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为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的缘故，老四在我印象里是个不错的排行。——题记
四姨是我母亲五姐妹中最漂亮、最有学识的一个，本来也应该是最幸福的。大姨和二姨我连照片都没见到过，她们是外公的原配夫人所生，如果活着，该有一百多岁了。母亲在姐妹中排行数第三，也是外婆的长女。接下来便是四姨，她比母亲年轻四岁，如今也已年过八旬了，是母亲兄弟姐妹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可能因为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的缘故，老四在我印象里是个不错的排行。
前文提到，母亲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南田岛上有个送到大陆读书的女孩，回乡探亲时因为打扮时髦引得乡邻议论纷纷。外婆因此认为女孩子书读多了不是件好事，便让她终止了学业。这使我想起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萨摩斯岛（比南田岛略大），古希腊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出生地，该岛位于地中海最东端的爱琴海，与亚洲大陆最西端的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近在咫尺，恰如南田岛与亚洲大陆最东端的中国沿海之间的距离。
当年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和巴比伦等地游学回来，披着长发，穿着裤子（古希腊人崇尚裸体），很让岛上的乡邻看不惯，尤其是不能接受他的言谈举止。这无疑是岛民的保守心态使然，他们不让自己的孩子就读毕达哥拉斯创办的半圆学校，他只好永远离开了故乡。毕达哥拉斯后来移居到亚平宁半岛，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园，形成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想必也在毁灭希腊的罗马人中间播撒了文明的种子。
幸运的是，轮到四姨读完小学时，南田岛的社会风气变得稍许开明了，她因此得以继续升学，念完了初中。不过，也只是到此为止，岛上没有高中。可是，四姨年轻时是一个有强烈进取心的女性，上个世纪50年代，她通过自学，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她在天台县做文教干部，相当于如今颇为吃香的公务员吧。之后，她成了五姐妹中惟一的大学生，也是惟一跨出省界的。四姨后来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历史这门专业，是受到了三姐夫，也就是我父亲的影响。可是，当她大学才读完一半，我父亲就变成了“右派”。
多年以后，我携家带口，驱车到苏北小城江都看望四姨。当天晚上，妻子悄悄地对我说，如果四姨嫁给你父亲，可能是比较圆满的。她说得有道理，四姨不仅在形象和学识上超过母亲，更主要的是她的性格豁达、脾气温和，比起母亲来更容易相处。除此以外，四姨还擅长画国画，并在晚年以此为乐。可是，姻缘的问题是不能这么简单推断的，尤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
本来，四姨有许多机会选择男友，她在南大读书期间担任班长一职，社交面比较宽广。但四姨上大学以前工作过，年龄偏大，个人问题迫在眉睫，有点像如今戏称的“剩女”。最让四姨抬不起头的是，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当过国民党兵的小哥又身在海外。
那时候，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需要填写上百份甚或几百份含有家庭出身栏目的表格。可以想象，在“有成份论”的年代，如果一个少女出身不好，那么她在填写那张表格的时候就会不安，不愿意让同学或同伴看到，即便别人原先已经知道。久而久之，美丽聪明也会变得没有自信。四姨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因此她想找一个根正苗红的男友，以便日后有棵大树做靠山。
姨父正好满足四姨的这个要求和条件，他出身贫农，本人还参加过新四军，算是一个老革命了（他上大学想必和今天的奥运冠军一样免试）。果然，姨夫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只遇到过一点小波折。虽然姨父比四姨年轻两岁，这对同班同学在大学期间还是确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前夕，两人领了结婚证，四姨的一生就这么决定了。
小两口先是分配到武汉一所大学做老师，可是不到一年，因为姨夫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他们只好离开大城市，双双返回姨夫的苏北老家，在长江边一座叫大桥的小镇（隶属江都县）做了中学老师。没想到的是，四姨在那里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江都位于扬州城东，京杭大运河在城南汇入长江，因此那里也成为南水北调的起点。据说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引排能力在亚洲名列前茅，并因此成为扬州近郊的一个游览胜地。在历史上，江都和扬州密不可分，远比临安和杭州的关系密切复杂。
扬州或江都已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且与“九”有缘。先是隋开皇九年，改吴州为扬州，至唐武德九年，扬州州府移至江都县。自此，江都和扬州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清雍正九年，江都县分为江都、甘泉两县。民国时期，又将江都、甘泉两县合并，称江都县。直至1949年，又设立了扬州市，原江都县划分为扬州市、江都县、邗江县，江都复归属扬州。
