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灾难的发生都是由于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布莱斯·帕斯卡尔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成就被认为是“费尔马大定理”的证明，任何一个知道毕达哥达斯定理的人都能理解这个定理的含义，简而言之，如同费尔马本人所表述的，“不可能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次幂的数之和。”费尔马如今被誉为“业余数学家之王”，1601年，他出生在法国南方，在方济各会修道院学习以后，担任图卢兹议会上访接待室的法律顾问一职。费尔马的仕途颇为顺利，很快成为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有资格以德（de）作为姓氏的一部分。可是，这并非他的雄心所致，而是当时蔓延欧洲的腺鼠疫帮了忙，幸存者被提升去填补死亡者的空缺。
这场鼠疫也被称为黑死病（BlackDeath）。大约开始于1346年，其发源地众说不一。有人认为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因十字军东征传播到其他地区；也有人认为起源于南俄罗斯或中亚，先是向西经由亚美尼亚到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同时由一条远航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商船携带到亚平宁半岛和西欧，并多次骚扰英国。稍后，它又向东传至中国，据有关的文献记载，中国的死亡人数多达1300多万，包括因为社会动荡造成河堤失修和洪水泛滥淹没的乡镇人口。不过，这只是欧洲死亡人数的二分之一，而当时欧洲的总人口才一亿，其中意大利和英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牛津大学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学生）。
这场灾难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并时有反复，前后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这与当时的医学水平、交通媒介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疏远不无关系。鼠疫爆发的时候，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塔图已经在中国，当他返回到大马士革时才初次遇上。假如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那么这一滞缓就更容易理解了。16世纪初，由于美洲贵金属的发现，引起了欧洲旷日持久的物价上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波及到利沃夫——基辅以西五百多公里处的乌克兰城市。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在其伏尔加河畔的故乡喀山发表了划时代的工作以后，由于信息不流通和语言的障碍，十多年以后，这项研究成果才被西欧的同行知晓，并差点被年轻他九岁的维也纳工程兵中尉鲍耶抢去头功。
1652年，鼠疫再度在法国南方徘徊，这一回甚至一向深居简出的费尔马也染上了，他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一位朋友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同事宣告了他的死亡。但没过几天，这位朋友又在给一个荷兰人的信中纠正道：
前些时候我曾通知您费尔马的逝世。他仍然活着，我们不再担心他的健康，尽管不久以前我们已将他列入死亡名单之中……
信中没有出现任何道歉的字眼，显而易见，类似的差错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费尔马后来又活了13年，直到64岁时，他到邻近省份的一个小镇执行公务，不幸染上另一种疾病去世。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由于仕途的顺利不必为生计担忧，以及对社交生活的适时回避，使得费尔马安心地从事业余的数学研究，并最终成为17世纪法国最有成就的数学家。
鼠疫（Plague）和天花堪称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两种传染病，有趣的是，它与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仅相差一个卷舌的辅音字母。鼠疫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和它们身上的蚤类传播，它本是一种地方性兽疫，但当病兽大批死亡，蚤类另觅宿主，人被叮咬后即可感染。起初，鼠疫只是散发，时机成熟以后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大类，前者病例较多，也相对温和，费尔马感染上的即属此类；后者发病很急，传染性极强，临床表现为支气管肺炎、肺水肿、虚脱或脑损伤。
当席卷欧洲大陆的那场鼠疫于1664年通过英吉利海峡上的轮渡再次抵达英伦时，腺鼠疫转变成了肺鼠疫，危害也达到了顶峰。所幸的是，它被大西洋所阻隔，没有抵达美洲。当时的欧洲城镇受害大于农村，修道院受害又大于居民区。由于鼠蚤出没无常，即便有权有势的人也难以幸免。在西班牙，阿拉贡王后和卡斯蒂利亚国王死于鼠疫。在英国，公主在出嫁西班牙途中死于波尔多，坎特伯雷相继失去了两位大主教。在法国，阿维尼翁（当时教皇和教廷所在地）的法庭成员减少了四分之一。
当鼠疫抵达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兼诗人彼特拉克不仅失去了庇护人，也失去了他深爱着的缪斯——劳拉。但这是一场纯粹的单相思，至今无人能考证出劳拉的确切身份，犹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谜。彼特拉克本人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分成两卷，即《劳拉在世时所作》和《劳拉死后所作》，那是从心灵里吐露出来的既明晰又意在言外的爱和忧伤，是几个世纪以来锤炼得最完美也最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对欧洲来说，这场鼠疫的后果既是多方面的，又让人意想不到。首先，它使得战争停止，贸易和经济衰退，但那只是暂时现象。更久远的影响是由于大量农民死去而让耕地荒芜，劳力的短缺迫使地主通过提高工资等手段挽留佃农，这给长期以来僵硬不化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种新的流动性。自那以后，欧洲各国的农民起义便层出不穷，这使得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有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为17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方便之门。
其次，黑死病的阴影逼迫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们更多地去考虑死亡和来世。这除了充分反映在文学、绘画作品中以外，还促使人们转向对生存含意和神秘主义的探索，天主教教会也逐渐失去了它在（意大利以外）拯救人的心灵方面的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为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创造了良机，他的理论核心是人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的信仰，他并身体力行地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教规。
可是，这场鼠疫在历史上既非第一次，也不是范围最广的一次。1894年，鼠疫突然在中国广州爆发，在随后的20年间传遍亚、欧、美、非等60多个国家，死亡达一千万人以上。在中国当时受波及的主要为南方各省和香港，仅云南省就有10万多人死亡。此次鼠疫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创造了历史之最。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家养动物也在其中。不过，控制也比前几次迅速，因为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和检疫隔离措施，使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进入了科学阶段，最终比较快地结束了流行。
鼠疫杆菌的学名叫耶尔森氏菌，耶尔森（1863-1943）是瑞士出生的法国细菌学家，早年就学于洛桑大学和巴黎大学等名校，后受聘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1890年，耶尔森到印度支那开始了四年的探险生涯，恰好遇上鼠疫大爆发，随即来到香港，不久即与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2-1931）几乎同时发现了鼠疫杆菌。次年，他又制成了治疗鼠疫的血清。之后，耶尔森返回了越南，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这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据说是他首先把橡胶树引入印度支那，使天然橡胶成为今天越南的支柱工业。耶尔森在河内创办了一座医学院，在中部庆和省的首府芽庄创办了专攻细菌学和微生物学的巴斯德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直到在那里去世。
2003年，在没有任何征兆或警告的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传染性肺炎（SARS）迅速蔓延到五大洲30多个国家，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为甚。虽然一度人心惶惶，但是，有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保障，在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下，这场疾病的死亡率和物质、精神方面的损害都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时至今日，我仍有两个疑问想留给流行病学专家和细菌学家。其一，为何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广东会再次成为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的策源地？其二，为何当萨斯病魔依然在附近地区猖獗的时候，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越南能够率先摘掉“非典疫区”这顶帽子？