
当天凌晨3点左右，莎莉感到肚子突然疼痛起来，我俩都马上意识到，一个我们盼望已久的小生命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了。当年三明还没有出租车，半夜也不好去麻烦朋友。好在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近，于是在我的搀扶下，莎莉坚持着自己一路走到医院，并顺利地住进了妇产科。
在我们一家人整整焦急地等待了一整个白天后，当天夜里洋洋终于“呱呱”啼哭着来到了这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月的三明，天下着寒冷的冬雨，气温正是全年最低的时候。我嘴里哈着热气，脚上套着一双高桶雨靴在家里与医院来回奔跑着，一边办理着各种各样的手续、缴交着各种各样的费用，一边从家里往医院搬运着各种各样的用品。
在那几天忙碌而又幸福的日子里，我终于放下了手里不曾放下过的书。因为我知道，上帝把洋洋交到了我的手上，面对这个超大声量啼哭的天使，我又有了一本即将打开的大书——这就是我一生都百读不厌的儿子。
洋洋出生时的体重是8斤6两，医生与护士都连连向我祝贺，说我的老婆给我生了个胖大小子。在得意之余，我却跟朋友开玩笑说，真是9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我自己出生时的体重是9斤3两。朋友却说，我看你的孩子将来要比你有出息的多。
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我们当时谁也不好下定论。但是从知道莎莉有了身孕后，我就开始了对这个即将要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小生命的猜想：
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男孩应该起什么名字，要是女孩那又该叫什么名字。
爱数学，还是爱文学？爱文学还好办，要是爱上了数学，那我书房里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几大橱子的文学书籍，看来都要卖给那些上门收破烂的人了。
洋洋出生的那一刻，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我已经是个父亲了，肩上自然就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同时洋洋的出生也促使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人的生命，以及人类的生命延续这样一个过去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说到底，生命的产生实属是一个偶然。在茫茫人海中，一对男女因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而相识、相恋，最终走到了一起，你不能说这不是一个偶然吧。而在这样的偶然中，男子亿万个精子中的某一个和女子的卵子相结合，形成一个性别、相貌、个性都无法复制的生命，那更是一个巨大的偶然。因此，我们人类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善待这惟一的、不可重复的生命。
在那段忙碌的也许并不适合深入思考的日子里，类似生物的本性，自然的秩序，宇宙的本源这样一些被人们演绎得愈来愈荒唐的哲学词汇，曾日夜充斥在我的耳边。但最终亲眼目睹洋洋这样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过程，让我真正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也准确把握到了生命真实的含义：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的中心，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风景中最为生动的一部分。与一个鲜活的生命相比，任何东西都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
不知是从小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这人生性就不是太喜欢小孩，特别是对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小狗小猫过度宠爱的行径，我更是常常感到难以理解。
但是当洋洋降临到我的身边，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对孩子是那么的喜爱。每每看到洋洋那胖乎乎的小手，那肉嘟嘟的笑脸，我就忍不住想抱起来亲上一口。尤其是洋洋牙牙学语时那童贞的话语和纯真的表述，往往让我忍俊不禁，爱不释手。
记得洋洋在月子里曾不小心得了感冒，发烧到39度，我连夜抱着洋洋来到医院排队看急症。在等待医生的那10多分钟里，我是那么失魂落魄，那么心神不宁。看到洋洋紧闭着的双眼和微弱的哭声，我当时的心都要碎了。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明白自己手中紧紧抱着的这个小生命，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发现是洋洋让我开始仰视生命的光亮，使我对幼小的生命具有了一种天生的爱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女孩往往更像父亲，男孩则往往更像母亲。但是洋洋出生后，前来表示祝贺的人都说洋洋长得更像我，而且与我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听到这样的夸赞，我自然感到一种极大的满足与自豪。我生平喜欢搞文学创作，然而与我创作的任何一件作品相比，洋洋无疑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因为在他的身上流淌着我的鲜血，在他的基因里有着与我相似的生命密码。
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洋洋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无论是讲话还是神态等各个方面，都与我极其相像。我们俩走到街上碰到朋友或同事，不需要我做任何的介绍，大家马上就可以认定我们是父子。
正是因为有了洋洋，从此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走得多远，我都有了一份连心连肺的牵挂。
二
