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县城生活对我来说，是从村庄到省城之间的一个必要过渡或驿站。——题记
如果以黄岩城关为中心，2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就可以把我人生最初14年的生活全部划归进去了。不仅如此，还可以分得再细一点，院桥、樊川、委羽山在南面，新岙在西面，王林施和王林在北面，山下廊和山头金在东面，我居住过的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恰好绕着黄岩县城转了一圈。这其中，院桥最大，是一座小镇，但我的记忆却最为淡漠。
1977年夏末秋初，在和母亲一起度过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以后，我终于要返回我的出生地——黄岩县城了。因为父亲半年以前就承诺过，他已准备好一套木匠工具，一旦我高中毕业，他将会亲自传授我将来赖以养家糊口的木工手艺。
这是我出发上大学之前最后一次迁移。与以往几次不同，这回是我一个人，没有母亲同行；不需要雇佣农民伯伯和手推车，只需要带上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甚至，也不需要走太多的路，从山下廊坐上内河客船到县城，再走上十几分钟就可以抵达父亲任教的县中。这条航线以前我走过好几次，但这回两岸的景色似乎更美，内心也有了愉悦的感受。我将成为县城里的人，这个感觉还真不错。
父亲之所以想要教我木匠活，而不是他的专业历史或具有同等水平的英语，我想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后者当时不能用来养活自己。可是，等我真的来到了黄中，他又埋头于自己的教学工作，迟迟未向我展示他的木工技能。或许他在期待着什么，或许他只是找个借口想我到他身边。我因此得以悠闲地过日子，偶尔也做做勤杂工，就像从古到今一个学徒需要做的那样，泡开水、打饭菜、拖地板、倒痰盂，等等。
多数时候我们吃食堂，但有时晚餐和周末，父亲也会亲自下橱，做几道小菜。那样的话，买酱油醋、收拾饭桌之类的活计自然也归我了。而到城西县城惟一的菜市场采购，则一般由他亲自出马。如同《水井》一文里所写到的，那会儿，我特别愿意被派遣到学校外面的那家小卖部。
父亲空下来的时候，很乐意把我介绍给他的邻居和同事。他们中有人或许会这么想，老蔡这个儿子像是捡来的。也有人早听说了我的棋艺，其中两位主动发出了邀请，并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我的棋友。可我却没有再和父亲下过棋，双方都不曾有过提议。遇到父亲的学生们来访，他也会介绍我们认识，他们中有的已经毕业多年。更多的与我年纪相仿，他们当然是在校生。这样的温情淡淡的，却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除此以外，我还有很多空闲，就在黄岩城里东游西逛了。
有一次，我在主要大街青年路上走着，刚好遇到一支送葬的队伍，两旁围着许许多多看热闹的市民。我不由生出好奇心来，使劲钻到里面。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我发现，送葬队伍里居然有好几个不男不女的人。他们都很年轻，说男的吧，却穿着花衣裳，说女的吧，却剪着和男生一模一样的短发。终于，有一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告诉我，她们都是从京城里来的女孩子。
原来，那位不幸早亡者是县人武部部长。他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两个弟弟在北京做大官，那几个丫头都是部长的侄女。即便如此，我还是十分惊奇和感叹，我以前可是从没有见过如此俊俏的女子，心想敢情女孩子都应该把头发剃掉才好看。由此看来，我对简练事物的好感很早就有了，应该是在数学和诗歌训练之前。它就像一把奥卡姆剃刀①，存在我的头脑上方，把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去掉。因而当后来我发现超现实主义艺术时，一拍即合。
更为离奇的故事还在后头。有一天黄昏，我从大街上散步回来，走到黄中校门口时，恰好遇见一伙人急匆匆地往外走，还推着一辆平板车。车上躺着一个异常美丽的女子，口吐白沫。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却和几个小孩子一起，跟在后头看热闹。不到一刻钟，我们便一起赶到了第一医院。原来仅仅因为父母不同意她的恋爱，那女孩子就喝下了大半瓶敌敌畏。经过全力抢救无效，医生宣布了她的死亡。那时候，离开高考恢复大约只有一个来月了。
我目送着那辆平板车进了太平间，心里徒然升起一丝恋香惜玉的感觉。这是那次台风之后我看到的第二具尸体，心情竟然截然不同。
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自杀女孩的父亲做过黄中校长，当天她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她的父亲升任校长是在50年代后期，刚好接替了我父亲的职位。个中的因果关系不难推测，我父亲不会自告奋勇成为“右派”。虽然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后来还是和他的小儿子，也就是那位死去女孩的弟弟交上了朋友。我们的友情一直维持到同时考上大学，各奔东西才慢慢淡化了。
现在看来，县城生活对我来说，是从村庄到省城之间的一个必要过渡或驿站。此前，我虽然来过县城很多次，但基本上都是匆匆路过，最长的一次才住了一个星期，就是母亲住院开刀那次，也是忙着奔波于学校和医院之间。这一回，我终于有机会在这里住下来，成为一个城里人了。但邻居们还是以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我，除非我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当然，那也是我后来自己分析的，那时我还年少，考虑不了那么多。
