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活动，不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活动，而是为将来做准备。——谷鲁斯
我小时候在王林施村常见到的古物大多非常实用，只有风筝和竹蜻蜓是纯粹游戏的（城里的孩子也能玩它们）。虽然传说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数学家阿契塔①就发明了风筝，但一般认为，风筝是亚洲人玩的一种游戏，尤其在中国、朝鲜、日本和马来亚一带，而发源地当首推中国。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和公输子都制作过木鸢，西汉初期的名将韩信为了率兵攻克一座皇宫，放飞一只风筝测量距离，以便他的工兵适时挖通地道。虽然这两个故事都难以证实，但风筝最初的用处在军事上却无异议。有一则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南朝梁武年间（549年），京都建康（今南京）被围，守城者放出风筝，把他们的险境通知了驻扎在外地的军队将领。
如此说来，风筝在中国出现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了。与此同时，风筝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活动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并由宫廷传入民间。8世纪的敦煌壁画中就有风筝的图像，而有关风筝的文字描述则出现在10世纪的典籍里。风筝与五代后汉的隐帝以及后汉高祖皇后的弟弟李业的名字相联系，其中李业堪称风筝的玩家，或者说是风筝制作工匠。
据称李业首先把竹哨系在纸鸢的翅膀上，放入空中后被风吹响，发出铮铮的声音，乍一听好似筝鸣一般，风筝的名字由此而来。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70回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各种风筝和玩法，他还写过一部图文并茂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从理论和技术上详尽地叙述了风筝的制作过程，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直到16世纪末，风筝才由一位西方旅行者带到欧洲，却被迅速应用于科学实验。在气球和飞机诞生以前，人们就已经把风筝送到空中记录气象资料。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曾把一枚金属钥匙挂在风筝线上吸引雷暴，证实闪电就是电。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人发明风筝是对飞行的鸟的一种模仿。英文里的kite既是风筝，也是一类鹰科猛禽——鸢的通称。
在航空史家看来，风筝是最早的飞行器，这正是像我这样的小孩子迷恋它的一个原因。除了风筝以外，我孩提时代还有一种玩具游戏——竹蜻蜓，欧洲人把它叫做“中国陀螺”，就如同他们把数论中的孙子定理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一样。竹蜻蜓的历史和风筝一样古老，他应该得自人类对蜻蜓飞翔的观察。
竹蜻蜓的制作在古代中国比较复杂，按照李约瑟博士的描述，由两组各四片羽毛和弓形的旋转弹簧构成。我在王林施村玩的却很简单，外形呈T字，横的一片像螺旋桨，当中有一个小孔，孔中插着一根笔直的竹棍子，当用两手搓转这根竹棍子时，竹蜻蜓便会旋转着飞上天，而当升力减弱时又会落回地面。
值得一提的是，竹蜻蜓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启发了一些人的思想。据说，空气动力学的先驱、第一个试飞成功滑翔机的乔治·凯利一生都对竹蜻蜓着迷。这位被后人誉为“航空之父”的英国人在仿制和改造竹蜻蜓的过程中悟出了螺旋桨的工作原理，他的研究直接推动了飞机研制的进程，并为西方的设计师带来了研制直升机的灵感。而莱特兄弟小时候，父亲也给他们买过一个竹蜻蜓，哥俩十分喜欢，并仿制出不同尺寸的竹蜻蜓。
如同本文开头所言，我们在王林施村玩风筝和竹蜻蜓纯粹是为了娱乐和自我放纵。不过，我没有玩过立体的箱式风筝③，只有平面风筝，且主要是六角形和菱形两种，也没有试图将它们叠加起来放飞。我们玩的竹蜻蜓也因为是单层的，与箱式风筝并无相似之处，后者给予飞机设计师最初的灵感，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便是双翼机。遗憾的是，我自个不会做风筝，我母亲也不会做（但她给我买过一只竹蜻蜓），因此我一般看别的小朋友们玩，他们的父亲或兄长会做风筝。当小伙伴们玩腻或累了，也会借我玩。
晒谷场是风筝起飞的好地方，然后我们便撒腿跑向田野，沿着稻谷中央的田埂或池塘的堤岸，等在高空飞稳定了，再回到晒谷场。如果手中的线不幸断掉，风筝可能会飘得很远很远，到一望无际的橘林，甚或永宁江上。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仰躺在田埂或池塘边，看着蓝天之上的风筝，也不失是一桩美妙的事情。而在城里头，我不难想象，可怜的小朋友们只能在广场或操场上放风筝。
在动物学家看来，游戏行为应该是不由自主的，尤其在哺乳动物和鸟类身上最为常见，它也是未成年的动物学习成年行为的一个过程。举例来说，小猫的游戏行为主要是练习捕食技能，追逐球和绳的动作用以训练追踪猎物的本领，而蹦跳动作可以培养扑捉飞蛾的能力。马、牛和其他有蹄动物有时会无缘无辜地来回奔跑、追逐和尥蹶子，而狗用进攻姿势来诱使同类参加争斗游戏。