汉朝的王充和近代的胡适在不同的时代曾不约而同地说过一句意思相似的话：“不要以为父母对子女有恩。”这句话，我是在有了洋洋以后就一直谨记于心的，而且伴随着洋洋的成长越发体会到它的正确。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经常都在谈论感恩这个话题，认为加强对青少年的感恩教育迫在眉睫，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对此我在赞同之余也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始终以为，人们之所以要感恩，就因为感恩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整个人类或具体到某一个人群是相互依存的。这种依存关系决定了这一方是另一方生存或发展的条件。孩子当然要感恩父母，因为父母是孩子生命存在延续的前提。没有父母的结合，自然就不可能有孩子的降临。但是，话反过来说，父母也应该感恩孩子，因为我们只有了孩子，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的乐趣和幸福。例如西方的父母生下一个孩子，就会说这是上帝赐予的最宝贵的礼物，从而要感谢上帝。
确实，过去我们只想到的仅仅是父母对孩子的给予和奉献，而恰恰没有想到孩子给我们父母所带来的享乐与满足。“痛并快乐着”，这句俗语表达的正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真实写照。看不清这一点的父母无疑是自私的父母，也是不称职的父母。
西方的人文学者有个观点：“儿童是成年人之父！”对于这种说法，我们显然并没有必要去深究其中那个“先有蛋”或“先有鸡”的问题，而是要去深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真理。
每一个生命都要经历童年时代才能进入到成年之列，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在一个成年人的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还是童年时所留下的美好记忆。因为这是一个最纯真、最幸福也是最无忧无虑的年代。可惜的是随着涉世的深入，我们许多成年人慢慢地丧失了那一颗晶莹的童心，变得世俗而功利，成熟而丑陋。
我常常感叹，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童心那这个世界将何以堪！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孩子，世界上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会为其父母打开一扇从未预料的向阳的窗户。西方的人文学者之所以把儿童视其为成年人之父，正因为孩子的出生使得其父母获得了一次心理与道德上的新生。自从洋洋来到我的身边，这句话的正确性一次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俗话说，童心似佛。在陪伴洋洋成长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意识到了孩子是伟大的，在他们的身上都具有一种成年人所没有的神性，他们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纯洁，他们的成长都应该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在亲近孩子的时候，也应该是与神靠得最近的时候，而来自孩子那种童稚的启发与引导应该会给成年人以别样的智慧与力量。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说话有时比较冲，有些生活上的细节也不够注意，因此常常受到正上幼儿园的洋洋的“批评”与“指正”。他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说的”，比如有时因为一件小事与莎莉发生了争执，洋洋总会站在莎莉一边提醒我：“老师说的不能骂人。”有时吃饭前我忘记了洗手，洋洋总会把筷子抓在手上，并很严肃地告诉我：“老师说的饭前要洗手。”有一两次过马路，看看路上正好没有车我就想带洋洋过去，他却死活不肯走，嘴里还一直提醒我：“老师说的不能闯红灯。”
认识我的人都说洋洋是那样的可爱，也许或多或少受到了洋洋的影响，我发现有了洋洋以后，我也变得比原来可爱了许多。
星期天，我和莎莉带着洋洋到江滨公园去玩，洋洋显得是那样的兴奋。一只蝴蝶在花丛中上下飞舞着引起了洋洋的注意，他舞着小手追赶起蝴蝶，于是我们也加入了追赶的行列；一队蚂蚁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搬运着粮食，洋洋翘着小屁股趴在那里目不转睛地观看着，于是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趴在了草地上……洋洋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然也感染了我们，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全家人在草地上跑啊、笑啊，直玩到天快黑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家里。
生活在一个浮躁功利的世界里，现在的成年人真的很难有这样的时间和兴致去大自然游玩，是洋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也让我们受到了一次教育。当时我就在想，大家都说是我们大人带孩子出去玩。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应该是孩子带着我们大人在玩。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童心早在各种各样的世俗生活与物质追求中消失殆尽了，是孩子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是孩子唤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的重新认识。
爱的教育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但是由于种种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环境的影响，从小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再加上从小到大，我自己始终是被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呵护着，被老师和同学们关爱着，被朋友和同事们支持着，可以说始终是被爱的氛围笼罩着。对于如何去爱别人，爱自然，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缺乏切身的感受和体验。