正如杭州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美名，扬州也有“淮左名都”、“富甲天下”之誉。不仅如此，扬州和杭州一样，也留下了历代诗人颂扬的名篇佳作，并让游人铭记于心。这一点并不容易，别的城市导游手册上也有古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文字，可是游人一般看过即忘。
以唐朝为例，那时的扬州是南方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原一带乃至全国的文人雅士所向往。从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到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从徐凝①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到皮日休②的“谁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大大提升了扬州的魅力和知名度。
这其中，李白和皮日休的诗分别写的是扬州城和大运河，而杜牧和徐凝的诗咏的是瘦西湖。说到扬州的“瘦西湖”，不得不令人想起杭州的西湖。为瘦西湖起名的果然是一个杭州人，他叫汪沆，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诗人，他的藏书在江南也颇有名气。汪沆无意于仕途，也与民国年间修建在西湖边的汪庄无关，他和当时杭州的许多文人墨客一样，经常往来于扬州（别忘了有扬州“八怪”）。
在一次游览了扬州风光之后，汪沆信笔挥毫，写下了一首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从此，“瘦西湖”的大名便风行天下。可是，在我看来，她后来的衰落也因为此名。本来，瘦西湖颇具特色，但她的风景与杭州西湖放在一起就不能比了。
不过，在我的童年，扬州和江都的吸引力一点也不比杭州逊色，就因为四姨的缘故。四姨是我的第一个通信对象，我不记得童年还和谁通过信，给我寄过礼物的小舅通常由母亲单独写信联系，而四姨给母亲的信函中会夹带着她写给我的小段文字，有时甚至会是一张单独的便条。四姨也是我的“春节老人”，如果我写信问她要什么礼物，她保准会答应并做到，比如铅笔盒和书包，比如钢笔和乒乓球拍。
遗憾的是，在幼时随母亲去南田岛看望外婆之后，考上大学之前，我再也没有见过四姨。那不仅是因为路途的遥远，还有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即便外婆去世那会，四姨也没有回南田老家。这当然不能怪四姨，甚至连同在浙江的母亲也不敢前去探视或送别外婆，因为那是在文革最残酷的年代，她们自身难保，而外婆偏偏又是地主婆。我的堂姐告诉我，她父母（我的大伯和伯母）去世那会，她也不敢回家，怕地主的帽子转戴到她头上。
1979年元月，我大一的寒假来临。一天上午，太阳已升得很高，在挤了一整个夜晚没有爬上火车（辅导员因此挨了校系领导的批评）之后，15岁的我终于在警察的帮助下，在济南车站登上一列南下的客车。那时火车非常拥挤，济南又是过路站，即便有了车票，如果没有足够的力气或帮手，是挤不上去的。那年我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苏北小镇大桥过了春节，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四姨，以往照片上见到的倩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二十年间，我曾四次造访四姨，后面三次，她家已经搬到江都县城，住在县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宿舍内。四姨经过多次返聘以后，终于从副教授岗位上退休了。姨夫依旧爱唠叨，他的性格耿直率真。因为娶了地主的闺女，姨夫原本光明的仕遇到挫折，退休时屈居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他们育有两个儿子，化工学院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老二正是当年和我一同去南田觐见外祖母的那位表弟。
文革结束以后，四姨也曾两次回到浙江，与我母亲团聚。姐妹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这才发现，原来母亲一直在她们姐妹中间起主导作用，虽然妹妹的学识远高于姐姐。这是由个性的差异引起的，四姨性格比较随和，她的婚姻也一直比较稳定，至少未出现过大的波折。记得有一次，我陪四姨去南田岛，见到了众多的亲戚，包括传说中的舅母，原来她是四姨的初中同学，四姨还是她和小舅的红娘呢。
当然，四姨必然领着我去参拜外公外婆的墓，那是在樊岙村后面的小山坡上。还有小舅公，他跟着我外婆一起从黄岩宁溪来到南田，终生未娶，小舅公的墓和我大舅舅母的墓都在外公外婆的墓后头。同时我也得知，爷爷奶奶在终老以前，返回了温岭老家。
也是在那次旅途中，四姨告诉我，外公的原配夫人留下的一子两女中，大姨、二姨和大舅与外婆年纪相差不大，她要处理家里的关系十分不易。外婆自己又育有一子三女，还要帮助外公打点生意，等到温州的小姨母出生时，已经不堪忍受家庭的重负和精神压力了。外婆狠了狠心，把小姨闷在木桶里。没想到第二天揭开桶盖，小生命依然存活，无奈之下才将其抚养成人。虽然小姨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却是智商和生活能力有些偏低，这是她的个人和家庭不幸的主要原因。
记得有一位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作家一生所写的文章里有一句话能让读者记住，那么这个作家就算是一个不错的作家了。我记住了这句话，但却忘记了这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四姨不是一个作家，但她讲过一句让我不会忘记的话，她说，“女人年轻就是漂亮”。而根据我的观察，女人的美貌和青春是因为丈夫或情人珍惜或有要求才得以长久保持，也与她的艺术理解力或善解人意与否有关。
让我深感不安和遗憾的是，四姨和母亲这对经历了80年风风雨雨相互关爱、始终保持密切书信往来的亲姐妹，却在暮年因为一件小事闹不愉快，那时她们已无力修补关系了。我在感叹生命无奈的同时，也曾想到过，这是逝去的时光留给她们最后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