相反，我对周围投来的目光总是予以亲切的回报。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我填写过的众多表格里，籍贯栏里每回都写黄岩。虽然按那时的习惯，应该是温岭或象山，因为这两处才是蔡家祖居的地方。我继续着自我探索。有一天，我突然走进了县总工会的大院，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和里面播出的黑白图像。
虽然早在1929年，英国的BBC就开始试播电视，1936年正式开播，北京电视台（后改名CCTV）也在大跃进开始那年（1958）开始播出，可我的确没有听说过电视这个玩意。那次邂逅（当然）让我吃了一惊，原来除了露天晒谷场和电影院里的银幕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小巧的活动图象，但我已记不得具体的节目和画面，甚至也记不得到底是电视台的节目呢还是播放录象带。
黄中校园边上有一条河流，通向我的母校樊川小学，也是我后来好多个夏天游泳的地方。可是，它的水流实在太凉太急了，有一位老师的孩子在河里游泳被淹。相比游泳，我玩的更多的是篮球，黄中有一个水泥球场，那是山下廊村那个半场泥地无法相比的。尤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出一身大汗再冲个凉水澡非常惬意，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只不过改冲热水澡了。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我忍不住有些得意地告诉父亲，打篮球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说到打篮球，也有一件趣闻。那时黄岩城里已有灯光球场，就在我比赛象棋的体委大院里头。有一天晚上，县篮球队和驻台州部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我约了一个球友去看。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一个漂亮的进球让我永生难忘，主队有位个子不算高、理小平头的队员从中线开始运球，直到罚球线附近，然后连续两次转身180度，高高跃起把球直接送入筐内，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从此我记住了这个球员的名字，他后来考上省城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步步高升成了家乡的父母官。将近30年以后，我应邀回黄岩参加橘花诗会，有一天，我和南非诗人罗伯特驱车到宁溪山里，探访外婆的老家王家村，这才发现当年我崇拜的那个篮球队员与我外婆竟然是同族的乡邻。
在中国历史上，“县”可能是使用时间最久的行政区划单位了，至晚在周朝便已存在，一直沿用到今天。周时县甚至大于郡，这一影响波及甚广，即使到了今天，县在日本仍是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郡在县之下，通常只管理几个町或村。而在中国，秦以后县与郡便互换了位置，县隶属于郡了。后汉以来，郡成为州的下级行政单位，形成了州、郡、县三级机构，与如今的省、市、县一致。
在古汉语里，县有远、悬殊之意，原因恐怕是县与京城距离比较遥远。《汉书·高帝纪》里有“县隔千里”之说，此处“县隔”或“悬隔”意思是相隔很远或差别很大。虽说县官是父母官，但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里，县官的形象通常比较糟糕，例如杜甫的诗句：县官急索租（《兵车行》）。相比之下，作为农村居住点的村，给人的感觉向来比较温馨，出现在古诗里也显得尤为亲切。比如，“牧童遥指指杏花村”（杜牧《清明》），“柳岸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究其原因，乡村里有着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诗人和艺术家一般生活在喧嚣的都市里，偶尔看见秀美的景色，容易触动灵感。可是，要说到创作这些作品的诗人或艺术家来，那还是县城或小城市长大的居多。比起省城或首都的孩子来，他们更有抱负，而乡村孩子需要接纳的观念又太多了。仅以赵丹和赵无极这两位艺术家为例，他们在我眼里是20世纪中国最出色的演员和画家。从1921年至1933年，这两个从未谋面的赵家男孩均在长江边上的小城南通生活并接受教育。
但是，我的故乡黄岩却没出过什么文化名人，除了南宋诗人戴复古。虽说自古以来就比较富庶，有民谣为证，“黄岩熟，台州足。”朱熹老先生在黄岩播过种，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黄中毕业生里，有好几位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但都是科技专家，且从人数来看，院士大约相当于古代的进士。前文曾提到，相邻的临海县杜岐村王士性一家就出了五位进士。
因为这个原因，几年以前，黄岩中学出资，创办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叫《橘乡文苑》，邀请一位曾在黄中读过一年书的台州籍女作家题写了刊名。这样的努力值得鼓励，我每期收到一册，但从发表的作品和办刊趋向来看，与发刊的初衷和目标仍有差距。
那年国庆节，我回到了江口中学，母亲非常高兴，问长问短，尤其是父亲的一言一行。虽然我们只分别一个月，却已是最长久的一次。三天的节日过完以后，我又多停留了两天，之后，漫无目的地回到县城。原本打算继续我的探索，没想到的是，到了10月21日那天，父亲突然兴奋地告诉我，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了。
①奥卡姆剃刀，即“除非必要不得增加实体”，系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他在《箴言书注》写到：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金榜
父亲发现，徐迟提到的三位数学家中，惟有潘承洞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讲师。——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