洋洋来到我们身边后，让我真正懂得并学会了什么是爱与如何去爱，并在爱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因为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所有为了孩子的付出，自己感到的是收获；所有为了孩子的受苦，自己感到的是享乐；所有为了孩子的牺牲，自己感到的是满足。
而且，爱总能使痛苦转化为不可替代的幸福。洋洋离开我们后，我在极度的痛苦之余，有一天我脑海中忽然会很平静地涌现出一个念头，回顾我们一家三口所走过的日日夜夜，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我们曾经真的是那么的幸福啊！
洋洋从小就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晚上睡觉他从不要我们陪伴，做家庭作业他也从来不要我们辅导。可以说，在洋洋成长的过程中，我真正陪伴在他身边的时间并不多。比如洋洋出生的时候正是我准备参加职称考试最紧张的那段时间，洋洋一岁多点我又到浙江师范学院进修学习半年。
尤其是从学校调到机关工作后，我长期从事的是办公室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父子两个一天见不上一次面。因为我出门时他还没有起床，我半夜回家时他早已睡了。再加上莎莉当时从事的也是办公室工作，我们两个常常没办法能准时回家，于是拌面馄饨就成了洋洋常吃的午餐。时间一长，我们家门口小食店的老板都认识洋洋，往往都是洋洋吃了先把账记在那里，等到了月底后再由我去统一结账。
有时候我感到有些愧疚想安慰他几句，洋洋反而感到我有些啰嗦，倒过来他却安慰起我来：“老爸，没关系的，我最爱吃的就是拌面馄饨了。”当时我和莎莉还当心他营养不够，想不到最后他不仅个子长得比我还要高，体重也多出我十几斤。
人们常说，这个世界上最难买到的就是后悔药了。洋洋离开我们多年后，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在心底下谴责自己，为什么洋洋在世的时候，自己就不能想办法挤点时间来多陪陪他呢？
记得一次为了迎接省里的检查，我负责汇报材料的撰写任务，熬了两个夜晚没有回家。第三天中午回家时，正在读小学的洋洋跟我开玩笑说：“老爸，你再不回家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当时我只是笑笑，并没有把他的话太当一回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却觉得很是愧疚。
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在我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的一生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东西要比亲人与亲情更重要的了。尤其是人到了晚年蓦然回首，你才会发现当年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很多都是不值一提或不屑一顾的。只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样的觉悟对我们来说往往都是来得太晚了。
福克纳曾说过：“人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是可耻的。”直至今日，我才算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深意。
三
青春本是一个让梦想放飞、爱情浪漫的美好时光，尤其是对于有过本科考试并不理想、通过不懈努力最终考上厦门大学研究生经历的洋洋来说，展现在他面前的本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天地。但是仅仅入学四个多月，洋洋面对的却是要与病魔做顽强的抗争，这对于洋洋来说无疑是过于残酷了。
我们原本以为洋洋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情绪上有可能接受不了，也做好了如何去做他思想工作的准备，但是洋洋面对病魔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与坚毅，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是那样的难以置信。
虽然，他也曾一度流露过上天对他太不公平的抱怨，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是动手术还是做化疗，他都能坚忍地接受着种种的考验。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在疾病的磨练下，却走过了我们许多成年人难以想象的心路历程。我常常觉得洋洋得病后好像迅速地换了一个人，从一个还不大懂得人生的大孩子很快转化成充满智慧、洞识天机的小先知一般。
到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我们事先是瞒住洋洋的。所以当我在机场接刚下飞机的洋洋时，他的情绪还很不错，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显得有些兴奋。
但是当他住进上海市中山医院，听医生说要再做一次手术时，洋洋起初还是显得很震惊，但随即便马上沉默了下来。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洋洋始终显得很平静，就是到了要上手术台的那天上午，他也始终没有流露出半点需要我安慰他、开导他的悲戚和惶恐。也许是为了稳定我们大人的情绪，他甚至还调皮地说了那句他在第一次手术时就说过的顺口溜：“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当时，说话的洋洋脸上露出的是笑容，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心底下流淌的是泪水。
患了这么重的病，本该是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洋洋减少恐惧，尽量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可是洋洋为了减轻我们的心理负担，却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坚韧、坚毅来安慰我们，有时甚至是用强颜欢笑来调剂病房的气氛。