至于马戏团或游乐场里的动物，它们的游戏行为并非出于本能或自身的需要，而是受到人类的驱使、威胁和诱惑。即便是人类自身，游戏也有隐藏的目的。例如，小女孩给布娃娃喂饭，可以看作是将来做母亲的一种联系；男孩子在一起做打仗的游戏，也可以看作提高占领本领或心理素质。正因为如此，德国心理学家卡尔·谷鲁斯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游戏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活动，不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活动，而是为将来做准备。”
谷鲁斯的理论解释了游戏为何会形成对抗的气氛，大家一争高下、一赌输赢。不仅牌戏这类最常见的成人游戏有竞争性，甚至放风筝也是如此。在王林施村，孩子们相互比较谁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这里面有个技巧，就是要尽量使自己的牵绳处于对手的上方。根据李约瑟在中国的观察，有的人甚至在一根分叉出来的绳子上粘上碎玻璃或碎瓷器，以此割断处于下方的他人的风筝线。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避免风筝在高空的纠缠，但也未免太狠心了。
除了放风筝和竹蜻蜓，以及前文提到的捉红蟹、滚铁环以外，王林施村好玩的游戏还有很多。这些游戏大多在别处也可见到，例如男孩子玩的抽陀螺、打弹子、造房子、摔烟牌等游戏。不过，我本人擅长的“挤灰堆”却较为罕见。秋收过后，稻杆主要用来铺猪圈，多余的则在晒谷场上烧成灰，以便撒回田里给土壤增肥。但在撒灰之前，有一段农闲时光被我们用来“挤灰堆”或“占山头”。玩时一个人站在灰堆顶上，其他人依次往上冲，把顶上的人拉下来取而代之。这类游戏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一种巧劲，在推搡中保持平衡，就像篮球比赛中的争球。
相比之下，“抓青蛙”最有橘乡的地方特色。这事得先从“捡橘叶”说起，活塞风箱的燃料是柴火和煤。在平原地带的王林乡，柴火、木炭甚或煤都是比较昂贵的物质，连生火用的废旧报纸也不富余。因此，每逢大风刮过，家庭主妇们纷纷前往橘林里捡飘落的叶子，它们晾干后可以用来烧火。而遇到节假日，孩子们也常被派去干这个活，有的跟着母亲和姐姐，有的是和同学们结伴。
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捡橘叶这项计儿了，正如他们无法想象如何通过卖牙膏壳和橘皮来换麦芽糖。捡橘叶基本上是一件无趣的体力活，捡时双腿蹲地，随着手和身体移动到叶子更多的地方。通常我们会带着一个簸箕、一副扁担、两只麻袋或两只箩筐，先把叶子一片一片地捡到簸箕里，待满了再装入麻袋。麻袋过半时就开始下压，直到塞满两只麻袋，再用扁担挑回家里，那通常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有时我们也带着笤帚，把橘叶扫到沟壑里再捡起来，但那样会夹带着泥巴。
既然无趣，我们只好成群结队，以便通过聊天来打发时光。当然，我们不会在同一棵橘树下，而是在相邻的两棵橘树下。橘子树一般紧挨着，但有时也会隔着一条几米宽的水沟。水沟不满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的岸边蹲着一只只青蛙，它们离开水面不过几厘米或十几厘米远，离开地面则有半米多。一旦有风吹草动，青蛙迅速跃入水中。这就提供了一个大白天抓青蛙的机会，我们不用任何诱饵来垂钓，也不用等到夜间拿手电筒照，而只需要一副自制的渔网。
那时候我们只知道青蛙味道鲜美，不知道它是保护动物，因此现在说出来也无妨。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事先我们准备好直径七、八十厘米的圆圈，一边套上渔网，样子就像一个圆锥形。小伙伴们兵分两路在水渠的两岸，当一个人看见对方堤岸下面有青蛙，便用手势告诉准确的位置。同伴瞄准那个位置后，拿起渔网猛然下扑，青蛙见到后立即作出反应，准备逃生却自投罗网。可以说，用这种方法捕捉青蛙十拿九稳。
不过，孩提时我也做过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一直被同学和亲友们耻笑。那事发生在1973年春天，我刚满十（周）岁，正在读五年级。有一回，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城里看电影，遇上一条大马路（可能是劳动路）正铺设柏油路。那时村里只有石板路和泥路，即便在县城也是第一次改建。我看到滚烫的沥青被浇在马路上，待凉了以后再用压路机压平，就成了一条平整的马路，心中十分惊奇。
那时我们书包里东西很少，也没有固体胶、单（双）面胶之类的学习用品，我对沥青的粘度产生了好奇。这种好奇心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但在某些人身上并不明显。乘着没人注意，我从施工现场挖到了一小块沥青，在用手指反复交换触摸以后，最后把它贴在前额的发梢上，想试试它的粘度。
没想到，那块沥青粘在头发上再也扯不下来了。没办法，回到王林施村后我只好瞒着母亲用剪刀把那缕头发剪掉。结果呢，直到夏天来临，前额发梢上的那个缺口仍没有合拢，甚至于到照相馆拍毕业照时依然存在，看起来比掉了两颗牙齿还要搞笑。如此一来，这张一寸大的小学毕业照反而变得有意义了，它是我童年时代渴望游戏、向往外部世界的一个佐证或纪念物。
①阿契塔（公元前400-前350），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数学家，数学力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是他的挚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引用了他的定理。
粮食
早晨去上学前，我准备好饭盒和米，还有两只小玻璃瓶，一只盛着猪油，另一只盛着酱油。——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