手术后医生给他拆缝伤口的钉子，他不仅没有任何的不安，反而默默地数着数，而且叫我一定要把钉子保留下来，给他日后留做纪念。
不间断地输液化疗，使洋洋的双手都出现了浮肿与青紫，后期护士已经无法找到扎针的地方。洋洋面对一筹莫展的护士，主动把脚伸了出来，并安慰护士说：你大胆扎，我不怕痛。
喝中药，喝红豆杉树皮熬的水，喝蟾蜍煮的水，有的药水苦的洋洋不止一次连连呕吐，但为了与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我们失望，每次洋洋都是咬着牙坚持喝了下去。
疼痛让洋洋日益地疲惫和衰弱，尤其是到了患病后期，洋洋常常是整夜坐在床上无法躺下来睡觉，甚至往往无法正常呼吸。而为了让陪伴他的人多睡一会儿，他经常是强忍着疼痛不吭一声，实在忍不住了才会轻轻把我们叫醒。
洋洋虽然自己生了病，但他常常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在上海中山医院动手术期间，我们帮洋洋请了一个护工姓施，我们都叫她小施。按中山医院当时的规定，一个护工帮助护理一个病人一天是40元护理费。如果她能忙得过来病人也同意的话，她也可以同时护理同一个病房的几个病人，但在收费上就要相应降低标准。
护工小施当时不仅护理着洋洋，隔床的一位老人因一时请不到护工，在征得我们同意后也请小施帮忙护理。虽然小施的护理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洋洋动手术后那几个晚上都是我们自家人在护理，洋洋怕影响小施的休息，每次人不舒服了都没有喊她。还有一段时间小施老家来了人，她常常要请几个小时的假去陪他们。但洋洋临出院我们要给小施结算护理费时，洋洋一定要莎莉按护理一个病人的标准付费给小施，尽管那个老人家属所付的护理费要比我们付的低。
事后洋洋对我们说，小施家在农村，孩子正在上学，多付点钱给她是应该的。
洋洋患病的最后一段时间是住在医院的抢救室。有一天晚上抢救室里手忙脚乱地送进来一位老农，是县里来的。他的儿媳妇陪在旁边，说老农原来就有心脏病，本该在家好好养病，因家里实在太穷，只能继续在田里干活。今天就是在田里劳作时突然病情发作而连夜送到医院来的。
他的媳妇还告诉我们，家里好不容易凑了1000块钱，老农的儿子还在家里想办法借钱。可是当晚医生就告诉她，明天要赶快送钱来，钱已用完了。他的媳妇一听当场就哭了起来。
由于家境贫寒，再加上走的匆忙，老农的家人来医院时没来得及带上任何的东西。当时洋洋插着氧气管正在输着氧气，看到老农的窘状，用手示意我拿些点心和矿泉水给他们。第二天老农转了病房，洋洋还几次问起老农的病况。
一个人患了癌病，家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瞒着他，生怕他心理负担太重而影响治疗。
一开始，我和莎莉也是没有直接把病情告诉洋洋，直到要在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我们觉得再瞒着洋洋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毕竟洋洋是个有文化也是会思考的年轻人。
果然，洋洋对自己的病情其实了解得很清楚，对病魔有可能带来的结果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到了治疗的后期，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要再带我去求医问药了，我明白我自己的病是看不好的了。比如像xx官当的这么大，而且动用了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资源，也没有保住生命；再如xxx钱赚了这么多，而且还削发为尼遁入空门，最终也没能把病治好。
洋洋说这话的时候，那种冷静的表情、看空的神态让我暗暗感到吃惊。甚至在洋洋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恐惧，担忧的竟然是我和莎莉的晚年由谁来照顾的问题，并一直责怪自己没能尽到做儿子的一份责任。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我的泪水就会止不住夺眶而出。
洋洋在中学时期就提交了入党申请，加入党组织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洋洋的年龄并不大，但他对信仰的执著和坚守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著名作家王安忆一次请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生命基因的洪国藩老师去给她的一位患病的朋友讲课。洪国藩问她：你这位朋友的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王安忆很奇怪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洪国藩解释说：唯心的世界观对患病的人比较好。
记得省肿瘤医院的刘医生也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个领导干部癌症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期，起初情绪很不稳定，后来听了朋友的劝告信了教，临走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平静。
我一个学生信的是佛教，知道洋洋得病后几次来看望他，并想动员洋洋皈依佛门。在洋洋所住的医院里，也确实有不少的病人临终前信了佛教，他们在告别这个尘世时都显得比较平静。我这个学生建议我做做洋洋的思想工作。犹豫再三，我还是跟洋洋把这个意思说了，但是洋洋就是不肯。洋洋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我就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
洋洋从小对人就很友善，待人也非常真诚，所以他的朋友很多，从小学直到大学与同学的关系也都相处的非常好。
洋洋患病后，经常有同学来看他，给他送来鲜花与礼物，甚至有一段时间要不是我们的劝阻，他们还想在校园内或社会上发起为洋洋治病的募捐活动。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与洋洋告别的仪式上，来了将近百来个同学，其中既有洋洋小学时的同学，也有洋洋中学时的同学，更多的是洋洋在福州大学时的同学与在厦大读研究生时的同学。这些同学大多是从全省各地甚至是省外专程赶回来的。望着一个个哭红了眼睛的同学，我在心里为洋洋默默流泪的同时，又打心眼里为洋洋感到自豪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